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效应论文,动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4)09-0005-10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各国政府普遍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方面，并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如果说财政可持续是一国实现国内经济平衡的必要措施，则注重对外贸易平衡就是一国经济发展要考虑的重要外部条件(邓力平、林峰，2013)。以中国为例，2008-2012年财政支出的涨幅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达20.5%，而贸易顺差的绝对规模则以年均2.9%的速度逐步缩小。这一现实引发了如下思考：中国财政政策运用(主要是支出扩张)是否造成了贸易平衡的波动？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存在着怎样的联动性机制？同时，在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大差异的国情条件下，国家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性效应是否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基于此，研究开放经济下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并探讨区域异质性因素对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运作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总体效应，同时运用分区域样本，描述各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强度、收敛路径、累积效应和关联机制等，力图揭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在三大经济区域的异质性特征。文章首先讨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进而运用可量化的分析框架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目前，理论界关于一国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关系研究的逻辑范式。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或贸易赤字)并存的“双重赤字”(Twin Deficits)现象。其中较为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双重赤字”态势持续恶化。根据“双重赤字”理论，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存在从前者到后者的因果关系。基于“双重赤字”的现实，对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的联动研究，一直是各方致力探寻的重要课题。如果经常账户赤字主要是由财政赤字引起，就需要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改善经常账户。同时，研究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的影响，始终是一国必须关注的平衡问题。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社会总需求，将推动国内利率水平的提高，从而造成本国名义和实际汇率升值，本国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将挤出净出口，最终导致经常账户的恶化。同时，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财政支出的扩张和财政赤字的增加会通过乘数效应促进国民收入的提高，诱导国内吸收和进口的扩张，进而导致贸易收支的恶化和贸易失衡的加剧，导致“双重赤字”。不少学者对财政账户与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导致了经常账户恶化。Akhtar(1994)通过研究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发现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外部失衡在很大程度上由财政赤字所引起，而影响外部均衡的其他因素在近期才逐渐显现。Obstfeld和Rogoff(1996)对19个OECD国家1981-1986年间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经常账户与财政政策具有强正相关性。Fisher和Kasa(1997)通过构建包含财政赤字的国际代际模型，证实财政赤字会对经常账户赤字造成较长时效的正向冲击。Beetsma等(2008)运用PVAR模型考察了欧盟14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双重赤字”理论。Monacelli和Perotti(2010)基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数据，采用Blanchard和Perotti(2002)提出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来考察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冲击造成了实际汇率贬值与经常账户恶化，其结论也支持了“双重赤字”理论。 在理性预期理论之后，一些学者逐步将研究视角转向个体微观层面。最典型的应用是在无限期界模型中考察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由于传统理论所涉及的静态模型只考虑了宏观经济行为，往往忽略了资本和债务的积累问题，跨期方法的引入则丰富了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的关系研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李嘉图等价”假说的存在使得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存在显著影响。“李嘉图等价”假说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当前的负债仅是未来税收的延迟，财政赤字筹资的任何举措在未来势必会通过征税等手段加以弥补，未来税收的现值将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具有理性预期的居民能够意识到未来政府将通过增加税收或持续通货膨胀以缓解债务压力，税收的增加将减少居民的未来收入和个人的永久收入，此时居民的最优选择是增加劳动供给和减少消费。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财政支出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排挤私人投资。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将维持经常账户平衡，因此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与贸易平衡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虽然“李嘉图等价”假说的适用性也受到了质疑，但部分学者仍对“李嘉图等价”假说予以了论证，得出了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结论。例如，Karras(1994)通过构建一个跨期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证实了经常账户仅受暂时性财政支出的影响，永久性财政支出显基本中性。Evans和Hasan(1994)通过分析加拿大的经济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李嘉图等价”假说的关键性命题。Kaufmann等(2002)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认为长期内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之间存在弱相关。Jacob和Peersman(2013)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以“李嘉图等价”假说作为前提探讨了决定经常账户平衡的关键性因素。 依据上述对“双重赤字”的理论与“李嘉图等价”现有分析的归纳，可以看出，一国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间存在相关性与不相关性的可能性均存在。基于此，就有了两个基本研究假说。假说1：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加剧贸易平衡的恶化，即存在“双重赤字”现象；假说2：财政支出的扩张不会影响贸易平衡的变动，即满足“李嘉图等价”假说。