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向人文的归化——论罗蒂的科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人文论文,论罗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证主义要求把哲学科学化的主张，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要把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要求。“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它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1〕在传统上，“科学”总是与“合理性”、 “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连在一起，科学被看作是在提供“硬的”事实。这样，任何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位但又不能提供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预见和技术的学科，必须或者装作模仿科学，或者找到某种无须发现事实便能达到“认知姿态”的方法。像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这样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都必须关心他们是否是“科学的”。尤其是哲学家，总是很容易把自己的专业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联系。先验哲学与经验哲学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认为自然科学不能主宰一切，还有更多的真理有待发现，而后者则认为，自然科学就是所有的真理。由此可见，在后神学文化中，哲学作为文化之王的特殊地位与科学是紧密相连的，甚至是以科学为依托的，罗蒂要消解传统哲学，建立后哲学文化，就必然要重点地摧毁传统的科学形象，代之以新的科学观念，这就是科学向人文的归化。
一、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
以追求真理概念为中心的科学一直假定，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样子，可以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真实而又完全的描述，这就是科学的描述。真理是在与实在相接触，或者说是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在世界的符合，并需要与外在世界对质。真理与人类需要的目的无关，它撤去了虚幻的屏障，去理解实在本来的而非人为的样子。科学认为自己是“客观的”，而其它的则是完全“主观的”或“相对的”，这就造成真理和信念，事实与价值，道德和科学的二元对立。科学家由于坦然地面对硬事实而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相联系的人，科学家们希望能够运用他们对这样的本质的认识来批评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观点，并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
罗蒂认为，为科学和其它学科指派不同的“客观度”或“强硬度”是没有任何意思的。科学理论的系统结构是人造的而不是“客观”的，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它是用来适合感性材料的，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由材料决定的。所有别的系统，也都可以与这个材料相适应”。实际上，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棘手、麻烦的工作。它们不能用来划分文化中的学科，因为它们造成的困难比其解决的还多。罗蒂主张放弃对客观性的期望，而代之以对某个共同体的亲和性的期望。他将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即主体间的一致性，或者社会团体中人们在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不再认为科学是人心与世界相对抗的地方。因为到处都是人的足迹，没有任何离开了人类目的的实在本身这样的东西。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的人，不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我们自己现有的信念乃是我们用来决定怎样使用“真”这个词的信息，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在罗蒂的实用主义看来，科学家不是在发现某种早就存在于世界上并等待人们去发现的东西，而是在为我们提供又一种对于某个特定的目的而言是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法。
二、“有条理”弱化为“合情理”
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理性得到推崇。“哥白尼革命”等一系列科学的进步一方面摧毁了宗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加强了人的理性的地位，从此，科学与理性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人们的观念中，“理性”被当成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联纽带，是我们走向一个“绝对实在观”的通道，是世界借以指导我们获得对它的正确描述的工具。理性被看作是超文化的人类与实在相符合的能力，被看作是一种机能。拥有和运用这种机能可由人类遵从明确的准则一事加以证明。罗蒂把传统的“合理性”的意义概括为就是遵循事先制定的程序，就是变得“有条理”，就是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一门学科为了保护自己，总是把某些认识和主张制度化和标准化，使之成为合理性标准。把合理性看作是标准的观念已表明，每一门学科都有某些不容挑战的公理，某些“必然真理”。从这样的理性观看来，自然科学成了“合理性”的典范。与此相反，在“合理性”的这种意义上，人文学科就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活动。罗蒂称这种理性为强理性，他说这种强理性“只有在存在着与现实相符合的地方才有获得合理的一致性的可能，在此‘合理的’一词的特殊意义是以科学为典范的。 这种混淆又为我们对‘客观的’一词的使用所加深”〔2〕。由此可见，强理性观与“客观真理”、与“客观实在”有关。“唯科学主义”把合理性看成应用准则的观念，其根源正是一种对客观性的愿望，它具有超历史的性质。放弃标准的理性观而接受实用主义的理性观，就是放弃认为真理是某种我们对之负责的东西的看法。
