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管理论文,目的地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风险管理理论，经过80年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并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而旅游风险的研究则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全球旅游业遭遇了世界范围内能源危机的严重冲击，引起了有关学者和组织对旅游风险的关注。如世界旅行研究协会(The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将1974年年度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旅行研究在危机时代中的贡献”。[1]此后的30多年中，全球旅游业不断遭受战争恐怖主义、政治动乱、经济危机以及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的冲击，因而旅游风险及危机管理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当代中国，旅游业被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被认为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优势。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都被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被赋予很高的期望。作为对外界环境具有很强敏感性的服务产业，旅游业也面临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及安全风险因素的威胁。然而，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所潜藏的这些风险因素，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有一些地区过分关注旅游发展的经济意义，导致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风险加剧。目前有关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何开发其生态、文化资源，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而对于旅游发展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则缺乏必要的思考。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各类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是当代学者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
本文将对国内外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和梳理，力求比较客观地反映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参考。
一、国外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就研究成果的集中程度来看，国外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关注较多的几个方面依次为危机事件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等。
(一)危机事件风险
特定危机事件所引致的旅游风险是国外旅游风险研究领域关注最多的一个方面，恐怖主义、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战争及政治动乱、经济危机等危机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由于邓冰、吴必虎、蔡利平在2004年发表的“国内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一文中对2002年以前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已进行过全面而详尽的概述[1]，这里主要对2003年以后的研究进行分析。
一直以来，旅游目的地和游客都是恐怖袭击的目标之一。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恐怖分子不是“是否”会袭击旅游目的地，而是“何时、如何以及做了怎样充足的准备”来袭击。危机管理框架的提出对旅游管理部门落实相关措施有帮助，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防范恐怖袭击。Alexandros P.，Beverley A.(2007)的文章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以对16位恐怖主义和旅游业研究专家的访谈结果为基础，提出了目的地导向的反恐策略框架。[2]Richer(2003)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所引致的旅游风险，对国际旅游遭受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旅游风险。[3]如Leah Cioccio,Ewen J.Michael(2007)对2003年遭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东北部林区大火危害的中小企业进行了研究。文章披露了小企业的脆弱性，认为他们应对灾害的措施太过于墨守成规。文章还总结了一些可用于避免发生类似情况的教训。[4] Deanne K.Bird,Gudrun Gisladottir,Dale Dominey Howes(2010)则分析了冰岛南部火山风险和旅游业的关系，以及在建立有效的火山风险减灾措施方面，应急管理部门面对的挑战。文章采用问卷的形式调查了游客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灾害知识、风险意识以及面对卡特拉爆发的潜在应对行为。调查结果表明，游客缺乏灾害方面的知识，旅游从业人员则有强烈的风险意识。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以确保灾害、风险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信息的传播。[5]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全球经济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如Raab & Schwer(2003)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拉斯维加斯博彩旅游业的影响。[6]
(二)生态环境风险
有关旅游与生态环境风险的研究时间比较早。1976年Carl Krog分析了早期的环境危机。自2003年突尼斯杰尔巴岛召开的气候变化和旅游的关系国际会议后，很多学者对旅游业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7]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旅游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风险。如Thiel D.，Jenni-Eiermann S.，Braunisch V.等(2008)的研究认为，很多国家牺牲环境的可持续性来发展经济，旅游业带来的过度消耗能源、交通、用水以及废弃物处理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温室效应。他们的研究还阐述了“3S”旅游对滨海区域的影响，并列举了旅游业在不同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事实。[8]Zahedi S.(2008)的研究则致力于揭示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他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德国黑森林南部滑雪旅游项目对野生松鸡的栖息地以及肾上腺皮质状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滑雪旅游对野生松鸡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很有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建议管理者保护松鸡所在的森林，使其远离旅游设施。[9]
