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为双音节的“V在了N”格式———种曾经被语法学家怀疑的格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式论文,语法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写作背景
最早提到“V在了N”格式的是丁声树等（1961）。该书第七章举出了老舍作品中的两个例子：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
80年代以来，范继淹（1982）、蒋平（1983和1984）、 廖礼平（1984）、朱德熙（1987）、邢福义（1985和1997）、董晓敏（1997）都对这类现象作了论述。其中，董晓敏（1997）的考察最为细致深入。但是，董晓敏讨论的“V在了N”，基本上只涉及了单音节动词。
这一格式中的V，可以不可以是双音节的？范继淹（1982）认为“V（双音）在了N”不规范。该文指出：“扔在了床上│倒在了地上│摔在了地上│掉在了地下——即使合乎规范，适用范围也有限，双音节动词没有这种形式（*围绕在了四周│*寄存在了车站）”。朱德熙（1987）认为这种“V（双音）在了N”不合法。该文指出：“合法的句式的出现频率不一定都很高，不过不合法的句式的出现频率一定极低。下边举一个实例来说。有的文章提出，双音节动词跟单音节动词一样也能造成‘V在了+处所’的句式。……这种句式口语里没有， 书面语里也极为罕见。文章里一共引了十二个例子，其中倒有八个集中在两位作者的两篇作品里，如上文所引。仅仅凭这十来个例子恐怕还不足以证明由双音节动词组成的‘V在了+处所词’的句式已经在书面语里站住脚了。”
本文在上述背景下集中讨论“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语的情况。“动词语”的提法，意味着V通常是一个动词， 但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动词短语。
一 事实跟踪
范继淹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离现在已有15年；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离现在也已有10年。事实表明，近年来“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语的现象不是越来越罕见，而是越来越多了。
1.1各种文学刊物，凡是笔者看到的，都发现有这类事实。 请先看13个例子：
（1）自己木已成舟，壮心不死，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蒋法武《矿东村0号》，《当代》1983年第2期63页）
（2）这个正在井台上摇辘轳的老头儿， 把刚刚提上来的一筲水泼洒在了地上，……（郑万隆《那寂静的山谷》，《十月》1983年第2 期196页）
（3）她调皮地将头侧了过来，长长的秀发披散在了肩膀的一边。（王金年《韧》，《小说家》1985年第3期94页）
（4）多日来，他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 突然间又降临在了他的面前，……（林希《琴师》，《红岩》1987年第2期76页）
（5）逝去的白鹤被封闭在了湖里， 空中的白鹤却决不会再朝这里飞。（陈吉容《星星索》，《花城》1988年第3期192页）
（6）我只把她的尸体保存在了这里。（王秋海《梦里寻她千百度》，《啄木鸟》1990年第2期65页）
（7）……管理连长又已经树桩般挺立在了丁一知面前， ……（何继青《彼岸》，《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4期142页；原载《时代文学》1995年第3期）
（8）张子慈让老伴拿上东西追出去扔放在了楼门口， ……（孙春平《放飞的希望》，《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57页； 原载《上海文学》1996年第5期）
（9）……雪峰突然显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18页；原载《小说界》1996年第5期）
（10）那前后两年里的苦难悲怆，都已溶铸在了他的生命中。（赵淇《苍茫组歌》，《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21页；原载《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0期）
（11）不一会儿女乘务员便领着两个肥头大身、扛着大包小包的男人进来，分别驻扎在了两个铺位的上方。（徐坤《如梦如烟》，《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39页；原载《大家》1997年第2期）
