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外部影响及其内在机制_形容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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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的影响是受语（recipent language）从源语（source language）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或特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称为“语言影响的获得”。语言影响的获得有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怎样认识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是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研究中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关系的事实，主要从语音、句法两方面论述语言内部结构机制在语言影响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必须加强语言内部结构对语言影响获得制约的研究。

一语言内部机制和语言影响的获得

研究语言影响，除了梳理受语获得的现象和规律外，还要进一步探索致使语言影响获得的因素，即认识决定受语发生变化的因素。促使受语获得影响的因素，既有外部因素，即源语对受语的影响条件，又有内部因素，即受语本身存在的内部机制条件。但二者之中哪个更重要，哪个是决定性因素，语言学界的认识则存在差异。其中，持“外部决定论”者，认为外部的社会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语言内部结构机制因素则处于次要地位，或被支配地位。持“内外均衡论”者，认为语言结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同等重要，二者一起共同起作用。这两种认识虽有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轻视语言内部机制因素的重要作用，对形成语言影响获得的内部因素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在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我们看到有的在揭示语言影响获得的现象时，只重视描写其来源和结果，不重视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只见源语的影响，不进一步探究受语接受影响的内部结构机制条件的配合。这样一来，就把原本是内部机制在起主要作用而产生的语言接触结果，全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把外部对语言影响获得的推动作用，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有的语言原本没有声调，后来由于内部语音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生了孕育产生声调的土壤，出现了声调的萌芽，再加上有声调语言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声调的发展。但这二者之中，究竟哪个更重要，哪个是决定因素？显然，内部语音结构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同样是外部语言的声调影响，有的语言实现了，而有的语言未能实现？原因是各自内部提供的条件不同。一般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内部因素的支撑，外部影响的力量再大，也难以在受语中站住脚。

语言影响在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特点，语言内部因素对语言影响获得的制约也不均等。相对而言，语音、语法受语言内部机制制约的强度比词汇更大些。本文主要从语音、语法上论述语言内部机制对语言影响的重要作用。

二语言接触中语音的影响

语音的影响主要是使受语增加新音位、新的结构模式，以及增加过去未有的语音演变规则。增加新的语音成分是有可能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新成分的确立，必须靠语音内部机制条件的支持，否则，源语的特点就不可能在受语上附着。

比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都没有f这个音位，但是与汉语接触后，有的语言增加了这一新音位，而有的语言则始终不吸收，都用p或ph来代替。未能吸收的原因是没有形成适合f植根的土壤。如维吾尔语与众多有f音位的语言接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始终没有产生这一音位。

又以韵母为例。大理白语受到汉语千年以上的强烈影响，从汉语里吸收了超过60％以上的词汇，但未能把汉语的鼻韵尾吸收到自己的语音系统中。① 究其原因，是因为白语的语音结构机制还未能提供增加鼻韵尾的条件。

又如，过去都以为哈尼语的复合元音ie、iu、ia、ue、ua是受汉语借词的影响而产生的，因为只看到这些复合元音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上，如“参观”等，而忽视了从哈尼语本身去寻找致使的内部条件。这就未能抓住决定语言影响获得的主要原因。其实，哈尼语能出现的这些复合元音，是有其原有语词的语音系统特点作为基础的。哈尼语在语音系统中虽无复合元音韵母，但有双唇腭化声母和舌面音声母，这两套声母与单元音结合的音节，发音上接近复合元音韵母。如：音近。另外，哈尼语零声母音节跟在另一音节之后，容易合为一个复合元音音节。如：。有了这个基础，汉语借词的复合元音就容易被哈尼语所接受，哈尼人也就不难读出复合元音的汉语借词。总之，哈尼语在汉语借词中使用复合元音韵母，都有其内部的条件，外部的语言影响使这些复合元音在哈尼语音系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再谈谈声调的影响。声调是超音段成分。无数事实说明，无声调的语言要借用有声调语言的声调困难较大。这里以孟高棉语声调的起源为例。孟高棉语原无声调，后来萌芽了声调，但历史不长。究竟孟高棉语的声调是如何产生的？有的认为，孟高棉语如佤语、布朗语、德昂语的声调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其实不然。据刘岩研究，“孟高棉语声调产生的原动力是声韵系统和音节结构的简化”，是对声韵系统和音节结构简化的补偿，而不是汉语的影响。② 当然，汉语的影响对声调的产生和演变也起到促进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内部音韵的变化，根本不可能产生声调。

