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观念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5)01-0001-11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间，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 观念的艰难转变，实现了由君主专制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到人民民主专政三种国家 制度的历史跨越。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难觅先例。“巨大的变革 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1](P24)近代中国国家制度 的变革以国家观念转型为理论先导，而新国家制度的建立又为观念转型提供了某种制度 保证。只有将国家观念的更新与国家学说的兴替、人民大众的觉醒、国家制度的变革结 合起来，进行互动考察，才能准确揭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往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作过一些个案分析，但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专题 研究。本文试图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基本史实出发，进行动态考察与理论分析， 并就内中值得人们反思的若干问题作深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评正。
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基本轨迹
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反映形式，国家观念则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形态在 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领土、人民、主权；主权则是近代国家观念的 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 君，是区别传统国家观念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分水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历经坎坷 ，“索我理想之中华”，[2](P177)表达了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魂牵梦萦的执著追求 。
在中国2000多年的宗法专制社会中，传统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地支配朝野。普天之下 ，人们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以中国为天下，他国为蛮夷；不明“国家与朝廷之 界限”，把朝廷误认为国家；不晓“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以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 而国民则为君主之奴隶。反映到理论形态，则“华夏中心”论深植人心，“皇权至上” 、“朕即国家”被奉为天条；由此而构筑了“君权神授”的帝王论、“民为邦本”的民 本论、“忠君报国”的道德论、“用夏变夷”的征服论。“君权神授”论借助于天意， 证明皇权至上的神圣性及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永恒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 论强调“本固”才能“邦宁”，是以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着眼点仍在维护君权。 “忠君报国”论要求人们把忠君作为政治伦理的金科玉律，用忠君来体现报效国家的赤 诚之心，以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沦为唯君至上的愚忠思想。“用夏变夷”论 从政治改造和文化同化着眼，以武力与文化征服并用，使万方来朝，展现的是华夏中心 主义的心态。
君主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曾促成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百姓安 定和民族的内聚力。然而，15世纪末世界地理大发现后，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后英国通 过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时代，中西之间逐渐出现时代落差。“康乾盛世”过 后，中国已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其固有弊端显露无遗。首先，它的封建统治体制及其 精神支柱，难以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次，它描摹 的“天朝模型世界观”，助长了国家政策中的唯我独尊和无须外求的自傲，导致中国闭 关自守及在近代落后挨打的惨局发生。事实上，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可怕的历史 惰性力，成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产生和民主制度建立的巨大障碍。传统国家观念不破除 ，中国将长期滞留于中古，近代国家制度的变革便无从谈起。
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刺激士大夫中的极少数先觉者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魏 源、徐继畲、梁廷枬等，率先从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混沌中惊醒，开始把视野从“皇朝”展拓至“海国”。他们不约而同地编纂世界历史地理书籍，第一次把“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并不代表天下，方位也不处在世界的中心；中国只是世界中的一员，除中国外，地球上还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有各自的领土疆域、历史沿革和社会生活；中国也并非尽善尽美，外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乃至政治方面有许多超越中国的高明之处，值得中国师法。开眼看世界的事实本身更表明，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蒙昧主义一旦被打破，国际眼光一经被打开，必将催生其国家观念逐渐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并开始了使中国由“天下”回归为“国家”的艰难历程。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外国传教士、出国开明使臣、早期维新人士为媒介，把西方近 代国家观念渐次输导到中国。上述三类人员介绍西方国家学说的主观动机有所不同，立 论也各有侧重，但已涉及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和三权分立学说，无形中 构成对君权至上和天朝意识的挑战，表明国家观念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对峙拉锯和相互消 长的状态。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动摇了中国传 统的华夷尊卑观念；启迪国人依据国际公法准则，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警悟国人要真 正平等地跻身于国际社会，必须发愤自强。于是在革新人士中，有关税自主的主张，有 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呼吁，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呐喊。正是由主权意识发端，中国传统的 国家观念发生裂变，近代的国家观念逐渐化生。与此同时，因“中国中心”无奈舍弃， “夷夏之防”难以为继，“应变”意识朝野涌动，清政府被迫对国家体制作局部调适， 乃有总理衙门之设。
甲午战争的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成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催生剂。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康有为创立保国会，把振救“国地”、“国权”、“国民”纳入 该会宗旨，警示国人：中国的领土不许别国宰割，中国的主权不容别国侵犯，中国的国 民不准别国欺凌。稍后，梁启超在1900年2月发表《少年中国说》，直接用三要素论来 诠释国家的构成。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 ，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 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3](P124)1904年，25岁的陈独秀专门著 文《说国家》，也提出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权，强调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 有”，行使主权者“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4](P40)从维新领袖康梁到激进青年 陈独秀都聚焦于国家问题，不约而同地解析国家要素理论，既反映了一批革新人士心系 国运盛衰、企盼国家自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表明中国有识之士在西方国家学说的启导下 ，树立了比较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
