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效应理论文献综述研究
王太盈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阳550025）
摘 要： 协同理论发展迅速，协同效应理论沿着美国管理学大师安索夫的模式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模式共通发展，国内学者在企业文化协同、企业并购协同、供应链协同、战略联盟协同、技术创新协同和企业技术创新协同等方面进行综述。对此进行总结，以期为协同理论的发展提供路径。
关键词： 战略管理；协同理论；技术创新
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协同效应理论沿着两条线索共同发展，一个是美国管理学大师安索夫的模式，另一个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模式。
一、安索夫协同理论及其演化
伊戈尔·安索夫是战略管理的鼻祖，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战略管理的创新研究上，并成为了这一学科的一代宗师。安索夫在1960年和1965年分别出版了《战略管理》和《公司战略》，认为企业的战略核心是：明确自公司的位置，界定公司的目标，确定清晰的目标实现路径。同时指出，经验战略的内容包括四个要素：协同作用、竞争优势、增长向量和产品市场范围。
随着研究的深入，企业战略的外部性研究得以补充。1987年，日本战略专家伊丹广之就从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出发，对安索夫的协同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和细化。伊丹广之提出，协同效应包括互补效应和协同效用两个方面，也即公司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互补和协同。内部因素包括自身的资源、人才、制度，组织构架等，外部环境包括客户、竞争者和技术等。
罗伯特·巴泽尔认为，企业的各个部分既有其独立性，也有其联系性，那么协同战略就是通过发挥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的相互联系支撑所形成的企业整体能力的一种战略。罗伯特·巴泽尔把协同战略的价值效应加以细化和具体，价值效应分别表现为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的优化、营销能力的提升、研究开发的扩散效应和企业品牌价值。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协同理论开始从企业内部逐渐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层面上，内涵更加丰富，角度更加开阔。随着社会化的大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企业之间的竞争与摩擦、分工与写作，为协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案例，也推动着协同理论更加完善。
二、国内学者协同理论的发展
张敏（2003）研究了供应链的效益激励作用，缺乏对企业构建的相关分析。凌鸿（2006）分析了制度、组织结构、外部环境和技术对供应链的协同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陈甲华（2005）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分析和评价战略联盟协同效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张浩（2012）分析了协同效应的边界条件，从文化内涵、组织结构和制度系统来构建协同效应的模型以及操作方法。李艺（2006）研究分析了战略联盟的内部环境和外生因素，尤其是保障机制、动力机会和运行机制的相互影响。
第一，协同理论定位于技术创新领域和开拓于资源互补效应。Gupta（1987）通过对研发部门和营销部门的产品创新的关联性研究，指出两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会推动企业的发展，并且这与自身的企业文化、激励制度密切相关。Song和Pany（1993）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把无形的诚信品质加入到协同理论当中，有了诚信的品质基础，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二者交互的摩擦成本，更好地发动协同作用。Lundvl（l1992）将协同效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创新战略上。
刘燕武（2003）对企业并并购效应的机制研究提出了新思路，从一般意义上证明了“关键联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之中”这一结论，进而得出“关键联系也普遍存在于企业并购过程中”这一推论，从而为从关键联系角度有效地研究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形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王晓丽（2010）研究分析了影响企业并购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规模、企业文化和管理手段等等。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协同、企业并购协同、供应链协同、战略联盟协同、技术创新协同和企业技术创新协同等方面。
第五，既然旅游的本质是见异思迁，那么“异”地空间的存在，也即地方性，是旅游得以繁荣的基础，所以旅游产品的开发，应侧重于不同“地方”的地方性和场所精神，这个问题在大刀阔斧地推进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失去其地方性和独特性。这事关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景区的规划、城市规划、绿道和步行道的建设、旅游资源的认识和界定乃至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的设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最终达到提高生活质量，使生活更美好的目的。
2）树干涂白、根颈培土。每年11月中下旬，对已上架树体涂白（涂白剂配方：水10份＋生石灰2份＋食盐0.5份＋石硫合剂1份＋动植物油少许），主要涂抹主干和枝蔓处。然后在植株根颈部培土20～30 cm高，踩实，保护植株根颈部。
有了好的教育理念，还必须有好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体制机制保障、数量质量支撑。广州市一方面把基础教育发展和城市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广州的教育要为广州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一方面把教育作为广州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社会与谐建设之首，打出了宏微兼顾、巨细结合、系统掘进的“组合拳”。
三、协同理论总结
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将协同理论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创新是协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孟琦（2009）分析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和技术创新行为的相互影响，并研究其在组织结构和流程的意义和价值。王琛（2007）分析了技术协同机制的四因素，包括自主学习能力、表达、选择能力和搜寻成本。张晶（2012）概述了企业战略联盟的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战略联盟的技术模式分析。楼高翔（2006）提出了区域技术创新协同，包含了对企业内部环境、外部因素的综合分析。
熊志刚（2004）研究了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从企业合作的关系管理入手，分析了企业文化对战略联盟的积极影响。张媛（2008）阐述了企业领导的风格对协同的影响，但缺乏对机制的论证。靖建新（2009）研究了领导风格和企业文化协同的相关性，指出二者之间的协同对企业的稳定性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协同理论定位于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协同作用。Peter 和Senge（1990）指出，人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团队中的人员在遇到问题时，可以相互讨论，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解决问题，最终能够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Ronald Ashkenas（1998）指出，团队成员的协同作用，需要五个具体的条件，分别是相同的愿景和目标、专业的多样性、企业运行的流程、工作方式和激励机制。
第三，协同理论从组织的整体性到跨职能的协同作用做了深入研究。Ansoff 提出了从销售、投资、运营和管理的链条协同作用，此研究并继续扩展到部门之间的协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的协同、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协同。Dundon（2002）加入了思维的因素，认为拥有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和变革思维，在协同作用下会激发员工的热情，有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Song（1996）研究了跨职能部门的协同作用，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共享的流畅性、企业资源、生产和营销水平。
第四，协同理论还定位于组织和组织间的协同功能研究上。协同理论从组织内的各因素的研究随后扩展到了整体性的研究。组织和组织的关系涉及方面很多，制度起着重要作用，Lundvall（1992）指出，组织的制度层级和制度变迁对协同作用有着深刻的影响。Gooldand Campbell（2000）上升到战略地位，从战略的竞争和合作中，研究了技术联盟的重要性，阐述了技术的协同价值。
有意识误译，是以损失原语信息或歪曲原语信息为代价的。然而，正因为从不同角度对文本的误译，才填补了语言文字之间的空白，赋予了文本新的意义，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契机。斯坦纳(Steiner)说过“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的生命源泉”[7]。这里斯坦纳所说的“幸运的误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意识”的误读，译者有意识的误读从而导致了有意识的误译，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读者的幸运，更是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幸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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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伯特·D.巴泽尔.战略与绩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1-103.
[4]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公司的王道[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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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建生，程国平.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和规模分析[J].西本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10)：28-30.
[8]张浩.企业战略协同效应测度模型[J].中国科技论坛，2012，(4)：39-40.
中图分类号： C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31-0011-01
收稿日期： 2019-05-19
作者简介： 王太盈（1984-），男，山东泰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吴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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