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目标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战略性论文,国有企业论文,目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可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史上，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问题尚是首次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其意义的非同寻常，它关系到我国国有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既然已下定决心要实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那么紧接下来的问题是明确改组的目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目标的确定，应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并把它与整个社会资产的分布及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联系起来予以确定。具体说来，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目标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重组
国有企业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应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有过曾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经济纯而又纯的历史教训。当前，虽然我国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国有企业的产业范围仍然过宽，国有企业无所不在，甚至在象理发，修理，邮购，小百货等诸如此类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的产业领域，我们仍不难见到国有企业的踪影形迹。这种无所不包的国有企业产业范围，明显地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其后果就是该由国家办的事情没有办法，不该由国家办的事情却办了很多，可谓是“费力不讨好”。既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那么，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事情，都应交由市场去解决，国有企业的产业范围应该严格界定在“市场失灵”或“市场不为”的领域，即是说，“市场失灵”决定着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产业范围，具体说，国有企业主要应该存在于下列产业领域：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无法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以及生产目的的非盈利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产品不适宜于私人经营，而必须由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即国家来经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出资创办的企业，自然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公共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任务，即使是私有制为主的国家，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也多半是政府出资创办的国有企业的职能。
2.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显著的自然垄断产业
大部分产业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有些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尤为显著，如汽车、钢铁、电子、重型机械制造等等。在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显著的产业，由于市场需求的约束，少数厂家甚至一家厂商就可以提供和满足全部市场需求，而不能容纳更多企业的进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然垄断，对于自然垄断产业，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实行不同形式的干预和管制。这种干预和管制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实施：第一，在该产业领域设立国有企业或公营企业；第二，允许个别私营企业经营，但政府在最低供给量和价格及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限制。目前，除美国外，大部分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都不同程度地以国有企业的形式经营。例如法国，在汽车制造、飞机、海运、金融、保险、石油、煤炭、运输等大量自然垄断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有特别大的比重。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能源产值占全国能源生产总值的69%，其中电力占95%以上，在交通通讯业，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法国国营航空公司等5家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全法国的交通运输业。在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控制了全部的钢铁、铀矿以及大部分的玻璃、化学、电子、发电设备、公共工程等方面的生产。在金融保险业，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全国90%的存款、84.8%的贷款和97.2%的国际金融业务[①a]。在英国，70年代末，国有企业已垄断了全部的电力、煤炭、铁路、造船，控制了飞机制造和钢铁业的大部，占有汽车制造业的40%和石油生产的25%。这些国有企业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有些甚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领羊头”[②a]。在我国，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显著的自然垄断产业更是国有企业的主阵地。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不论未来的改革走向如何，我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保证这些产业的国有企业主导格局。
3.对财政收入有重大意义的产业
很多产业的产品属于非必需品，或者说是奢侈品。这类产品是不宜提倡消费的，但由于历史的和习惯的原因，新的被正确称作多余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必需品。对这类产业，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作法是“寓禁于征”，实行高价高税，并把这种人为创造出来的高收入通过国家专卖的形式集中到国家手中，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产业是烟草和酒类产业。对烟草业，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国有专卖制度，主要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例如，在瑞典，1915年，政府为了支付老年退体金计划的费用，实行了烟草专卖制度，希望每年通过烟草业能获利100万英镑，这一愿望很容易就实现了。在法国，拿破仑一世1811年就建立了国家烟草垄断组织，旨在增加财政收入，1926～1958年，烟草专卖所创利润被指定用于偿还国家债务[③a]。在我国，烟草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意义更大，每年通过烟草业集中的利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10%左右。所以，对于象烟草、酒类等产业，很多国家都是通过设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形式来保证财政收入的需要。