（12）……取了自己的衣衫，往那树枝一搭，把那牙苗遮盖在了一片荫凉里。（阎连科《年月日》，《小说月报》1997年第4期8页；原载《收获》1997年第1期）
（13）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在了他身上。（陈铁军《老杂碎》，《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125页；原载《莽原》1997年第2期）
这13个例子分别出自蒋法武、郑万隆、王金年、林希、陈吉容、王秋海、何继青、孙春平、余纯顺、赵淇、徐坤、阎连科、陈铁军等13位作者的笔下，分别见于《当代》《十月》《小说家》《红岩》《花城》《啄木鸟》《时代文学》《上海文学》《小说界》《解放军文艺》《大家》《收获》《莽原》等13个刊物。13个例子按时间顺序排列，全都是范继淹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出现的；其中10个是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写成之后出现的。下面还有更多的例子，是见于90年代作品的。
1.2这类事实的某些具体说法，有时在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复现。例如：
（14）他下意识地半欠起身子，目光集中在了家季的身上。（林希《琴师》—78页）（凡是上例已注明的刊物名称期数都用“—”代表，下同）
（15）大家互相看了看，然后把目光刷刷地集中在了老汉身上。（厉夏、方金《古船·女人和网》33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3月）
上例“集中在了”在两位作者的两种作品中复现。又如，下例“出现在了”在四位作者的四种作品中复现：
（16）但第二天那竹签儿却又出现在了小墩子的旧铅笔盒里。（刘心武《小墩子》，《收获》1992年第5期10页）
（17）花妞儿，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边。（厉夏等《古船·女人和网》351页）
（18）此时，……令我一见便怦然心跳的“鬼湖”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22页）
（19）那个疯子谁也没有料到又出现在了城里，……（贾平凹《制造声音》，《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46页）
同样的说法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复现，反映了作者们对这类说法的认同。相同说法在同一作者的笔下复现，自然不足为怪。例如：
（20）此时，静卧在雪山之间、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圣湖”蓦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20页）
（21）蓦地，喜玛拉雅、岗底斯以及静卧在它们之间的美丽之湖公珠错，就这样不容置疑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同上31页）
1.3这类事实进入了口头广播用语。比如，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李修平广播重要新闻时这么说：
（22）物价涨幅也控制在了百分之×之内。（1997年1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所代表的具体数字当时未听清）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音员说的是标准普通话，这为大家所公认，他们的口头用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事实上，“控制在了”的说法从李修平的口头上说出来，听起来觉得很自然，并不感到别扭。
1.4这类说法可以进入论说性文章。 林焘先生《北京市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一文曾使用“V 在了”的说法：“总的趋势是连调变读走在了单字调转化的前面。”（《中国语文》1991年第1 期）其中的动词是单音节的。笔者试图做个“小实验”，模仿林先生的写法写了两个句子，分别用了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动词：
