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了吗？——DAG下通货膨胀传递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DAG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当前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在改革开放不同的阶段，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通货膨胀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传递相应地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飞速发展，部分国家认为中国大量出口廉价商品，引起其他国家的失业和通货紧缩，但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足够的研究，因而有必要弄清楚到底中国有没有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①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通货膨胀的传递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的波动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别的国家和地区，而传递的速度与程度往往反映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经济融合的程度。
对于大多数开放经济国家来说，了解国内的通货膨胀是否受到国外经济体的扰动的影响是很重要的。Nordhaus(1976)、Svensson(2000)、Clarida和Gertler(2002)等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架构理论。而关于通货膨胀传递的研究较晚得到关注，部分是因为早期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的变动的差异会被汇率变化所吸收(Friedman,1953)。Perry(1975)、Parkin(1977)较早对世界通货膨胀的传递进行了分析，之后逐渐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传递的问题。
目前的文献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展开的。
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探讨了通货膨胀传递的各种机制。通货膨胀通过出口需求、金融流动和商品价格等跨越了国家地区边界，得到了传递(Perry,1975)。Perry(1975)、Parkin(1977)认为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工资—工资”、“价格—工资”的机制得到传递。而Parkin(1977)、Casseset和Lothian(1980)指出套利、资本资产市场也是通货膨胀的传递重要机制。
在实证上，Cassese和Lothian(1980)、Crowder(1996)、Eun和Jeong(1999)检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间的通货膨胀的传递关系，结果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其他G-7国家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是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波动的；通货膨胀存在很强的趋同关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3-1999，西方七国的通货膨胀在长期相互联系很强烈。而Yang等(2004)在VAR的架构下用CPI分析了G-7在1973-2003期间通货膨胀的传递，得出美国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在欧盟内，德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些。但事实上G-7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发展是不一致的，在1990年前，日本和西欧国家发展的比较快而美国则处于滞胀的痛苦之中，但之后随着新经济的兴起，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而G-7其他国家则发展缓慢，因而简单地把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现今作为一个样本期来检验是不合理的。
以往的文献都集中在讨论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的传递，而关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的传递还没有学者做出检验。随着中国经济的日趋国际化，国际传导成为通货膨胀的新的主导因素（金三林、杨琴，2005）；而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因而研究通货膨胀在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传递对于理解中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主要参考Yang等(2004)的方法，利用1987年1月到2006年2月间的CPI的数据，并以199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子样本，②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的传递。这是因为1997年亚洲经济了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出口萎缩，从1998年到2002年经历了通货紧缩，随着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几年对外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部分国家把本国失业和通货紧缩问题归咎于中国的发展。因而本文试图检验1998年中国通货紧缩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便给出中国是否向世界出口了通货紧缩的答案。
本文使用DAG(Directed Acyclic Graphs)技术(Pearl,2000; Sprites,Glymour,Scheines,2000)来决定同期的因果关系。与广泛使用的Cholesky分解方法相比，DAG的优点是可以从数据的自身的性质出发来界定顺序，从而减少了随意性，提高了估计的准确性。
结果表明，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受到了各国通货膨胀变动的极大的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小；1997年后，中国经历了通货紧缩，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下降了，尽管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有所提高，但幅度还是很小的，不构成对其他国家巨大的冲击，因而中国并没有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
