当代中国绿色政治建构：理念、制度与实践的探索
张英魁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276826)
摘 要： 中国的绿色政治从内涵和外延上均超越了西方的绿党政治与生态政治，既包括了人与环境的生态化以及人与社会的生态化两个维度，又凸显出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动力的中国特色。在绿色政治的理念层面，包含了将生态文明融入执政思维的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在制度层面，把生态问题纳入到政治制度体系当中，形成以环境为对象与内容的制度设置以及政治制度体系之间关系的有序化；在实践层面，包括政治系统的生态化建设实践以及政治生态建构的实践，具体体现在制度制权、反腐建设以及廉政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 绿色政治；执政思维；政治制度；执政实践；生态文明
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到“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核心规范作用”[1]，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并阐释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再到“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3]。可见，绿色政治理念已经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并逐步赢得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在政治制度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逐渐形成了由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构成的基本权力结构，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协调与均衡，同时也对横向权力结构及其配置进行调整与重构。这种以制度化为总体特征、以执政党建构为核心动力，并把生态化的内容与思维融入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过程的政治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用绿色政治模式来概括。绿色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的一个总体发展概括，涉及到权力关系调整与安排的政治层面，同样也包括公权力在社会运行的行政层面。我们对这一种新思维、新范式的把握，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维改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安排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生态化与科学化的三个维度来加以分析。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理念、制度与执政实践三个层面的理念创新与实践创新，构成了中国绿色政治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结构。
Michael等用三种可以公开获得的软件：RESRAD-BIOTA、R&D128和ERICA评估了德里格(英国塞拉菲尔德后处理厂附近)海滩沙丘对周围生物的辐射剂量。作者以在沙滩中测量得到的90Sr、99Tc、137Cs、238Pu、239+240Pu和241Am的活度浓度为依据，计算了一系列生物体内的活度浓度和剂量率。通过和实际生物测量结果的对比，作者发现影响计算结果的主要是转移系数。
一、绿色政治理念：执政思维的生态化
以社会建设生态化和政治建构生态化为核心的绿色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成果的过程。
(一)环境的恶化与梯度发展理论的困境：绿色政治理念形成的客观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多地是诉求于经济的生产效率与增长速度，生态问题并未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那时对西方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严重环境问题，同样也缺乏一种历史反思意识。由于污染起初是以整个生态系统或生产系统中的局部问题来呈现的，影响的人群、区域都十分有限，加上公众对环境问题长期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梯度发展的模式更加重了生态的恶化。梯度发展理论所诉求的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排序(1) 梯度理论是在国家或大地区经济开发中，按照各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期逐步开发的理论，由中国学者夏禹龙等根据国外“适应理论”变异而成。 。在最初，经济的发展模式使资源优势梯度的区域获得快速发展。此时的资源优势其实包含了牺牲环境发展的某种逻辑。当然，这种优先发展与梯度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不无关系——以环境换发展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中国经济诉求快速发展的阵痛与必要代价。当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发展，进而以此为动力推动社会向更为均衡与系统发展时，除了发展速度、发展区域与发展产业的系统布局，均衡配给与发展之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其作为重要的公共问题的呈现，动力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共理性对发展问题的认知及回应；二是现实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及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诉求。在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区域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逐渐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建构转型。这种发展战略的建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与执政理念的变化：生态文明的基本观念，逐渐进入执政的观念之中。
(二)从社会生态化到政治生态化：绿色政治理念的突破
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之前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优化作为核心理念的一种新发展。“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4]，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当前政府运行的状态时，提出了优化政治生态的论述，把生态作为一种有序、协调、融合、并内在蕴含自我发展动力的观念，与政治权力与政治领域的运行状态、政府官员的工作与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表达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生态政治学范式的政治生态观。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5]；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建议稿进行谋篇布局”[2]。其中绿色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中国在长时间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凝结，是生态发展相关理念的一个理论概括与思想深化，也是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动力塑造绿色政治生态。所谓生态政治观，就是借助环境与生态两大分析对象，来探讨与分析其制度建构与运转机制对政治权力与运行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在政治发展过程之中，如资源、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作用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绿色政治就是当前中国执政的一种具体的生态政治观念，其已形成两大核心理念：社会建构生态化理念与政治生态建构理念。
绿色政治制度的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党政权力规范与运行的全方位与全过程，这包括生态化的党建制度体系、协商民主制度的探索、中国特色法治体系、权力监督的制度体系以及国家治理的相关制度。在绿色政治制度的微观层面，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次与各领域，这包括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制度、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吸收借鉴与发展制度、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绿色社群关系与社区发展制度。具体来说，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绿色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绿色政治建构的宏观理念与思维指导下建立的具体生态保护制度。从当前生态保护与生态发展制度建构来看，这一制度体系包括了生态源头保护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区域规划制度六种制度。
