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还是技术消化？——评两种经济学流派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东亚论文,两种论文,流派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4-0034-08
关于如何认识战后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尤其1993年世界银行对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经济成就探讨的《东亚奇迹》一书的发表，更引起众说纷纭。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部分学者，如Krugman(1994)[1]，以Young(1992,1994)[2]对亚洲“四小龙”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经验统计结果为依据，认为东亚国家所谓的经济奇迹不过是要素投入的快速积累导致的，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的奇迹可言，是一种外延式、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东亚国家的相似检验结论还见于Kim、Lau(1994)[3]；Collins、Bosworth(1996)[4]等文献中。学术界将这些学者对东亚经济的观点称之为“资本积累论”(Accumulation)。与资本积累论相对，另一些学者认为，资本积累只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资本积累的背后真正支撑东亚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企业家精神、有效的学习及创新能力，单单将东亚经济的成就归咎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缺乏说服力。这一流派的思想被称之为“技术消化论”(Assimilation)，代表学者有Chen(1996)[5]、Nelson(1998)[6]等。本文打算对两个流派观点的优劣做一述评。
一、两流派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论的争议
“资本积累论”与“技术消化论”的分歧首先来自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不同认识。
增长理论模型是“资本积累论”的基础，它通常用来检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而进行一国纵向的历史比较以及横向的国际比较。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增长理论模型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理论模型(Growth Accounting Model)，它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其方程表达为：
，其中，Y、K、L分别代表t时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
为该时期的技术水平，α为资本产出弹性。另一种TFP分析工具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法，其函数表达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该函数可进一步表明为：GDP增长率＝资本增长率×
分别代表国民收入中资本、劳动力份额，其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即增长核算法和经济计量法虽有些不同，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后一种方法满足
=1，即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就可。从经济学意义来讲，它们都将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三部分：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效劳动供给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这里TFP表示在给定资本、劳动力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同时两种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均被视为技术中性条件下的外生性变量。
增长理论模型简洁、清晰，结果便于分析，被经济学者用来解析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构造资本积累论的理论依据。90年代中期前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应用增长理论模型检验东亚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Young(1995)采用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亚洲“四小龙”的技术进步速度，结果发现“四小龙”TFP值的表现远没有经济增长率出色，因此，他认为“四小龙”在技术领域没有发生追赶效应。Collins(1996)对“四小龙”的测算结果虽然略高于Young，并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仍然落后OECD国家，基本肯定Young的结论。Kim(1994)利用多重生产函数模型(meta-production function framework)检验“四小龙”的技术进步水平，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因此，这些学者将“四小龙”的成功归结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而技术进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Krugman进一步推断说，由于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四小龙”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注定会很快减速。
表1 对亚洲“四小龙”TFP增长率的不同计算结果
World Bank
Young CollinsIwata
研究者 1960-1989 1966-1990 1960-1995 1960-1995
TFP增长率 TFP增长率 TFP增长率 TFP增长率
样本年份 （对GDP增长（对GDP增长（对GDP增长
（对GDP增长
的贡献份额）
的贡献份额）
的贡献份额） 的贡献份额）
香港 3.6 (43.9%) 2.3 (31.5%) 4.1 (53%)3.4 (44%)
韩国 3.1 (36.9%) 1.7 (16.5%) 2.3 (28%) 3.7 (46%)
新加坡1.2 (15.0%) 0.2 (2.3%) 1.8 (23%) 3.7 (46%)
台湾 3.7 (42.0%) 2.6 (27.7%) 2.6 (31%) 3.8 (46%)
资料来源：参见参考文献[2][4][7][8]。
“技术消化论”对“资本积累论”的反驳首先来自对其论据的质疑，他们认为应用TFP检验技术进步的方法本身具有漏洞，这一方法并不完善。归纳起来，技术消化论针对广泛使用的TFP测算模型提出以下疑问：