如果说领土、主权、人民的国家要素理论的接纳，主要是针对列强欺侮中国而奋起救 亡的抗争；那么，拨开思想迷雾，从政治观念上划清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两者的界 限，则启动于对中国社会变革内在张力的思考。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 程中，已开始触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观念的一些基本 问题。严复特别强调：“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斯 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5](P36)类似惊世骇俗之论，冲击了“朕即国家”的神圣 信条，传播了主权在民的近代国家观念。世纪之交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一批留日学生， 在接触经日文翻译的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后，反观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从爱国的立场出 发，比较中西国家制度，意识到“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6 ](P38)并以“誓起民权移旧俗”的大无畏精神，传播近代国家政治理念。
首先，他们辨析了国家与朝廷的基本差异。指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 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 位置甚微。”在国家与朝廷的关系上，先“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 不能吐纳国家”。[7]朝廷要求臣民忠君，国家则提倡国民爱国。凌驾于朝廷之上的君 主，“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而悍然自称曰‘国’”。“所谓秦 、汉、唐、宋、元、明者，一家之谓也；其争夺相杀，循环无已皆一家之私事也。国民 曰：是所谓朝代也，非国也”。[8]其次，他们揭示了国家与国民的依存关系。梁启超 不但以卢梭的《民约论》为据，强调国家是人民之公产，“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 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9](P271)并且把国与民比作身体与器官而密 不可分，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 立者。”为此，国民要树立国家思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 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0](P206～208)留日学 生更呼吁，国民当行使参与国政的权利，“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 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11]这些言论抨击君主专制，倡 导主权在民，从理论上由西方移植并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框架，初步实 现了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孙中山承先启后，融会中西，破旧立新，在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中独树一帜。他破天 荒地摒弃了以朝号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观，领导革命党人一举推倒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 ，变“朕即国家”为“国为民有”，创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他以三民主义为政 治纲领，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思想，代表了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肇建民国。既然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皇帝制度都可以倾覆，那么 ，还有什么思想枷锁不能挣脱。思想解放的突出表征，便是民主共和观念的不可逆转。 辛亥后不管由谁执政，不管执政者是否真心拥护共和、推行民主，都不得不在宪法中重 申“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民一律平等”的规定。然而，共和国的基础并不牢固， 专制政体回光返照，共和制度有名无实。民初严酷的现实表明，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国 家制度不能救中国，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中国扭曲变形，中国人在国家学说 和国家制度问题上陷入双重危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从思 想文化上唤起国民全人格的觉醒。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激励先进中国人振臂而起，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继续奋 斗。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革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主 义国家学说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理论，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资产阶级政权的必然趋势，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 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的解放指明了方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感召下，中国早期 共产主义者开始把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 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丰富的实践 经验中，尤其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制度、国家管理和政权建设的模仿性尝试，到 陕甘宁边区政府开“一国两制”先河的实际运作，再到各大解放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 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国家学说。作为这些实践经验的 理论升华，就是毛泽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 》。
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 。他向世人宣布：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 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 的中国”。这个新国家，“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 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2](P663，P675)毛泽东于1945年在向中共 七大提交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 国家职能，全方位勾画了新中国的蓝图。揭示中国人民的必由之路，在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 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 主义的国家制度”。[13](P1030，P1056)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则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强 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4](P1476，P1 480)毛泽东的国家学说是切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中国近 代国家观念和国家制度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综上可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基本轨迹是，先由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使国人 初识各国概况和中西国家制度的不同；继由国际公法的输入，从主权意识这个核心萌动 近代国家观念；再由对领土、主权、人民国家三要素的体认，进而划清国家与朝廷的界 限、明确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在比较宽泛的社会层面形成近代国家观念；尔后由民国制 度的名实不符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最 后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 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伴随着国家观念的转型，中国实现了从君主专制主义、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到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伟大变革。