（23）结论既生发于事实又验证于事实，这是《分析录》的又一特色。作者的双脚，牢牢地扎在了现代汉语语法事实的泥土之中。（邢福义《〈汉语层次分析录〉序》，《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75页）
（24）用平易质朴的文字来表述学术见解，这是《分析录》的第四个特色。集子中的文章，深入而浅出，把作者的思考与结论透明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读者欢迎这样的文章。（同上）
相信读者阅读起来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语法错误。
1.5 这类说法的使用者在地域上有广泛的覆盖面。
统观本文前边和后边所举的全部例子，可以知道下列人士使用了“V（双音）在了N”格式：周大新（山东）│赵德发（山东）│余纯顺（上海）│方方（南京）│张抗抗（浙江）│季宇（安徽—江苏）│赵淇（广州—江西）│何继青（广州—南京）│邢福义（武汉—海南）│李荣德（湖北）│阎连科（河南）│林旷德（河南）│刘心武（四川）│贾平凹（陕西）│郑万隆（黑龙江）│梁晓声（黑龙江—山东）│徐坤（辽宁）│林希（河北）│王矩（河北）│孙春平（河北）│陈铁军（北京）│李修平（中央电视台）│蒋法武（？）│晓剑（？）│王秋海（？）│晓白（？）│陈吉容（？）│王金年（？）│万方（？）│厉夏（？）│方金（？）│张弛（？）。这里出现了32个名字，粗略地按照东南西北中的地点线索作了排列。有的人长期在甲地方工作，籍贯是乙地方，注明为“甲—乙”，如“安徽—江苏”；有的不知是什么地方人和在什么地方工作，暂且打个问号。如果选择代表地点，以首都北京代表中，以上海、广州、陕西、黑龙江分别代表表南西北，可以显示出这么一个很直观的分布简图：
黑龙江
│
陕西─北京─上海
│
广州
假若包括蒋平（1983和1984）用例中举出的张廷竹、路遥等人，人数就更多。通过这个分布图可以知道，这类说法的使用者不仅人数不少，而且散布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国土上。
二 V的结构和“了”的使用
本部分讨论V的结构情况和“了”的使用条件。
2.1 V的结构
“V在了N”格式中的双音节V，其内部结构并不单纯。
第一，联合式。
“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大多数是联合式。上面所举例子的双音节动词，绝大多数都是联合式的。又如：
（25）……于连夹在手指尖的烟卷也掉落在了地上。（季宇《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1期59页）
（26）……一圈干叶中，有一滴绿色砰的一下闯撞在了他的目光上。（阎连科《年月日》—19页）
（27）她觉得，她的灵魂依附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倒下的躯体上。（晓剑等《世界》，《收获》1983年第2期52页）
（28）她全身的力量聚集在了她胸中的一点。（万方《杀人》，《收获》1994年第3期24页）
联合式动词的两个语素，都跟N存在语义联系。其中， 有的两个语素可以分化开来分别进入“V在了N”格式，造成同义或近义的说法：掉落在了地上→掉在了地上│落在了地上。有的不能这么办：控制在了百分之×之内→*控在了百分之×之内│*制在了百分之×之内。这跟所用语素在现代汉语里能否独用有关。
第二，后补式。
后补式V在“V在了N”格式中的使用频率比联合式低得多， 但不是个别现象。如例（4）“降临在了他的面前”，“降临”是后补式。 又如：
（29）你想活着你今夜就离开这儿，随便躲到哪儿，三日五日后回来，我也就饿死在了这儿。（阎连科《年月日》—22页）
（30）张善子闻言大醒，突地双腿一软，跪倒在了秀才面前，……（张弛《天书》，《花城》1989年第6期168页）
（31）不料刚站起迈了一步，一阵带着金星的眩晕就猛扑过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了地上。（周大新《向上的台阶》，《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3期36页）
“降临”和这三例的“饿死”“跪倒”“按倒”都由“动+动”构成。下例的结构情况稍有不同：
（32）他的全部身心已经浸透在了一种大言无声的自我陶醉中。（张弛《天书》—53页）
（33）高人云这时刻才开始回想他怎么样就轻易软倒在了街上。（方方《行云流水》，《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2期66页）
这两例的“浸透”“软倒”也是后补式，但“浸透”更像是“动+形”，“软倒”更像是“形+动”。
从跟N之间的语义联系看，如果把构成后补式的两个语素记为ab，可以分析出三种情况：1.ab和N都有可组合的联系。 如：跪倒在了秀才面前→跪在了秀才面前，倒在了秀才面前│按倒在了地上→按在了地上，倒在了地上。2.只有a跟N有可组合的联系。如：浸透在了自我陶醉中→浸在了自我陶醉中（* 透在了自我陶醉中）│降临在了她的面前→降在了她的面前（*临在了她的面前）。3.只有b跟N有可组合的联系。如 ：饿死在了这儿→死在了这儿（* 饿在了这儿）│软倒在了街上→倒在了街上（*软在了街上）。
