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宋代论文,三衙用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言：“擢用将帅，非人臣所当专。”①皇帝作为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内外大权都集中于其一身，在帝制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军队将帅，本乃“国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焉，人主所当注意而不可忽者也”。②三衙管军的选任，更关乎至关重要的京城兵权。其最高的决策权，当然也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对此，宋仁宗时任翰林学士的胡宿，就曾对宋仁宗言及：
臣窃以殿前、马、步军等帅臣，统陛下爪牙之兵，为陛下心腹之佐，宿卫宫省、拱扈宸极。凡所进任，固先出于圣意，然后参访大臣，公议既同，方可除授……不宜轻用论荐，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则开隙生事。国之利器，所宜慎重。③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侍御史孙升在上奏中所言更为精到，他说：“臣窃以管军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卫，虽推择之议，当参详于执政，然除授之恩，必使归之人主。”④宋宁宗时，宗正少卿柴中行也上奏道：“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⑤
宋代三衙之用将，三衙管军的选任，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给舍的缴驳，台谏的论列，文武高官的荐举等等，归根到底都还只是建议权，最终还必须经由皇帝本人加以决断。皇帝最高决策权的具体行使，主要有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对其“进拟”人选发表可否意见，以及内降“中旨”、“内批”、“御笔”直接任命等两种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属于皇帝，皇帝周围以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也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⑥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用。建隆二年(961)，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使。”⑦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⑧
正如韩非子所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法，他说：
用兵之法，古贤所著兵书已备，无以越其规矩焉，在人探讨耳。朕粗留心，至若汉高祖以必战而灭楚，晋谢安以孤军而败秦，此用兵之妙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韩信之武勇，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⑨
左右侍臣们则顺水推舟，大肆吹捧道：“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筭，则何往而不克矣。”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胜的机会，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等三衙管军大将们表示：
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
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⑩
其实，战场瞬息万变，《孙子兵法》以及历代高明的兵家讲究得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太宗“悉如所料”、“诸将不能尽依方略”云云，纯属“功为己，过为人”自欺欺人的外行话。他本人亲自指挥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宋军无一例外地一败涂地，涿州溃败，名将杨业的战死，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反倒是前线众将抵制其瞎指挥的满城会战，宋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宋太宗军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问题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谀奉承，三衙管军将帅的选拔，当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间就很小了。更何况，宋太宗即位背负着“烛影斧声”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对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有着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实就是如此。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11)雍熙元年(984)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其制”。(12)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13)淳化二年(991)，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14)
也就是说，尽管在战场上多次碰得头破血流，宋太宗还是坚持“自有成算”，坚持自己的选将之道，不愿意采纳臣下的建言。三衙禁军自“百夫长”以上将校的“选擢”大权，当然就更不愿也不会稍向臣下放手了。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曾以太宗所擢殿前都虞候张凝“忠勇好功名”为例，高度评价宋太宗的用将之明：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曰：“选用武臣实难，倘未尝更历，则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众，而优待者唯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每赐与绝殊伦辈，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15)
这自然是正面的推崇。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名相王安石却以前后两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潜、王超为例，评论过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用将，他说：
先朝用将，如王超亦尝召对，真宗与之语，退以其语与大臣谋之。臣读史书，见当时论说终无坚决，上下极为灭裂，如此何由胜敌？
又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即便无以胜敌。(16)
对此，宋神宗也表示完全赞同。确实，只有傅潜、王超之流，才肯甘于充当宋太宗、宋真宗手中的玩偶；反过来说，恐怕也只有宋太宗、宋真宗乾纲独断，独揽“任将”大权，才会在宋、辽激战正酣之际，把傅潜、王超等连“稍有材略”尚且不配的庸将，提拔到关乎政权兴亡的、三衙最高级管军的要害位置上。
正面推崇也好，负面批评也罢，尽可见仁见智，然宋太宗独运“选擢将校”之大权，却是毫无任何的异议。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例是戴兴，此人在宋太宗朝历任步军都虞候、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却从无任何像模像样的战绩可言，其之所以在军中官运亨通，竟主要得益于宋太宗对长寿大仙的迷信和以貌取人：
戴兴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其本吴道元之迹，太宗阅之，酷肖戴兴，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
群口合奏曰：“似戴兴。”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17)
帝王用心，随意性很大，臣下荣辱，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间，真才实学如何，往往倒在其次。
