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误读论文,语境论文,中西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poetics”是一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独立学科。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比较诗学这个学科的内涵，就必须首先从这个学科概念的中心词“诗学”展开讨论。
在古希腊时期，文艺的主要构成是戏剧(主要是悲剧)、史诗和抒情诗三种文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学科研究的外延与内涵上，是以批评戏剧这一文类为主，兼涉诗歌、批评的文艺理论话语。此后，在西方漫长的学术文化传统中，“诗学”指文艺理论这种学理性表述在国际学术界被普遍认同。20世纪90年代少数中国学者在文化身份的定位与认同上，针对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转换如何回避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一观点不影响“诗学”与文艺理论这两个概念作为共通的基础理论术语在学术界的使用。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我们先从英语语境来介绍与纠正一般学者对于“poetics”误读的三个方面。关于“poetics”词条的释义，《简明牛津英语辞典》：“1.the art of writing poetry(写诗的艺术)；2.study of poetry and its techniques(诗及其诸种技巧的研究)。”①《牛津百科全书辞典》释义与《简明牛津英语辞典》相同②。《世界之书百科辞典》：“1.the par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at deals with the nature and laws of poetry(文学批评探讨诗的本质及诸种规律的部分)；2.a formal or systematic study on poetry:Aristotle' s' Poetics' (关于诗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形式或体系的研究)。”③《兰登书屋英语辞典》：“1.literary criticism treat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of poetry(关涉诗的本质与诸种规律的文学批评)；2.the study of prosody(诗体学研究)；3.a treatise on poetry(关于诗的论述)；4.a treatise or collection of notes on aesthetics( 4th century B.C.) by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学[前4世纪]的论述或笔记汇编)。”④ 从上述四部英语辞典对“poetics”的释义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层面的相关意义。
在第一个层面，《简明牛津英语辞典》、《牛津百科全书辞典》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释义及《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释义，均把“poetics”界定为关于诗及其诸种技巧的研究。学术界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时，可以对文学现象进行文体分类的专项研究，如诗、戏剧、小说、散文等，上述释义在定义的倾向性上均把“poetics”指向了作为文体专项分类的诗的研究。在第二个层面，《世界之书百科辞典》的第一条释义与《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第一条释义，虽然是从“文学批评”的视角下定义的，但最终还是把“poetics”界定为文学批评领域中关于诗及其本质与诸种规律的专项研究。在第三个层面，《世界之书百科辞典》的第二条释义虽然提及了亚里士多德的“poetics”,但还是把“poetics”认同为“poetry”(诗)的同位语下定义的，最终还是把“poetics”定义为关于诗的形式或体系的研究。在第四个层面，只有《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第四条释义把“poetics”定义为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学的论述与笔记汇编。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poetics”在学科研究的外延与内涵上是以批评戏剧这一文类为主，兼涉诗歌、批评，实质上这三个方面已经构成了后来文艺理论研究中所关涉的主要内容。史蒂芬·海利威尔指出：“把《诗学》作为一部理论的或哲学批评的著作来看的一个深刻的原因是，《诗学》始终在关注文类的概念及其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在关注个体诗人及其作品。”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诗”也经常被用于指称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所以，亚里士多德把“poetics”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概念提出后，标志着对艺术进行批评的文艺理论在西方学术史上初步建立，又由于18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研究指向的外延与内涵交叉于文艺理论所关涉的领域，因此，《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第四条释义从美学视角给“poetics”下定义时，使“poetics”摆脱了单一的关于诗及其技巧、本质、规律、形式和体系研究的狭隘内涵，“poetics”被界定为一门专指具有学科独立性的文艺理论。
如果从英语语境提取意义，一些学者对“诗学”这一概念误读的可能性往往表现在前三个层面上，一是把“poetics”误读为一门关于诗及其诸种技巧研究的学问，二是把“poetics”误读为文学批评领域中关于诗及其本质与诸种规律的专项研究，三是把“poetics”误读为关于诗的形式或体系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即把“poetics”误读为“关于诗的研究”。显然前三个层面的释义，与当下国际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poetics”定义的理解及《比较诗学概论》对“诗学”定义的使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提及的是，绝大部分英语辞典的释义几乎都把“poetics”定义在“关于诗的研究”这一文体分类上。关于“poetics”在英语语境下的定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的读者或学者把“poetics”理解为“关于诗的研究”，这是正确的，我们称之为“狭义的诗学”概念。但是，当研究主体走进亚里士多德指涉的“poetics”空间中，或走进当下比较诗学研究的空间中，再把“poetics”理解为“关于诗的研究”，这无疑是对“poetics”的误读。