民族救亡与国家观念转型的双向互动
与西方国家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内生型”变革不同，中国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轰开大门而畸形步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谋求社会改革，由民族主义 萌生近代主权意识，最终凝聚成强烈的国家观念；而国家观念的强化，又推动全民族万 众一心反抗外敌，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全民族紧迫的救亡 图存双向互动，而民权思想是由救亡逼出来的，目的在使中国日趋富强，其价值由国家 观念派生衍化而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犹如孪生兄弟，成为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 。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对外强化了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奋勇抗争，另方面对内 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与实施。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意识的确立，即国家是由人民所组成 的，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国家权力是近代 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对外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屈从任何外国的权威，各主权国家一 律平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清朝当局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 ，缺乏列国并存和平等交往的主权国家观念。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用 “条约制度”强行把天朝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尤其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外 患频仍和丧权辱国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朝野才开始产生近代意义的主权意识，要求“握 利权”，“树国威”，争取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平等地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率先从主权意识这个核心萌动；而民族救亡的迫切使命，催生并强化了以捍卫主权为核 心的国家观念。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国难迭起，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峻的生存危机，不得不奋起救 亡。外部施加的压力越大，民族反抗的力度越强，这种应急型反应模式，使近代中国的 民族国家观念，在反抗外敌的千锤百炼中更趋坚强。纵观近代中国历史：鸦片战争的奇 耻大辱，引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和“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自省，“华夏中心主 义”发生动摇；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引发早期维新思潮的奔涌和“君民共主”的 理论呼唤，变法强国逐渐为朝野认同；甲午战败的丧权辱国，引发“公车上书”和建立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勇敢尝试，国家改制提上议事日程；“庚子国变”演绎的“国将 不国”的惨状，引发“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和“共和革命”的巨大波澜，其结果是封 建帝制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青年学生和工商 各界群情激愤，引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大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 ，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全国四万万同胞真正团结在一起，全民族筑起抗日救亡的血 肉长城，国家观念在民族灾难中经受巨大锤炼而空前增强；美国援蒋内战、企图全面控 制中国的霸权政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怒吼。 “多难兴邦”这句古老的政治格言，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得到 充分的应验。近代中国屡受屈辱的历史也证明，“国耻”、“国难”是民族凝聚力的催 化剂，是强化国家观念的推进器。
捍卫国家主权和争取民主权利，两者既紧密联系，也时有牴牾。近代中国，捍卫民族 独立是关系国家存亡最紧迫、最神圣的使命，也是建成民主国家的基本前提。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丧失了主权，就等于失去了国家的生命和灵魂，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根本 无从谈起。因此，近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和人民主权的实施，不得不以民族救亡为先决条 件。在君主专制主义盛行的时期，人民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缺乏起码的人 权保障，因而很难以主人翁的觉悟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梁启超说得好：“民权兴 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15]大敌当前，国难临头，人们即使因不甘作亡国奴而 把国权和族权放在首位，但个人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保障仍然是非常根本的。因为没有了 个人的权利，人们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不会奋不顾身地为国效命。民权与国权 如水乳交融，两者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民族救亡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不甘国家沉沦的社会 力量，甚至包括某些反民主、反自由的爱国势力，以强化国家的统一意志和全民族的统 一行动，结成御敌卫国的联合战线。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民族生存危机所激发的爱国主 义和民族主义，无论要求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往往又会在客观 上冲淡或妨碍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即削弱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及其实际运作。而且 ，民族救亡在强调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同时，也经常会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来压制和剥夺个人的权利，从而造成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权力。民族主义并不必 然导致专制，却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所有这一切 ，都使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迂回曲折，备受困扰。