宋真宗亦袭其父之故智。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向宰相吕蒙正等训示说：“选众求材，诚非易事，朕常孜孜询访，冀有所得。向来于军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其间王能、魏能颇甚宣力，陈兴、张禹珪亦称有闻。”(18)宰相吕蒙正等人随即迎合道：“才难求备，今拔十得五，有以见陛下知臣之明也。”(19)他们显然为宋真宗本人所赏识和亲自提拔，王能后位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陈兴位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20)景德四年(1007)，时任枢密使的马知节更曾对宋真宗说：“当今兵柄，尽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21)马氏此语，真可谓无所顾忌，一语破的。宋真宗宠信自己的藩邸亲随夏守赟，遂不经过中书、枢密院，直接派遣宦官征求夏守赟个人的意见：“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22)夏氏后来果历仕三衙都虞候、副都指挥使，位至殿前都指挥使。
宋仁宗一朝，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迫于群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鉴于台谏官们“乞罢内降诏书”的呼声此起彼落，宋仁宗也不得不数度下诏表示：“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23)“今后内降，无得辄受”。(24)但另一方面，皇帝“内降”下发仍然是相当地频繁。在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宋仁宗尤其如此，败军之将刘平出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后晋升侍卫步军副指挥使，即是出自于宋仁宗本人之意：“上初擢平主四厢，谓左右曰：‘平，所谓诗书之将也。’”(25)李用和、李昭亮、郭承祐等一大批外戚，他们得以出掌三衙，尽管屡遭台谏官们的围攻，却依然能够安居于殿前副都指挥使等管军高位，个中的关键，更是在于宋仁宗本人“用亲”之一己私意。
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的有为君主，他即位伊始即曾质询执政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26)表现在用人层面，就是时常圣心独运，“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27)例如：唐介出任御史中丞，据宋英宗本人所言就是：“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28)治平二年(1065)六月，宋廷命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太常博士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英宗亲选也”。(29)对整军经武，宋英宗更是念兹在兹，他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侧重通过内外将帅的人事调整，来刺激和激励三衙与前线各部，提升宋军整体的战斗力。治平元年十月，宋英宗病体初愈，就检阅了三衙诸军、班直将校的武艺，亲自“擢授有差”：
上谕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窦州刺史王秀曰：“尔艺虽不中格而尝有战功，故以尔为正刺史。”又谕散直都虞候胡从曰：“尔艺虽不中格而治兵齐肃，故以尔为内园使。”(30)
同年十二月，宋英宗又以王昭明、李若愚等亲信宦官出任陕西前线泾原、环庆等路的兵马钤辖统兵要职，整顿边防，尽管谏官吕诲等人极力反对，宋英宗依然是乾纲独断，“讫不从”。(31)
宋英宗治平二年六月，杨遂出任侍卫步军都虞候，也是因宋英宗早年在藩邸时，同杨遂有过一面之缘，遂以手令钦定其为管军：“初，绛州团练使杨遂为新城巡检，救濮王宫火，帝识其面目。于是，侍卫司阙帅，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32)宋英宗天不假年，在位仅四年略有余，但即使是如此，正如宋哲宗朝时臣僚所言：“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甚。虽其间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33)宋神宗朝建功立业的将帅，不少人都是从宋英宗时开始崭露头角的。
宋神宗更是宋代最胸怀大志的皇帝，又有名臣王安石辅佐，志在复汉、唐旧疆，作“大有为”之君。熙宁、元丰新法，无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军事改革层面的“将兵法”，着眼点放在于强化地方各路经略司的军事实力，前线战区以陕西、河东各经略司为重点，内地则以开封府界、京东西两路为重点；“保甲法”则侧重于开封府界、河北、河东、陕西等地区民兵的训练，着眼于以兵农合一的民兵取代募兵的长远目标。京师的三衙，虽然不是宋神宗改革的重心，但也绝非置诸不顾，而是以精简、整训为手段，力图锤炼出精锐之师。为达到这一目标，宋神宗对三衙管军的遴选，同样是用心良多。战功颇著的燕达，最得宋神宗的赏识和器重，他能从一介小校起家，飞黄腾达至殿前副都指挥使高位，离不开宋神宗本人的亲自栽培与数度破格重用，燕达本人就曾有言：“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34)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在考虑身后之事的时候，就把托孤的重任，也部分地放在燕达肩上：
进(燕达)殿前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元丰八年，神宗寝疾益甚，会确母入禁中，皇后使谕确，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皇太子。(35)
燕达果然也不负宋神宗的重望，“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36)以武力为后盾，协助宰相蔡确等人保证了宋哲宗的顺利继位。宋神宗、燕达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宋神宗在确定蔡确为托孤人选的时候，主要的理由是：“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37)也就是说，在宋神宗眼里，燕达的情况应当与蔡确相类似，同样是他自“小官”、“小校”一手提拔至三衙管军，因而也就是最为亲信和可靠的。
此外，擅长治军、军纪严明的宋守约，用兵有方、威震西夏的刘昌祚等人，宋神宗也是特别地赏识，多次不顾臣僚的异议，将他们提拔至三衙管军之位。
宋哲宗一朝，在宋哲宗亲政之前，大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中，三衙管军的任命也相应地掌控在她手中。元祐五年(1090)和元祐六年，宋廷先后两次除授三衙管军，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元祐五年九月，为补三衙之阙，经宰相吕大防、尚书右丞许将等三省、枢密院执政众大臣共议，“度越资级”，拟定以张守约、张利一两人应选。但在“进呈”皇帝审批时，垂帘听政、代宋哲宗行使皇权的高氏虽然未明确地否定三省、枢密院的“进拟”，但仍委婉地表示：“闻王文郁有边功，好作军职”、“姚兕亦闻忠实可用”。(38)
待朝议结束之后，尽管吕大防等人继续坚持原议，尚书右丞许将却改为迎合高太后的意思，不在三省、枢密院任命二张的文书上签字，并个人上札子请另行委任王文郁为三衙管军。此事随即引发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执政、台谏等众多朝臣都被牵涉其中。事件的结局，是许将因此被罢去执政，而张利一、张守约为三衙管军的拟议，亦按照高太后的意向，最终被搁置。
元祐六年，三省宰相、枢密院的“进拟”，更是被高太后直接否决。该年四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出缺，三省、枢密院进拟以雄州团练使王崇拯担任。在“同进画可”时，这一方案遭到了高太后的否定，高太后还当面驳斥众臣道：“崇拯有何劳能？闻说止是熟事，且须选有功劳之人。”(39)三省、枢密院遂改进拟曹诵，但也未能获通过。
宋哲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对内一改元祐之所为，以绍圣为旗帜，起用新党；对外则推行强硬政策，重新对西夏发起凌厉的攻势。相应地，宋哲宗特别重视将帅的选任，三衙管军的人选，更是亲自决断，他“每以元祐末除(王)崇拯、张璨为管军不当”，还再三对曾布评论说：“张璨作管军尤可怪，今在否？”曾布回答：“已作宫观。”(40)显而易见，张璨如若不是已经离任，宋哲宗非将他解职不可。
宋哲宗时常以手令批复或面谕等形式，令三省、枢密院正式任命管军。元符元年(1098)正月，皇城使、濮州刺史、环庆路钤辖张整晋升为威州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就是宋哲宗亲自召见了张整，经过面对面地专门考察之后，然后亲笔批复三省、枢密院，任命其为三衙管军，完全撇开了三省宰相。其具体的过程，史书记载如下：
先是，泾原乞差近上兵官。曾布为上言：“无人可差。泾原、熙河皆欲得王恩为总管，恩少壮，可驱策，兼颇得边人情，置之于此可惜。张整军政严明，可以管军，但恐以衰病。若召之一见，陛下自视其人才，可进则进，不可则却令归本任，似无所害。”上然之，遂召整。既对，论军政及职事，极有条理，上甚悦。
翌日，谕二府曰：“整殊不类武人，语言皆有条理。当时丰稷、韩忠彦皆拒而不受，何也？”整先除镇、定钤辖，二师(帅)皆以为严酷失军情，不纳。布曰：“臣不敢过称道之，然其军政严明，实有过人者。奏对果称旨，然管军须三省同除。”上曰：“不须，待里面指挥。”即日批付二府除四厢。(41)
案：宋制路级之副总管方得为管军，张氏以环庆路钤辖而除龙神卫四厢，属于越级提拔。另据《宋史》张整本传的记载，张氏蒙宋哲宗召对，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之后，遂“管干马军司”。(42)
