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脚步与背影——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文化论文,背影论文,脚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把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使得反传统主义成了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遗产。从民初的“伦理革命”，到七十年代的“批孔批儒”，乃至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对儒家的文化批判，都无可怀疑地显示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在二十世纪百年的时间里，进步、革命、科学、启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号。屏弃传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先进的表征，所有对儒学内在弊病的可能性批判都被充分挖掘并高扬起来，健康合理的剖析与蛮横荒诞的斥骂互相交叉。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秩序中伤痕累累地从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侵逼和现代化的扩张所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选择。
然而，至少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从巫术的意识形态已稳定地发展成独特和成熟的民族精神形态。儒家强烈的人文价值理性，规定了中国文化展开的方向和路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决不是一些批判所能消解的，它的内在价值也不因短期的工具性成败而受到根本影响。作为一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精神传统，它透过所有的书写文字与口头传播已经成为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血脉。因此，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也开始意识到，儒家传统不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和持续与制度的改革和建构可以整合在同一过程之中；破坏传统不仅不会必然地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却还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与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历史表明，大规模有效的社会变革，不可能在与成员共同的文化取向根本冲突的方式下实现，任何一个运动或社会工程必然适应或恰当地运用固有的精神资源。因此，虽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文化启蒙、经济功能、政治民主等全方位的批判中，经历了两千多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站在新世纪的今天，放眼儒家文化的未来命运，没有理由绝望或悲观。恰恰相反，在经历了百年的挑战和攻击之后，我们相信儒学已经度过了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了低谷。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重新活跃，当然不意味着对社会中心的重新征服，但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摆脱漂泊不定的彷徨，使中国文化在多元发展中具有一种统一的气质作为稳定的基础。
一
一个社会在常态的运行中自然会积累自己的文明从而形成文化。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文化自然也会发生变异，特别是受到异质文化冲击时更会产生文化震荡。但就其本性而言，文化是稳定的。文化的理性构成了社会的表面张力，使盘根错节的社会机体保持平衡。文化的变异，只能是渐变而不应该是突变。所以，文化是不能进行革命的。
除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后来的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过文化革命。改天换地或许是可以的，但不能要求很快改变和更新文化。文化有不可选择的一面，如同孩子不能选择母亲。中国的汉唐文化，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文化的渐变过程，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人为强力所致。历史表明，强行改变一种文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至少会造成文化断裂或文化的水土流失。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撞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是经常发生的，这是正常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濡化，这不是改变文化而是完善文化。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准相适应的人类行为和意识。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水平，是文化的重要标志。文化是由传统积累而成的，即便是国家意志在文化面前也只能屈尊以降。国家与法律只有与文化相适应，才能保证该社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不是说不需要社会革命，但一次成熟的社会革命，必不以牺牲文化为代价；相反，倒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准备。只有不成熟的社会革命，才去摧毁文化，企图从根本上破坏原来的文化。凡是没有相应文化为其奠基的社会革命，一般都是不够成熟的社会革命。人类的文化并不简单地依靠党派观念和政治权力为转移。人类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制约着人类，只不过人类有时太执着于社会革命，而忽略了文化对社会革命的制衡。或许，这就是人类社会时时处于非常态运行的原因。
二
人类的隋性之一是麻木，习以为常后就把非常态当成了常态。作为补偿。历史的非常态运行为文学艺术之花的开放提供了异样的土壤，使人类的生命意识增加了悲壮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能产生悲剧人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理性失去平衡的时候，却培养了感觉艺术的能力；社会虽然越出正常轨道，人的心理却得到了安慰。于是这便造成一种假像，以为推进社会革命的文化条件已经成熟。其实，艺术之花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坚贞，有时是谁施之以雨露，它就向谁绽放笑脸，黄昏和清晨都可以吟唱。文学艺术的一时繁盛，最容易使人们染上文化虚狂症。一个文化不健全的社会，照样可以出现文学艺术的繁荣。文学艺术虽然也是文化，但只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都能够沉淀为文化。文化成熟的标志是理性的张扬，不是情感的扩张。只有文学艺术形成文学生活与艺术生活，并且变成整个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正常的健康的文化。
