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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国家教委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全国有37所大学实行新的收费制度。根据公开的名单，这37所大学全是国家一级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被莘莘学子所向往的大学名列其中。
国家教委在最近下发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转换机制、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从1994年开始将“通过建立收费制度，改变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就业时由国家包就业的做法。”
这一决定意味着国内已推行近十年的“公费生”、“自费生”兼收的大学教育将逐步向“自费生”靠拢，也就是说，改“双轨”制大学教育为“并轨”制已成定局。
官方的态度：个人必须增大对高等教育投资
“交钱才能读大学”这一改革措施出台后，社会上反映很大，但官方则认为：目前的收费额与实际培养成本仍不成比例。
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曾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向新闻界披露：目前的收费只占教育成本的一小部分。
据了解，国家教委今年规定37所高校在招生时同一所高校只划定一个最低控制分数线，每个被录取的学生一年需交1000至1500元人民币的培养费，收费标准可以因地、校、专业而异。记者手上有一份今年部分高校的收费标准：上海财经大学，每学年1500元，北京外国语大学，每学年1500元，四川联合大学，每学年1200元，兰州大学，每学年1000元（以综合各专业收费平均计）。
这一大笔学费加上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对一个个月全部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但有关官员则说，国家为培养一个大学生，付出得更多。
目前在校就读大学的学生每年要花费国家一万元左右，有些文科专业，培养费略低一些，一年也要七、八千元人民币。国家教委对“并轨”高校的收费数目有一个控制额，即收费标准要控制在实际培养成本的20%至25%。今年“并轨”高校的最高收费额才1500元人民币，与实际培养成本显然仍不成比例。
朱开轩说：“多年来，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行了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虽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办法的弊病已日益明显，经费投入不足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加快发展教育，除国家各级财政继续增加教育经费外，还需要向学生个人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是补充学校经费的一个重要措施。”
朱开轩毫不讳言中国的大学穷。一则资料表明北京大学每年的经费缺口在1000万以上，中国林业大学每年的赤字都超过300万，北京第二外语学院1992年开支近1000万元，国家仅拔700万元……
因此，国家教委认为：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公民必须增大对高等教虞的投资。美、日、德公民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投入占整个高教经费的40%，印度、巴西为25%中国目前才7%，极不合理。今后大学收费制度将全面实行。
老百姓的话题：穷人家孩子是否还读得起大学？
“并轨收费”的高教改革措施出台后，普通老百姓议论得最多的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否还读得起大学？
据《中国商报》载：率先实行缴费制度的北京一所大学3月初就此项改革措施进行了全校各系140多名同学参加的调查，结果是71.4%的在校生不赞成提高学费，并明确表示，如果自己1994年上大学，家里将很难承受这笔开支。
现在的大学，书本费加其它杂费；多数维持在每年500元左右，除了书本费和杂费外，一个大学生每月还要花去150元至200元的生活费，若再加上1000至1500元的学费，一年最少也要花去3300元上下，而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城市职工的人均年收入才2800元，因此，面对一个大学生每年3000多元的花费，工薪家庭将感到吃力。对于农村、乡镇的考生家庭，这笔开支更让他们望而生畏。
记者在重庆育才中学采访时，一位家在长寿农村、不愿透露姓名的应届毕业生告诉记者：“本来打算报考川大的，可家里收入很一般，弟、妹上中学也要交费，我只好报考其它不收费的大学。”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不仅农村考生、部分城市考生也对实行了收费制的高校退避三舍。
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及家长对收费制表示欢迎，或认为无所谓。
一位在某独资企业供职的家长就表示：“虽说不轻松，但也承受得起。”他的儿子今年正好高中毕业，成绩不是很突出，但却报考了北京大学。这位家长认为，既然收钱，大学的门槛就会被金钱垫高起来，很多出身贫寒的尖子生就会退而次之报考不收费的大学。名牌大学的录取线自然就会降低。这正好给了类似他儿子这样长在富裕家庭，成绩不算最冒尖但也不差的高考生上名牌大学的好机会。因此，他对上大学收费表示欢迎。
更多的在校大学生则庆幸自己搭上了最后几列不收费的班车。
由于受今年高校试行收费制的冲击，很多家长在反复掂量之后，断然放弃了让孩子继续升普通高中的机会。重庆市市中区教委的一位官员就告诉记者：“奇怪得很，今年的职高比哪一年都热门。”可以上重点高中的成绩却进不了职业高中的热门专业在记者身边就已经发生几起。
教师的担心：大幅度提高学费，生源素质会不会下滑？
这是很多名牌院校的教师及很多百姓都关心的问题。
“国内一流大学全部实行收费制后，这些一流学府的学生素质必然下滑。”这是重庆大学某学院院长的看法。
合川市一中一位副校长则说：“许多出身贫穷的尖子学生将被迫选择不收费的二流学校，他们为父母考虑也会这样做，这很不公平。”