近代中国争取民主宪政、主权在民的斗争代不乏人，然而却代价惨重。郭嵩焘因赞扬 西洋国政“公之于民”，力图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而遭受“汉奸”骂名，甚至死后多 年仍有守旧京官想对其开棺鞭尸。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政改制，建立君主立宪国， 悲壮地血洒北京菜市口。宋教仁为坚持议会政治，实行共和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 裁，而遭专制者罪恶的政治暗杀。胡适、罗隆基等因呼吁人权和法制，主张以民主政治 替代专制独裁，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迫害。李公朴、闻一多为追求和平民主，抨击 内战独裁，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接连谋杀。中国共产党更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争取 人民民主而惨遭蒋介石国民党的屠杀和法西斯迫害。专制主义是民主政治的顽敌，中国 几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而近代民族救亡 的迫切需要，在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的同时，又往往冲淡了 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 族独立，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以民族主义的弘扬而强化了爱国主义精神；而国家观念中主权在民的理念则在事实上 受到了制约，国权压倒了民权。这是历史使然，却致使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留下了一些 未竟之业。在国家制度实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后，锲而不舍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使民 主政治切实有效地付诸实施，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进程中，发扬民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健全法制， 以法律来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真正实行以法治国，无疑当成为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外来学说与固有思想的相斥相纳
近代中国激荡于千年未遇的历史巨变，搏击于中西两极相逢的猛烈碰撞。外来理论学 说与固有思想资源的相斥相纳，推进国家观念不断地新陈代谢。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 与发展的进程，既是对西方国家观念先进部分的吸收和接纳，又是对它落后部分的排斥 和抵拒；既是对传统国家观念糟粕部分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它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的执著追求和坚定信仰，又是实事求是，努力使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联系的网络。 中西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迸发出璀璨的异彩。传统与西化、中学与西学、东方文明与 西方文明的论争绵延不断。鸦片战争及尔后频繁的强敌入侵，使中国遭受落后挨打的奇 耻大辱，面临国家制度变革的严重危机。坐以待毙，非我所愿；修补改良，收效甚微； 惟一的出路是向西方学习，发愤图强，由君主专制国向民主共和国变革。从国家观念角 度考察中西文明的冲突交融，居于矛盾主要地位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输入。
鸦片战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无论是《万国公报》刊文介绍：泰西各国，“治国之权，属之于民”；立国之法，“出自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西方各民主国章程“分行权柄”，即“行权”、“掌律”、“议法”三权分立。[16]还是出使四国大臣薛福成直抒观感：“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17](P197)或是王韬把“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的“君民共治”，视为最良善的国家制度；[18](P35)马建忠分析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19](P28-29)郑观应鼓吹“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0](P314)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介绍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
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广泛输入到中国。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 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强调“民之自由，天之 所畀也”；[5](P35)主张“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21](P3)梁启超热情传播 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理论，对国家 起源、国家要素、国家主权以及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多所阐发。在革命党人 中，邹容设计的“中华共和国”方案，“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主张共和国的法律 、政府组织参照美国办理；又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天赋人权”观念，强调 共和国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 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22](P226)在知识界，则以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为中心 ，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时论，把西方近代国家观念辐射到民间。
毫无疑问，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输入，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清朝君 主专制政治的明显优势和巨大冲击，中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就不会那么快地解体。当然， 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国家，而是为了“使东方 从属于西方”，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但是，西方列强的蛮横入侵，加速了 中国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解体；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观念、三权分立学说、自由平 等思想以及议会政治的国家制度，刺激中国先进分子为民族自强而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 真理。于是，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西方资产阶级充当了“历史的不自 觉的工具”。[23](P766)
无论是对西方输入的近代国家学说，还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国家学说，都应该采取实 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决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 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它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吸收。 以“天朝上国”自诩，以“师敌忘仇”自缚，以“夷夏大防”自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 变，孔孟之道不可变，伦理纲常不可变，君权神授不可变，国家本体不可变，一句话“ 天不变道亦不变”；辱骂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是“人头畜鸣”、“名教罪人”，搞专 制主义，搞朕即国家，搞等级特权，搞愚民政策；只能使中国永远停滞于中世纪的野蛮 状态，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尴尬境地。应该指出，与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国家学说相比 ，近代民主政体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由君主专制国家向近 代国家的变革，有必要借助他山之石。进化论以生存竞争的观念，适应了中国抵御外侮 、救亡图存的需要而被中国思想界所接受；民约论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中国推倒 君权、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需要，促进中国民众的文明自觉。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 议会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以法治国等政治理念，则成为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借鉴。各种政治制度之间，除了矛盾对立的一面，还有继承和借鉴的一面。无产 阶级民主，也可以而且应该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 更应该是人类一切合理的、优秀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学说的融会与结晶。