宋哲宗“自视其人才”，以“内批”直接任命张整为三衙管军一事，正如时任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所评论的：“上频收揽威柄，侍从、台谏多出中批或面谕，至整亦欲从中批出，三省无复差除，右使阙已数月矣。”(43)显而易见，这与绍圣之前大权归于太皇太后高氏和旧党执政大臣，宋哲宗亲政后特别注重加强对用人权的控制，以此来“收揽威柄”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张氏之外，王恩出任三衙管军，同样是经过了宋哲宗的亲自“召见”，宋哲宗还对左右近臣评论说：“先帝时宿卫人，皆杰异如此。”得到皇帝本人的赏识之后，王恩遂得以“留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马军都虞候”。(44)
宋徽宗行政、用人，以好用“御笔行事”著称，即越过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甚至不经由中书舍人“书行”，不交门下省给事中审覆“书读”，皇帝本人在内廷径直拟定人选，或亲笔书写，或由宫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始于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御笔更制军政”，“御笔付三省、枢密院，更制陕西、河东军政六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始此”。(45)大观年间则为最盛：“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46)三衙管军的选任亦如此。殿帅王恩得罪宰相蔡京，蔡京欲逐之而不果，就是因为王恩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47)高俅以一介地痞无赖，竟得遍历三衙、稳居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位，更完全出自于宋徽宗的乾纲独断。
宋钦宗即位时，金兵兵临开封城下，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但宋廷发布的殿帅人选王宗濋，其治军统兵的能力更等而下之，被朝野上下公认为还不如高俅。王宗濋，是宋钦宗之母宋徽宗王皇后的亲属，“上欲宠异母党，故有是命”。(48)也就是说，这一任命，完全出自于宋钦宗本人任用外戚的一己私意，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解释。难怪任命甫一发布，“识者寒心”。(49)幻想以骗子郭京的“神兵”退敌，就是在王氏主持下上演的荒唐闹剧。金兵刚登上开封城的时候，兵力其实并不多，宋军仍然还有反击的可能性，但王宗濋置宋钦宗的命运于不顾，竟带头鼠窜，“首引卫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50)最终直接导致了开封失守。宋钦宗算是自作自受，自食选将不当的恶果了。
宋高宗号称南宋“中兴之主”，但他在军事上其实很不在行。三衙用将，起初主要是依靠赵鼎、张浚等宰相。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后，则是奸相秦桧挟金自重、独揽大权十八年，宋高宗长期被置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绍兴五年(1135)，将杨存中的神武中军与殿前司合并，以杨存中为主管殿前司公事，决策算是出于宋高宗本人，宋高宗后来还曾经宣扬：“杨存中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51)然“朕之郭子仪”云云，更多地是宋高宗故作姿态；杨存中也是摇摆于宋高宗和秦桧之间。秦桧死后，宋高宗得以“总揽权纲”，随即令杨存中“就第”，解除了他手中的兵权。(52)在解除杨氏兵权的时候，宋高宗特地下令继任者赵密在任命公布之前即前去接管殿前司，他还向大臣们说：“昔唐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卫兵，权震中外，议欲易之，崔祐甫召驾鹤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朕读《唐史》，深嘉祐甫善处事，可以为法”，“自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53)看来，宋高宗、杨存中君臣二人真正的关系，实则是不折不扣地尔虞我诈。
宋孝宗自然也不是什么军事干才，更非“英明神武”，但在南宋的皇帝当中，他算是唯一一个胸怀“一九州之志”，(54)志于恢复中原的皇帝，也被公认为最“锐志肆武”、最为“留神军政、注意将才”的皇帝。乾道七年(1171)七月，宋孝宗自己就曾向宰相虞允文等人表白说：
朕近于几上书一“将”字，往来寻绎，未得择将之道。卿等更思之。
虞允文奏：“人才临事方见。”上曰：“极是！唐太宗安市之战，始得薛仁贵。”(55)
洪遵于知建康府任上曾上奏说：“臣窃谓今日先务，选将厉兵，莫此为急。仰惟陛下，锐意中兴，留神军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56)时人袁说友、叶适、吴泳等也都纷纷说道：“臣仰惟陛下属意武功，寤寐戎事，整举军政，细大毕举”、(57)“寿皇圣帝进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亲教骑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才，必演而出之”、(58)“故有制、领而召对内殿者，有兵钤而引见便朝者。虽三衙帅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奋，亦许之倚杖奏事。则凡将帅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献”。(59)
相应的，宋孝宗也可以说是对选将掌控最为有力的南宋皇帝。以三衙的统制、统领官为例，其任用、升迁，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宋孝宗或可或否，往往就是亲自加以处置。隆兴二年(1164)，三省、枢密院进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军权统领官刘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军统领王明填阙”：
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谕王琪：“近所差刘洪年老软弱，今果死，止是主帅作人情。”
汤思退退而叹曰：“陛下留意军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为之君也。”(60)
乾道二年二月，宰执进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戚方“升差统领官孟俊充统制、副将董苑充统领”，洪适等奏曰：“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统领，系升二等。”宋孝宗裁断：“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恐后求援例，且已之。”(61)乾道八年四月，宋孝宗又当面训令三省、枢密院宰执，任命姚公赞为殿前司的统领官、成光延为步军司的统制官，宋孝宗说：
环卫官戚世明军政甚修，可除右千牛卫将军，专令训练士兵。姚公赞可除右监门卫中郎将，依旧殿前司前军统领。每遇宣入禁中，赐酒食，统领官不得而与，故除之。成光延可除步军司中军统制，依旧环卫官。以同赴阙之人，皆以任用，今以此试其事。(62)
宰相梁克家遂奏曰：“陛下待遇将帅，恩意重轻，曲尽如此，将见人人感奋矣。”案：宋孝宗于隆兴二年重新恢复了环卫官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皇帝的亲自选将，“兼收广览，使之日在左右，得以周知其武才，他日选用，可以得人”。(63)
此外，宋孝宗还专门下令枢密院编订了“揭帖”，即三衙、江上和四川诸军从准备将至统制官的军官花名册，宋孝宗会不定期地抽查其中的一两员，当面召见，亲自考察其军事才能，以备日后选用。三衙、都统司众将，确乎“凡近日之所进用者，往往皆重劳圣虑，旁搜曲取而得之”。(64)
三衙的统制、统领，大致属于三衙的中高级将领，宋孝宗尚且如此锱铢必较，他对三衙主帅除授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宋孝宗朝的三衙管军，李显忠、郭振、王琪、陈敏、王友直、郭棣等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宋孝宗个人的爱将。如位至主管步军司公事的郭振，就是因为在觐见时得到了宋孝宗的赏识，“郭振仅一对内殿，既无旧劳，又无新功，亦以观察使与之”。(65)居“殿岩十年”的郭棣，原本只是四川诸军默默无闻的一介正将，他能飞黄腾达至殿帅高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宋孝宗君臣之间，有一段“恨见卿晚”的佳话，史书记载：
郭观察棣，初为兴元利州正将，枢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寘帐下。乾道中，部秦兵及铠甲赴行在所，因密荐之，即日召入，孝宗悼符离失利，寤寐中原，公极言曩事，剖析如流，漏下数刻，上曰：“恨见卿晚。”(66)