还有一种现象在这里需要提及，西方有的学者也把“poetry”这个术语理解为“poetics”。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书中，雷纳·艾田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必然导向比较诗学的著名论述，从法文翻译为英文的译者就把“比较诗学”翻译为“comparative poetry”⑥。其实，这里的“comparative poetry”在学理意义上指称的是比较诗学，而不是比较诗歌。由于西方学界对“poetics”与“poetry”也存在着术语界限比较宽泛的互用，由此可能会给比较诗学界带来理解上的困惑，为了进一步明晰“诗学”这一术语的学科边界与内涵，我们在这里明确地规定，从普泛的意义上来讲，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领域中，当我们使用“诗学”这一概念时，无疑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它指涉的就是文艺理论，我们称之为“广义的诗学”。并且，指涉诗歌研究的“poetics”与指涉文艺理论研究的“poetics”的差异在于，狭义的诗学只是在文体分类的前提下对诗歌研究的一种称呼，而广义的诗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学科，其研究范围比狭义的诗学宽阔得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西方学界把关于诗的研究作为一个方向来指称时，更多使用的是“prosody”这个术语，而较少用“poetics”。“prosody”一般被翻译为韵律学、作诗法或诗体学，是专指关于诗的研究的术语。
在思维方式与审美心理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艺理论有着较大的民族与文化的差异性，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部分术语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一般倾向于理性、思辨性与逻辑性，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多术语，如比兴、意象、风骨等偏向于悟性、体验性与鉴赏性，因此许多术语在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中有着相当宽泛的间性意义。术语的间性意义是指几种术语意义之间的交叉性，如“诗学”这个术语在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就曾在四个层面的间性意义上被交叉使用。
在第一个层面上，把“诗学”用作“学习做诗”，用当下文艺理论的表述来解释就是“诗的创作”。“诗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在中国学术史上始见于唐人郑谷《中年》一诗：“漠漠秦云澹澹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从郑谷这首诗的整体语境来看，这里的“诗学”一词其意义较之于亚里士多德的“poetics”概念完全是另外一个术语。从“更把前题改数联”这一句来审读，诗人郑谷赋予“诗学”的内涵是指人到中年后，以学习做诗来排遣“愁”中的多情与苦涩。因此，郑谷的“诗学”的意义是指涉“学习做诗”，在这里“诗学”就是“学诗”。元代学者刘祁就曾把“诗学”与“学诗”这两种表述在同一个语义层面上并用：“其论诗，以为世人皆知作诗，而未尝有知学诗者，故其诗皆不足观。诗学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⑦ 顾炎武指出：“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⑧ 顾炎武在这里所指涉的“诗学”就是“诗的创作”。
在第二个层面上，把“诗学”用作“关于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的学问”。明代学者周晖在《金陵琐事》中专立《诗学》一节，曾记载了顾华玉率几位门下士在清溪倡导“诗学”：“嘉靖中司寇顾公华玉，以浙辖在告，倡诗学于清溪之上。门下士，若陈羽伯凤、谢应午少南、许仲贻谷、金子有大车、金子坤大舆、高近思远，相从以游。讲艺论学，绰有古风。”⑨ 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已经从诗的创作涉及诗的批评，因此，这里的“诗学”较之于郑谷的“诗学”，在外延与内涵上有所扩大。从清代学者翁方纲《石洲诗话》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见出这种扩大的迹象：“海盐张氏刻有《带经堂诗话》一编，于渔洋论次古今诗，具得其概，学者颇皆问诗学于此书。而其末附有《评杜》一卷，细审之，则真赝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⑩ 这里的“诗学”所指涉的外延与内涵也包括了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两个方面，是指“关于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的学问”。
在第三个层面上，把“诗学”用作“关于诗话及诗话学研究的学问”。诗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理论现象，是“求其实系教人作诗之言”(11)。从当下文艺理论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古代诗话是以体悟、评点与鉴赏的审美心理对诗的创作进行批评的理论性文本。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话文本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清代学者梁章钜对诗话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有一段凝练的概述：“诗话莫盛于宋，今四库所录，自《六一诗话》以下二十余家，求其实系教人作诗之言，则不可多得。国朝吴景旭撰《历代诗话》至八十卷，嗜奇爱博，而尚非度人金针。余尝欲就宋人各种中，精择其可为诗学阶梯者，益以明人及我朝名流所著，都为一编，庶几为有益之书。未知此愿何日酬耳！”(12) 可以见出，梁章钜把“诗话”概述为“可以为诗学阶梯者”。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许多批评者把自己撰写的关于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的著作冠名“诗话”，也有一部分批评者冠之于“诗学”，《明史》就曾记载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三卷：“瞿佑《吟堂诗话》三卷，怀悦《诗家一指》一卷，叶盛《秋台诗话》一卷，游潜《梦蕉诗话》二卷，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一卷……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三卷，朱承爵《诗话》一卷，顾元庆《夷白斋诗话》一卷，陈霆《渚山堂诗话》三卷。”(13)
在现代汉语学术语境下，中国古代诗话作为诗的批评的理论性话语，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使用空间。当下学术界往往把关于诗话的研究作为一个方向来设定，因此学术界也把“诗话研究”或“诗话学”总称为“诗学”。