对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学说，也需要做具体分析，它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 精华。妄自尊大，搞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将阻碍社会进步；妄自菲薄，搞民族虚无主 义、民族悲观主义，也不足取。况且，任何外来观念的影响和移植，都离不开本土文化 的历史和土壤。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努力以开放的心态从西方进步的国家学说中汲 取养料，也热心从传统的国家学说中吸收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明末清初，黄宗羲对“天 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4](P2)的揭示；王夫子对天下为民公有、“非一姓之私”[2 5](P1107)的呐喊；唐甄对“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26](P196)的斥责，矛头 直指绝对的君权及由此派生的专制独裁，尖锐挑战“朕即国家”、君权至上的信条，成 为近代志士仁人追求民主的重要的本土化思想资源。再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 同学说，激发近代中国人为追求理想社会而奋斗；“民为贵，君为轻”和“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激发近代中国人奋起反专制、争民主；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 考选权”和“纠察权”，也是吸取了中国历史上科举考选和监察御史两种国家机构的合 理功能而设立的。征诸史实，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威力。
近代国家观念新陈代谢的快速步伐和中国人民自主选择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实践，昭 示人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任何外来 的观念、学说，即便是再先进的思想学说，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而在探索“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文明发展 潮流取同一步伐，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黑格尔说得好：“我们对于哲学的态度，必包含一个肯定的和一个否定的方面。我们 必须对于一个哲学的这两个方面有了正确的认识，态度才算公正。”[27](P41)对于中 西古今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我们也应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做 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创造出顺应 时代适合国情的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创造出新的政治文明。事实上，无论是康有 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28](P295)的通达，严复“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 外而计其全”[29](P560)的广博，还是孙中山对中西文化“因袭、规抚、创获”的睿智 ，都表达了对古今中外思想学说的认同和大度。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逐步健全的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正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并 且还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时俱进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始者师而法之，继者 比而齐之，终者驾而上之”。[30](P199)这段话，展现了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梦寐以 求的美好理想和充分自信。
国家职能的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驱动于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忧患意识，又交杂于国内频 繁的战争动荡之中。这个历史背景与政治舞台，决定了它必然张扬了“国家至上”的政 治理念，凸显了国家机器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功能，而淡化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平 衡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以致在认知上产生国家只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偏失，而缺乏 对国家职能的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使得国家应有的职能未能充分地全面地展现。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是从接受西方的国家“三要素”说起步的。从国家学说而 言，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没有领土，国家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人民是 国家构成的第一个要素，无人居住的土地，无所谓社会、无所谓国家。主权则是国家最 重要的要素和属性，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如果丧失主权，即使拥有一定的领土和人口 ，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由国家“三要素”说尤其主权意识化生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 激励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奋起抗争， 为抗日救国、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 ，民族的尊严不容伤害，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成为近代国格醒觉的最重要的表征。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传入中国后，先进中国人 对国家的认识从国家的构成要素深入到国家本质。国家要素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但并不 等同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认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从而廓清了所谓国家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迷雾，创立了科学的国家观。在俄国十月革 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先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清了国家的 阶级实质，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为推翻旧的国家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顽强奋斗。
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却并不否认国家的社会性。国家既是阶级统 治压迫的工具，又是社会协调平衡的机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国家的活动， “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 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31](P432)在阶级社会里，社会虽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 立面和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但国家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又必须维护社会的整体 利益。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 表现。”