又如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殿前司公事的王友直，起家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土豪，绍兴三十一年乘完颜亮南下之机兴兵反金，后南下归宋，其余部“不满百人”而已。像王友直这种“归正人”，在南宋朝廷没有什么根基，住往最易遭到排斥，时人李椿就曾经谈到：南下归宋的北人，“性多拙直孤立，以拙直孤立，处之机巧奔竞风波之内，其何能立也？不唯不能立，臣亦虑必将有受害者矣”。(67)王友直能够一路青云直上，高居三衙管军，皇帝宋孝宗本人的特别赏识和器重，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大致和王友直同时南下归宋的契丹人萧鹧巴，位至三衙管军，打破了宋代通常不以外族人管军的传统，更是宋孝宗亲口所封。此事的前后原委，颇具戏剧性：
萧鹧巴恭奉孝庙击球，每圣语许除步帅，久不降旨。孝庙亦以北人，不欲处三衙。忽鹧巴醉中语侵孝庙云：“官家会乱说，许臣除步帅数次，久不降旨。”孝庙怒，送福州居住。居数月，德寿忽语孝庙云：“萧鹧巴如何不见？”孝庙举前说奏知。德寿云：“北人性直，官家不当戏之。”唤取归来，德寿赐钱五千缗，仰福帅津遣赴阙，仍旧还职。及德寿发引日，鹧巴号哭于路欲绝。北人归顺本朝，真终始而不变者也。(68)
显而易见，宋孝宗“圣语许除”三衙管军，决不会仅仅限于萧氏一人。正因为如此，宋孝宗在位时，三衙管军“皆以中批行之”，多为“特旨专除”一类的批评性的提法，就频繁地见诸于臣僚们的奏章当中，这应该是一个事实。宋宁宗时，陈傅良更曾经上奏，不同意当时简单地神化宋孝宗和贬低宋光宗的主流意见，“臣闻今之献计者，类曰陛下宜以孝宗为法，太上皇为鉴。臣窃以为是说也，唯孝养三宫当如此耳，而非通论也”。(69)他随即具体对比了宋孝宗和宋光宗两朝，在他所开列出的宋光宗的五大优点，萁中两条就是：“管军臣僚及沿边帅守，不以为御前差遣，皆从三省降诏除授，此四可法也。给舍封驳、台谏论列，虽累上进，终不以言为罪，此五可法也。”(70)他的结论是：宋宁宗应“上稽孝宗明断总揽之政，兼体上皇隆宽不自用之意，则天下可得而理矣”。
陈氏的评论正误与否，可以置而不论。但从陈氏此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宋光宗朝的三衙管军臣僚和各都统司的都统制，“皆从三省降诏”，应当就是比较严格地遵守了三省、枢密院进拟和给舍缴驳、台谏异议的程序，此所谓“上皇隆宽不自用之意”。(71)反过来，宋孝宗一朝，皇帝本人“御前差遣”三衙管军，不经三省、枢密院降诏除降授，三省、给舍和台谏被置于无用之地，应该不是个别的情况。此所谓“孝宗明断总揽之政”。(72)否则，陈氏也就不必要将这两条大书特书，作为宋光宗长于宋孝宗的地方了。
当然，宋光宗之所以“隆宽不自用”，客观原因是他本来就“溺于酒色，不恤政事”，(73)加之很快又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宋宁宗与其父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父子两人都无法真正地运作皇权。宋廷大权，遂尽归于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三衙用将之权，当然也不例外。
宋理宗在权相史弥远死后方得以亲政，一度有意于效法宋孝宗，亲揽用人大权，“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74)具体到三衙选将，宝祐五年(1257)九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福离职，代之以吉文瑫，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则由郭濬出任。事后，宋理宗就专门询问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
上曰：“王福得历阳乡郡，闻以为荣。”
元凤奏：“陛下念其服劳殿陛十有余年，以此优之，深得御将之道。”
上曰：“吉文瑫、郭濬之除如何？”
元凤奏：“甚惬公论。”(75)
从上述的对话不难看出：此次三衙管军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应该纯出于宋理宗个人的手笔。
综上所述，宋代君主行使三衙管军选任的最高决策权，主要有如下两种有所区别的方式：
其一，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们所“进拟”的三衙管军名单，必须及时地“进呈”皇帝，而“三省进拟，或可或否，悉由圣断”，(76)对“进拟”的审批、最终裁断大权，完全掌握在帝王个人手中。为此，正如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八月诏书所明确规定的：“三省、枢密院进拟差遣在京文臣开封府推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诸路监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军已上，临时取旨召对。”(77)凡是三省、枢密院所“进拟”的人选，都要随时听命皇帝的亲自召见，三衙管军当然也在其列。
皇帝如若对“进拟”名单中的人选不满意，或是直接地予以驳回，令三省、枢密院重新“进拟”。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进拟”之时，向宰辅提出为自己所属意而名单上未有的人选，供三省、枢密院再度讨论，从而对三省、枢密院的“进拟”施加影响和压力。宋孝宗时，“宰执进拟朝士，上出寸纸书叔似及应孟明姓名，嘉其奏对也。迁太常博士，寻除枢密院编修官”，(78)这是宋孝宗以己意干预文臣“进拟”的具体例子，可以作为参照。
其二，皇帝越过三省宰相、枢密院的拟议程序，或者直接内降手诏、“中旨”、“内批”、“御笔”等，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当面提名自己所属意的亲信出任三衙管军，令三省、枢密院遵照执行。
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前文所详述，皇帝使用“内降”的形式来任命三衙管军，总是或明或暗地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北宋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开始，直到宋仁宗、宋哲宗、宋徽宗等各朝，表现得都较为明显，南宋则以宋孝宗朝最为突出。其实，有些时期，“内降”虽然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如若考虑到究竟是三省、枢密院主动进拟，还是皇帝个人授命三省、枢密院行事，其实很难加以准确区分的因素，皇帝个人独断的实际分量，可能还要大。
众所周知，在宋代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话语当中，皇帝以“内降”、“内批”、“中旨”、“御笔”等形式行政、用人，“除授不归中书”，与臭名昭著的“斜封墨敕”相挂钩，总是被置于被猛烈批判的尴尬位置上。“内降非盛世事”，(79)这是宋代君臣和朝野上下的一个共识。
宋仁宗时，侍御史彭思永就“论内降授官赏之弊，谓斜封非盛世所当有，仁宗深然之”。(80)宋哲宗时，左司谏王岩叟亦对太皇太后高氏进言：“盖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此事尽出于外人交结宦官、女谒，遂卖官鬻狱，无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81)宋徽宗时，中书舍人曾肇也上奏：
臣待罪右省，伏睹内中时有批降指挥，除付三省、枢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虽陛下睿明，必无过举，然忖之事体，终有未安。盖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必经中书参议，门下审驳，乃付尚书省施行。不经三省施行者，自昔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愿陛下，凡有指挥，须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国体。(82)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刘黻拜监察御史，上奏“论内降恩泽”，更征引了宋代的相关史实，极言“内批”之弊，他说：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缘情起事，以义制欲，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83)
他还再三强调：“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84)对上述臣僚进言，皇帝在公开场合下也只能赞同，表示“深然之”、“嘉纳之”，也时常地颁布“虽有中旨，许执奏不行”(85)一类的补充规定。
北宋时，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九月，“诏自今三省进呈差除，如从中批出，从中书省奉行，其事理未允，所至之省具奏”。(86)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诏：“在京官司所受传宣、内降及内中须索常行应奉，随事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覆奏。”(87)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三月，再度重申：“今后圣旨不经三省、枢密院者，诸官司不许便行，并申中书省审奏，俟得旨，方许施行。”(88)
两宋之际，经过惨烈的北宋灭亡的“靖康之祸”，君臣上下在反思的时候，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皇帝“御笔”、“御批”行事的泛滥，就被视作反面的历史教训，“一时臣子误国非一，而蔡京为首。京之误国非一，而其甚者，无如御笔之一事”，(89)“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90)大致成为南宋君臣的共识。
