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预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应对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4 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2）01-0029-09
一、目前我国通货紧缩预期的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及危害
所谓通货紧缩预期，就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当事者依据已有的理论、信息与资料，对通货紧缩的未来走向与趋势所作的预测。这里讲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事者，包括社会上所有的各个阶层的民众。无论哪个阶层或群体中的人，都与社会经济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和领域，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都是经济活动的当事者。
通货紧缩预期是自1997年10月中国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之后出现的，它是与通货膨胀预期相对立和对应的。学术界对通货膨胀预期已有许多的研究，而由于通货紧缩及其预期是当今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一种新现象，因而缺乏深入系统研究。我认为，通货紧缩预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总是通货紧缩实际的反映和作用结果。伴随通货紧缩的蔓延、拓展和加重，通货紧缩预期也不断蔓延、拓展和加重。经过近两年多的治理，日趋严重的通货紧缩势头已得到有效控制，但通货紧缩预期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由于其前冲性、连续性及惯性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许多领域和方面还有所强化与加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领域看，生产者预期未来边际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下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预期，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生产资料供大于求，总量与结构双失衡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如钢材、煤炭、石油、水泥等总量均居世界前列，有不少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却为“世界第一”所苦恼。因为总量过剩与结构失衡的矛盾非常突出。1999年全国钢产量达1.2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大部分为粗钢和低质钢，品种、规格单调，不适应国内市场需要，产生大量滞销和库存积压；同时企业生产需要的优质钢、特种钢等却又不得不依赖国外进口。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优质钢、特种钢达1000万吨以上。其它许多位居“世界第一”的产品，均存在类似情况。在煤炭、纺织、家电等行业，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只有把总量压下来，把结构调整好，实现总量与结构双优化，才能上水平，出效益，增盈利。然而，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面对这种前景，企业生产者的心理预期必然难以看好。而在总量与结构双失衡条件下对生产前景丧失信心的企业，是不可能走出困境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收入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第二，从流通领域看，经营者预期未来经营风险加大、成本提高，赢利的机会越来越少，因而，或退出经营，或缩减经营规模。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预期，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秩序混乱，市场竞争过度。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垄断竞争等愈演愈烈，价格大战狼烟四起。在“短缺经济”时代，商家卖什么都好卖，卖什么都赚钱，用不着怎么费力推销，更不用付高昂的产品广告及宣传费，经营成本低廉；而现在不同了，经济发展进入“过剩”时代，绝大部分商品“过剩”，商家经营什么都难卖，卖什么也都不太赚钱，即或是拼力打广告搞推销，甚至低价倾销，也难于在激烈无序的竞争中取胜。经营亏损使不少商家倒闭，退出经营领域，这就越发加重了经营者们的不良心理预期，给经营水平升级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从分配领域看，广大民众日益感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愈来愈大，普遍预期未来收入不稳定，不仅未来生活提高是个未知数，而且未来维持生活缺乏可靠保障。之所以造成民众这种心理预期，有多种因素：（1）分配不公加重，两极分化倾向明显，依靠勤奋劳动不能致富，搞歪门斜道、非法经营发大财。（2）公有制经济中“穷庙富方丈”，大量企业亏损，职工收入减少，甚至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断绝收入来源。（3）职工再就业难。我国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根本改变。职工失业后欲再就业，完全依靠国家安置已不可能，也做不到。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谋职业，恐怕是惟一选择。由于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管理又极不规范，缺乏健全的规则和必要的制度，所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再就业也还是相当困难的。职工如不能顺利实现再就业，以后的生活就没有必要的收入作保障。（4）失业救济基金尚未完全建立，失业者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失业救济金，职工失业后无人过问的状况日益增多，“送温暖”活动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关怀”，且是一种权宜之计。失业保障线的构筑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需要政策与法规支撑。而这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也是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面对严重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面对严重失业及未来收入不稳定，人们为了防患于未然，自然要把现在有限的收入积攒起来，储蓄起来，自己为自己构筑“失业保障线”及“最低生活保障线”。而这样做，必然使大量货币沉淀下来，或在银行储存起来，减少即期购买力，影响市场商品的销售和价值实现，促进市场进一步疲软，加剧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恶化。