第三，偏正式。
偏正式V在“V在了N”格式中的使用频率跟后补式大体相同。例如：
（34）他已把讲稿熟记在了心里，……（周大新《向上的台阶》— 31页）
（35）于是一大团怒气就郁积在了做爹妈的心里。（同上47页）
（36）先爷……猛一下顿立在了面前。（阎连科《年月日》—17页）
（37）盲狗……又回来死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同上21页）
（38）无奈，他只好像个病弱的老豹子一样颓然坐倒，半卧在了路边。（赵德发《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67页）
从语义关系看，如果把构成偏正式的两个语素记为ab，那么可以跟N发生组合关系的是第二个语素b。比方：熟记在了心里→记在了心里│郁积在了做爹做妈的心里→积在了做爹做妈的心里│顿立在了面前→站（＝立）在了面前│死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死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可以说，但这个“死”同“死守”中的“死”语义不同）│半卧在了路边→卧在了路边。
有的双音节V似乎更像是连动式。不过， 也许仍然可以理解为偏正式。例如：
（39）有一样东西雪花一样飘打在了先爷脸上。（阎连科《年月日》—22页）
（40）焦干的黑色的穗缨，被手一碰，就花谢般断落在了草间。（同上25页）
“飘打在了先爷脸上”是“飘来打在了先爷脸上”，“飘”和“打”之间有连动关系；不过如果把“飘”看成“打”的方式或状况，似乎也可以勉强归入偏正式。同样，“断落在了草间”是“断开落在了草间”，“断”和“落”之间有连动关系；不过如果把“断”看成“落”的情态或状况，似乎也可以勉强归入偏正式。
第四，动宾式和主谓式。
有的双音节V是动宾式，有的双音节V是主谓式。都只发现一例：
（41）学校由牛屎村迁建到这儿，……黄支书老赖拍板在了自己村，……（李荣德、林旷德《天上一朵带雨的云》， 《中篇小说选刊》 1997年第1期205页）
（42）他一下便软瘫地蹲下来，……连身上唯一的白布裤衩都汗粘在了大腿上（阎连科《年月日》—16页）
上例里，“拍板”显然是个动宾式，“汗粘”显然是个主谓式。
2.2 关于“了”的使用
“V在了N”格式中，动词不管是单音节的还是双音节的，“了”的使用情况具有一致性。这里，只结合V为双音节的用例， 粗略地解说为什么有时说成“V在了N”，什么时候不能或不大能说成“V在了N”。
第一，加“了”，是为了强调行为已经定位实现。例如：
（43）全部耙耧人都把存好的玉蜀黍种子拿出来，赶在雨前把秋庄稼点种在了土地里。（阎连科《年月日》—6页）
（44）人怎么就难得燃烧起来呢？那个引发爆炸的药捻儿究竟萎缩在了哪里？（徐坤《如梦如烟》—34页）
前一例，陈述行为定位实现于“土地里”，后一例询问行为定位实现于“哪里”。加个“了”字，对行为的已经实现具有强调作用。
有时，说的是想象的事，但可以想象已经实现，因而也可以加“了”。比如例（29）“你……三日五日后回来，我也就饿死在了这里”。
第二，如果行为尚未实现，而且词面上出现“可以、将要”之类未然性词语，那么不能加“了”。
动结式动词语包含完结意义，但是，从跟客观事实的联系看，它所表示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已经实现的。比方“推倒”包含完结意义，但说“他一用劲，木桩就会被推倒”时，“推倒”的行为尚未实现。“V在（N）”情况一样，“V在”表示一种定位完结的意义，但如果行为尚未实现，并且为“可以、将要”之类词语所标明，是不能加“了”的。例如：
（45）他只消把盲狗领到地里，那田里的鼠窝便可以一个不漏地出现在先爷的锄下边。（阎连科《年月日》—11页）
前面的“可以”表明事情只具有可能性，因而后面不能说成“出现在了”。
第三，即使行为实现，但如果行为游移，跟N的联系缺乏定位性，不大能加“了”。就是说，N所表示的方位处所应该是相对确定的， 而不是泛指性的。即使是用疑问代词“哪里”，也是求代某个确定的方位处所。看下面的例子：
（46）狗便沿着来路往梁上走，先爷跟在它身后，热乎乎的脚步声，像枯焦的几枚树叶打着旋儿飘落在烈日中。（阎连科《年月日》—6页）
这一例，不好说成“飘落在了烈日中”。这是因为，对于泛指性的“烈日中”来说，“飘落”的行为是游移的，不定位的。
范继淹先生所说的“寄存在了车站”，完全可以成立；至于“围绕在了四周”，孤零零地说出来不大能成立，这正是由于“围绕”和“四周”的联系具有较大的泛指性，定位性不强。
第四，“V在了N”总是居于句末，有煞句作用。它或者出现在整个句子的末尾，或者出现在一个分句的末尾，如果出现在句子中间，即使行为已经实现，而且具有定位性，也通常不加“了”。例如：