[32](P631)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应当缓和 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33](P170)毋庸讳言，由于连绵不断的民 族抵抗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中“有军则有权”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影响，中国 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时，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凸显了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和 镇压职能，而忽视了国家也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面，冲淡了国家在 调和阶级利益、协调社会发展、为发展经济和公共福利而进行干预的职能。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这种偏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的注意力 都被最紧迫的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所吸引，人们的认识必须首先围绕这个最紧迫的需要 而展开。但并不能说，这种片面理解就是正确的。回顾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展的历程可 以看到，曾经有一些关心国运的知识分子和中间党派，对国家的功用和职能作过理性的 思考和有益的阐述，在思想史上很值得回味。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竭力呼唤用“人权和科学”，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 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929年至1930年，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人权派，针对国 民党的独裁统治，公开向政府当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希 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派不厌其烦地论述：(1)国家的功用在保障人权。 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在于“求 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34]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的那些必 要的条件”。一旦国民做人的条件失去保障，国家便丧失了它的功用。“国家的威权是 有限制的，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是相对的”。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 的，不是绝对的。最要的条件，就在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如 果“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35](P544-547)显而易 见，人权派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国家应该保障个人的权利，而人民服从国 家必须以国家保障人权为先决条件。(2)保障人权依赖于国家法律。在人权派看来，人 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35](P549)要争得人权，必先 争得法治；要争得法治，必先争得宪法。宪法的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 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 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36](P538)胡适不仅主张要有一个“规定人民 的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使“政府的权限要受到约法的制裁”，而且坦陈 “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 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就不成“法治”，而是所谓“党治”。[37](P532)只有在宪 法或约法的制约下，才能使“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即使是国民政府主席，也 “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38](P527)从而根除践踏人权的专制行为。人权派关于 人权与法律关系的阐述，反映了他们不满以党治国、侵犯人权的现状，表露出他们对以 法治国、保障人权的政治诉求。(3)人权的必要条件。从国家和法律保障人权的基本观 点出发，罗隆基在《论人权》[35](P540-556)中提出了35条(原文缺第26条，实际为34 条)必争的人权，强调了主权在民、国家应保障人权的功用和职能，描绘出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政治蓝图。人权派明确主张国家要保障人权，用法律来维护人权和规范政府行为 ，试图“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符合中国人民解 放的利益，也顺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体的中间党派，对国家职能和主权在民的伸张更是百折不挠。《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39](P71-87)明确宣布，民主体现在国家的 政治制度上，至少必须做到：第一，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这是 体现民意，推行民主的起码条件。第二，设立议会机构，使人民能够通过议会决定政府 政策，监督政府行为，真正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主人。第三，实行选举制度，在人民享有 政治、法律及社会生活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使民主选举制度真正发挥效能。《中国民主 同盟纲领》[39](P66-70)更明确规定：(1)“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人民组织国家之 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全体。”(2)“国家保障人民身体、行 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3)“ 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
无论是人权派对国家保障人权的呼唤，还是民盟对建设民主国家的设定，其能否兑现 ，都有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因而它虽然能在知识界 和有产者中产生强烈共鸣，却由于未能触及工农大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问 题，最终只能是有花无果。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不能实现的思想，未必不含有真理的因子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发挥国家在协 调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职能，更好地以法 治国、保障人权，使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以完整地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 义的国家观，使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
近代国家观念演进的历程表明：用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只是换了招牌，货色依旧。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只有从观念形态的深层次，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的高度，真正唤起全体国民独立民主自由人格的觉醒，才能促进国家制度的改造和完善 ，才能在人民的监督下，发挥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国家观念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新。弥足珍贵的是， 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早在100多年前就已关注到立国必先“ 新民”的思想启蒙。