罗蒂认为，将“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后，应给予“合理性”以另一种正确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这个词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要持续下去其成员必须拥有的德性。在‘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词与其说是指‘有条理’不如说是指‘有教养’。在作了这样的解释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分与艺术同科学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了。根据这种解释，成为合理也就是指，在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问题时，都要避免教条主义，自卫心理和义愤。”〔3〕罗蒂称这样的理性为弱理性观。 根据这种把理性看作礼仪的实用主义观点，研究就是不断地编织信念之网的问题，而不是把标准运用于实例的问题。标准同其它信念完全一样的变化，不存在任何可以使标准保持不变的试金石。在这种意义上，人文学科作为“理性学科”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也不再认为，事先知道我们将满足的标准和拥有测量进步的尺度，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罗蒂认为，在弱理性观看来，“自然科学家通常是某些道德德性的突出样板。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尊重同事的意见，对新材料和新观点的好奇和渴望等习惯，就是科学家唯一应该具有的德性，人们并不认为，除了这些道德德性之外，还有一种叫作‘理性’的理智德性”〔4〕。 在后哲学文化中，文化的其余部门仍应该学习那些现在碰巧为自然科学所有的道德德性，但不应当接受象“有条理”这样的被称作“科学方法”的东西。
三、说明依赖于理解
在自然科学取得成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人文研究也应遵照自然科学的说明宗旨。客观的科学家坚持认为解释与理解的结果只有前科学的、主观启示性的正确性，任何公然实行解释学的人必定是“反自然主义的”，而且必定欠缺对物理世界纯外在性的正当理解。这种研究将被看成是精神的活动（去创造的机能），而不被看成是发现机能的应用，因为后者乃是去发现自然已经创造了的东西。对此，罗蒂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我们的理论上的观念与成见构成了我们对事实的认识。一切有关“事实”的假设的“描述”实际上都是理论解释。这些理论，包括说明性的与非说明性的，因果性的与非因果性的，都是试图根据熟知的东西解释未知的东西，从而理解未知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不过是解释事实以便使其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的一种方法。说明与解释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间的区别问题，这个区别纯粹是熟悉性的区别。说明与理解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说明要依赖于理解。他说，在说明与理解之争中，“一方说，‘说明’以‘理解’为前提，但不可取而代之。另一方则说，理解不过是进行说明的能力，他们对于所说的‘理解’，仅只是摸索某些说明假设的最初阶段而已。双方都很正确”〔5〕。罗蒂认为， 说明与理解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说明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解释这种东西，因而从解释学的意义上说，就是依据别的东西而使被说明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自然科学是无法离开解释和理解的，自然可区分为符号化的自然和潜符号的自然，前者符号性地存在于科学文本之中，需要解释；后者是正待解释的文本，对它的解释要依据其它一些事件、经验、模型等的解释。由此可见，只有在理解物理事件的限度内，才能对物理事件作出说明。因此，自然科学应该从人文社会科学那里取得作为说明之基础的解释性理解的完整内涵。鉴于这点，要求科学的理论简明符合“事实”，就是要求这些理论说明符合我们对“事实”的理解，或者说以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为根据，也就是要求这些说明与通过中介作用促成这种理解的成见协调一致。虽然我们不能根据主观目的与动机去理解物质的行为，但不能由此得出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行为的结论。作为理解，它并不预先假定我们已经知道词语创造者的主观目的与动机，相反，它可以提供接近这种目的或动机的基本点。所以，毫不奇怪，我们同样能够根据某种可从外部观察的，即“客观的”关联域解释，从而理解并说明自然科学的物质对象与现象的“行为”。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同属于解释学范畴。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并非取决于人文社会科学要符合自然科学的描述方法和说明宗旨，而是以确认这类方法与宗旨实际上完全属于解释学范畴为基础的。