文化中既有累积的旧文化，也有正在衍生的新文化，这两部分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这种制衡保持了文化发展的渐进性。从文化的类型来看，可以把文化分解为高层次文化和低层次文化。高层次文化是知识的结晶，时代的思想之光，富于理性，总是率先为社会革命开辟道路，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低层次文化主要是指社会风俗、习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等，常常是历史惰性的集中表现，改变起来非常缓慢。前者趋向于人类文化的共性，后者表现为具体文化的个性。高层次文化虽然超越世俗文化，但也不是出污泥而不染，它同时不能不受制于世俗文化，使自己常常不能免俗。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说开来仍然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制衡。至于社会革命受文化的制衡，乃是历史发展的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今天，为了给社会革命准备充分的条件，只是一般地提出建立与社会革命相适应的文化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可以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现代文化。
三
古代中国的文化尽管发达，但并没有建立起遍及社会的理性精神。更多的时候，是讲“礼”而不讲“理”。何况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不同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或“道”的概念。理性须诉诸民智，而民智不一定转化为哲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与缺少普遍的理性精神有关。实际上，社会理性的标志是健全的法制。中国自古及今法制都不健全，人情大于王法成为通例，这说明理性是何等的贫弱。
诉诸民智的社会理性的确立，一般应以人的个性获得自由为前提，因此社会必须经过启蒙。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始终没有以普及理性精神为追求的像样的启蒙运动。有学者指出，十七世纪明清交替时期，王夫之、黄宗义、顾炎武等思想家的思想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如果此说可信，那也只是极微弱的呼声，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根本不能相比。何况不久之后，这种微弱的呼声也在清统治者高压政策下奄奄一息，只偶尔在爬梳辨析的故纸堆中聊放一点微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表现的一定程度的平等观念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不无启蒙意义，但影响甚微，远未形成影响全社会的启蒙运动。这种情况，导因于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以形成；同时也由于政教合一的封建结构，知识分子大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能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来，形不成真正独立的学术传统。本应承担启蒙运动的启蒙者自己还没有启蒙，中国现代文化不能建立就是一种必然。中国古代文化是宽博而健全的，但始终未完成向现代的转化，就是因为缺少一次规模宏阔的全社会的启蒙运动。
四
清统治者于1644年攻入北京，经过顺治、雍正、康熙、乾隆，前后百年间，经济文化有过巨大的发展，不仅使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而且出现了后世史学家所称道的盛世局面。的确，就国力而言，康、乾时期的清朝超过了明朝，也超过了宋朝，几可比肩于唐。但在文化上，则去唐远矣。虽然公私文告言必称孔孟，也常常援引汉唐文化盛迹为荣耀，但终有谬续家谱之感。说到底，这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入主文化先进区域后心理上难以保持平衡。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且不说怀有亡国之痛的明朝遗民，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他的祖上很早就加入旗籍，入关时立有军功，后来成为皇帝的近臣，他的作品还不时流露出反满情绪。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情结是何等牢固。何况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由冲突到融合，很多时候是在强力下进行的。如清初的剃发易服，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使汉民族及知识分子付出了血的代价。开四库馆、编辞典，固是大规模的文化举措，对保存古代典籍不无贡献，但其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笼络知识分子，一方面未尝不是做给世人看的。反文化的文化在清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追根究底，往往就是满汉文化冲突这个深层背景。
历史的发展形成强烈的戏剧性的反差：当欧洲在教会势力的笼罩下煎熬着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国迎来了盛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峰；当充满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清朝文字狱的牢笼里呻吟和挣扎。反差的形成，恰好说明文化制衡的重要。所以，理应在十七、十八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不发生在清朝的鼎盛时期，而是要等到一、二百年在清朝被推翻之后的五四时期才继往开来。
五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有补课性质，即在二十世纪初做十八世纪应该做的事；其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枪炮的逼迫下进行的启蒙。这两个特点使得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显得慌乱、匆促、紧迫、饥不择食，急于求成，仿佛要在几年内做完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情，忽略了文化变异的渐进性。来势凶猛的欧风美雨造成了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这当然为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条件。可是，由于来势过于凶猛。文化的濡化过程被省略，来得快去得也快。民智有所启发，但却没有普及理性。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的提出，使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照说这样可以加速新文化的建立，但激烈反传统的结果，导致了民族文化未能衔接与传承，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这样，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带有先天性的弱点，从历史发展来看，仍然是一次未完成的文化启蒙运动。