（47）解放后，他的这种经历深受政府器重，先是安排在民政部门工作，……（陈铁军《老杂碎》—131页）
（48）不管怎么说，都只得和这个打锣的勾搭在一起做了家贼。（同上136页）
上例“安排在”“勾搭在”用于句中，后边分别续上了“工作”“做了家贼”。在这种情况下，不用“了”。
三 数量的多少和格式的合法
本部分讨论如何看待“V（双音）在了N”格式用例数量多少，并讨论如何评估这一格式是否合法。
3.1 关于多少
上述事实表明了“V（双音）在了N”格式的用例数量和使用数量都不能算少。通过长期的跟踪观察，还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这类格式的使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谁肯花时间再看上若干本《小说月报》或《中篇小说选刊》，一定又可以找到更多新的用例，从而举出更多使用者的名字。
从双音节V内部的结构方式上看，也不能算少。 上面已经列出了联合式、后补式、偏正式（包括连动式）、动宾式和主谓式。有的格式只看到一个例子，但不是不能类推。比方，这样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敌人终于整天龟缩在了碉堡里。”这里的“龟缩”便是主谓式。
也许可以这么辩驳：不管怎么说，V为双音节的“V在了N”， 还是罕见的。有的文章里可能看不到一个用例，有的文章里可能只看到个把用例，有的文章里顶多也只看到几个用例，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对于V为双音节的“V在了N”格式来说，这样的评说是不公平的。事物的比较，必须放在同等级、同类项的水平线上来进行。评估“V 在了N”的使用数量，最具有可比性的格式应该是“V到了N”。 根据董晓敏（1997）的统计，V是单音节时，“V在了N”的使用频率接近于“V到了N”，而远高于“V给了N”“V向了N”。V是双音节时，情况如何？请看对两篇小说所作的统计：
作者 作品字数 V在了NV到了N
陈铁军 《老杂碎》约2.5万2例
3例
阎连科 《年月日》约5万 9例
1例
陈铁军《老杂碎》（《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中，“V（双音）到了N”共出现三次：搀送到了（125页）、物化到了（126页）、运用到了（127页），比“V（双音）在了N”多一次； 阎连科《年月日》（《小说月报》1997年第4期）中，“V（双音）到了N ”只出现一次：消失到了（14页），比“V（双音）在了N”少八次。这个小统计也许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由此知道，“V（双音）到了N”和“V （双音）在了N”在使用频率上互有高低。如果说“V（双音）在了N ”是罕见的，那么“V（双音）到了N”同样也是罕见的。然而，有谁怀疑过“V（双音）到了N”的合法性？
3.2 关于合法
“V结+了”是现代汉语的强势格式。（“结”代表V后结果性补语成分。动宾格式也是强势格式，笔者1997已经论及。）一个结构，只要是动结式的，需要时就十分自然地加上“了”字。比如：看见了，站住了，推翻了，打倒了。
“V在了（N）”格式衍生于“V结了（N）”格式。由于受到“V 结+了”这个强势格式的影响，介词“在”和“到、给、向”只要用到动词后边，便很容易附向动词，成为结果性后补成分，于是“V介N”便很容易转化为“V结（准动）了N”。这就是说，“V在了（N）”格式建构在“V结了（N）”格式的基础之上，有强势格式的背景，得到强势格式的有力支撑。比如：
撒在大海→撒在了大海
撒到大海→撒到了大海
撒向大海→撒向了大海
撒给大海→撒给了大海
如果说不用“了”时“在”和“到、向、给”还可以看作介词，或者说还存在介词和后附准动词两种可能性，那么用“了”之后它们便不再以介词身分介引后边名词给前边动词，而是完全附向动词，以准动词身分跟前边动词组合成了动补结构。
一个语法格式一旦成立，便具有强烈的类化力。正因如此，“V 在了（N）”格式在使用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其类化轨迹为：
首先，V是单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是双音节的也会跟着出现。比如：
掉到了地上 落到了地上→掉落到了地上
掉在了地上 落在了地上→掉落在了地上
其次，V是双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本身也就允许出现多种结构，包括动结式结构。当V是动结式结构时，“V在”成了更大的多层次动结式结构，即V为动结，“V在”又是动结。比如：
跪在了他的面前→跪倒在了他的面前
吊在了大榕树上→吊死在了大榕树上