四、范式消融于对话
从某种程度上说，把科学作为文化的其余部门的基础的愿望，与想把哲学作为这样的基础的愿望同样久远。在传统上，科学因具有作为一切研究应仿效的范式而与其它“非科学”区别开来，这就形成了科学的沙文主义，导致了科学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封闭。罗蒂的实用主义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障碍，使不同学科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科学不过是我们应付环境的又一种工具，而不是所有学科中具有特权的一个领域。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样一些先前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其实是类似的。在一个抛弃了实在论、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哲学观的后哲学文化中，确实可以想象，以客观地、精确地描述实在自居的科学很难再“唯我独尊”。罗蒂认为，在后哲学文化中，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选出来，作为样板或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它部分所期望的条件。这样，科学并不能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伦理学并不比科学理论较为相对，较为主观，也并不需要变得“科学”，物理学是试图对付宇宙的不同部分的一种方法，伦理学则试图应付其它部分的问题。“如果我们说社会学或文学批评‘不是科学’，我们只是指，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重要的工作上，在需要加以贯彻的工作上，所能达到的一致的数量比（譬如）微生物学家所能达到的要少。”〔6〕
在后哲学文化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知道当代自然科学的结果，就不能被看作是有教养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不再认为有某个值得追求的、叫作“科学状态”的东西。所有的研究（不论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模式都是对各种具体替代物的相对引入之处的思考。发现什么东西可以信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听尽可能多的建议和论证。在研究中，必须是自由的，除了对话的制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制约。任何东西，无论是终极的政治和宗教目的还是任何其它东西，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得到苏格拉底式的责问，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历史的、人类的。科学在任何时候也都仅仅拥有一套他所喜欢的词汇，一套最新的词汇，但它对它目前在使用的词汇有激烈的持续的怀疑，并且认为用它现在的词汇构成的任何证明都不能消除这种怀疑。因此，科学也同样认为，在不同的词汇之间的选择只是为了让新的词汇与旧的词汇进行竞争。这时，我们应当认为研究活动不是在聚合而是在繁衍，不是在走向越来越统一而是在走向越来越多样的隐喻。科学和艺术等将始终提供一个在不同的理论、运动、学派之间的激烈竞争景观。这样，“科学”一词，从而还有在人文科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就逐渐地消退了。一旦“科学”不再具有至尊的意义，我们就无须用它来分类。因为用来指称学科的词不再被看作是在划分“主题”，划分世界的相互面对的各个部分。相反，它们被看作是在指称其界限随着其成员的兴趣转移而流动的共同体。罗蒂说，在实用主义看来，对于一个学科的性质和地位，正如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同体中对于一个人的种族和性别那样，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多加在意了。同样，对于科学家，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比其它人更“客观”或“逻辑性强”。我们可以称赞他们建立的并在其中工作的制度，并用它们作为文化的其余方面的样板，仅此而已。这不是要驳斥和贬低自然科学家，而只是不要把他们看作新的牧师。
在分析哲学日薄西山的时候，罗蒂把目光转向了欧洲大陆，他在那里发现了实用主义者杜威曾经期望出现的景象。比如，他在哈贝马斯和福科那里，发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数学和科学问题的关心；而在德里达那里，看到了哲学与小说、电影和戏剧的关系。杜威预言过：“如果我对时代的征兆理解不错的话，当社会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就象数学和自然科学在过去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那样）的时候，在其全部的意义得到把握的时候，一种新的整合运动将在哲学中出现。”〔7〕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正是对杜威预言的实践。因此，他贬低科学的地位，使科学向人文归化是必然的。罗蒂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科学观也很具有代表性，因此，认识他的科学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2〕〔5〕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283、292、303页。
〔3〕〔4〕〔6〕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78、85、86页。
〔7〕伯恩斯坦：《杜威论经验，自然和自由》，纽约1960年， 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