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以及我国的因应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世界各国论文,措施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近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一起作为人类社会重大发展趋势，有明显加强的现象。二者“互补互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安全、外交各方面均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其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影响。当然，全球化到底会给世界、给人类社会、给每个国家的安全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说这是现在还不可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不过，若只谈其对经济安全的影响，还是可以从经济发展趋势的端倪开始探讨的。
一、经济全球化概念和安全概念的内涵
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差距还相当大。 1995 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第二版）对全球化定义如下：“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尤其专指通过对国外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尚未十分透彻，尤其是对第一产业与服务业的“国际化”的阐述，但毕竟强调了经济“国际化”的基础层面之一——即制造业的“国际化”。彼得·狄肯在1991年出版的《全球变动——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一书中就已经指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活动不仅变得日益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变得日益全球化”。他曾指出“国际化”仅仅是说跨国界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扩大，这并不是新现象。经济活动“全球化”则同国际化有质上的差别，全球化是一种更先进、更复杂的形式，它意味着国际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运作的整合。全球化是比国际化更新的现象，在范围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中，全球化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狄肯的这一全球化观点也被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所引用。对于全球化，狄肯强调的是企业活动或产品制造在国际范围的“一体化”（即运作上的整合）。狄肯还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例如一件由许多个零部件组装起来的商品，其标签所注明的产地，实际上只是产品最终装配的地点。
如上所述的经济全球化的萌芽应该是出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大量涌现之时，但真正“普及”是在90年代初期，因为其时冷战结束，东欧、俄罗斯与中国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市场一体化，即整个国际市场被统一了，（而不再被东、西方阵营分割为“两个平行的市场”）可以进行产品、劳务、信息、资金、人才的流通，于是全球出现了趋向自由市场化的变革。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90年代初全球的信息网络化初步形成。在此两大原因之中，前者为全球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前提条件，后者提供了现代经济全球化所必要的信息高速交流的技术保障。
既然全球化趋势出现的两大原因如上所述，那么，有鉴于信息网络化还刚刚开始不久，鉴于独联体国家、亚非拉国家向自由市场化过渡的复杂曲折性，经济全球化只能是一个刚刚启始的漫长过程。尽管刚刚开始，但全球化已经使学术界感觉到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与关注。从理论探讨角度出发，全球化迫使我国社会各界对安全概念进行深思。
一国安全的具体内容及其重点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紧密相连。（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生产、贸易全球化服务，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其背离生产、贸易并进行独立运作的虚拟资本运动的特性。正因为其虚拟资本的特性，更应注意金融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安全冲击的消极一面。金融全球化既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范围扩张，又表现为多国间资金渠道的一体化。它所产生的前提条件，一是许多原先在涉外资本流通上相对较封闭的国家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二是金融交易的电子化。资本流通的虚拟特征使金融全球化比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走得更快更深入，覆盖的面更广。因此，金融全球化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更频繁的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90年代头7年间， 发展中国家竟出现两场震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
正因为金融危机首当其冲，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对一国安全的概念也有所调整。在冷战存在的80年代，一国的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经济、社会的安全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冷战结束的90年代，一国开始较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安全，其政治安全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形成经济、社会、政治三方面兼顾的新的安全观。当然，新的安全观是一个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广义的、动态的概念，其动态性则要求民族国家不断在政治、社会、经济以至教育方面的政策进行革故鼎新，不断调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
二、经济全球化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演变
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的“一统化”（而不是80年代那样的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使国家的贸易投资管理政策的客观需要程度提高，使以前的GATT（关贸总协定）、现在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和IMF、世界银行集团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展趋势中一类主要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主权国家的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管理政策的施行。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趋于减弱和缩小，国家为达到经济尽可能快速的增长而在国际压力下放弃关税自主权或趋零关税化，放弃调节进出口非关税管理手段和补贴手段，放宽或解除外汇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由此可见，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制度安排的扩大是以那些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上的让步为条件的。同理，从90年代的现象来看，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是以经济方面的国家主权的减弱或缩小为交换条件的。