本文作如下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是数据描述；第三部分在ECM架构下，利用DAG进行同期因果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和冲击反应分析；第四部分则是结论性评述。
二、样本数据描述
我们选取样本的依据：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主要考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与中国有着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与上述国家的贸易总量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③以上，④同时这些国家也是我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因而探讨中国与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日益迈上国际化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对内地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已有学者（邓卫广，2005）对其进行了分析，且香港、台湾经济体相比相对较小，因而本文不对其进行分析。
本文用CPI代表通货膨胀，所有的数据都来自IF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机构；数据采取的是月度数据，CPI是根据与去年同期比较而得，数值表示当期与去年同期比较增长了多少。尽管我们要考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的传递关系，但由于关于中国内地的通货膨胀的月度数据的统计是从1987开始的，因而我们把样本期定为1987年1月到2006年2月，共有230个观测值。
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前期，到亚洲金融危机，从1987年1月到1997年1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很高，与其他国家相比均值和波动都大很多。而日本的通货膨胀是最小的，德国在1987年初期出现过通货紧缩，日本则从1995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中国在1998-2002年间经历了通货紧缩，2003年以来通货膨胀也较为温和，因而在样本期2，中国的通货膨胀较低，均值只有0.6%，但是波动只是稍微比韩国低一些，相对于其他国家还是波动较大。在这个期间，整个世界经济的通货膨胀都很低，波动也比较小。其中日本因为长期的经济低迷，均值为负，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
三、实证结果
（一）单位根和协整检验⑥
我们用ADF和P-P单位根检验探讨CPI的平稳性问题。两种检验方法都是假设有一个单位根，检验结果是一致的。1987年1月—1997年12月，除了US（美国）在5%水平下呈现出I(0)过程外，其他的序列都在1%的水平下呈现出I(1)过程。因而我们假设所有的序列都是I(1)。而在1998.1-2006.2，在5%的水平下，所有的序列都是I(1)过程。美国在样本期1呈现出平稳过程可能与前期联邦储备局对通货膨胀的严厉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经济，到了80年代，美国改变了货币政策，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把利率提高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收紧银根，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
其次，通过协整检验确定各个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0)的max-value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无论是否假设存在线性趋势，检验结果都表明，在样本期1各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三个协整关系，而在样本期2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VAR
由于各国通货膨胀间存在协整关系，我们用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估计。
△Y、μ、α、β、Z、e是列向量，△Y是由ML（中国）、US、UK（英国）、Japan、Korea、France、German、Italy、Canada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的元素组成，μ是常数项，α是调整系数，β是协整向量，e是误差项，Γ是个信息矩阵，包含各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Z由Y的一阶滞后项和常数组成的。
（三）DAG
1.DAG简介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常常不能确定模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再加上数据上的缺陷，因而可能导致我们的分析结果存在较大的偏误，而DAG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下面给出简短的关于怎么利用方差协方差矩阵来构建DAG分析的介绍。⑦
DAG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关于一些变量之间同期因果关系传递的结构安排，这种安排是建立在相关和偏相关关系的基础上的。每一对变量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存在四种可能的关系：
(1)没有连线(X Y)。这说明两个变量，X和Y没有因果关系，他们是相互独立的。
(2)没有箭头的连线(X-Y)。这显示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方差协方差矩阵没有给出明确的因果方向。
(3)单方向的连线(X→Y)⑧或者(X←Y)。这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有着明确的并且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传递没有经过其他变量。(X→Y)表示X的变化直接引起了Y的变化，(X←Y)则相反，表示Y的变化直接引起了X的变化。
(4)双箭头连线(X←→Y)。这表明两个变量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就是说X的变动不仅直接引起了Y的变化，同时Y的变化也直接引起了X的变化。
DAG不允许循环图的存在，在下图，A引起了B的变化，B又引起了C的变化，最后C又引起了A的变化，构成了一个循环图，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分辨出到底谁才是最初的原因，不能知道到底谁是因谁是果，这样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我们对此进行了限制。
Spirtes、Glymour和Scheines(2000)提供了计算机程序来去除变量之间的连线和利用变量之间的信息给出因果关系的传递的指向。这个几何图从没有箭头指向的连线开始，每个变量都和其他变量相连，这样n个变量之间共有C[2,n]=n*(n-1)条连线，然后利用每对变量的无条件相关系数去除一些相关系数为零的变量之间的连线。剩下的连线再次被检验他们之间的一阶偏相关系数是否显著等于零，⑨如果等于零，他们的连线也被去除，剩下的再检验他们的二阶偏相关系数是否等于零，以此类推，对于N个变量来说，我们要检验N-2阶条件相关。