(三)旅游健康风险
如前所述，公共卫生事件(如“SARS”、禽流感、食物中毒等)发生地往往会因为危机事件的发生导致入境游客锐减。另一方面，旅游者在特定旅游目的地的旅行也会增加自身的致病风险。针对后者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旅游风险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旅游与一般传染性疾病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旅游发展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及艾滋病风险。
Swaminathan A.,Torresi J.，Schlagenhauf P.等(2009)研究了国际游客返回后肠道疾病(IGD)的发病风险。[10]他们对1996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25 867位国际旅游返回游客的统计分析表明，肠道疾病(IGD)在国际返回游客中的发病率为29％，其中女性游客的发病率高于男性，且长时间旅行、特定病原区域附近的旅行经历都会增加肠道疾病(IGD)的发病风险。Schmid S.， Chiodini P.，Legros F.等(2009)统计了1992年至2005年期间来自9个国家的印度旅行者的疟疾发病情况，结果表明印度旅行者的疟疾发病率由1992年的万分之九十三下降至2005年的万分之一十九，即印度旅行者的疟疾风险在大幅下降。研究还表明，导致印度旅行者的疟疾风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旅游者采取的应急自我治疗策略、咬伤预防以及药物预防等疟疾预防措施。[11]Enk M.J.，Amaral G.L.，Costa E.Silva M.F.等(2010)对2006年假日期间在巴西Belo Horizonte地区租用过乡村旅馆的38位游客的深度调查表明，巴西乡村旅游增加了血吸虫病的发病率。[12]
Bisika T.(2009)则研究了马拉维旅游发展的性健康、生殖健康、艾滋病风险。他在经过定性、定量的调查和分析后认为，马拉维的旅游从业者处于高风险的艾滋病、性病和意外怀孕之中，应该考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对待。文章还建议为他们提供广泛的艾滋病防治、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13]Linda K.Richter(2003)的研究也认为，全球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关于预警和建议机制、国际组织的政治意愿以及大多数国家海外旅游业重要性的研究表明，随着国际联合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协调机制的作用正在消退。文章最后尝试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议程。[14]
(四)旅游安全与保险
尽管在实践中旅游保险早已成为旅游产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关于旅游保险的研究成果较少。除了世界旅游组织1997年出版的“旅游保险与安全：目的地的实践措施”一书外，直接以旅游保险为研究议题的仅有Yoel Mansfield 2005年发表的论文“旅游、安全与保险：旅游企业管理”。它从旅游企业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安全与旅游保险的相关问题。[15]此外，Bensoussan D在2010年对太空旅游风险的研究中也提出要设计针对太空旅游者的保险。[16]
(五)旅游者的风险感知
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旅游者对风险的感知和反映。如Eitzingera C，Wiedemannb P.(2007)从风险类型的代表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一个山地旅游目的地Tyrol地区本地居民的风险认知。[17]Boksbergera P.E.，Biegerb T.，Laesserb C.(2007)则从财务、绩效、身体、心理、社会、延迟等角度对航空旅行者的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并以人口统计特征为区分变量分析了航空旅行者的旅游风险认知差异。[18]
(六)其他
特定旅游产品的风险管理问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Natan Uriely; Yaniv Belhassen，2006； Carl I.Cater，2006；Yusta A.I; Monge E.C; Vega A R，2008)。[19-21]
二、国内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进展
得益于中国国内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社会主义中国一直以安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受到国际旅游市场的青睐。相对而言，中国旅游受战争、恐怖主义、政治动乱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较少。因此，国内旅游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也有别于国外，而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旅游企业经营风险管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关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风险研究较为欠缺。此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关注目的地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生态风险。而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5·12”地震都给中国旅游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使得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突发事件引发的旅游风险，旅游危机管理日渐受到重视。总体而言，在旅游目的地风险管理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几个方面包括：生态环境风险、危机事件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和旅游安全风险等。
(一)生态环境风险
国内学者对目的地生态环境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湖泊、江河、海岛等水域旅游地及自然保护区等方面。
1.湖泊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风险
文军是国内较早研究目的地生态环境风险的学者。他在2004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了千岛湖旅游开发中面临的外来生物入侵、城镇化加速、地貌及景观破坏、物种多样性受影响、“四害”(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等生态环境风险，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22]同样以湖泊景区为研究对象的还有苏金豹、王丽梅、马建章(2010)。他们采用样方与踏查法从多样性信息指数、旅游影响系数、伴人植物比例、植被覆盖度四个方面对兴凯湖旅游区的湖岗游憩区、游道的植被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主游憩区游客的集中程度和频度是植被干扰的主要原因，而在游道区域植被破坏则主要来自于先期施工。[23]