在第四个层面上，把“诗学”用作“关于诗的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儒家的“五经”本身就包含《诗经》，在学科的指称上，古代学者把《诗经》从“五经”中提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之为“诗学”。唐代学者认为：“近学无专门，经无师授，以音定字，以疏释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经皆然，臣独以诗学上闻趋所急也。”(14) 在这里，“诗学”所指涉的就是关于《诗经》或“诗三百篇”的研究。《宋史》在辑录当时关于《诗经》研究的诸种著作时，曾记载范处义的《诗学》一卷：“游酢《诗二南义》一卷，范祖禹《诗解》一卷，杨时《诗辨疑》一卷，茅知至《周诗义》二十卷，蔡卞《毛诗名物解》二十卷……范处义《诗学》一卷，又《解颐新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朱熹《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一卷。”(15) 在这里，范处义的《诗学》不是在总体的意义上关于诗的创作、诗的批评，以及诗话、诗话学研究的文本，而是专门对《诗经》进行研究的文本，并且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提出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不仅存在着一个关于《诗经》研究的传统，而且也存在着一个对历代《诗经》研究著作进行研究的传统，学术界习惯把这两者整合起来称之为“诗经学”。早在宋代，学者们就把关于《诗经》及“诗经学”的研究称之为“诗学”。古代学者还曾直接把“诗学”与经学并提，清代学者李清馥曾指出：“邵武诸贤学派源委卓乎可述而，以经学、诗学专门名家者尤可尚已”(16)。经学是两汉时期的显学，也是通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脉络，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地位；诗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类型，李清馥把“诗学”与经学并提，可以见出，他不仅承认了“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诗学”的学科地位。
在第四个层面，“诗学”无论指涉的是《诗经》研究、诗经学研究，还是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基于把“诗学”作为“关于诗的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而提出的，因为关于《诗经》与诗经学的研究，说到底还是关于诗的问题。
从上述四个层面关于“诗学”的释义中，我们可以见出，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诗学”指涉的是“诗的创作”、“关于诗的创作与诗的批评的学问”、“关于诗话及诗话学研究的学问”与“关于诗的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四个层面的意义，并且这四个层面的意义之间有着一定的间性交叉。我们从整体的意义上可以给出一个概括，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至少在近代以前，“诗学”这个术语的外延与内涵还是被限定在“关于诗的研究”这一总体意义上，没有包含文艺理论的意义在内，因此是一个狭义的诗学概念。一些学者很可能从日常用语的字面上使用这个狭义的诗学概念，错误地得出“比较诗学”是一门对中外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
如果把在英语语境下对“poetics”所提取的四个层面意义与在汉语语境下对“诗学”所提取的四个层面意义，作双项汇通性的互通、互比、互照与互识，我们从双方均可以得到一种互为参照的澄明理解。
第一，英语“poetics”前三个层面的释义与汉语“诗学”四个层面的释义共处同一种意义解释的空间中，在总体的意义上都是指涉“关于诗的研究”，构成狭义的诗学概念。因此，在中西学术文化传统中，“poetics”前三个层面的意义、源起于汉语本土学术话语的“诗学”与亚里士多德的“poetics”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当然，“poetics”与“诗学”两者在共同指涉“关于诗的研究”的同时，又呈现出思维方式与审美心理的差异性，英语“poetics”前三个层面的意义，在指涉关于诗及其技巧、本质、规律、形式和体系的研究时，已经从一系列术语的使用上呈现出成熟的理论性、精确性、思辨性与逻辑性；汉语“诗学”四个层面的意义在指涉关于诗的创作、诗的批评、诗话及诗话学研究的学问与关于诗的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时，是在鉴赏性、概括性、宏大性与体验性等更为宽泛的审美文化层面上确立自己的概念的；汉语“诗学”四个层面就“关于诗的研究”所给出的总体意义而言，其概念的涵盖性更大，而“poetics”前三个层面就“关于诗的研究”所给出的意义而言，其概念的哲学性与理论性更强。
关于“诗学”这个概念在汉语学术文化传统中生成与积淀下来的定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很容易从字面上把“诗学”理解为“关于诗的研究”，当然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有把“关于诗的研究”称之为“诗学”的现象，这一点与西方学者把“poetics”理解为“关于诗的研究”一样。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把“诗格”与“诗话”称之为“诗学”：“五代前后的诗学书率名为‘诗格’，欧阳修以后的诗学书率名为‘诗话’，也显然地说明了‘诗话’是对于‘诗格’的革命。所以诗话的兴起，就是诗格的衰灭，后世论诗学者，往往混为一谈，最为错误。”(17) 但是，当研究主体走进亚里士多德指涉的诗学空间，走进当下比较诗学研究的空间，或文艺理论指涉的诗学空间，把“诗学”理解为“关于诗的研究”，这无疑是对特定语境下“诗学”的误读。从普泛的意义上来讲，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领域中，当我们使用诗学这一概念时，主要是指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个“诗学”指涉的就是文艺理论，即广义的诗学概论。在上述我们的举例中，只有《兰登书屋英语辞典》的第四条释义吻合于亚里士多德“poetics”的原初意义，但是，由于这条释义的专业性，往往会被一些学者所忽视。而西方的比较诗学研究者或文艺理论研究者正是从这一层面来指称自己所研究的学科。
第二，从最初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poetics”直译为汉语“诗学”的动机上来分析，译者在字面上更多的是从“poetics”的前三个层面来提取意义进行翻译转换，从这里我们不难见出，最初的译者多少有一些误解。但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生并不是基于诗歌，而是基于戏剧，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一书中曾给出过一个明确的表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两个鲜明特征需要我们的关注。一个特征是，虽然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名字——荷马与叙事诗、史诗有关联，但是，亚里士多德却是从戏剧来定义他的诗学。”(18) 因此，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下，“诗学”指涉文艺理论，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关于对“诗学”概念的理解与使用，还有三种现象需要介绍一下。