DAG用概念Sepset来界定因果关系传递方向。Sepset是一对变量，他们的连线在其他变量为条件的基础上因为偏相关系数没有显著不等于零而被去除。如果是在无条件下被去除的，则Sepset是一个空集。如果r(X,Y)和r(Y,Z)都不等于零，但是r(X,Z)=0，就是说，X-Y-Z，X和Y、Y和Z是相连的，但是X和Z是不相连的。如果Y不在X和Z的Sepset内，则我们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图：X→Y←Z。另一方面，如果变量Y和Z的无条件相关系数r(Y,Z)不等于零，但是存在条件相关系数等于零，r(Y,Z|X)=0，则是他们的共同原因掩盖了他们之间联系，则我们有：Y←X→Z这样的因果关系图。
下面我用DAG分别检验两个时期的同期因果关系。
2.样本期1的同期因果检验
DAG是检测变量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的，从下图可见，在样本期1，中国主要受到了美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对其他经济体影响很小，是最内生的变量之一。法国是最外生的变量之一，美国、德国对外的经济影响力也比较大。由于日本从1987年后，国内需求不足，更依赖海外市场了，受其他国家影响较大，因而日本的通货膨胀也是比较内生的。
图1 1987.1-1997.12世界主要国家通货膨胀传递的DAG分解图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各国通货膨胀在同期的外生程度从大到小基本上如下排列：France、US、Germany、UK、Italy、Canada、Korea、Japan、ML，这基本上反映了各国在样本期1同期的影响力大小。
3.样本期2的同期因果检验
在样本期2，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还是最内生的国家之一，同期受到了日本和法国的影响，而不是意大利和美国了。法国是最外生的，美国、日本、英国也比较外生。而德国成了最内生的变量之一了。Yang等(2004)检验结果表明在同期最外生的是德国，但是在这里我发现，在同期最外生的是法国。与样本期1相比，近几年日本经济的逐步复苏，因而对外的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而韩国在同期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微乎其微。
图2 1998.1-2006.2世界主要国家通货膨胀传递的DAG分解图
因而在样本期2各国通货膨胀在同期的外生程度从大到小基本上如下排列：France、US、Japan、UK、Canada、Germany、Italy、ML、Korea。
（四）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评估区内与区外通货膨胀扰动对通货膨胀波动的解释力度，其结果可以反映各国的相对地位，对外影响力的差异。因而为了得到各个经济体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和通货膨胀传递的动态模式，我们进一步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我们把等式(1)写成无限移动平均的形式：
于是变量i的n-step-ahead预测误差方差由第j个变量的创新引起的比例就等于：
我们的分解是建立在DAG的结果之上的，我们同时构造了一个月（同期）、3到6个月（短期），以及1至2年（长期）的分解。
1.样本期1⑩
在同期，中国是最内生的，受到美国和意大利较大的影响；而在长期受到美国和英国很大的影响，分别达到了20%和16%；同时加拿大和德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接近10%。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出口市场比较集中，主要是欧美市场，因而中国受到欧美国家很大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随着1987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的签署，到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法国一直是美国资本资产市场上的活跃分子，因而在同期受到了法国的较大的影响。而美国和英国一直存在很强的伙伴关系，英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同时美国也是英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合作都很多，因而英国在长期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小，即使在长期也不到一个百分点。
这个时期在东亚，中国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小，只是在长期对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在同期只是受到了法国的影响；在长期，德国、意大利对日本的影响也比较大，分别达到了9%和10%。
在欧盟区内，在同期法国是最外生的，而德国在长期则是最外生，各国相互影响比较大，体现了欧盟经济的融合比较好。这些国家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较大的影响，而受到中国的影响很小。
加拿大在同期，只是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轻微影响；而中国只是在中期对加拿大有温和的影响力。在远期，加拿大主要受到了英国、韩国的影响，分别达到了37%、18%。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样本期1，在同期，法国是最外生的，而在长期，英国、德国和日本是最外生的；美国在长期也是最内生的之一（这与Yang等(2004)的结论不同），但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欧洲，德国的影响力在下降；法国对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影响更大些，欧洲国家相互影响比较强烈。除了日本对韩国有很大的影响外，东亚三国相互影响较小。这个时期的中国，由于需要努力开拓市场，但自身竞争力较弱，经济受到了外界的较大的影响，而对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有限。除了欧盟内国家相互影响比较大外，其他区域的相互合作，相互影响还不大。
2.样本期2
和前一个时期相比，检验结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本上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相对地位的变更。
同期，中国受到日本和法国较大的影响。在长期，意大利、法国、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和前期不一样的是，中国受到更多国家的影响，且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得到了降低。这反映了中国对外经济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市场，过分倚重美国市场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有效地降低和分散风险，增强了经济的自主性。而随着香港的平稳回归，香港居民对祖国大陆的信心的不断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渐渐减弱。