在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条件下，究竟哪一个假说更符合实际，除了理论分析外，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为此，本文利用PVAR模型考察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揭示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的传导路径与现实结果。 三、计量模型与设定 (一)中国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发展趋势 财政支出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外部风险的持续增加，中国出台了具有扩张性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旨在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图1显示，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支出绝对额也逐年增长，从1997年的9233亿元提高至2012年的125953亿元。伴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持续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则呈现波动性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趋势也体现了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调整阶段。其中，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为抑制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扩大内需取得显著效果后，中国适时地将财政政策由积极向平稳状态过渡，2003-2007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蔓延到全球，中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加大，国家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有效地遏制了经济的下滑，2008-2012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保持在年均20%以上。
图1 1997-2012年中国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也必然导致财政收支走向的变化。如图2所示，财政收支除2007年出现盈余外，其余年份均为赤字状态。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赤字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与此同时，从进出口贸易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贸易收支持续处于顺差状态，并且自2004年开始呈现贸易余额逐年增长的趋势，在随后5年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1.3%。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贸易余额自2009年开始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顺差规模持续缩小。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关于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国内学者已有涉及(许雄奇等，2006；刘伟等，2007；王文甫、王子成，2012)。在肯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一是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分析判断，缺乏对区域异质性的考察；二是分析工具主要还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和SVAR模型，这可能导致结论在解释力和说服力上显得相对薄弱。 PVAR模型由Holtz-Eakin等(1988)首次提出，随后经Arellano和Bond(1991)、Arellano和Bover(1995)、Love和Zicchino(2006)等学者的发展，目前已在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中得到应用。PVAR模型兼具时序分析与面板数据分析的优势，不仅能较好地把握变量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也有助于克服个体异质性带来的估计偏差。笔者认为，经过一些必要的调整，该模型应能为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和贸易平衡的逻辑关系提供一个较为灵活的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PVAR模型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考察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动态效应，对“双重赤字”与“李嘉图等价”两个假说加以实证辨析。这里选取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和贸易平衡作为PVAR的内生变量。财政支出变量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表示，记作G；财政赤字变量选取政府预算平衡(Budget Balance)即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占GDP的比重表示，记作BB；贸易平衡变量则以贸易收支差额(Trade Balance)占GDP的比例表示，记作TB。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支出变量G与贸易平衡变量TB是主要观察变量，而为了更清晰地区分“双重赤字”等效应的动态机制，通过引入预算平衡变量BB，可以揭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传导路径。 本文选取1997-201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样本。鉴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拟将财政支出冲击与经济区域模块相结合，分别从全国样本和东、中、西部三类区域进行探讨。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等11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等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12个省区。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各省级行政区的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统一采用GDP平减指数将GDP和财政收支额换算成以1997年的不变价表示。由于缺少各地区进出口价格指数的相关数据，因此主要以1997年为基期的CPI指数对各地区进出口额进行平减处理。
图2 1997-2012年中国财政收支差额与贸易收支差额 注：财政收支差额=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值；贸易收支差额=出口的自然对数值-进口的自然对数值，均以人民币计价。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PVAR模型的设定 参照Holtz-Eakin等(1988)，本文使用的PVAR模型之基本设定如下：
上式中，
是包含三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i代表各地区样本，t代表年份，p代表滞后阶数。
表示截距项向量，
则表示滞后变量的参数矩阵。
是4×1维的个体效应向量，
是4×1维的时间效应向量，
则代表“白噪音”扰动项。 为了使该模型都符合我们考察对象的特征，特别是为了克服个体异质性偏误，在估计系统参数和脉冲响应函数前，需要去除模型中的时间效应
和个体效应