绍兴二年(1132)九月，宋高宗就训令执政大臣们说：“今旦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密院，与已前不同。若或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驳)，(有)司申审。”宰相朱胜非曰：“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91)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七月，也下诏：“自今后应呈试出官大小使臣，未经呈试，不许堂除。虽系御笔内批特差，亦许执奏不行。”(92)宋宁宗时，也以环卫官的任命下诏，皇帝“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93)从总体上看，南宋时期，皇帝滥降“内降”、“御笔”的现象，在政治运作当中也确实有一定程度地收敛。
对皇帝的御笔，臣僚敢于执奏不行、表示异议，“大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劾”(94)的事例也很多。例如，建炎四年(1130)六月，宋高宗“特旨”医官王继先与换武功大夫，给事中富直柔就予以封驳，宋高宗再度训令：“可特令书读行下，仍谕以朕意。”但富直柔断然“再封还录黄”。(95)这一出自“朕意”的荒唐可笑的晋升，终于被搁置了。绍兴年间，赵鼎为相，宋高宗曾“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赵鼎即予以驳回，并质询宋高宗说：“疏远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96)
又如，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二月，宋孝宗特旨授外戚潘才卿为环卫官，执政官们在内殿“进呈”之时就提出了异议，“环卫官元有指挥不许差戚里，前日已得旨差潘才卿，有碍元降指挥”，宋孝宗也只得赞同：“卿等如此理会，甚善。”(97)
宋光宗朝，耶律适嘿以手诏除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尤袤坚持反对，并上奏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宋光宗虽然“震怒”，终无计可施，只能是“命遂不行”。(98)
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十一月，殿帅郭倪“乞拨丰储仓米一万石，冬至前支散口累重大官兵”，“已得御笔依”。但在宰执“进呈”的时候，宰相谢深甫表示了异议：“殿司若欲额外俯存军士，主帅自合措置，不应请于朝廷。兼自来无此例，今若开端，后必为例。”宋宁宗也只好承认：“极是。”谢深甫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今借拨米事，冬节已近，且与权借拨一万石。候来春依数籴还，日后不得为例。”(99)当然，这不过是为皇帝安排体面的台阶罢了。
在如此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皇帝的内降、内批，尽管受到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种种制约，依然是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及宋代以降的皇权，都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从本质上说，皇帝也不外一大军头而已，“兴亡以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乎为宋以降古代中国的不二法门。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与京城兵权紧密相关，真正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皇帝须臾也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三衙管军“除授之恩”，“必归于人主”，以此来交换和保证众将只效忠于皇帝一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帝王权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各种具体的因素，较少或难以自选三衙将帅的皇帝，其皇权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大打折扣。
当然，南宋皇帝的内批、内降、御笔等等，许多实际上是出自于权臣之手，反而成为权臣掌控朝政的工具，宋宁宗时的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皆惯用此一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皇帝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集中于自己手中，皇帝身边以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时常也能对三衙管军的选任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旁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个中道理，正如时人所说：“王者深居九重，不能尽知臣下之邪正。”(100)皇帝高高在上，他对朝臣又能真正了解多少？其印象、好恶，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宋哲宗即位伊始的元丰八年十月，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以“中旨”的形式，任命苏辙等五人为台谏官，执政章惇就不客气地质问她：“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为？此门不可浸启。”(101)章惇此语，真是击中了“中旨”的要害。宦官等佞幸群体，作为皇帝的“左右”之人，环绕皇帝身边，近水楼台自然先得月，他们的态度，总会对皇帝的人事安排产生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文臣尚且如此，三衙管军等赳赳武夫，又何尝不是如此？
更何况，除了宋太祖是久经沙场的开国皇帝之外，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也算是多多少少有些征战的实践经验，其他宋代的多数帝王，诚所谓“深居九重，岂常习闻军旅之事”，(102)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同军队和官兵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对军事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都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虽然惯于故作高深，以“运筹帷幄”的军事天才自诩，其实是连真正的军事内行也很难算得上。宋代绝大多数的皇帝，对军官能力的判断，要想不依赖于旁人的介绍，几乎是不可能的。宦官群体，尤其是执掌皇城司事务的高级宦官，其“耳目”作用，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是必然的。
宋仁宗朝郭承祐得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除了他是宋仁宗向来倚重的外戚之外，就是颇得益于宦官的引荐，史书记载：
卫州防御使、知澶州郭承祐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尝有中使过澶州，遽延入，问：“管军阙补何人？”使者曰：“闻朝廷方择才武。”承祐起，挽强自炫，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103)
很显然，郭承祐得以出任管军，宦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宋哲宗朝的姚麟，元祐二年(1087)，他在步军都虞候的任上时，就曾遭到过台谏官的弹劾，揭发他结交宦官阎士良，还遵照阎士良的授意，从轻处理了犯罪士兵。(104)元符二年，姚氏业已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但宋哲宗曾就事评论他说：姚麟“曲奉中使，拣人之际，升黜惟命，麟唯诺而已”。步军都虞候曹诵也说：“麟盖欲因此以交结也。”(105)看来，姚麟能由步军都虞候而殿前副都指挥使，与他和宦官交结有自，对宦官素来唯唯诺诺，显然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上述郭承祐、姚麟两人，只是两个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类似的情况，绝非罕见。宋神宗朝，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等四名宦官，就深受宋神宗的倚重，是他推行新法的干将。旧党则将其合称为“四凶”。元祐元年四月，旧党执政伊始，在罢黜蔡确等外朝新党宰相之前，就先将此四人解职，(106)可见他们在当时政治上的特别重要性。四人当中，石得一主持皇城司；宋用臣多次主持京师扩建等大工役，并职掌内东门司；王中正曾提举在京教习在京马军所，主持三衙等在京禁军骑兵的训练，同时训练开封府界的大保长、保甲等，是宋神宗在开封府界推行将兵法、保甲法的重要倚任者之一。元丰五路伐夏时，王氏曾一度出掌泾原路经略司，担任一路主帅。