第四，从消费领域看，全社会的民众作为消费者普遍预期市场物价水平会逐步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持币不买，使即期消费明显下降。1998年居民作出消费物价走低的预期，1999年被证实。1998—1999年，国家出台了种种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措施，试图拉动市场价格回升，并有一定的涨幅，但效果并不明显。2000年春节尽管有一个假日消费高潮，也没持续很久便落了下来，市场物价仍陷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0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连续22个月负值运行之后首次出现上涨，但涨幅也只有0.7％。消费者对市场物价水平继续走低的预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加重和强化。进入3月份，消费者对市场物价水平继续看低的预期再一次被证实。家电、布料、服装、肉类、蛋类、粮食等与人们生活消费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2001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启动市场的力度，但消费品市场价格回升仍十分乏力。消费品市场物价水平持续低迷，不仅会严重打击生产，更为严重或令人担忧的是物价水平一再走低的预期不断被证实，人们便会不断地持币不买，等待物价水平更进一步下降，由此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产生“预期——通货紧缩螺旋”。它与“预期——通货膨胀螺旋”恰好相反，前者为上升螺旋，后者为下降螺旋，但后者比前者更难治理。因为通货膨胀是搜刮消费者，以价格为手段从消费者口袋里取钱，容易引起消费者震怒和强烈反对；而通货紧缩则对已经就业并有货币收入的消费者“有利”，物价水平的下降等于提高了他们手中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同等数量的货币收入会比以前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由于他们会从中得到实惠，自然不会像对通货膨胀那样厌恶、那样激烈抨击和反对。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一旦进入“预期——通货紧缩螺旋”的循环，就无异于陷入一个烂泥潭，除非有大的治理动作与措施，否则难以自拔。
综观目前我国通货紧缩预期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预期日益趋向理性化。在1997年上半年乃至1996年，虽然人们普遍沉浸在市场物价水平从1994年（21.7％）和1995年（14.8％）的高位降下来的欢乐之中，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仍担心通货膨胀会反弹和加剧。因为1996年的市场物价水平仍为6.1％，通货膨胀预期并未有根本性转变，这时可以说全无通货紧缩的准备和预期。1997年10月至1998年上半年，广大民众已从经济生活中切身感觉到通货紧缩在他们身边发生，并在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生活。这时仍谈不上对通货紧缩的理性认识与预期。因为这时他们只是从感性上知道到处都“钱紧”，生产者的生产状况不佳，产品销售困难，经营者经营困难，他们都喊“钱难赚”，“生意不好做”，“厂子要停产”等等，可以说对通货紧缩的认识与理解完全是处于一种非理性状态。自1998年下半年以后尤其是1999年，在党和国家针对通货紧缩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大力实施，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媒体从理论上阐释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一般特征、社会效应、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广大民众对通货紧缩的认识越来越趋向理智，由通货紧缩的非理性预期逐步转向通货紧缩的理性预期。到如今，人们已经在通货紧缩状态下生活了3年多，对通货紧缩的预期能力及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对家电市场价格变动的预期，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和汽车市场价格的预期等等，都已清楚地表明：当今中国的广大民众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化了。
第二，同政府行为“对策”化。广大民众对通货紧缩预期理性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他们不仅像政府一样可以对市场物价走势依据自身的经验、信息进行理智地预期，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状况作出理性判断，而且还对政府的政策行为变化也进行一种理性预期（尽管许多人仍处在非理性预期状态），这就会大大影响政府应对、治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的实施效力和实施效果。广大民众对政府的施政行为是可以预测的。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价值变动数据、财政变量及市场价格指数等均可成为民众对政府行为预测的依据。即使是政府某些货币运作及财政活动现在是不可预测的，但并非以后永远不可预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成熟，政府公开市场业务日益增多，施政行为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就会越来越增强对政府行为的预期能力。况且，在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的相同周期上，如在前期的扩张阶段和现期的扩张阶段，或前期的收缩阶段和现期的收缩阶段，往往会重复同样的或大致相同的政策措施。如治理通货膨胀，一般总是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抑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紧缩，一般都要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和扩张社会总需求。这就会使社会公众形成一种对政府行为的基本相同的预期观念。当这种预期观念逐渐排除那些非理性因素而走向成熟时，就形成一种对政府施政行为的理性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形成，并在社会上形成“气候”，就会使政府的政策效力和效果大为降低，甚至导致政府政策效果为零。因为，社会公众实现了对政府行为的完全准确的理性预期，便会事先自动地调整自身的行为，采取应付政府政策的对策，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并尽力利用政府的政策去为获取最大的自身利益服务。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的对策，会使得政府的政策效力和效果大减，甚至为零。