。为此，我们主要参照Love和Zicchino(2006)的处理方法，分别采取均值差分法(Mean-Differencing)与前向均值差分法(Forward Mean-Differencing)去除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需要注意的是，Love和Zicchino(2006)主要是针对个体效应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去除说明，而对于时间效应的去除步骤会稍显粗略。考虑到时间效应对模型估计的影响，我们同时考虑了连玉君(2009)的方法，采用完整的均值差分程序对时间效应予以消除。在参数估计过程中，以全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模型参数进行有效估计。在脉冲响应的分析过程中，则采用Monte-Carlo模拟获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IRF)的置信区间，并估计出最终的脉冲响应函数。为保证PVAR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有必要确定PVAR(p)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p。根据BIC和HQIC标准，本文最终选定总体样本为滞后阶数为4、分区域样本为滞后阶数为1的PVAR模型。 此外，在对PVAR模型进行估计前，我们还需要对变量G、BB和TB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IPS检验、LLC检验和PP-Fisher检验分别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所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对其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发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表现为无单位根的平稳序列，因此采用PVAR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四、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效应 (一)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整体判断 将冲击作用的期限设置为6期，通过1000次Monte-Carlo随机模拟可以得到各变量对财政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3)。图中横轴表示财政支出冲击发生的滞后期数，纵轴代表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中间实线代表脉冲响应曲线，外侧虚线分别代表95%和5%分位点的估计值。本文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揭示了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总体效应和区域异质性。 总体样本的脉冲响应图显示(图3(1))，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十分有限，财政支出冲击伊始只造成贸易平衡量下降0.18%。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会发现零值线始终位于5%和95%的置信区间内，这表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不会产生明显的直接影响。 为进一步揭示财政支出影响贸易平衡的传导机制，有必要对现有研究中关于“双重赤字”等效应的传导路径(G→BB→TB)作进一步判断。由图3(2)和(3)可见，预算平衡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响应在第一期即达到响应峰值。来自财政支出1%的正交化冲击，会造成预算平衡在第一期下降1.85%，其后则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稳态趋近；而预算平衡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仍然不显著，表明预算平衡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基本为零，这进一步明确了G→BB→TB的传导路径，即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也不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以上特征倾向于说明，中国财政支出冲击对于贸易平衡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此时“李嘉图等价”假说倾向于成立。 (二)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至少有以下五个基本方面的启示。 其一，无论是在冲击强度还是收敛路径上看，各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都存在明显差异。如图3的(4)、(7)和(10)所示，各区域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均在第一期就达到峰值，但冲击强度随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性趋势，分别为东部地区(-1.48%)，中部地区(-0.21%)和西部地区(-0.16%)。同时，从分区域脉冲响应图的估计误差范围来看，东、中部地区脉冲响应误差范围相对较小且稳定，说明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在统计上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的误差范围较大且变动剧烈，表明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滞后期数的显著性，我们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在前两期具有较为显著的阻碍作用，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在滞后各期对贸易平衡都不会产生影响。
图3 总体样本和分区域样本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其二，各地区贸易平衡受财政支出冲击后都有逐渐向稳态收敛的趋势，但各自收敛速度和轨迹不尽相同。其中，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时效较长，在达到响应峰值后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稳态趋近，到第六期仍未趋于零值(图3(4))；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与东部地区的路径较为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但在第五期就已稳定在零值附近(图3(7))；而西部地区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影响的时效相对较短，回归至稳态的速度较快。财政支出冲击在第一期达到峰值之后便快速回落至零值附近，并在第三期从负向转换为正向效应(图3(10))。 其三，各地区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的累积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中、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具有累积的负向阻碍作用，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之间则存在累积的正向促进效应。从累积效应的绝对值可以看出(见下表)，财政支出冲击对东部地区贸易平衡的累积效应最为明显(-7.65%)，中部地区次之(-0.56%)，西部地区最后(0.16%)。这可能是由于较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预算体制较为完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财政支出对贸易部门的价格信号和出口企业的利润动机具有较强的传导效应，这无形中促进了政府部门与贸易部门联动性机制的形成，从而造成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递增性趋势。 其四，各地区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联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如下表所示，由于缺乏对称性，各地区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间均不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但都呈现显著的单向关联机制。其中，中、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间存在强烈的单向关联，此时财政支出的扩张会阻碍贸易平衡的调整，但贸易平衡的调整却对财政支出缺乏作用效果；对于西部地区，其单向关联机制则恰好相反，此时贸易平衡对财政支出的作用效果十分明显，贸易平衡的改善将显著提高财政支出的规模，而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并未呈现显著性效应，表明财政支出的扩张对贸易平衡的影响非常有限。