李宪更是以内臣“当将帅之任”，多年执掌熙河路经略司，主持对西夏和地方蕃部的战事，隐然被宋廷视若西边长城，宰相王珪曾有言：“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107)李留后，指的就是李宪。李宪也确有相当建树，在与西夏以及地方蕃部势力激烈的军事较量当中，多能稳占上风。宋神宗、哲宗两朝的三衙管军，出自于李氏麾下者，颇不乏其人。例如宋哲宗元祐三年位至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苗授，就是“昔在西边，谄事李宪，以军功欺罔浸贵，遂授节钺，领殿帅”。(108)此外，姚麟、李浩等人得以晋升三衙管军，李宪的保举、推荐同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以女主摄政，倚重宦官势所必然。她所倚重的大宦官陈衍，即“交通权要，窃弄威福”、“傲狠不恭，威行宫省，遇事专肆，多不奏闻”，(109)并内与梁惟简、张士良等宦官结党，外与首相吕大防等“交结”，(110)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左右朝政和陟黜文武官员的实际能力。范纯仁除右相、召文彦博平章事等最为关键性的人事安排，皆出自于陈氏之手笔。宋哲宗亲政之后，也是首先将陈衍等人一网打尽。
宋徽宗朝，正所谓“宦竖纵横”，“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111)宦官群体更是极其活跃，李光就曾经对宋钦宗言及：“近年以来，宦官用事：或殖货利，或治宫室，或开拓边境，或进退臣僚，皆能窃弄威权，以厚自封殖。”(112)政治与人事安排方面，宋徽宗信用的宦官先后有黄经臣、梁师成等，时任左正言的陈禾曾弹劾过黄经臣，他说：黄氏“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臣之所忧，不独经臣，此途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113)不过，黄经臣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陈禾反而因此被谪官。梁师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凡御笔号令，皆主于师成。于是入处殿中，多择善书吏习仿奎画，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阴窃用人之柄，权势熏灼，一时嗜进之徒，争先赴趋之。(114)
梁氏得拜太尉、河东节度使，位武官最高的正二品官，他自号“隐相”，又自称为名流苏轼的“出子”，皇帝“御笔手诏”多出其手，甚至于有能力决定宰相、执政和侍从大臣的人选，影响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更不在话下。军政方面，宋徽宗最为倚重的是童贯：
贯握兵三十年，权倾四方，奔走期会，过于诏敕。道路目语，莫敢谁何。贯颇疏财，后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凡上左右，交口称誉一词。宠煽赫然，乃至阴谋摇东宫。声焰震天下，服食逼乘舆，金宝充私室。又招伉健少年万人，号“胜捷军”，以为亲兵，环列第舍，持兵呵卫，僭拟宫省。一时啗利乐祸之人，趋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门。厮台贱隶，自承宣使而下，凡数百人；庖夫厩兵，亦官至防团刺史。(115)
童贯之外，谭稹、梁方平等大宦官，也都曾经“久握兵柄”。
宋徽宗既然如此信用宦官，“内侍所主，乃得好官”，文武百官“啗利乐祸”，遂汲汲奔走于宦官门下。宰相张商英就曾“交通中贵，求为右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王襄亦“密交近侍之臣，妄肆荐延之论”。(116)甚至连位高权重的蔡京“爰自崇宁以来”，也需要“交通阍寺，结托宫禁”，“交结阉宦”、“结附戚里内侍，交通宫禁”，他和童贯之间虽然有争权夺利的一面，但互相勾结之处更多，蔡京在政和二年(1112)得以复相，就是靠“密结纳内臣童贯”。(117)宰相、执政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三衙管军当然也不会例外。当时众将为求升迁，奴事宦官，与宦官相“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都是极为普遍的事情。正因为宦官“用事日久，将士习熟”，当时竟然广泛流行着一则三衙禁军官兵“但知中官，不畏从官”的政治笑谈。(118)
比较复杂的是，童贯此人虽然臭名昭著，但也不好说毫无军事能力，他选将、用将的眼光其实也是有的，如南宋三衙的名帅刘锜，就出自于童贯的门下。童贯是畸形的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宦官，但同时也是宋朝的太师、领枢密院事，也就是枢密院的长官，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并多次以执政身份外任兵柄在握的宣抚使。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之统领军政，主要还是行使三省、枢密院执政的权力，与东汉、唐代、明代那些纯粹的“家臣”、纯粹的城狐社鼠式的宦官专权，还略有所不同。
南宋时期，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对三衙管军选任的干预程度，较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衙和都统司的高级将帅结交宦官，几乎始终是南宋军界司空见惯的一大痼疾。宋孝宗被吹捧为南宋最“英明神武”的“寿皇圣帝”，但起码在其即位早期，对金和战大计，一误于史浩，二误于汤思退。三衙用将，宋孝宗也是大受宦官之流的操纵和愚弄，把庸将戚方当作干才，提拔到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马军司公事三衙管军的位置上来。乾道年间，时任太府丞的袁枢，曾在上奏中直言不讳地劝谏宋孝宗说：
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今虽总权纲，专听览，而或雍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119)
宋孝宗晚年倦政，“诸将差除”，更多出自宦官之手，他身边的宦官等佞幸之流，有能力把三衙管军的职位公开标价出售，金钱到手，即“特旨专除”，上演了多幕赵宋王朝史上以往还不多见的闹剧。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大经就曾借旱灾“诏求言”的机会，直言不讳地向宋孝宗进言：
中外兵帅多出贵幸之门，营利自丰，素召众怨，教阅灭裂，军容不整。且近习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赂遗何以济欲？愿陛下疏斥
腐，抑绝幸门，垂意人主之职，责成宰辅，一提其纲，则天下事必有能办之者。(120)
张大经上奏之后，据史书记载：“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统制官，殿帅补外，盖用其言也。”(121)显而易见，殿前司的主帅和池州都统司的都统制郝政，既然都因为张氏所言而受到了较严厉的处分，他们殿帅和都统制职位的来路不正，来自于宦官和佞幸等“贵幸之门”，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终宋孝宗一朝，袁枢所谓“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122)的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着的。
有鉴于此，陈傅良曾向宋宁宗高度评价过宋光宗，认为宋光宗长于宋孝宗的地方之一就是，宋光宗：
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缯酒食之赐，则不吝啬，此一可法也。八厢罗事之人，置而不用，未尝以浮言危动群臣，此二可法也。(123)
宋光宗能否与宋孝宗相提并论，宋光宗朝是否真正做到了宦官“绝不预政”和皇城司“置而不用”，这里暂且不论，但在陈傅良的眼里，宋孝宗一朝，“左右便嬖”大肆预政，皇城司活动频繁，是确凿无疑的。南宋其他各朝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众所周知，在古代由士大夫所主导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是最臭名昭著，最为土大夫所切齿痛恨的角色，往往是最为士大夫集中火力猛攻的对象，其干预朝政也往往被视为王朝政治走向黑暗的一个显著标志。魏了翁就曾对宋理宗言及：“儒生与戚宦不两立，而用儒受言，与声音酒色亦异途。此重则彼轻，势使然也。”(124)但是，从专制君权体制下的王朝政治来看，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宦官、佞幸此类群体，纯属与皇权互相伴生的“城狐社鼠”，他们是皇权须臾也不可替代的重要附属品，但他们更离不开皇权的庇护，依附皇权是其本性。只有在特殊的个别的情况下，宦官、佞幸势力极度膨胀，才有可能威胁到个别皇帝的宝座。
即便如此，由于其依附皇权而存在的特性，要自我走上前台，真正从整体上威胁皇权，上演改朝换代好戏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这样，宦官等佞幸群体权力的强化，通常既是皇权在制度外满足自身糜烂享受、自私自利的重要工具，也是皇权制衡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爪牙利器，确实有相当大的皇权有意为之的成分。其实质，不过是皇权延伸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比较畸形的形态罢了。
洪咨夔是南宋后期比较著名的谏官，他在监察御史的任上，曾经向宋理宗上奏说：