第三，预期带有明显的粘性化。关于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粘性问题，国内已有人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李拉亚，1991）。我认为，通货紧缩预期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粘性。所谓粘性，是指通货紧缩预期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粘附在一定水平上。这种粘性的通货紧缩预期，是很难改变的。它不仅会对通货紧缩起固化乃至推波助澜作用，加快经济的“滞——缩”过程，同时极易产生预期的“陷阱效应”，使得国家为改变通货紧缩预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失效。因为，国家此时为启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而增加货币投入，但多投放的货币，大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大量货币被人们积存起来，或增加储蓄，或持币待购，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疲软和经济衰退。可见，通货紧缩预期的粘性化，给国家从根本上摆脱通货紧缩困境增加了麻烦和难度，这是必须清醒认识并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综上可见，通货紧缩预期对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给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方面都带来许多消极作用。概括起来讲，通货紧缩预期的消极作用，主要是：（1）它在生产上加剧了总量与结构的双失衡，不仅总量过剩的局面不会改变，并有扩大之势，而且使结构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从而可能导致生产停滞和经济衰退。（2）在流通领域，它使结构性的“卖难”将扩展到全面“卖难”，市场局部萎缩可能引致市场全面疲软，甚至引发大批商业企业倒闭，发生商业危机。（3）在分配领域，它加剧与扩大了社会分配不公，使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受到冲击和动摇，使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调节得不好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阶层及群体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4）在消费领域，通货紧缩预期的最大危害和消极作用是引发“预期——通货紧缩螺旋”。人们越是预期市场物价水平下降，就越在实际上推动并加剧市场物价水平下降，进而导致通货紧缩的自我加重与强化，这不仅不会促使经济回升，反而会进一步推动经济走向衰退。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低估通货紧缩预期的作用。如果说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通货紧缩预期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推动通货紧缩的“加速器”或“加油站”。
二、改变通货紧缩预期的对策方略
正因为通货紧缩预期是推动我国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一个“加速器”，所以要使我国经济走出或根本摆脱通货紧缩，必须改变通货紧缩预期，打破这个“加速器”。根据我国目前通货紧缩预期的现状及特点，我认为主要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如下治理措施：
第一，树立正确投资理念，变紧缩投资预期为扩张投资预期。投资是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投资紧缩是目前我国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投资紧缩的形成固然有诸多原因，但投资紧缩预期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任何投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投资心理和投资理念支配下进行和完成的。一般说来，投资紧缩总是投资紧缩预期的结果。它是投资者对投资前景、预期收益看差，对投资风险看大，缺乏正常的投资信心与理念的产物。目前我国的民间投资规模缩小、领域变窄、增速下降，都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紧缩直接相关。投资紧缩预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尚未达到理性化，可以说具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是投资者心态失常、失衡的一种表现与反映。它产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投资行为，但投资紧缩预期一经形成，便直接作用于或支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一步推动和加剧经济运行中的投资紧缩状态。所以，改变投资紧缩状态，进而走出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作文章，认真学习、宣传、贯彻科学的投资理论，使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为此，政府不仅自身要在正确的投资理念支配下合理扩大投资，而且更要积极引导广大企业和居民解决目前存在的投资心态失常与失衡的问题，变紧缩投资预期为扩张投资预期，以拓宽投资领域，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和效益。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扩张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我国生产领域的突出矛盾——总量过剩与结构失衡并存的问题。要把扩张了的投资总量或新增投资主要用于改善和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淘汰落后的长线产业或企业，重点扶持新兴产业、短线产业、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那些具有高附加值、中远期经济社会效益看好的产业或企业。经济结构优化了，总量过剩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样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便可挥之即去。然而，变投资紧缩预期为投资扩张预期并非易事。一是投资紧缩预期一旦形成，便有一定的运动惯性。所谓惯性，即它有前进的冲力，犹如汽车虽然已经刹车仍会前冲一段距离一样。二是投资紧缩预期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与条件，那就是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投资紧缩状况。这种状况不改变与消除，投资紧缩预期就难以根本改变与消除。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心理预期永远要受物质经济条件所决定和制约。这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变投资紧缩预期为投资扩张预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代价，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领导和引导广大企业和居民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积极扩大投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这是我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现实的选择。