由于法国大量投资美国的资本资产市场，因而在同期，美国受到了法国很大的影响。而在长期，英国、加拿大也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熟，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得到了很大的增强，而英国和日本对其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而中国现在的产业层次比较低，与美国相去甚远，因而出口对美国没有影响力，中国只是在中期对美国有轻微的影响。
日本的通货膨胀在样本期2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在长期成了最外生的。中国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国家，在远期也只是7%。欧洲国家对日本的影响力下降了很多，这反映出日本出口重点的变化，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东亚、东南亚经济的持续高涨，日本的企业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亚洲，出口也更加倚重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在样本期2受到欧洲国家的影响加大了许多，而受到北美地区的影响在减弱。日本和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出现了换位，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得到了增强，在长期可以达到10%，而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下降了，只有5%。
表1 1998.1-2006.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在欧盟地区，法国在同期是最外生的，即使在长期也比较外生，它主要受到区内的国家的影响；与德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相适应，德国在同期就受到了各国的巨大的影响，是最开放的经济体，在长期则受到美国较大的影响；随着欧盟国家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区内经济体相互影响变得非常强烈，而其对外的经济联系在相对减小，日本对其影响下降了，而中国对其影响也十分有限。
在同期，加拿大受到了美国和法国的巨大的影响，同期分别达到了27%和25%，成了一个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和样本期1相比，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国经济影响力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同期，法国仍然是最外生的，而在长期，最外生的则是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还比较大，但与样本期1相比，下降了许多，美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迅速，对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在欧洲，德国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法国对欧洲国家和亚洲国的影响力则得到了增强，欧盟各国相互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受外界的影响下降了，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则上升了，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效地把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联系得更为紧密，同时东亚三国相互影响有所提高。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各个区域内国家相互影响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五）冲击反映分析
为了得到各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如何对彼此的创新进行反应的结论，我们进一步用DAG的结果来构建冲击反应分析。
1.样本期1
(1)1987.1-1997.12中国通货膨胀对冲击的反应
这个时期的中国的通货膨胀较高，对自身的冲击的反应比较大；对来自其他经济体的冲击反应也十分大，特别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冲击。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大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品，因而加拿大通货膨胀的冲击也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在这个时期，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且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低层次产品，竞争力比较弱，为了争取出口市场，往往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来消除来自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影响。
图3 1987.1-1997.12中国通货膨胀对冲击的反应
(2)1987.1-1997.12各国对来自中国的冲击的反应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十分之小，只是对韩国和英国的影响比较大。中国的通货膨胀对美国的影响非常之小，而且联邦储备局的干预使得这种影响变得更小和短暂。
这个时期美国对来自外界的反应还是比较小的，各国都十分关注来自自身的冲击，金融自主性的意识比较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保护主义的抬头。而韩国对来自日本的反应最大（正的）；欧盟经济紧密性的较强，使得相互影响比较大。
图4 1987.1-1997.12各国对来自中国的冲击的反应
2.样本期2
(1)1998.1-2006.2中国通货膨胀对冲击的反应
这个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较低，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反应也比较小，主要以微调为主；反映了中国政府驾驭经济能力的上升和中国经济实力、竞争力的提高。美国的冲击要滞后几期才能够影响到中国，而且影响力也下降了很多。而对于来自日本的冲击的反应现在变成是正的了，这可能是中日经济交往的结构性变化的反映。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这些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只能通过企业减少利润来消除影响；而在样本期2，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进口成套设备的比例下降了，并且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进口消费电子产品的比例上升了，因而这类产品价格的上升直接反映到CPI的上升。而对于来自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冲击的反应已经减小了很多，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下降很大，反映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香港居民对祖国大陆的信心。
图5 1998.1-2006.2中国通货膨胀对冲击的反应