(三)中国绿色政治理念的层次与内涵
此二者共同形成了中国绿色政治制度，在实现中呈现出一种绿色制度规约、治理与引领政治权力运行、政治权力目标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状态。而与西方绿党政治与生态政治学的基本诉求不同的是，绿色这一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结合，已经突破了“政治——环境”这种单一关系，不仅把生态问题与政治权力运行二者之影响与互动，在理论与实践上将政治制度融入生态制度之中，同时把生态化的思维与中国建设实践二者有机结合，这种理念落实在当前以党建制度、法治体系与权力制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就形成了绿色政治的制度体系——其范围包括了人与环境、人与社会这两个维度，形成了自然生态与政治生态的二维生态结构。同时，绿色政治制度也全方位涵盖了中国“五位一体”社会建构的制度框架。
二、绿色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生态化
绿色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制度体系的生态化状态，突出表现为制度建构的科学化与可持续性，以及政治制度具有自身的纠错能力。中国绿色政治的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制度的生态化以及政治制度之间有序化的关系，政治制度生态化以公共权力制约制度建构与公共政策完善为主要内容。
(一)公权力的本质及其溢出效应：绿色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绿色执政实践首先表现为执政行动的生态化。这种执政行动的生态化使自我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具体行动不仅在绿色政治理念与绿色制度框架下，实施确保其符合依法执政与法治行政基本要求的同时，对具体的执政行为方式、权力的具体分配与权力执行的资源配置，以及实现自我公共职能时保证执政与施政行为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要求、政德要求，同时也符合行为与社会系统之间良性的互动原则——这种互动既要求确保执行主体与社会系统自身的良性有序发展，还包括两者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建构。尤其是在执政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的执政实践之间的相互抵牾甚至冲突之时，或者在执政行为具有高度自主性时，要求执政行为不能以任何现实功利的根据而违背基本的政治原则与政治规矩，遵循绿色政治的核心价值原则，始终以绿色、民生、服务、可持续作为自我的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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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间的张力：绿色政治制度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指出，“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德。当干部的，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9](P11)。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的生态制度体系逐渐得以有效建构。在“从严治党”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这种规范公权力的有力举措推进以前，虽然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对环境问题下大力气加以控制与治理，但在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中心论、GDP本位主义的驱动下，国家对环境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无效治理的情况。这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战备与环境治理战略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直到规范公共权力这一基础得以确立之后，这种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张力就在根源或基础层面得以化解——可以说，经济发展的利益导向、环境破坏的力量以及治理环境的政府力量三者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权力生态，就在于各种权力都缺乏有效的约束，都在极力的扩张，哪一种力量的内在驱动力强大，就会使其他力量成为弱势与失效——政府治理环境的力量在旧有的发展中表现不力，其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公共理性首先诉求于中国发展的生态安全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的社会建构总体格局中，把生态上升为紧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高度，生态文明从对环境问题的治理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之中，使中国绿色政治制度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一是人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制度，二是人与社会环境协调的制度生态化，“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10]。三是生态制度体系与其他制度体系之间的协凋机制。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与制度有关。绿色政治中人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制度体系，是中国绿色政治制度的基础。完善的绿色制度体系建构，是治理当前突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态问题的保障，也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矛盾，规划建构生态绿色中国的依托。人与环境协调的绿色政治制度，核心在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力结构的优化，以及作为国家主人身份的个体能够有效表达自己意志，并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制度优化，也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1]。
(三)绿色政治制度建构的层次与设计
政治制度要实现生态化，有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制度建构中，把生态问题纳入到政治制度体系当中，形成以环境为对象与内容的制度建构；二是政治制度体系之间关系作用与运行过程的有序化。这一维度是生态观念融入政治制度建构过程的具体体现，其结果是政治制度体系中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和谐有序的关系。从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的过程来看，这种绿色政治制度还表现为制度设计的科学化与广泛的民众参与、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透明化以及高效率、制度运行过程中的民众广泛的支持程度及其运行结果的人本主义与民生主义。
将所谓的痕迹管理纳入读者服务中，侧重于深度挖掘在以往服务读者中留下的痕迹以及在今后注重痕迹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并非是事无巨细的统统留痕迹，而是有所侧重的该留的必须留，可留可不留的不要留，需要深挖的下大力气深挖。总的来讲，主要是对痕迹的利用。
在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与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但一般治理腐败的思路是沿着规范公共权力执行者的行为与提升其政德水平这两条路径展开，对产生腐败的公共权力根源并未有充分认识。“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8]，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的思想。这不仅仅是对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深刻揭示，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认识的深化与突破——虽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公权力在本质上与人民是一致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其一致性会被个别人、个别事务所削弱，因此必须借助于制度化的方式，把“权力制约权力”的观念落实到以制度制约权力的体制建构之上。正是有了对公共权力认识的深化以及“以制度制约权力”的这一关节点，绿色政治制度体系才有了最为根本的保障——所有制度体系的效能及其自我纠错能力的建构，必须以有边界、受到充分限制与制约的公共权力作保障。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是中国绿色政治得以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全面从严治党”同样也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论演进的形态上，表现为梯度发展观念的转型，呈现出明显的优先发展理念——先进型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系统的和谐观——永续发展观——生态文明系统融入发展观——绿色发展理念——绿色政治理念的生成过程。