安多藏语至今未能产生声调是个有价值的例证。安多藏语与汉语接触的历史已很长，借入了不少的汉语借词，而且不少安多藏人已是藏语和汉语的双语人，但安多藏语至今未产生声调。这是因为安多藏语还保留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和丰富的韵母系统，尚不具备产生声调的内部机制。而拉萨藏语已出现了声调系统，其声母、韵母已大量简化，具备了产生声调的机制。胡坦认为，“声调的产生是声韵母简化的结果”。③ 朝鲜语的情况也是这样。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已占60％以上，而且朝鲜族中不少人都是朝鲜语、汉语的双语人，但朝鲜语并未因此而产生声调。

再说，有声调的语言要向另一种语言借入一个新的调类，也是有难度的，同样需要有内部机制因素的支持。如果没有，借词再多也不可能产生声调。比如，哈尼语的高升调（35）过去一直把它当成是汉语影响产生的新调，在音系的描写中说成是“高升调是受汉语影响新增加的声调”，或“高升调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诚然，哈尼语的高升调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上，如“公共”等。但高升调在哈尼语的连音音读中早已出现。如：“给了”。连音为产生新的调类提供了条件。

语言影响能使一些面临消亡的语音现象“死灰复燃”，但能够“复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残存的“死灰”，语言影响只是促成“复燃”的外力。这里举缅甸语浊塞音、浊塞擦音“复燃”的例子。通过亲属语言比较，可以获知古代藏缅语是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后来经过历史演变，现代藏缅语彝语支语言的彝语、哈尼语、纳西语还保留着这些浊音，而属于缅语支的载瓦语、阿昌语，浊的塞音、塞擦音均已消失，缅甸语也已大部消失。因而，缅语支与彝语支比较，都以清的塞音、塞擦音与彝语支的浊音对应。例如：

缅甸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出现在固有词里的极少（如“膝盖”），是缅语浊音濒临消亡留下的遗迹。但这极少数固有词已不足以支撑浊塞音、浊塞擦音的独立地位，后来由于大量外来借词（如英语、巴利语）的进入（如巴利语借词“佛”），才使得浊塞音、浊塞擦音在缅甸语的音位系统中具有了独立的地位。这就是说，外来借词不是引起缅语存在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根本原因，而是使得这些濒临消亡的浊音“死灰复燃”。如果没有少数固有词的“火种”，浊塞音、浊塞擦音的“复燃”则难以实现。

语言影响还能使受语的语音出现不稳定性，出现自由变读。但不稳定的自由变读必须是受语原有的现象。据杨再彪研究，④ 蹬上苗语由于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汉语成分和特点已进入了苗语的深层结构，蹬上苗语的汉语借词已占词汇总量的60％以上。由于汉语词汇的大量进入，蹬上苗语的语音出现不稳定性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音位的自由变读和半自由变读，如b与ph、d与th、dz与tsh等自由变读。比如，汉语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阳平调字借入蹬上苗语后，浊音与不送气音都作为自由变读而存在。例如：“情人”。

语音影响获得的实现，存在不同的层次。一般看来，属于超音段的语音成分，如声调、元音的长短松紧，不易借用。

三句法的影响

在语言接触中，句法特点不容易受源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语言接触中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受语从源语中借进的词汇，仍然要遵循受语句法结构的制约，因为句法规则对句法成分的约束是强制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通过语言影响，受语产生新的句法形式也还是存在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受语植入源语中的某种语序，新语序与固有语序并存和竞争。新语序的出现，并不是简单地把借用成分搬入受语中，而是必须有句法结构内部机制条件的支撑。如果没有内部机制，新的语序是不可能根植下来。

以藏缅语“形修名”的语序为例。在藏缅语中，形容词定语与名词中心语的语序以形容词修饰语后置为主，但也有前置的。过去的一些研究认为，前置的是受汉语的影响产生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景颇语里，“形修名”的固有语序有“名＋形”和“形＋名”两种，在语用中以前者为主，但后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从起源层次上看，是先有“名＋形”语序，后有“形＋名”语序。但二者有一定的分工，凡较复杂的修饰语，或是多层修饰语，或是多音节的修饰语，其位置在名词之前。例如：

（1）

（2）

“形＋名”语序的发展，显然与汉语影响有关。但汉语影响是有限的。它使景颇语形容词修饰语特别是多层定语前置大量增多。而能出现“形＋名”语序，则是由其内部结构条件决定的。景颇语里，定语位置有前有后，名词、代词做定语是前置的，单数指代词定语做定语前置、后置均可。定语前置的语序，为出现形容词定语前置的语序提供了天然的内部条件。

仙仁土家语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有两种语序。一是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的语序，这是土家语的固有语序。例如：