注：“↓”上侧是发生冲击的变量，下侧是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变量；响应强度表示响应峰值，其绝对值越大说明响应强度越大；响应速度表示响应达到峰值的期数，期数越小表明响应速度越快；累积效应表示冲击在滞后期内各期脉冲响应值之和；关联机制则反映单向或双向冲击响应的显著性。 其五，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预算平衡与贸易平衡之间依然缺乏显著的相关性(见图3的(6)、(9)和(12))，这也与全国样本的分析结论相一致。从各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的响应强度和速度来看，东、西部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的响应峰值均出现在第六期，分别为0.59%和-0.35%，而中部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的响应峰值(-0.29%)则出现在第四期。可见，东部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冲击的响应强度最大，比西部地区高出约0.24%，响应速度却非常迟缓；而中部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冲击的响应最为迅速，其响应强度却弱于东、西部地区；从各地区预算平衡冲击对贸易平衡的累积效应来看，区域异质性的特征也随滞后期数的增加而逐步显现。其中东部地区预算平衡冲击对贸易平衡的累积效应最为明显(1.64%)，而中西部地区的累积效应则相对较弱(-1.47%和-1.43%)，这表明，各地区预算平衡冲击对贸易平衡的长期累积效应也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递增性趋势；从预算平衡与贸易平衡的关联机制来看，各地区的预算平衡与贸易平衡间不存在单向或双向的关联机制，表明预算平衡对贸易平衡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动态关系也未能形成有效的传导机制，这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的分析视角对“李嘉图等价”假说的适用性予以了论证。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从国家层面考察了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效应。同时，结合分区域样本，进一步揭示了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在三大经济区域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在中国特定的机制条件下，中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2)从分区域的角度看，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强度、收敛路径、累积效应和关联机制等都存在着明显差异；(3)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性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贸易平衡无论是对财政支出冲击还是对预算平衡冲击的响应强度都最大，累积效应也最为明显；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影响则相对较小。 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保持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可持续性，同时在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前提下把握财政政策与外部平衡的关系，这是必须关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要清晰地把握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影响，理性审视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机制。主要从上述经验结论出发，笔者提出进一步协调中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运用的政策建议。 其一，从整体定位来看，应理性审视中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的必要性。2009年以来国家运用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保持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持续贸易顺差走向，贸易收支呈现出平衡发展的良性态势。本文的分析结果启示我们，财政支出冲击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影响机制并不太明显，因此，可以考虑将政策导向的重点从财政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机制向协调机制逐步转换，同时两类政策的实施目标应有所侧重。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将财政赤字规模继续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在贸易收支保持顺差的现实条件下，有必要通过贸易政策的协调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同时防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其二，从区域化的视角来看，要辩证地看待各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冲击的区域异质性。尽管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总体冲击效应较弱，但对各地区贸易平衡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呈现递增性趋势。这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加强区域间财政与贸易政策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在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前提下，要想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的调控作用，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区域异质性因素，利用合理的政策工具引导资源在区域间、部门间的合理配置，通过加快地区间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与关联，努力实现我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有效协同与稳健运用。其中，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冲击强度和累积效应都最强，此时应当在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尽量弱化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市场价格信号和出口企业利润动机的扭曲，减少其对贸易部门的政策干预；而对于冲击强度和累积效应都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参与地区间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进程。此时应适当调节刺激财政政策的力度与重点，努力强化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间的双向关联机制，实现互惠互利的“双赢”效应。 其三，从“双平衡”的发展路径来看，要清晰地把握各地区预算平衡与贸易平衡的动态关系。预算平衡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冲击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冲击的响应强度最大，累积效应也最明显，但具有较长的反应时滞，因此对于东部地区，应加快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衔接，合理规划财政预算体系和赤字规模，缓解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对于中部地区，尽管贸易平衡对预算平衡冲击的响应速度最快，但因该地区财政政策或贸易政策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预算平衡对贸易平衡的长期效应被弱化，此时应利用财政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和整合，推动政府部门与贸易部门的有序衔接；而对于响应强度较弱、响应速度较慢的西部地区，中央政府应加快财政资源对该地区的投入，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政府部门与贸易部门之间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促进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联动性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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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动态影响分析_财政支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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