1.计算结果的相互矛盾。即使同样采用增长理论模型，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不同的假设前提和统计数据，结果得出的TFP增长率出现很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从大量研究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四小龙”TFP增长率的文献中，以对新加坡TFP的计算结果差异最大。在Young(1994)的文章中，1970年到1985年TFP值仅为0.1%。而其他学者对同期新加坡TFP的估算值为0.7%(Kawai,1994)[7]，1.49%(Marti,1996)[8]。这些莫衷一是的现象被外界批评为统计数据之战。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来自同一数据库，只要采用不同的假设前提，TFP的计算结果相差极大。因此即使增长理论模型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上是否具有现实的可检验性值得考虑。
2.统计数据的内在缺陷。在计算TFP的模型中，产出值、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是三个必须具备的已知变量。产出值的统计通常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对资本、劳动力统计数据的选择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选择不同口径的资本、劳动力值会直接导致TFP的差异。例如，对于选择何种度量的资本投入，不同学者会根据资本存量、经济结构变迁引起部门产出比重的变化、设备折旧等情形作不同的数据处理。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没有覆盖广泛存在的非正式劳动力，这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数据的相对完整性有很大差别。因此，统计口径的选择和处理方式的不同就会出现差异较大的结论。
另一方面，无论何种统计口径都无法满足增长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以国民核算体系法为例，该方法利用国民核算(Growth Accountig)统计中的资本、劳动力价格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直接估算资本份额
值，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假设资本、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要素价格反映其边际价值。实际上，这种方法忽视了现实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例如，工会强大的力量或垄断性行业组织会使工资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价格；同样地，政府强制性措施也能够控制工资水平，使其低于劳动力的边际值。因此，从国民统计数字中无法得到劳动力的真实价格，按照这种劳动力名义价格计算出的资本份额的值偏高，相应地TFP值偏低。另外，常见的价格扭曲也与政府的产业政策相联系，例如在“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经常使用税收减免或补贴等措施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些鼓励性措施会使资本回报超过资本的边际价格，同样地，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价格扭曲也会造成值偏高而TFP值偏低。
3.忽视影响资本份额值的因素。资本份额的取值直接关系到TFP的大小。对一些资本积累论学者检测TFP值时使用技术中性模式，Nelson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由于技术更多地表现在劳动力对知识、技能的掌握，因而应当使用人力资本型技术进步模式，这时的增长率表现为：
估算偏高，TFP较低就不足为奇。因此，技术消化论者认为不解决替代系数所带来的问题，仅仅通过增长理论模型无法区别有技术进步的增长和无技术进步的增长。
4.经济事实的悖论。资本积累论者认为，东亚奇迹不过是资本要素长期、高速积累的结果，言下之意，任何其他国家只要拥有类似的资本积累，也会产生经济奇迹。这一论调遭到技术消化论者的反驳，他们以1960—1985年投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例，证明即使拥有高比例投资的国家，如希腊(26.3%)、西班牙(26.5%)、波兰(36.8%)，这一时期的资本积累率接近或超过台湾(24.3%)、南韩(26.5%)，但是前者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后者。由此，技术消化论者认为，资本积累只为学习、消化新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学习、创新能力则在各国有广泛的不同，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的出色表现才是东亚奇迹产生的关键。
尽管资本积累论者视东亚危机的爆发为技术进步缓慢的必然结果。但从1999年起，危机遭受国家经济快速反弹无法用TFP的变化说明，因为危机前后这些国家的TFP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技术消化论者着重从金融监管的不健全、生产能力过剩、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解释，这正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不能从TFP的数据中得到解释一样。
除对资本积累论者使用TFP检验方法的质疑外，技术消化论者从别的角度提出东亚经济成就包含技术贡献的理论证明。最典型的例证是，技术提高使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论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必定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技术消化论针对“四小龙”这一现象提出了理论假设：
图1 生产函数曲线的移动
如上生产函数图所示，oa为发展中国家起始的生产函数曲线，oa′为技术较先进、效率较高的生产函数曲线，ob则代表国际最先进水平的生产函数曲线。当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从
提高到
时，如果仍然沿着初始生产曲线oa，则资本的边际报酬
就会出现下降趋势，只有当发生技术进步效应使生产曲线从oa移至oa′时才可能阻止或平衡的下降趋势。这一图示曾被学者索洛用来阐释1900-1950年代美国经济现象，虽然“四小龙”不像美国企业那样处于世界创新前沿引导生产函数曲线的变化，但仍有大量事实证明“四小龙”经济体出现了动态的生产曲线变动。
首先，一批使用先进技术的大企业数目迅速增加，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小型和非正式企业数目减少。其次，在“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南韩）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相应升级，产业结构重点从农产品发展到劳动密集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以上两个特点说明与大量投资行为相联系的是技术能力的提高，否则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必然性。