（3）

另一是形容词在前、名词在后的语序，这是受汉语影响新产生的语序。例如：

（4）

仙仁土家语的形容词、数词、量词修饰名词时，也出现了“名＋形＋数＋量”、“形＋名＋数＋量”两种语序，前者是固有语序，后者是受汉语影响产生的新语序。当形容词是受语固有词时，两种语序皆可，但更多使用“名＋形＋数＋量”的固有语序。例如：

（5）

但当形容词是汉语借词时，两种语序皆可，更多使用“形＋名＋数＋量”的新语序。例如：

（6）

这种新语序的出现，除了上述部分定语置前的条件外，还与词汇的使用有关。具体说，这种语序中的形容词，多为汉语借词。

土家语中的数量词修饰语也能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前，固有的“名＋数＋量”语序开始松动。例如：

（7）

（8）

数量词修饰语之所以能前置，其原因同于部分定语存在前置于中心语的现象。藏缅语有的语言如梁河阿昌语、绿春哈尼语等，也出现过数量词修饰语前置的新语序，也是由这些语言在这方面的共性特点决定的。例如：

（9）

（10）

接受语言影响时，在有的情况下母语人一时还顾不及去适应语言机制，就把新语序“囫囵吞枣”地带入母语中，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随着对借用成分的进一步消化、理解，会对借用成分做出新的调整。如哈尼语受汉语影响，开始一个时期是将汉语的VO语序的词语借入，如把（歌）“唱歌”、“跳舞”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借进，但后来随着使用者对语言内部规则的潜在规范以及认识的加深，认为这种语序不符合本语的语序模式，于是就按本语的OV语序将它们改造成“跳舞”。把动宾结构“唱歌”、“跳舞”看成是名词成分，当“唱”、“跳”的宾语。这个过程，反映了语言内部机制对借用成分的制约。

处理语言接触导致句法变化问题时，还要认真分析和对待那些貌似于新语序的句法结构。那些在表层形式上看上去是源语（汉语）植入受语（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新语序或句法结构，实际上是由受语内部机制决定的。比如，有人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受汉语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借入了表示复句各分句之间关系的关联虚词，因而增加了复句的语义类型。其实不然。借入的汉语虚词，是将复句各分句之间隐性的关系显性化，而并没有增添新的复句类型。因此，不能将汉语影响之下产生的句法新变化一概而论，这样就能避免将汉语的影响扩大化。

下面再看看藏缅语与汉语的语言接触中“是”字句的情况。藏缅语很多语言都没有汉语那种表示判断意义的“是”，用“主语＋名词谓语”表示判断意义。例如：

（11）

但由于受到汉语的影响，有些语言借入了汉语的“是”。汉语的“是”字句，其中一部分是判断句，一般认为是VO结构；还有一部分是话题结构，“是”是话题标记。藏缅语有的语言借入了汉语的“是”字句后，过去总认为是这些OV型语言增加了VO型的新语序。但从现有的语料看，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下面先看一些语言的例子。

各地土家语都从汉语中借入了动词“是”和“不是”。在永顺大坝、龙山靛房等地的土家语中，“是”和“不是”具有与一般行为动词同等的句法地位，分别表示肯定、否定的判断意义。因为土家语是OV型语言，动词居于句末的位置，显然，判断动词“是”、“不是”也只能位于句末。例如：

（12）

（13）

（14）

仙仁土家语的“不是”也居于句末，也被当作动词使用。例如：

（15）

但值得注意的是，仙仁土家语从汉语中借入“是”后，“是”位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构成“主题＋是＋述题”的句式。这与汉语的肯定判断句的句式完全相同。例如：

（16）

（17）

如果从表层上把例（16）、（17）都看成是VO语序，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VO语序就是仙仁土家语受汉语影响产生的新语序呢？如果是新语序，那么，导致VO语序出现的条件是什么，支撑VO语序存在的语言内部机制又是什么？汉语借词“是”在仙仁土家语中只能位于话题之后，不能处于句末位置，我们认为这一点与“不是”不同。“不是”位于句末，是句中的谓语，这符合土家语固有的OV语序。如果“是”也被当作行为动词借进土家语，应该位于句末，但它则处在宾语之前，这就违背了土家语固有的OV语序，所以不能判定它是动词。而且“是”还能被省略，或者与话题助词同现。例如：

（18）

（19）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另一种解释：“是”不是行为动词，其句法功能是表示前面的名词成分是话题焦点。例（12a）、（13a）、（14a）中的“是”是判断动词，而例（18）—（19）中的“是”是话题标记。“是”位于两个名词成分之间受土家语话题结构的制约，而不是新产生的VO语序。其实，“是”在汉语中也是既能表示肯定判断，又能充当话题标记，是语用助词。

仙仁土家语还借入了“就是”。“是”、。“就是”表示前面的名词是谈话的焦点。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