从“三个代表”到“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架构与理念本质仍然是政治理念的转型。按照社会发展理念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层次来分析，政治理念的生态化是中国系统发展理念的体制建构部分，包括了权力结构优化、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生态化发展的思维与观念——这是一种对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创新与发展，我们用“绿色”来概括这种对“生态”观的超越。这种绿色政治理念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社会建构之中对环境问题有续发展的观念，同时也包括对全球与中国生态环境进行国家治理，以及承担应有职责的观念；二是在政治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有序化、制度安排的科学化、公共权力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融合。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概括当代中国的绿色政治理念：其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承担充分责任，并在自我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构建起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此为绿色政治的环境治理维度；其二，中国共产党既注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价值，以制度建构为核心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中心任务，塑造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此为绿色政治的文化发展维度；其三，以“制度制约权力”思想为核心，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动力与战略安排，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现实抓手，以协商民主模式在政治生活中的探索与运用为努力方向，以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为框架，来积极营造良好的公共权力运行状态与政治生态，此为绿色政治的政治发展维度。
三、绿色执政行为：执政实践的生态化
绿色执政行为具体表现为政治系统的生态化建设实践与政治生态建构的实践。政治系统的生态化建设，包括了立法实践、创制实践与公共政策实践及其三者之间有效协调的运行状态的生成；政治生态建构的实践，表现为对政治系统中的腐败、政治系统中存在的破坏系统的力量、政治系统中不符合生态系统的制度，进行自我净化与整合优化的实践行动。同时，无论是政治系统的生态化，还是政治生态建构，都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融合与优化共生。在立法实践中，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是在十八大以后中国立法实践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对立法体系进行了优化，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各种法律之间的关系更为协调。其主要体现有：“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民主评价体系。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三是推进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制度的建设”[13]。在公共政策层面，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行为更为科学化，在法治与民生原则的要求上，公众的呼声与诉求能够得以更为及时的回应，同时公共关注的重要问题能够得以及时进入政策议程。这在整个政治系统的优化方面起到了制度保障的作用。可以说，立法实践是绿色实践的法制保障，没有立法实践的生态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绿色政治建构的实现。
(一)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的融合：绿色执政行为的目标
执政行为是指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诸种实践。绿色执政行为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系统的执政实践中，治理环境问题，解决人们迫切的洁净的空气、水与食品等关键性的社会需要，这成为执政实践的核心构成，是党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必要途径。二是在执政过程中，各层次的公共权力的运作实践之间形成公共权力的合力，使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差异而形成的分属不同部分的公共权力，最终形成统一融合的执政实践体系，这即是生态化的执政实践生成。这一生态化的执政实践生成的过程，并不是把相关权力简单相加与汇总，而是把相应权力进行重组与建构，以发挥其最大效能，最终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用权为民，心存敬畏，要慎言慎行慎独慎微慎初慎终，守住公与私的分界线，依法治国依法治权，让权力在安全性内运行”[12]。
在绿色政治理念与绿色政治制度二者共同的规约与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逐渐趋向于实践上的生态化。
(二)执政行动的生态化：绿色执政实践的基础
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以全社会之代表的形式通过强制力保障实施。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人民来执掌这种公共权力。“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6]所以，从公共权力的本质及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二者关系来看，人民的权力由人民的先锋队来掌握，这二者具有同一性与一致性。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7](P483)但是，不可避免地，公共权力也存在着自身扩张的本能，以及公共权力掌握者个体受自我利益与情感的影响，使得某些公共权力掌握者对权力的滥用——这也就是说，公共权力属于人民，但在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权力溢出效应，这种溢出对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侵害，突出表现为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当然，良好的绿色执政行为依赖于绿色的政治体制与制度，但并非制度的生态化、必然化决定执政者行为的生态化，绿色执政行为并非是绿色政治制度导向的必然结果——因为执政主体是具有自我经济理性的行为主体，具有规避制度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张力与制度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及局限性相互遭遇，执政行为突破绿色政治制度的约束就会成为可能。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注重绿色政治制度建构的同时，也关注到执政行为的规范与决策。因此，中国绿色政治行为就构成了一个行为体系：基础是绿色政治的经济基础建构实践，要求环境得到充分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有限的经济发展资源，这种经济发展实践自然也就成为绿色执政实践的基础性实践。在国家治理的行为中，也就逐渐生成了其他多种社会公共事物治理的相互协调的实践。也就是说，绿色执政行为在总体上，是由绿色经济建构实践，再到国家治理实践，形成了一个集经济、政治两大维度的绿色实践体系。
乔十二郎坚定地说：“我知道对方很强大，是石头，但我不是鸡蛋，也是石头，比他坚硬，比他顽强。最有利的是，我这块石头在暗处，而他在明处。”
(三)执政党建设的生态化：绿色执政实践的保障