2.江河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风险
苏振(2006)对漓江风景区的研究，将目的地生态风险分析和评价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从旅游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划分目的地生态风险源，并采用Delphi法，从生态不利效应严重程度、发生可能性两个方面，对漓江风景区面临的八项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评价结果表明，等级最高的风险是水质下降、河床挖沙及不当捕捞，其次是季节性缺水和旅游船舶造成的河岸冲刷。[24]
3.海岛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风险
李淑娟(2010)是较早研究海岛旅游开发生态风险的学者。她通过对案例地崇明岛的研究指出，海岛旅游开发的生态风险主要来自于旅游开发建设、旅游娱乐项目、旅游服务业发展及游客活动等四个方面，提出应从开发建设管理、旅游环境管理、旅游规划及立法、环保意识教育等方面来降低、控制风险。[25]
4.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风险
尤海涛、王豪伟(2005)，吉良新、秦志玉(2009)则关注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他们都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进行风险分析，后者还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对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发展风险进行评价。[26，27]
(二)危机事件风险
尽管最早对中国旅游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是1989年的“6·4”风波，但中国学者对旅游危机的研究却要晚得多。将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将其分为针对特定危机事件(如“SARS”、“5·12”地震)的研究、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研究以及理论层面的研究等三个方面。
1.针对具体危机事件的研究
2003年“SARS”爆发后，《旅游学刊》在第一时间组织专栏刊发了魏小安、付磊，张骁鸣、戴光全、保继刚等人的文章，对“SARS”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判断和分析。[28]刘丽、陆林、陈浩(2009)等分析了四川“5·12”地震不同阶段(发作期、延续期、痊愈期)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并对震后旅游目的地形象品牌塑造提升提出了建议。[29]李锋(2010)采用试验控制法，对四川“5·12”地震后潜在旅游者的旅游从众度变化过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此为依据得出了危机事件后旅游负反馈阶段和正反馈阶段旅游从众度的变化规律，为目的地危机事件后期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30]
2.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研究
李景宜(2003)分析了1989—2001这13年中重大政治事件、武装冲突、经济危机、恐怖事件(具体包括1989年“6·4”事件、1991年海湾战争、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科索沃冲突、2001年“9·11”事件等)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除1989年外，其他危机事件发生当年中国入境游客接待量和外汇收入均呈增长态势。[31]李锋(2009)从危机所造成的旅游损失程度、危机影响的旅游生命周期、危机后旅游补偿性恢复的反弹力等方面比较了1989年的“6·4”风波、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水和2003年的SARS疫情等4次危机事件的影响差异。[32]
3.理论层面的研究
就理论研究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危机的影响机制、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等方面。如李树民、温秀(2004)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33]侯国林(2005)对旅游危机的类型、影响内容、影响范围和影响机制，创建了旅游危机时期潜在旅游者风险决策模型和旅游危机管理的模型。[34]孟维娜(2006)则对旅游业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机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旅游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概念模型(见图1)。该模型由预警、信息、紧急处置和善后协调四大机制和相关资源、基础条件、应急处置方式和保障支持方式四项支持条件构成。[35]叶欣梁、温家洪、丁培毅(2010)提出了目的地自然灾害管理框架，该框架确立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处理等旅游风险管理四阶段的重点工作。[36]
(三)社会文化风险
国内学者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讨论较多，但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对此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仅有文军和刘筏筏的2篇文献可见。文军(2005)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旅游一体化会放大目的地恶性事件的负面影响。同时指出，伴随旅游开发产生的主客矛盾、恶性竞争、经济纠纷、文化冲突、恐怖主义、旅游犯罪等风险因素应该得到重视[37]。刘筏筏(2007)则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旅游扶贫开发的社会风险。研究认为，贫困地区的旅游社会风险往往根源于经济风险。如果当地居民不能参与旅游开发、分享旅游开发的经济成果，则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减少社会风险应从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着手，并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多种方式。[38]
(四)旅游安全风险
伴随着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目的地景区的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体育、漂流探险等特种旅游的安全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较多的方向之一。
1.体育旅游的安全风险
周清明、周咏松(2008)通过分析体育旅游中安全风险的易发场合、基础条件、发生机制以及不可抗力因素等其他诱因，归纳出体育旅游中高风险项目的风险成因。[39]徐广海，倪恰亚(2008)经过风险识别后认为，体育旅游的安全风险类型主要有自然因素风险、人为因素风险以及技术装备因素风险，并从风险可能性、风险损失程度两方面对三类风险因素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表明，自然因素风险值最大，其余依次为人为因素风险和技术装备因素风险。他们还从风险规避、损失控制、风险转移等方面论述了体育旅游风险应对措施。[40]
2.漂流旅游的安全风险
林香民、李剑峰(2004)从人、机(即设施设备)、环境、安全管理四个方面构造了包含13个指标的漂流旅游的重大危险源评价模型，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排序。排序结果表明，漂流旅游最大的危险源来自于人，其次是设施设备和安全管理。在13个具体指标中，危险性较高的依次是从业者资格、漂流工具质量和旅游者的健康状况。[41]
3.山地景区的安全风险