第二，规范市场行为，变物价走低的预期为物价回升的预期，使价格预期合理化。市场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基础性环节。市场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兴衰。市场价格走高，说明企业产品适销对路，供不应求，它可以刺激与要求企业更加努力地生产，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使企业能够增加竞争实力，更快发展起来；反之，市场价格走低，一方面表明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供大于求，它要求企业必须减少或停止该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也表明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迟早要发生亏损乃至破产。然而，市场价格高低变化是由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所决定的。当人们对市场价格的预期符合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要求时，就会趋向理性预期；反之，则为非理性预期。目前，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或过渡的时期，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各种市场都很不发育，市场秩序混乱，市场行为极不规范。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恶性竞争，低价倾销，使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大量商品价格低于其价值。这种客观状况造成了人们对市场价格走低的心理预期。可以说，这种扭曲了的非理性的价格预期又反过来推动了市场竞争的无序及价格扭曲。因此，要保障市场价格机制正常运作，除了改善供求关系、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以外，还必须大力扭转和改变人们的已经扭曲了的价格走低预期。在这里，重点是改善和调整供求结构，使供给与需求基本相适应；制止恶性竞争，限制垄断竞争，保护与扶持合理竞争。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改善了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条件，就能够使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趋向正常。与此相适应，人们的价格心理预期也会由失态转向常态，由扭曲转为合理。合理的价格预期无疑会促进市场价格机制正常合理地运作，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理顺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差距，造成人们对未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合理预期。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现行分配体制不合理，按劳分配得不到很好贯彻，依靠勤奋诚实劳动不仅难以致富，而且还存在下岗失业的巨大风险，收入大有减少或下降之势；而那些非法经营、巧取豪夺者却能够迅速暴富，聚敛起越来越多的钱财。这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两极分化现象加重的现实，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使人们形成未来收入不确定并有下降趋势之预期，可以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预期并非是合理的，因为它是由客观已经扭曲的不合理的分配关系所造成的。扭曲的分配关系要理顺，扭曲的收入预期必须改变。为此，要深化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强化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和保障体系，保护和弘扬劳动致富，打击和取缔非法致富，运用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日趋稳定合理并不断提高的预期。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与保障。广大劳动者有了稳定可靠并且会日益增长的收入，才有可能放心大胆地增加即期消费。而只有广大劳动者的即期消费普遍增加了，市场才会被启动和激活，物价水平下降的势头才会扭转，从而走出通货紧缩。
第四，更新消费观念，走出传统消费误区，鼓励人们站在消费促进生产的高度，适度扩大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铺张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反对。勤俭节约决不意味着节制消费，也不是节制需求欲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理应增加。这种消费的增加，决不是对勤俭节约原则的违背和否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从经济学上说，这是一种陈腐的消费传统与观念，是不利于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同时，它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勤俭节约。迎新消费、迎时消费、超前消费，只要是属于有支付能力范畴的，均可视为合理消费、适度消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也要不断创新。以往，超前消费被视为一种非合理消费加以排斥和否定。休闲娱乐消费被视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而加以批判，现在都已成为新的时尚性消费。如果至今仍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节欲”型的消费观念，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比如，大件商品如住房、汽车等借贷性消费在计划经济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不允许也不存在消费信贷制度，而在如今各地银行普遍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条件下，却日益成为现实。只有消费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和促进生产不断创新；而消费创新则依赖于消费观念的更新与创新。消费如果是“几十年一贯制”或“几年一贯制”，其结果也必然会造成生产“几十年一贯制”或“几年一贯制”，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谛。在当今中国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人们消费观念陈旧、老化，消费预期趋紧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更新消费观念，走出节制消费的误区，扩大消费领域，增加新的消费热点，提高全民的消费档次，以全面刺激和扩张社会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改变居民不确定的悲观的消费预期，确立稳定的乐观的消费预期，是改变通货紧缩预期的关键环节和步骤。由上可知，生产经营形势的不确定、就业和收入的不确定，必然导致人们对消费预期的悲观和不稳定，这样人们就会自动抑制自身的消费需求，削减消费或基本节制消费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收入、消费和储蓄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充分完全的信息假定下，三者的关系式可表示为：
Y=C+S
这里Y代表收入，C表示消费，S代表储蓄。