经过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震荡之后，担任启蒙运动主要角色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一部分成为实际的革命者；另一部分在失望之余则转入了深沉的思索。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两种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相接触史之所昭示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业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2页。）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刻反省，在陈寅恪先生这是极沉痛之言。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未能最后完成，高潮过后，旋即落入低谷，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之外，也有文化本身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所论，就是通过回溯中国历史上思想与文化的嬗变，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识见，这在当时不啻为空谷足音。然而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已为多半世纪以来的无数事实所验证。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斩不断的。无论何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必须不脱离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要经过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否则难以在本民族的土壤上长久驻足。清朝那样的强迫接受不行，一厢情愿地进行灌输也不行。文化的发展要靠孕育，而不是靠推翻、铲除和革命。只有从自己民族的传统中衍生出来的思想，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看一看钱钟书先生一段有趣的话吧，“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注：钱钟书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所撰序言（中华书局，1985），2页。）钱、陈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泰斗，学贯中西，宏通博识，他们的话值得我们掩卷长思。
六
如果把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区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仅仅指的是思想和政治层面，即对社会革命的一种主张，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如果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着眼，这种区分则过于简单。如前所说，文化与激进无缘，而学术无所谓保守与不保守。吴宓就不赞成简单地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艺术与文学，认为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或由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无一定轨辙。晚年的章太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往往成为遭诟病的口实，但其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诚敬与深识，却不可以保守视之。包括王国维，政治观点诚然保守，可是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反而证明他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者和奠基人。此外梁漱溟、熊十力、梅光迪、吴宓、钱穆、钱思博、陈援庵、顾颉刚、黄侃、刘师培等后五四时代名重一时的学者，学术思想及取经方法固然不同，但在坚守本土文化为宗基方面却是一致的。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实绩，表现在诗歌小说上人所共知，人文学科或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社会基础薄弱，鲜为人瞩目，殊不知，人文学科却是硕果最丰，而许多经受了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乃出自上述被视为思想保守的学者之手。梁漱溟特立独行，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重建，最后成就了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伟大人格；熊十力则独居深念，沿流溯源，真正在形而上的层次上建立了深邃宏博的知行合一的哲学体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贡献给世界最伟大的思想成果；钱钟书的成就，也是在“打通”中国学术及中国诗文词曲小说诸种文体的基础上，以求中外文学及东西方学术之“打通”；史学家范文澜的学术宗旨大体上也属于这一派系，只不过他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统一起来。这些在学术上能够承继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做到了在激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不忘本民族的地位，其学术建树为所谓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先生们所未逮。
这一派系的学者都不赞成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时期不加区分地截然反传统的做法，但他们又都是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熏陶下取得的学术成就。这非常有趣但却不奇怪，因为他们主张在认知上应把传统中的专制政体和文化秩序分开。他们崇尚民主政治，主张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这与政治保守主义和五四前的国粹派有天壤之别。他们所体现的是现代理性和科学的治学方法，所要建立的是现代文化之苍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是读书做官，因而中国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是个例外，其原因说到底是竞争机制在起作用，这个国家不用，另外的国家正翘首以待。秦汉以降，知识分子与国君的蜜月期便结束了，学术不得不沦为政治的附庸。尤其近代以来，国家大故迭起，政权更迭频繁，知识分子每每跌入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这当然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有参与意识，这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正相吻合。然而欧美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参与，是因为他们确立了独立的地位，学术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而并行不悖，参与而不混同，更不被淹没。中国则不同，因为学术不独立，知识分子未获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未能形成独立的人格。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时代一批被以保守视之的学者，能够潜心学术，追求学术独立，做到物境不自由心境却能自由，这也算是一种无奈的理性。
二十世纪中期兴起于海外的新儒学也可以看作是此一派的继续。他们的思想宗基是以儒学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力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向往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他们是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震荡之后，传统观念崩溃之时，从学术出发而又超越学术层面，自觉地寻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合点，试图为中国文化的重建谋到新的思想支撑。不用说，他们的努力是伟大的，他们的努力更应该是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