4.信息在供求双方明显不对称从而消费者无选择自由的产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现象。但有些产业，其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大，以致消费者根本无选择自由可谈。典型的这类产业主要是医药业、盐业。医药业是事关性命的产业，而且信息在供求双方明显不对称，即需求者一般并不了解自己的病情及药理知识，而只能由医生诊断并按药方就医。这样，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在这类领域起作用，市场上伪冒假劣产品就难以根绝。因此，很多国家出于对消费者利益的考虑，对医药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定点生产和定点销售，从渠道上排除伪冒假劣产品的行销。实践已经证明，对医药业的国家垄断经营确实是保证人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有效之举。对盐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其道理亦是如此。
5.国防工业
国防军事工业，如兵器制造业、航天工业、核工业，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具有高度的保密性，这类产业产品的生产经营只能由特定的国有企业来组织，其它成分的企业一律不得进入。
6.其它相机抉择的产业
除了上述6类产业一般需要由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以外，国家还可以相机抉择一些产业，以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经营。这类产业可选择的空间余地很大，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府的行为偏好，并不一定非要实行国有制不可。例如英国的钢铁业，总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反复交替[①b]。
在上述6类产业中，国有企业的介入是完全必要的，即使在西方私有制国家，这些产业的经营也多半是政府的职能。实际上，这些产业多属基础产业和公益产业，理应成为国有企业的主阵地，政府抓住了这些产业，就如同抓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牛鼻子”，掌握了“重点的少数”。至于大多数竞争性产业，政府应该完全退出来或退出一部分，放手交由其他市场主体去完成。这样做，并不动摇社会的公有制度，因为对国家来讲，面面俱到地经营属于“一般的多数”的竞争性产业，不仅“与民争利”，而且也有悖于政府的职能。
二、国有企业的产业组织改组
产业组织就是已配置给某产业的资源如何在该产业的大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再配置，以兼顾规模经济效益和竞争压力效率。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成长道路表明，在工业化的中期，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和巨型化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集中化是产业组织的主导方向，这一方面是规模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更是强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然而，我国产业组织的历程似乎与此要求背道而驰。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粗放经营的道路。这种发展道路造成我国同一产业内企业数量过多，规模偏小，集中程度过低的隐患和弊端。而集中程度低，必然造成规模经济效益的巨大流失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低下。目前，我国各类企业数以千万计，仅工业企业就有100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10.22万家[②b]。然而，如此庞大而众多的企业数量中，真正达到规模经济标准的并不多见。以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的汽车制造业为例。1995年底，我国共有汽车制造企业123家，改装车厂家712家，这一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韩国、俄罗斯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是汽车数量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历史上汽车产量最高的1995年，全国产量为143.28万辆，只有通用汽车公司1993年产量729.9万辆的1／5，丰田汽车公司445万辆的1／3。我国1956～1995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165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产量为1290万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产量为1118万辆。这说明我国又是名副其实的汽车产量上的“超级小国”。汽车如此，其它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显者的产业，如钢铁、机械、石化、电子、化工等也大都如此。面临这种产业组织“散乱差”的局面，以及考虑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国产业组织的大幅度调整和改组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在这种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整合产业组织的改组使命。
1.大力发展公司化企业集团，实现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企业集团作为网络化的多组织联合体，是实现规模经济的组织载体，更是整合产业组织，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利的手段。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即使我们不走出去，人家也会不请自来。所以，作为应对措施，我们必须以大制大，建立起以公司化企业集团为核心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在这方面，回忆一下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当年的忠告是不无裨益的。马歇尔早年虽然倡导自由竞争，反对垄断，但在晚年，当他看到德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严重地威协着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以及美国和德国在国际市场争夺问题上托拉斯和卡特尔等垄断组织所起的作用，所以，他对于英国经济政策的最后忠告是：“把一切垄断都认为是坏事是毫无充分理由的简单化”“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对于破坏式的形式的优越地位，对于英国，比其它国家都更为重要……如果她追随美国扩大生产组织的规模……她将要富强起来；但是她在任何方面有所松懈，她就要从她的优越的地位上摔下来。”[①c]西欧各国后来的确遵循了马歇尔当年的忠告，“二战”后，当美国垄断资本大举进入西欧时，西欧各国纷纷掀起了兼并合并的浪潮，以应付美国资本的冲击和挑战。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也必须建立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鉴于我国现有企业集团也同样存在规模偏小的现实，当前我国应特别强调探索集团与集团合并兼并的路子。
2.加强资产增量调整，完善市场进入机制