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125)
“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126)这应该是南宋君臣、朝野大致共同认同的理想的政治理念。问题是，“权归人主”与“政归中书”之间，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尤其在士大夫官僚政治渐臻高潮的宋代政治大气候之下，在“政归中书”的理念之下，宰相权重，“人主举国以听”，(127)确是宋代现实政治上非常明显的常态。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相继揽权，“纲常不立”的情况，在南宋时期也绝非罕见。三衙管军选任的大权，事实上也主要操控于权相之手。(128)既然如此，皇权较有意识地主动扶植宦官、佞幸等爪牙群体的势力，使得宦官、佞幸与官僚士大夫群体之间彼此制衡，就是专制皇权王朝政治体制下的应有之义。宋孝宗就是“独运万机”，“颇以近习察大臣”。(129)端平年间(1234-1236)，袁甫亦曾对宋理宗上奏说：“臣窃谓宰辅之职，固贵乎专，亦戒乎太专，不专则责不归一，太专则失于独运。”(130)从君主的角度上来看，不如此，则无法牵制宰相，无法避免宰相权力过重，无法实现“权归人主”、“独运万机”。所以，愈是官僚士大夫集团集中火力猛攻宦官、佞幸，皇权反而愈有必要加以庇护。这就是所谓的“帝王权术”。
在事关京师兵权谁属的三衙用将问题上，宋代，特别是南宋，呈现出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三者之间犬牙交错的局面，完全合乎王朝政治运转的逻辑。至于因人划线、任人唯亲，主要以政治取向、私人关系而非以军事才能决定将帅升降，军队战斗力因而削弱，自然也就是无法避免。说到底，这是专制王朝体制无法较彻底克服的一大痼疾，只不过南宋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宋、金、蒙古对抗的客观历史背景下，其负面恶果表现得也特别严重罢了。
注释：
①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024页。
③胡宿：《文恭集》卷八《论除授宿卫帅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14页
⑤《宋史》卷四○一《柴中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75页。
⑥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与郑景宗书》，《四部丛刊》本。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壬午”，第51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三月癸卯”，第424页。
⑨《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一四，第6999页。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九月己卯”，第852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丁未”，第412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第573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第573页。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四月辛巳”，第714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辛亥”，第1335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第6046页。
(17)文莹：《玉壶清话》卷四，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页。戴兴，误作“戴恩”，据《宋史》卷二七九《戴兴传》改。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己亥”，第1074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己亥”，第1074页。
(20)《宋史》卷二七九《王能传》，第9479页；卷二七九《陈兴传》，第9484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第1506页。
(22)《宋史》卷二九○《夏守赟传》，第9716页。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戊子”，第3051页。
(24)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三《上徽宗乞今后内降所属无得辄受》，邓广铭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庚午”，第2692页。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五月辛亥”，第4868页。
(27)《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纪》赞曰，第261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闰五月己丑”，第4884页。
(29)《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七，第2737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月庚子”，第4911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第4926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治平二年六月癸巳”，第4968页。
(33)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上哲宗请内外臣僚各举堪任将帅者》，第716—717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注引《哲宗实录辨诬·燕达传》，第8421页；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午”注引《哲宗旧录·燕达传》，第8459页。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注引《哲宗实录辨诬·蔡确传》，第8422页。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元祐五年十一月壬辰”，第10807页。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注引王岩叟《系年录》，第10941页。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丙戌”注引曾布《日录》，第11520页。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寅”，第11739—11740页。
(42)《宋史》卷三五○《张整传》，第11087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寅”注，第11740页。
(44)《宋史》卷三五○《王恩传》，第11088页。
(45)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七“崇宁四年八月”，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7—688页。
(46)《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第11123页。
(47)参见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徽宗皇帝·四辅》，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50页。
(48)(49)《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三○“靖康元年正月辛未”，第774页。
(5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2页。
(5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五“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第3289页。
(52)参见《宋史》卷三八八《李浩传》，第11903页。
(5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寅”；同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申”，第3150页。
(54)《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君德》。
(55)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五“乾道七年七月乙未”，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45页。
(56)《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四《用人》。