首先，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界，从事诗歌作品、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研究的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之为“诗学”，而是直接称呼其文体分类研究的专名：诗歌研究。关于这种情况，其他文体分类研究方向也是如此，如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散文研究等。这一点欧美学术界也基本如此。中国高校的比较文学博士点设比较诗学研究方向，同时，文艺学博士点也设比较诗学研究方向，但还没有任何一所高校的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方向称为“诗学”或“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近年来，有些高校的文艺学博士点把从文艺学视角拓展的文化理论研究称为“文化诗学”，这里的“诗学”指涉的还是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是从文艺理论的视角对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与研究。
其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少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把关于中国古代诗歌及诗话的研究称之为“诗学”，如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从事中国古代诗歌及诗话的研究，并且还编撰了与之相应的刊物《诗学》。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下，这个“诗学”主要是沿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关于诗学的释义，指涉中国古代诗歌、诗话及诗话学等的研究，是狭义的诗学。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在解释他们所使用的“诗学”概念时，又多少受广义诗学概念的影响，这使他们使用的狭义诗学概念表现出一定的文艺理论色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两种诗学观念在当代学者研究中的逐渐会通与整合。
再次，特别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走进诗学或比较诗学这两个研究空间，一定不能把这里的“诗学”误读为“关于诗的研究”，如果在理解的前提上误读了这里的“诗学”，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误解，很可能错误地把“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关于艾青诗歌创作背景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与“普希金爱情诗研究”等误读为关涉文艺理论的诗学研究。准确地讲，我们应该把上述选题置于文体分类的诗歌研究方向下或作为国别文学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方向下，这才与上述选题的学科方向吻合。“柏拉图的迷狂说与文艺创作的发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及其叙事学原则”、“《文心雕龙》创作论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思想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接受”等关涉文艺理论的研究选题才属于诗学领域。
为了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中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我们在一种相对严格的意义上强调：诗学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则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会通性比较研究。
注释：
①Della Thompson,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054.
②Joyce M.Hawkins and Robert Allen(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1991,p.1118.
③Clarence L.Barnhart,Editor in Chief,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Dictionary,Doubleday & Company,Inc.,1963,p.1500.
④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Random House,Inc.,1987,p.1493.
⑤George A.Kenned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ume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52.
⑥René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54.
⑦刘祁：《归潜志》，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部家类·杂事之属》，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页。
⑧顾炎武：《日知录》第21卷，吴江潘氏遂初堂康熙三十四年刻32卷本(1695年)，第12页。
⑨周晖：《金陵琐事》第4卷，江宁傅春官刻4卷本(1644年)，第27页。
⑩翁方纲：《石洲诗话》第6卷，粤雅堂丛书8卷本(1821年)，第22页。
(11)梁章钜：《退庵随笔》第21卷，道光十七年福州梁氏刻22卷本(1837年)，第31页。
(12)梁章钜：《退庵随笔》第21卷，第31～32页。
(13)张廷玉等：《明史》第99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27页。
(14)李行修：《请置诗学博士书》，载《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唐文粹·卷二十六上》，第17页。
(15)脱脱等撰：《宋史》第202卷，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年版，第10页。
(16)李清馥：《邵武黄存斋诸先生学派》，载《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九》，第1页。
(17)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18)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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