总体而言，与资本积累论者习惯以宏观数据的数理分析看待东亚经济表现相比，技术消化论者则结合大量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微观事实说明：与其他投资率高的后发国相比，东亚经济体投资扩张的同时培养出有效的技术学习能力和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精神，而这成为东亚经济成就的关键。
二、两流派对技术发展的不同假设命题
资本积累论与技术消化论的观点分歧，表层上是看如何评价科技进步在东亚经济成就中的作用，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对技术发展的不同认知、不同的前提假设导致方法论和结论的迥异。
首先，关于对技术本质的理解。资本积累学派承应新古典经济流派对技术本质的论点，即技术是一种可以完全被译出的编码式(codified)信息，包含在技术蓝图、文件里，并假定所有企业都可获得技术信息来源。
技术消化学派不同意资本积累论对技术本质的定义，他们认为技术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知识组合，包含无形的技巧，不可能被完全解码。技术进步的内涵不仅包括硬件（如机器设备、生产工艺）的获得，同时也包括企业组织、管理能力等软技术的提高，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取得技术进步的唯一途径。
其次，关于技术学习的特点以及风险性。资本积累论认为，后发国家采用已知的先进技术的活动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后发国家技术寻找过程没有成本，模仿是快速的，不存在专门的学习过程，使用已知技术是一个风险低、不确定性低的过程。企业不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可以通过对技术信息的掌握找到成本最小化的唯一模式。
技术消化论从后发国家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企业对新技术的寻找需要成本，即使对已知技术的消化也需要时间和学习成本，后发国家的技术引进存在高风险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技术跨越度越大，学习成本越高，有时并不小于新产品的研发费用。同时，无论国家宏观技术水平或企业微观技术水平，技术学习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动、可预测的行为，学习能力本身也需要培养(Learning to learn)。即使获得同样技术，不同企业学习能力的高低也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不同。一国技术学习能力是一种积累的、路径依赖式的曲线。技术消化论者举例说，世界银行曾在1979年对南韩新建的几个机械设备生产公司进行调查，发现混乱的车间管理、原料随意堆放现象十分常见，尽管进口了先进机器，生产操作问题使产品质量大打折扣。经过15年的学习，这些工厂已经能够生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高质量出口产品。这种现象在“四小龙”经济发展阶段很普遍。Hobday(1995)[14]对亚洲“四小”电子产业的案例研究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东亚后发国家并没有发生技术的蛙跳现象。相反，事实证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和技术学习的长期累积才步步营造出来，绝非轻松的蛙跳……”[9]
再次，关于技术转移的多样性和模式选择。按照资本积累流派的观点，各国（各地）要素价格差异导致不同的技术选择。一国发展技术的最佳途径是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市场环境以及适宜的教育政策。不论是外生性的技术转移模式（如技术许可证或购买资本货物等）或内生性的技术转移模式（如外国直接投资），本质没有差异，自由化市场会做出最佳选择。
对技术消化论者而言，由于技术的广泛多样性，企业对技术的吸收存在路径依赖性。在宏观层次上，由于各国的技术存量、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组织的差异，移植新技术的成本和新技术吸收能力有显著的差异。一国政府为培育技术发展，可能需要贸易、投资干预以及特定的技术政策。此外，相对于内生性的FDI技术转移模式（当研发环节留在国外），外生性的技术转移模式有时更有利于技术的深化。有学者比较东北亚经济体（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不同技术发展模式，前者注意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抑制跨国公司的扩张、培育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创新能力，而后者依靠跨国公司快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这种技术依附的结果是否能带来后发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有待观察。
最后，关于技术的外部性。两个流派都承认技术外部性的存在，即由于技术信息的外溢使社会总收益大于个体收益。但资本积累论者认为技术的外部性是有限、偶发和无法界定的现象，不同技术的外部性是相同的，因而无须强调发展某一特定的产业技术。而技术消化论者认为技术的外部性存在很强的渗透性，外部性不仅体现在产品技术本身，而且也体现在管理、组织行为等软技术方面。在各个不同门类的技术种群中，某些特定技术会比其他技术产生更重要的外部性，如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更广泛的技术扩散效应。例如，信息时代电子通讯产业比其他产业具有更强的外部渗透性。
由此可见，从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到后发国家技术学习的特点，资本积累论与技术消化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资本积累论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出发，将技术视为普通商品，技术市场信息完全且完全竞争，各国（地区）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成本选择适宜的技术。技术学习通过购买即刻达到，毋需特别的成本和时间学习。在技术市场上，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除了解决寡头、公共产品等现象，其余的都可交由完善的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技术消化论批评新古典主义将技术发展视为一个单一均衡条件下的最优解，事实上不仅技术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技术市场存在明显的市场失效现象，而且由于后发国家技术市场的不成熟性、技术信息的不完全以及技术选择的风险性，技术发展最多为多重条件下的次优解。