(57)《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
(58)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四《忠翊郎武学博士蔡君墓志铭》，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页。
(59)吴泳：《鹤林集》卷一九《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宋史全文》卷二四上《宋孝宗一》“隆兴二年五月癸卯”，第1651页。
(6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九，第3025页。
(62)《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二，第3034页。
(6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四，第3035页。
(6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任将》。
(65)周必大：《文忠集》卷二附录《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不著撰人：《翰苑新书》前集卷五一《诸路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七四《将帅门》；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殿司部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五《用人》。
(68)张端义：《贵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70)(71)(72)《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九《法祖》。
(73)《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君德》。
(74)《宋史》卷四○六《崔与之传》，第12263页。
(75)《宋史全文》卷三五《宋理宗五》“宝祐五年九月庚辰”，第2339页。
(76)陈升之：《谠论集》卷三《上徽宗谨名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元符元年八月庚辰”，第11931页。
(78)《宋史》卷三九七《薛叔似传》，第12091页。
(79)《宋史》卷四○六《许奕传》，第12269页。
(80)《宋史》卷三二○《彭思永传》，第10411页。
(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丁酉”，第8885页。
(82)曾肇：《曲阜集》卷二《上徽宗皇帝论内降指挥不可直付有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84)《宋史》卷四○五《刘黻传》，第12247—12248页。
(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91页。
(8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二，第2340页。
(8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一二，第2442页。
(88)《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四五，第2352页。
(89)楼钥：《楼钥集》卷二一《奏议·雷雪应诏条具封事》，顾大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8—419页。
(90)《宋史》卷四○○《王介传》，第12153页。
(91)《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九，第2369页。
(92)《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三一，第2573页。
(9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五，第3035页。
(9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听言》。
(9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八，第2375页。
(96)《宋史》卷三六○《赵鼎传》，第11294页。
(97)《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三之二，第3034页。
(98)《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第11928页。
(99)《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九、二○，第3015页。
(10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辛丑”，第10613页。
(10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五四，第2424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己丑”，第8623页。
(10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辛亥”，第3314页。
(10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元祐二年五月乙亥”，第9770页。
(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三“元符二年七月癸亥”，第12201页。
(106)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三三，第3884页。
(107)《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李舜举传》，第13644页。
(10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元祐六年六月甲寅”，第11003页。
(109)《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之八，第3891页；职官六七之九，第3892页。
(1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注引《哲宗旧录·吕大防传》，第11535页。
(11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四，第3083页。
(112)李光：《庄简集》卷八《论梁师成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3)《宋史》卷三六三《陈禾传》，第11349—11350页。
(114)《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九“宣和二年十月”，第737页。
(115)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二“宣和六年”，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02页。
(116)《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二二“政和元年”，第761页；卷一三“靖康元年”，第841、840页；卷一二“政和二年”，第764页。
(117)《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一“崇宁五年”，第724页；卷一二“政和二年”，第765页。
(11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三《近习》。
(119)《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5页。
(120)《宋史》卷三九○《张大经传》，第11954—11955页。
(121)《宋史》卷三九○《张大经传》，第11954—11955页。
(122)《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5页。
(123)《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九《法祖》。
(124)魏了翁：《鹤山集》卷二○《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5)(126)《宋史》卷四○六《洪咨夔传》，第12265页。
(12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二《奏议·召对札子》，王蓉贵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7页。
(128)参见范学辉：《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2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栾保群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9页。
(130)《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