围绕我国的大公司大集团发展战略，今后，在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产业，国家有必要根据产业的最低规模经济标准限制企业的进入。新建企业必须达到《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附表所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规模经济标准。否则，无论是计委还是主管部门，也不论是法人登记部门还是有关宏观调控部门，都应该从各自职能出发施加约束。“二战”后，日本的规模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力飞快提高，都是与日本通产省的规模经济标准的严格审批是分不开的。例如在乙烯生产上，1955年，通产省只批准年产4万吨以上的项目，1965年只批准年产10万吨并能发展到20万吨的项目，1967年，这一标准又规定在30万吨以上[②c]。这样，仅仅十余年，日本所有的乙烯企业都达到了规模经济标准。所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今后重要产业产值的增长，原则上不应再靠单纯增加企业数量来实现，而应配合《纲要》提出的“两个转变”，走内涵型和集约型的发展道路，靠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来实现。考虑到我国1994年颂布的第一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经济规模标准偏低，而且涵盖的项目数量偏少，所以，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第二批乃至第三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经济规模标准，并不断提高经济规模标准。
3.加强资产存量调整，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我国目前国有资产存量已达5万亿元以上，但分布特别分散，不仅遍布于各行各业，而且遍布于大中小型各类企业，这就使得国有资产很难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在不忽视资产增量调整的同时，必须把调整的重心放在资产存量的重组上，资产存量的重组可以采取横向的联合与兼并，纵向的联合与兼并以及资金参股控股等经济方式，也可以采取关停并转等行政方式。目前，在我国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采取横向合并与兼并的方式，尤其是应该积极探索集团与集团兼并合并的路子，尽管我国尚未出现这样的先例，但国外这方面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波音与麦道两家公司原来都是股份制企业集团，通过将麦道公司股东的每个普通股换取波音公司0.65个普通股的作法，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级大公司的合并，相比之下，到1994年底，我国已有股份公司3.3万家，其中有限责任公司2.66万家，股份有限公司6326家，上市公司达291家。至1995年6月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各类企业集团已达2万多家。[①d]这些都为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兼并合并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另外，国家还应积极创造其它各种有利条件，采取扶优限劣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对大公司大集团所实行的“强——强联合”扩张行为，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方面给予鼓励，另一方面，国家应逐步取消以经营性亏损补贴为主的市场退出壁垒。在这方面，需要配合目前在58个城市开展的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加大《破产法》贯彻力度，对长期经营亏损而又无力扭转的企业，必须实行破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产不断向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集团聚集，促使我国的大公司大集团迅速壮大实力，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国有企业的内部资本结构重组
上面，我们分别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两个角度谈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问题。对产业结构重组而言，要求国有企业收缩产业战线，抓住重点的少数产业，放开一般的多数产业；对产业组织重组而言，要求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应该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的内部资本结构，即收缩国家资本在国有企业内部的资本比重，广泛吸收来自其他法人、个人以及外商的资本投入。具体到某一国有企业，国家资本金应占多大比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控股要求和股权的分散程度。实际上，除了极少数需要组建国有独资公司的国有企业外，国家根本没有必要持有百分之百的股份，而完全可以采取控股公司的形式，这样更能发挥国有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实际上，随着世界各国股票市场上股东的增多和股权分散的不断加强，达到控股地位所需要的股份比重不断降低，这样就使得控股变得越来越为容易。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国家资本在某些国有企业资本比重降低的问题，这不但不是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下降，相反却是加强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因为国家可以用同量的资本去支配和控制更多的社会资产和经济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在吸收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资本后，利用多元股东间的利益制衡机制，有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现政企职能分开。所以，我国应该配合国有控股公司的试点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内部资本结构重组的步伐，以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a 参见《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5月18日。
②a 参见马姆德，阿里，阿尤布等：《公有制工业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第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③a 参见华民：《世界主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第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①b 参见约翰·格林伍德等：《英国行政管理》，第19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b 参见《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6）》，第18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①c 马歇尔：《产业与贸易》英文版，第405页，第655页。
②c 参见戚聿东：《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模式及其发展途径》，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5期。
①d 参见《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6）》第206页和26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