经济全球化，如上一节所述，在相当大的部分与企业在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管理、投资、营销的国际化与全球一体化不可分离。因此，跨国公司成了经济全球化在微观层次上的基本推动力量。跨国公司以产品、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竞争优势限制或钳制主权国家功能的充分发挥和自主决策。大型的跨国公司有时还能与一国政府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在一张谈判桌边谈判修改东道国的有关投资、贸易政策，在贸易竞争中站在母国一方，向东道国的经济主权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是对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区域一体化的促进性发展，而区域一体化又反过来促使全球化向前跨进一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走在90年代世界前头的西欧诸国的联盟——欧盟，创造了欧元，成立跨国界的中央银行，各国放弃货币政策上的决策主权，开始使用单一货币欧元，为此，还在相当程度上放弃独立的国家财政决策权和利率调节权限，以便使各国的通胀率趋同。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有赖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和缩小。区域一体化的成功之最新最主要的标志即欧元这种统一货币的使用，这显然会有助于降低欧洲与美国、日本等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一体化的成本与汇率风险，从而反过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进一步。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主权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发展趋势，尤其是更多地考虑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长期走势。在冷战结束前的时期，尤其是50年代～70年代的欧美各国、苏联、中国等，国际政治格局和斗争都比较偏重地影响国内的产业政策乃至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则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作为国际环境因素更多地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年度指标。据说，中国政府1998年首次“以变化了的世界外部环境为参考，大幅度调整年度指标”，诚然，这一调整主要的参考系，还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走势。又据说，美国1998年3 次降息的目的之一也包括为国外经济分忧（注：见马晓野.对三个问题的看法.世界知识，1999，1.）。
不过，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总是与一国经济主权的削弱或淡化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可以表现于大胆地、大幅度地开放商品市场、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其影响也可以在现实中表现于实施较强烈、较广泛的国家经济主权——采取重新实施金融管制措施（如马来西亚与印尼）或加强在经济主权方面的干预（如中国香港对汇市和证券市场减弱自由放任政策，首次实行与坚持政府干预政策）。显然，这种民族经济干预主义措施的推出，至少在中短期内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进展步伐起着相当程度的遏制作用。
三、经济全球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助于加强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从而加强了全球性的国际军事安全，使今后二三十年间世界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到接近零点。但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密经济关系又强化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当代信息网络的主导性作用。对于各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可能给一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投资机会与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开放的经济体系，同时也可能给一国带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无情现实。从理论上说，任何一国都有此两种可能，但是实际上较发达的国家在90年代初以来仍然占据着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在资金、信息网络、产业与产品结构、专业人才、对“游戏规则”的掌握等方面，发达国家都具有优势，因此，它们比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体系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内经济管理体系上的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旦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过于迅速、过于开放地进入这一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和信息开放的过程，就很难再完全依照该国的意愿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只有谨慎，才能较好地协调政策开放利益与经济保护利益之间的关系。
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所处地位不一样，处理矛盾的办法也不一样。目前，经济全球化仅仅是一种趋势，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化过程中，其所遇到的根本的矛盾问题是：1.经济全球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矛盾；2.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与传统经济模式和体制积弊的矛盾；3.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相对于虚拟的东西而言，此处的实物还应包括相当广泛的劳务产品。
1.经济全球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矛盾。所谓经济全球主义，就是主张整个世界市场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即主张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自由主义政策，各国政府不应干预。即使没有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同样会有经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因为经济向全球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出现的趋势，而经济民族主义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时就逐渐形成的事物，前者主张所谓国际经济利益，后者主张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前者倾向于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后者倾向于强调经济干预主义，因而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在跨国公司经营一体化形式的经济全球主义的新趋势之下，经济民族主义因国际与国内利益的差异而使这一矛盾有可能更加激化，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这一矛盾更容易显现与激化。
2.上述经济全球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矛盾派生出第二个矛盾，即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与传统经济模式、体制的积弊之间的矛盾。第一对矛盾的激化或强化也就同样激化或强化了第二对矛盾。
3.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马克思时代就存在，但现代经济，特别是伴随着经济活动借助电脑与电子信息系统而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开始，这第三对矛盾就日显严重。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说明，我国也不能轻视这第三对矛盾，也不能光靠对虚拟经济的严格管制而去解决问题。
四、对如何处理上述矛盾的探讨