绿色执政行为体现为执政党建设实践的生态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一个核心的战略就是执政党建设，其建设仍然按照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与能力建设等核心维度展开，形成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践。执政党建设的生态化，核心在于，一方面是强化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是自身的政党现代化建设。“从严治党”基本涵盖了党员的角色强化、组织管理规范化、党员的工作风与生活作风建设以及党作为个体与群体的行为规范，把党组织建设由党组织本身延伸到整个社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去规范、监督党员的行为。这在一方面克服了党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党员监管缺乏社会维度的问题，也在另一方面使得原有的监督能够具体实现。从原来的治理思维来看，基本上忽视了党员干部的社会生活层面与社会思想层面的管理。而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的权力影响力是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的，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公共领域，缺乏对党员社会生活的监督与管理，无疑会使在形式上的公共职能之外的领域、时间与空间中，寻租现象多发——这是现实治党的力量在这一场域缺失的结果。而“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切实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的重要举措，之前存在的治理权力与监督权力的社会盲区被消除了。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在时空维度上看，已经基本涵盖了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也涵盖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两个维度，因此，这种系统化的政党治理实践，就是一种系统化的绿色治党实践——所有权力、整个过程与所有领域都有对党员干部及公共权力的监管与控制的现实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克制各种滥权的可能。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政党现代化进程中规范化政党建构的基础阶段，也是党建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只有规范化的政党，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我们衡量现代化政党的标准，既去评价其能够达到的最高治理水平，也必须考察其规范化程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党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越小，其滥用权力的底线越高，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政党的规范化程度越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深刻认识到了这一关键点，以“全面从严治党”突破了整个执政党建设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政党建设走上了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供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覆盖项目立项、设计、实施、验收、管理等环节在内的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每项水利资金都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严格使用管理。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的中央投资和省、市配套资金，在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办公室设专户管理，实行市级报账制；县级自筹资金在县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办公室设专户管理，实行县级报账制。对妇基会的专项百事慈善资金加强管理，属于工程部分全部用于项目，采取水务局到妇联报账的管理办法。
(四)绿色政治实践的建构维度
政治生态建构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制度约束，使权力在法治的规约下运行。这已经从之前的重点关注权力滥用的惩处，发展到了关注公共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预防权力滥用成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其二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反腐实践，这种反腐实践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就是政治生态之中自我净化的过程——无论是处于系统的哪一位置，掌握怎样的系统中的权力，只要是破坏或腐蚀系统的力量，必然要被消除出系统；其三就是依法进行的廉政建设。惩处腐败仅仅是一种事后查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系统的自我净化。廉政建设则是以系统能力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旨的实践活动。廉政建设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公职人员的思想意识、执政能力、社会行为的规范与约束，最终形成一种拥有良好的党风、政风与有效运行的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生态。政治系统内部以法治化作为绿色政治系统建构的核心，而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绿色政治必须确保政治系统与系统环境二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形成一种良性的政治建构与政治管理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政治系统的建构不仅需要在绿色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实践进行探索，更要关注政治系统与系统环境共同作用的更大的政治系统——政治生态。中国政治生态的建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生态环境的意涵，更是一种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描述。政治生态主要是描述总体的运行态势，而绿色政治的核心在于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现实运作的状态。由此，绿色政治不仅仅着眼于以往重视的宏观理念的建构与整体的把握，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注意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与作用过程。从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后者也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与关键性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绿色政治的重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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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Green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dea System and Practice
ZHANG Ying- kui
( School of Marxism , Qufu Normal University , Rizhao 276826, China )
Abstract: Green politics in China has surpassed the western politics in bot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which means both ecological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human and society. Our green politics highlights the comprehensive strictly governance in Party as the core power. The green political philosophy means tha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clud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system level,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are put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 as the object and cont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practice, it includes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specifically in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 corruption and clean government.
Key words: green politics; ruling thinking; political system; governance practi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A8；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 2019) 05-0080-07
收稿日期： 2018-05-07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绿色政治研究”(16AWTJ08)；国家林业局软科学研究项目“由经济主导到生态战略形成：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林政史研究”(2013-R11)
作者简介： 张英魁，男，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