两个流派对后发国家技术发展的不同理解，延伸到政府与市场对促进技术进步的角色划分的命题上。资本积累论者相信技术学习是投资发生的自动结果，主张技术政策应当保持中立性，建立亲善市场型(Market-friendly)的产业技术政策，即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改善要素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深化金融市场、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消化论者认为政府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即便不是所有后发国家政府有能力像韩国一样成功执行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如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大企业(Picking winners)，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包含基础型(Functional)和垂直型(Vertical)干预的混合物，不仅包括改善现存的要素市场，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缺陷，比如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比如发展技术外溢性强、关联性强的产业。
三、评价及结论
对东亚经济的阐释见仁见智，观点的不同来自假设前提和观察角度的差异。实际上，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前后，关于如何认识东亚经济成就原因的争鸣从没有停止。本文力图从论据证明、技术发展的本质等方面，介绍两种主要流派——资本积累论和技术消化论对东亚经济成就的不同观点。引人思索的是：
首先，资本积累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脉相承，应用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东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含量，论证过程清晰，但由于对增长过程中替代系数的忽略和统计数据的选择口径差异以及假设前提的正确与否，影响了结论的准确，因而这一方法对检验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科学性、适用性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次，技术消化论继承了熊彼特式技术演化的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东亚经济成就的原因。技术消化论批评资本积累论无背景的古典分析传统，从东亚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的现实出发，重新审阅东亚经济成就与技术学习的关联。它不仅从论证的技术手段上指出TFP方法的缺陷，并且认为资本积累只是为技术消化、吸收提供了一个平台，“四小龙”经济体所培育的企业家精神、技术学习和创新能力才是东亚奇迹的关键因素。在方法论上，技术消化论注重东亚企业技术变迁行为的微观分析，比资本积累论纯粹数理分析更接近真实。但目前而言，技术消化论对资本积累论的评议破大于立，其立论还待进一步丰富、系统化。
再次，无论是看待技术发展的本质或政府的角色定位，新古典主义习惯从均衡条件下的静态分析方法中得出抽象、简化的推论。实际上，由于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交叉性加大，特别是生产工艺里无形技术的广泛存在，已使得后发企业的模仿成本越来越高。同时，传统产品生命周期的发明——创新——标准化——扩散的线性模式已被打破，阶段之间界限模糊、相互重叠，这些技术发展的新特点对政府在技术市场中促进新技术的扩散、加强产业间联系的功能提出了更多要求。新古典主义强调发挥各国（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忽视了“技术机会”的存在，政府对高增值产业的扶植也许不符合短期内市场效率最优，但是长期来看可能引致报酬递增效应，在这一点上技术消化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相一致。换言之，后发国家政府对技术市场不是干不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的问题。
而后，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其他方法检验资本积累论和技术消化论的结论，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因提出新的思路。Felipe(2001)[10]Timmer(2001)[11]试图用其他经济计量方法测算“四小龙”的技术进步速度，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东亚经济成就的动因介于严格的资本积累论与技术消化论之间。笔者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确存在生产效率提高的事实，但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以投资带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造成资本收益的高回报和劳动力收益的低回报，以至于形成过度的资本投入效应，反映在增长理论模型里就很容易得出资本推动的结论。
最后，如果不以非此即彼的观点理解资本积累论与技术消化论对东亚经济成就的分析，就无法回避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的警戒。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轨迹与发达国家相逆，即从吸收成熟技术向前沿创新技术发展，其技术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因此不同阶段以促进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包含不同内容，有效支撑吸收成熟技术阶段的技术学习体系不一定能够有效支撑后阶段的技术学习的变化需要，也就必须随着技术改良、自主技术创新的到来不断进行内部组织、制度的自我调整。对南北技术转移的研究发现：一国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模仿的相对成本也就越高，这就迫使部分已进入中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必须从模仿、追赶的经济模式向自主创新的阶段转变，这种创新环境包括完善教育培训、研究开发、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营造具有活力的企业体，沟通政府与民间的研究网络，促进知识在劳动者的交流与流动等，技术发展阶段是否能顺利转型关系到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资本积累论或技术消化论，对东亚经济成就的解释都存在一些盲点，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发展战略从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转向重视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和区域经济的整合，其经济格局的变化会继续提供检验理论的根据。
收稿日期：2002-09-04
标签：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统计模型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