再次，V是双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本身也就允许出现多音节的复杂现象。看实际用例：
Ⅰ.“（双音V+双音V）+在+了”。
（49）我真喜欢北大荒的豆油，……好像把一个秋天成熟的谷草玉米和豆子，统统都压缩收藏在了这里，调出了这样深沉明洁丰富的金黄色。（张抗抗《永不忏悔》，《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1期59页）
上例先用两个双音节动词“压缩收藏”，然后再用“在了”。这是“V在了N”中V的扩展。
Ⅱ.“（V在+V在）+了”。
（50）于是女作家们在坐累了的时候就素性躺在或趴在了床上，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大家的聊天和侃。（晓白《学校轶事》， 《小说家》1997年第3期119页）
（51）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把自己都隐藏在或者叫做埋没在了自己作品里。……（同上118页）
前一例，先用“躺在”“趴在”，再用“了”。其中的“躺”和“趴”都是单音节的；后一例，先用“隐藏在”和“埋没在”，再用“了”，其中的“隐藏”和“埋没”都是双音节的。这是“V在了N”中“V在”的扩展。
上述的类化轨迹是合乎逻辑的，其合法性是很难怀疑的。应该注意的是，“V在了N”格式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应用的实际需要。具体点说，是因为它具有“V到了N”等其他格式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看下面这个例子：
（52）那时候各有自己的管区，……所以这个警察一看田三儿快不行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扶住他，一边和颜悦色地鼓励他“再坚持一会儿”，一边把他搀送到了别的警察的管区里。恰巧另一管区的警察也发现了这一情况，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又将他搀送了回来。田三儿，一代著名的吃家儿，就这么被两个警察搀来搀去，最后饿死在了双方管区的交接处。（陈铁军《老杂碎》—125页）
上例前面用“搀送到了”，后面用“饿死在了”，修辞上讲究了对称性。由于情况已经实现，都用了“了”字作了强调；由于语义上存在“移位”和“定位”的细微差别，前者需要用“到”，后者则需要用“在”，二者不能互换。可知，“V（双音）在了N”有时是不可取代的。这正是这一格式可以取得合法化地位的语用根据。
四 结束语
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但是书面语并非口语的简单复制，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句法格式的规律性类推衍生，便是书面语发展的重要轨迹之一。口语里本来没有“V在了N”，老舍写《骆驼祥子》时使用这一格式，应是从“V到了N”之类推衍而来。后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这一格式按其自身规律进一步推衍，于是发展成了一个跟“V到了N”等平行同用的颇有生命力的格式。
据张寿康（1979），“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17—1921）。考察“V在了N”在书面语中的使用情况，不能只看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那些年代的作品，离“五四”运动毕竟只有二三十年；而八十九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则离“五四”运动已有七八十年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书面语语法格式的发展很值得注意。就“V 在了N”格式而言，是更多地见于新时期中青年作家作品的。
书面语能不能影响口语？“V（单音）在了N”的说法，经常可以在电视里各种球赛的口头解说中听到：“V（双音）在了N”的说法，也在李修平的口头广播中出现了。当然，这类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口语，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从人们口头上说出来的，起码跟口语沾了点边。这是不是表明书面语对口语可以有所“浸润”？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是只有单向影响的关系呢，还是彼此间可以有双向影响？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