(2)1998.1-2006.2各国对来自中国的冲击的反应
中国对美国的冲击的影响仍然非常之小，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也很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日本、韩国对来自中国的冲击的反应变成正的了，近年来，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出口增长了许多，特别是一些农产品和生活日用品，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的上升会提高韩国、日本的通货膨胀。
随着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美国更加重视东亚市场了，对来自英国的冲击的反应减弱了许多。欧洲国家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增强；其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力在扩大。
冲击反应分析的结论与方差分解的一致，中国通货膨胀对其他国家冲击很小，但抵御外界冲击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而美国经济自主性很强，西欧国家相互影响很大。
图6 1998.1-2006.2各国对来自中国的冲击的反应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在样本期1，我对最优滞后期数从4到6进行了检验，还对协整个数作了进一步的检验，把协整个数分别变成3，4、5、6、7，再进行ECM和方差分解等检验，得出的DAG的结果也与原来的一致，基本结论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而在样本期2，我用对滞后期为3、5、6和协整个数为3、4、5做了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性评述
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国际传导成为通货膨胀新的主导因素的背景下，本文运用最新的因果关系分析工具DAG，利用1987年1月到2006年2月间的CPI的数据，通过分析中国通货膨胀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传递，得出：
1.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出口市场较为单一，竞争力较弱，受各国通货膨胀变动的较大影响，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小，对外的冲击不大。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通货膨胀受外界的影响在降低，同时受到单一国家的影响在减弱，经济的自主性得到了增强；对别的国家的影响虽然得到了加大，但还很有限，并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很大的冲击。
2.尽管美国在后期影响力有所提高，但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了。美国在同期并不是最外生的，即使在长期，对外部经济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但除了英国外，其他经济对其影响力都不大，经济的自主性比较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独立性强，对外界的冲击可以及时有效地中和其影响，因而外界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较小。
3.在同期，法国是最外生的；在欧洲，德国的影响力在下降，法国对欧洲国家和亚洲国的影响更大些。日本的影响力也下降了很多，同时由于日本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往来，经济受到亚洲国家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4.各国经济发展区域向心力越来越强。比较两个时期，欧盟、东亚、北美各国都越来越优先与区域内国家发展经济往来，都受到所在区域的其他国家的很大影响。其中欧盟的相互依赖性最强，相互影响很大，欧洲国家对来自别的欧洲国家的冲击反应的速度和幅度都比较大，反映了欧洲货币联盟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牵制作用。
因而，本文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提高，中国的通货膨胀尽管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对外界影响还很有限，同时抵御外界的冲击的能力还比较弱。中国并没有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世界通货紧缩可能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应注意多元化发展，以便分散风险。同时中国应该更加注意与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央行应密切监测来自外界的冲击，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为企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注释：
①这里指中国内地。
②设1987.1-1997.12为样本期1，1998.1-2006.2为样本期2，下同。
③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
④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总量要大于与加拿大的（国家统计局），但经济影响力没有加拿大大，因而我们在这里也不讨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影响。
⑤当然，按购买力评价，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是很大的经济体，西班牙的经济总量也比韩国要大（国家统计局），但是上述三个国家与上述八国相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要小一些。
⑥关于滞后阶数，在level-VAR下，采取AIC标准，我们无法检验出最优的滞后阶数，其他标准的结果很不合理，与其他学者以往的结果比较相去甚远，因而我们根据Yang等(2004)在检验G-7通货膨胀的传递时得出的最优滞后阶数是K=4，考虑到样本中包括中国，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比例较大的非贸易部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后期中国的开放度已经很高，非贸易部门的比例减少很大，因而我们把最后滞后阶数调整为：样本期1为K=5，而样本期2为K=4。
⑦有兴趣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参考Hoover(2003)，Granger(2003)，Yang等(2004)。
⑧Hoover(2003)把X、Y的关系称为父子关系。
⑨我们使用Fisher的z统计量来检验条件相关系数是否显著不同于零。
⑩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列出1987.1-1997.1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数值表格，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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