让我们先来概括这些矛盾的制度性安排有何特点，然后讨论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全球化进程的制度性安排与战后经济国际化过程中制度性安排是相同或相通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就是战后以来的经验。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制度性安排
50年代后的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经过不断谈判、增加成员、改进标准，逐步成为各国贸易国际化进程中全球性的制度安排。90年代形成的、由GATT演变而来的WTO自然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性安排。 从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包括GATT）发展也有其特点（注：除第二点以外，均见马晓野，上引文。）：
1.在全球性市场统一的过程中，以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先导，促进全球性安排的发展。另外，安排是以关税减让为贸易自由化的先导，然后逐步过渡到减少非关税壁垒，补贴等政策措施则在最后处理。
2.在安排中，先是提倡与推行贸易自由化，然后在客观上才能够推动实施国际投资自由化，在推动投资自由化中制造业等部门的投资自由化为先，第三产业在后。
3.法规原则在先，机构安排在后，强制实施最弱。法规制度安排与谈判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方式相辅相成。
4.到目前为止，机构安排已经从GATT发展成WTO。在现行的WTO中，发展中成员虽然享有一些贸易方面的非对等的优惠待遇，但其时限已经显得较短，投资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总的政策表现是干预主义减弱，自由主义趋于加强。在干预主义方面，减弱的是限制性措施，而其中的优惠外商投资的非自由主义却在加强。总之，干预主义在贸易方面有所减弱的同时，投资方面的干预主义却有所加强。这种投资方面干预主义的加强可归于不成文的制度性安排。在这样的制度安排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二）在制度性安排方面我们应采取的措施
1.鉴于制度性安排的第一个特点，我国应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活动。目前，我国已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并且已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但是在如何提高主动性方面尚不足，这里所谓的主动性，主要是指在许多领域努力发挥我国的主导作用。目前许多东亚国家，如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都在某些领域的小组发挥带头作用，而我国却很少见在哪一小组起领导作用。为起较多的带头作用，必须加大我国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具体地说，应该象重视自然科学资金投入那样重视这方面的资金投入。
2.鉴于制度性安排的第二个特点与我国改革开放和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间较短，我国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在行动上应将重点放在贸易自由化上；鉴于制度性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我们应该做到：一方面，在法规原则上基本接受，另一方面坚持我国自己的产业政策。
3.鉴于制度性安排的第三个特点，即非成文性实际制度性安排的特点不利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这种特点同时有悖于投资自由化的精神，我国在坚持贸易上减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同时，还应真正坚持调整、减少乃至取消在吸引外资政策上对外商的优惠，实行国民待遇。前几年，本来宣布要取消的外商投资项目下设备进口免关税的优惠，在内外压力下，实质上并未取消，或者说，基本上没取消，只不过大量并非高新技术的工业项目以高新科技术项目进来，于是其设备进口照样免纳进口税。
（三）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制度
实际上，一个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其经济安全的政策往往显得过于严格和自我封闭。实践证明，在世界经济国际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下的自我封闭式经济安全政策反而导致一国经济基础脆弱，经不起国际市场风浪的冲击，从而最终导致该国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溃。然而，如上所述，一国过于迅速而急剧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在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完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措施仍然很必要。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内容似应包括：保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原则、基本标准以及有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安全部门宜专门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机构，该机构以外松内紧的方式运作。其他涉外的政府部门在操作上宜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重要企业、行业、研究机构等等纳入“国家经济安全保护范围”。政府宜根据有关民族工业和行业、部门的绩效指标（与国外相应对比的指标）以及有关企业等反馈回来的信息，制订和完善有关适合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和国家经济安全法规与“国家经济安全执行机构行政规则”，最终在我国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注：张志超.战结束后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争议.南开经济研究，1998（增刊）.）
良好运转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应把重点放在保障幼稚产业的迅速茁壮成长方面，只要能茁壮成长，就是达到了安全的标准与目的，并不是一味强调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高科技成果，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外商窃走有关技术情报、资料，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不与外商合作等消极防备方面。
在如何处理上述矛盾时，还有以下两点似不能忽视：
1.经济民族主义的消退是很曲折漫长的过程，这种消退的幅度也是有限度的，而且受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抑制性影响。试看今日世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比“政治上的全球主义”何止强大十倍百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在今后长期内难以消失，从广义的成本角度来看，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应该在国际上主张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宜强调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产业相对独立的必要性，并且强调民族经济利益和全球经济利益二者一致的方面。事实上，我们也已经观察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仍然还单纯地宣扬经济全球主义是大势所趋和经济全球主义的巨大潜在利益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已不多见。
2.经济全球主义的增长趋势与绝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高涨是呈正方向发展的。然而，从1998年世界银行召开的发展经济学会议上西方学者们的发言来看，金融危机前的绝对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正朝着有政府必要干预的相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转变，如果这一新动向能持续下去，显然也会对加速推进经济全球主义的言论产生抑制性影响。
总之，那种单纯地宣称经济全球主义已踏上不归之路并没有错，但与此同时还应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宣传今后长期内民族主义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存在和壮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