这位副校长介绍，该校今年报考北大、清华、复旦等收费高校的尖子生就比去年少。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它中学校。育才中学的一位教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教师就说：“今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很多学生都存在着明显的畏难情绪，不愿报考收费较高的高校。”
尽管一些名牌高校明确表示在今年实行收费制之后将大幅度提高奖学金的金额，并增加勤工俭学的机会，但除少数学校外，学生的受益面一般不会超过50%，而且最高奖额也不过几百元。
中国人民大学今年设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限度的优厚奖学金及贷学金，尽管如此，面对新的收费制，人民大学负责人李昭公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也坦然承认，他担心考生只报考不收费或收费低的学校。
由于实行收费制，37所“并轨”高校的冷门专业、长线专业的生源及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以往这些专业每年招生都会出现招不满的情况，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些填了“服从志愿”的公费生划拔一部分过去，今年实行“收费制”之后，“拉郎配”就难以行得通。
对此，大多数收费高校都认为必须在专业设置及其它配套措施上加大对考生的吸引力。但那些需要保留又不热门的基础学科该怎样生存，这是高校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校方面临的现实：“抢生源大战”是否会演变成持久战？
从今年开始，37所高校实行“并轨”制、其余普通高校继续实行“双轨制”的状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将存在，因此，从今年夏天开始，“抢生源”在各高校间不可避免。收费制学校和公费制学校之间，收费制学校之间都会有竞争。
人民大学调整了一批专业，设置了一批新专业，同时，学校每年还拿出了100多万元设置奖学金，一些基础学科专业（如历史），有20%的学生每年可获得800、500、300元的三等奖学金，一些特殊专业则全部给予每年800元的奖学金，而各项常规奖学金总获奖面为70%，成为37所“并轨”制大学中奖面最宽的学校。
同时，对于贫困生，校方设立了每年800、500、300元的三等级货款。
“不能让贫困、边远、农村地区的学生因缴不起学费而不报考清华。”清华大学副校长于寿文强调这样的观点。
清华大学共设了68种奖学金，今年实行收费制后，还将把所收学费的36%左右投入到奖学金、贷学金，返回到学生身上。
北京大学估算，学校每年用于九四级本科生的奖学金面额大致可达120元，学生获奖面将由原来的30%提高到60%。
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最大限度地吸引考生，防止因生源素质下滑而影响学校的声誉。
由于“双轨制”与“并轨制”高校在今后数年内都将并存，因此，在今后，“抢生源大战”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有识之士的担忧：高等教育该如何面向市场？
国家教委对教育面向市场的态度很明确，日前国家教委再度申明：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绝不是义务教育。
北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接受中新社记者刘洪涛采访时也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创造了价值，就应当收费。”
另一位教育专家也指出：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它是一种职业的专门教育，上大学可以获得某种专业知识和能力并借此获就业机会，因此是一种投资行为，所以上学收费是合理的。
另外一些资深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及其它有识之士则对此表示忧虑。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中国教育学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深化教育改革”第二次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把教育当成商品是社会的悲哀。
他明确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有自身的特殊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形成科技产业，但是新的生产工具，还需要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来操纵。因此，有义务教育，没有义务科技。义务就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让每个公民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可以提“把科技推向市场”，但不应提“教育面向市场”。
记者手上有一则资料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也是把教育划归政府行为，而不是单纯经济行为。世界上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以上，第三世界国家对国家教育的投入也占国民生产总值4%以上，而我国对教育投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世界教育报告”统计，中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是“教育经费最不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面对如此现实，我们也许很难拒绝把教育商品化，高等教育肯定也要“面向市场”，但它又的确该有别于一种简单化的商品交易。究竟该如何面对？
政府有政府的难处，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似乎也应该成为衡量利弊得失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