李新娟(2010)利用山地景区安全隐患检查表，列举了影响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采用危险指数评价法对山地景区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设计建设阶段、景区运行阶段的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控制对策。[42]
4.综合理论研究
张西林(2003)利用事故致因理论，分析了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的成因，认为旅游安全事故的成因机制是不安全的旅游环境与不安全的旅游行为在同一时空的交叉相遇。因此，应加强旅游安全意识教育、旅游环境及状态控制、旅游者不安全行为控制来预防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43]赵怀琼、王明贤(2006)则分析了旅游安全的致险因子、致险界面以及风险后果，建立了旅游安全风险评价系统，并用图示的方法描述了系统安全评价过程(见图2)。[44]
(五)旅游者的风险感知
一些学者从旅游者感知的视角分析了旅游风险对旅游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如安辉、付蓉(2005)的研究显示，旅游者的主观风险认知取决于风险的定量、定性、消费者个体差异及由犯罪、恐怖主义所引发的特殊风险因素。[45]焦彦(2006)则在构建旅游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旅游者偏好、知觉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旅游者购买决策的知觉风险主要有目的地价有所值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安全风险、交通风险等。但在购买决策的不同阶段(目的地倾向、目的地选择、旅行社产品选择等)各类知觉风险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46]刘春济、高静(2008)以上海市民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旅游风险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在财务风险、绩效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设施设备风险中，游客较为重视的是设施设备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身体风险。调查还证实了游客的风险认知存在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47]
(六)旅游产业的脆弱性
王兆峰、杨卫书是最早研究旅游产业脆弱性的学者。他们在“旅游产业的脆弱性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09)一文中从旅游产业资源禀存状况、产业结构与客源结构、旅游产业市场结构、旅游集群发展水平、旅游危机处理能力、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等八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产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旅游产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48]
三、总结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使人们对其抱持过分乐观的态度，只看到其积极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中潜藏的风险因素。例如，就危机事件风险研究而言，人们往往只有在大的危机爆发、旅游业遭受巨大冲击的时候才关注旅游危机的研究；而在危机过后，人们的关注程度随即下降。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被动式”的研究。在这种“被动式”的研究中，学界尽管收获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仍为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一)旅游风险研究理论基础正在加强，但远未形成理论体系
正如杜江在《旅游产业危机管理与预警机制研究》一书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强调旅游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乃至自然环境的依赖性”。[49]实际上，必然以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为前提的旅游业不仅受到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而且也时时面临着来自旅游业内部不稳定性因素的威胁。这些内外部的因素，在何种条件下会酿成风险事件——旅游风险的触发机制如何?风险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公共媒体、社会公众的角色分配、心理预期、行为模式上有何联系与差异——旅游风险的传导机制如何?不同的风险事件，对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分别产生怎样的影响——旅游风险的影响机制如何?……以上这些旅游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尽管不乏相关研究，但从总体上讲仍略显凌乱，远未形成理论体系。
(二)旅游风险研究方向趋于多元化，但研究内容有待拓展
从研究内容看，社会风险、生态风险和旅游危机管理是国内外学者关注最多的领域。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有研究中有关某种特定类型的旅游风险或某次特定危机事件引发的旅游风险的分析比较常见，以整体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业为视角的综合研究比较少见。其次，关于某类风险或某次风险事件的研究中，有关风险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应对措施的分析比较多，但就旅游风险对不同风险承受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的十分少见。就旅游风险主体的风险承受力、风险控制力进行研究的成果则更是少之又少。再次，由于忽略了风险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就某类风险的防范、控制的讨论多是泛泛而谈，具有针对性的旅游风险治理途径仍有待探索。
(三)旅游风险评价地位趋于核心化，但评价方法需要更新
与其他领域的风险管理研究一样，风险评价也是旅游风险研究的核心所在。大部分的旅游风险研究都注重对旅游风险的不利影响进行分析，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危险预警、风险控制及其他处置措施。在旅游风险的分析、评价研究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定性分析的方法。部分学者采用定量化、实证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可靠性强、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但就对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现有方法的继承、创新而言，旅游风险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例如，近些年来在城市自然灾害评估、公共危机预警、企业风险评估等研究中涌现的新方法——基于未确知数学的风险评价方法[50-53]，在旅游风险管理研究中鲜见分析。此外，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某类旅游风险的危险性?如何评估旅游风险主体能力?如何将旅游风险危险性评估与旅游风险主体能力评估进行综合对接分析?以上这些旅游风险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现有研究尚未提供有效的解决之道，仍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