如果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完全的假定下，三者的关系式则表示为：
Y=C+S[，1]+S[，2]
这里，储蓄S分解为S[，1]和S[，2]。S[，1]代表非预防性储蓄，S[，2]代表预防性储蓄（S[，1]+S[，2]=S）。
在各种信息充分与完全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期未来，这样，人们的消费C便会与整个储蓄S发生替代。
但是，在不完全不充分的信息条件下，人们难于或不可能利用充分有效的信息准确地预期未来，这就使消费与储蓄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整个储蓄中预防性储蓄会保持不变或增加，而非预防性储蓄会减少，并且人们的消费只与非预防性储蓄发生替代。因为预防性储蓄是由信息不充分、不完全所造成的预期不确定带来的。各种信息越是不充分、不完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确定，这种预防性储蓄便越会大幅度增加。我们国家目前显然属于这种情况。
据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对城乡居民储蓄的问卷调查材料证实，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减缓的同时，对未来12年的预期收入呈下降趋势。反映居民收入信心指数，从1995年第1季度的高值（近30％）逐步下降到2000年第4季度的7.9％。在预期收入减少的同时，还预期今后1—2年各种支出都会大幅增加。我国政府正在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着手构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人们对住房、医疗、教育、劳保等方面的改革程度及结果并不清晰，难以作出准确预期与判断。特别是某些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的超前出台，既没有国家财政的充足配套资金投入，又没有企业现实资金的有效支撑，把本应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其中主要由国家和企业）分担的费用，全部“改”到个人负担。再加上某些舆论机构与宣传媒体强化炒作的偏差，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和误导，以为今后养老、看病、上学、住房等诸多问题完全由个人承担，国家和企业不再管了，这就迫使老百姓人人自危，为防未来的不测而加大储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这些预期在许多方面正得到证实。当前人们这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不仅挖掉了一大块已有的预防性储蓄，而且使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后的个人负担产生更加不良的预期。这种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大的预期，必然增加人们节制消费、扩大储蓄的动机和行为。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我国从1996年5月1日到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已连续7次下调存款利率，银行存款仍大量增加。此间，银行活期存款从2.99％降到0.99％，降了整整3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9.18％降到2.25％，降了4倍多。然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却一年上一个台阶。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996年为3852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0.3％；1997年上升到4627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0.4％；1998年增至53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7.1％；1999年6月，已达59173.5亿元，仍比上年增长18.5％以上。自1999年底开征利息税以后，2000年初银行储蓄才出现增幅减缓势头，但储蓄总量仍在增加，现已达到6.5万亿之多。这表明，1999年和2001年虽然两次大幅度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并没有转化为消费，除有相当部分进入股市投资，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储蓄。
从上可见，收入、消费和储蓄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若要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变悲观的不确定的消费预期为积极的稳定的消费预期，还必须处理好收入、消费和储蓄三者的关系。首先，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稳定人们对未来收入逐步增长的信心和预期，这是改变人们消极的不确定的消费预期，切实实现消费增长的根本保证。只有收入实实在在增加了，人们从切身利益感觉到收入有保障了，才敢去扩大消费，才有条件去扩大消费。否则，扩大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流于空谈。其次，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使之尽可能转化为消费。为此，需要加紧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使人们在失业、医疗、劳保及保险等方面有可靠的保障，增加稳定感，才有可能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实际消费。最后，提高改革的透明度，增加信息量及其传递速度，尽可能使人们对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效应有一个正确的预期，防止非理性的悲观预期对广大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不良影响。
应该看到：一种消费预期一旦形成，改变之并非是容易的事情。1998—1999年消费不振，2000年春节消费旺了一阵子之后又转入不振，2001年的“五一”假日经济也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市场疲软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与居民业已形成的消极的消费预期有关。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增加状态，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扭转；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更需要时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与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各种利益矛盾还会出现，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还有增加的可能。所有这些都会给人们消费预期的转变带来困难。但是，要想摆脱消极不良的通货紧缩预期，必须奋力开拓，创造一个积极稳定的消费预期。这是惟一的出路，也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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