甲午战后，严复曾表明：国家要富强，基础在国民，国民的智慧、德行、体力是最根 本的因素。此“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 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40](P514)他为国家富强开出 的药方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戊戌维新夭折后，严复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民 智不开”，“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41](P527，5 25)梁启超在汲取维新失败教训后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 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 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10](P211)他一再倡导“新民说”，主张新国必先新民 ，国民应树立自由、民权、义务、自尊、自治、进取、合群、冒险、尚武等思想，强调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0](P207)辛亥革命准备时期， 《民报》和《新民丛报》在所谓“国体”、“政体”问题上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引 人注目的是，双方又几乎一致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民德不足，实行民主政治(不管君 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条件还不充分。青年时期的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欧美之强 ，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因此，“角逐列国”，“其首位在立人，人立而 凡事举”。[42](P56-57)可见，19、20世纪之交的革新人士，已注意到“新民”与“新 国”的关系，并呼吁通过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制度的变革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基础上。 然而，这一目标远未实现。
在新文化思想启蒙中，陈独秀勾画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进程——先是“学 术的觉悟”(指西洋练兵制械之术)，继是“政治的觉悟”(指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争) ，再是“伦理的觉悟”(指批判纲常伦理，倡导个性解放)，并断言：“伦理的觉悟，为 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3]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相当贴切 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 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 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44](P833-834)“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醒” ，都标示着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新，而这一点，无疑对国家的现代化举足 轻重。
事实上，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曲折经历，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制 度虽然变了，但是人民如果没有民主自由的觉醒、共和立宪的精神以及相应的行为习惯 ，要想拿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是决不可能的。形式和内容必须统一，国家制度的变革离 不开人的国家观念的更新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五四思想启蒙的狂飙猛然而起，“国民性改造”成了先驱者最关 切的重大课题。陈独秀痛切批评国人缺乏公德，缺乏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即使面对 “国家危殆之势”，“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事”；将国家兴亡和社会 改革，“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他振臂疾呼：“ 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 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43]他满腔热情地希望中国青年养成“自主的而非 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5]新的国民性。李大钊认为，王朝兴 替、制度沿革，“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46](P107)如果不改变国民劣根 性，即使少数改革者把西方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移植到中国，也会在滞留中古的国民素 质面前扭曲变形。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则提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 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47](P21 4)为此他特别强调加强人的心理建设，以奠定建设新国家的基础。鲁迅毕生研究中国的 “国民性”，矢志不渝献身于“国民性改造”，1925年仍在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 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48](P31)
注重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组织新民学会 ，就是期望从“新民”入手，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年代 ，毛泽东又说过：解放个性、民主，都是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被束缚的个性 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49](P239)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创造 力，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 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13](P1060)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演进的历程表明，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近代先进的 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困窘年代，从变革国家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都发自肺腑地强 烈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可见人的因素之重 要。毋庸讳言，对近代中国这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国度来说，真正具有比较成熟的近代 国家观念的“新民”还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分布在一些知识分子、市民和从事社会革命 的先进人士当中。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文盲，很难说他们具有近代国家观念的理性觉 醒；中国沿海城市与内陆贫困地区之间，在国家观念的认同上也很不同步；国民文明素 质的提高，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就更 需要持之以恒地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全体公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人权、平等 、当家作主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于现代 化国家的建设，并从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利益。
通览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展的全局可知：由资产阶级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 扬弃，引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建立；由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 观念和资产阶级国家观念的双重扬弃，引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实现了“索我理想之中华”的阶段性目标。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它只认可以时代潮流 和人心向背为真理尺度的正谬界定。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也决不会辜负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全民族致力于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反思历史，立足现实，开创未来，我们前进的步伐将更 加稳健，我们国家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收稿日期：2004-09-30
标签：历史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国民论文; 君主专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