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鼐日记》看夏鼐与蒋廷黻的一段学术因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学术论文,日记论文,蒋廷黻论文,看夏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鼐①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但他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1931年9月—1934年6月)所从事的却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②指导教师为当时的系主任蒋廷黻。然而蒋、夏之间的师生关系，长期以来不为人知。蒋廷黻自传《蒋廷黻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夏鼐这个学生。1949年以后，夏鼐从未在公开场合坦承与蒋氏的师生关系。③私下里，1980年后，夏鼐大概对少数几人谈起了这段师生之谊。1980年7月，夏鼐对来访的张光直讲述自己生平时，明白说明自己在清华时“学经济史，从蒋廷黻”。④2000年，王仲殊、王世民提到“(夏鼐)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⑤亦对两者关系隐而不彰。同年《夏鼐文集》出版之时，仅介绍夏鼐在清华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的指导老师是蒋廷黻。⑥2005年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指出：“夏鼐本是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⑦据笔者所见，最早明确指出蒋夏二人师生关系的，是夏鼐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后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1999年，徐苹芳撰文《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提及：“他(夏鼐)学的是近代史，导师是蒋廷黻。”⑧但是，夏鼐如何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转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如何跟随蒋廷黻做近代史研究、最终又是如何放弃近代史而改入考古学界的，详细情形一概不知。2011年，《夏鼐日记》⑨出版，为这一论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现以之为主要参考，试论夏鼐与蒋廷黻之师生关系。
夏鼐改读近代史与蒋廷黻之关系
1931年9月，夏鼐经考试由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按清华大学的规定，转系来的学生已修课程的学分由所要转入的系重行审定，承认有效或无效，并按学分决定年级。经教务长及系主任核准后方才最后决定。⑩夏鼐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上了一年级的课，以转学生的身份被清华录取之后，就打算不再继续读社会学系。清华开学前，他在转历史系还是转生物系之间犹豫不决。(11)因“社会与历史性质相近”(第1卷，第71页)，开学后夏鼐去找教务长张子高请求转历史系。9月18日，教务处告知可以转历史系，但根据清华规定，必须在必修学分之外再额外多选十六学分的课程。这样一来，夏鼐又觉得选生物系更合算。因为历史系一二年级的课程相互冲突，不可同时选读；而转生物系则只需多选十学分课程。更重要的是，与理科相比，夏鼐感觉文科、法科的功课是“空虚”的，因此他“一个晚上都在踌躇莫决”(第1卷，第72页)。
就在夏鼐已经倾向于转生物系的次日，《北平晨报》就传来日军于昨晚攻占了沈阳的消息(第1卷，第73页)。同一天，夏鼐似乎已下定决心要转生物系，去找生物系系主任陈桢，可惜陈桢不在，于是夏鼐对转生物系又发生了动摇。三天后，即9月22日，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在清华校内发表题为《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的演讲。夏鼐去听了这次演讲，且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内容记录。(12)这是夏鼐入清华后所听的第一个演讲，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蒋廷黻。蒋廷黻本人善于演讲、喜好演讲，虽口音浓重，但丝毫不影响其口才。(13)这次演讲的效果应该不错，因为一个月后，蒋廷黻又应北大反日会之邀做了同一内容的演讲。(14)据夏鼐日记记录，蒋廷黻在清华演讲中提出，应对日本侵略的“治本办法”“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第1卷，第74页)。
在国难的刺激下，清华学生开始有所行动。9月24日停课外出演讲，9月26日又外出请愿。(15)28日“上午停课开会，议决改换生活方式，在三星期中暂停功课，改取军营生活……这案子以206对101之多数通过”。夏鼐虽然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冲动”，却并不赞同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国难。他认为，“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至于三星期的休课学操，至多只是以振起民气，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第1卷，第75页)。从中似乎能看出蒋廷黻演讲对夏鼐心理所产生的“潜移默化”。
夏鼐也确实开始用他擅长和喜好的“读书”来实践其主张。9月27日，读完《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之后，夏鼐开始读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而后又相继读了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樊仲云《最近之国际政治》。(16)不仅在读书方面开始主动向他前所不欲的“空虚”方面发展，甚至在还没有最终正式转入历史系时，于11月18日选定课表时表露了学习历史的志向。(17)这年年底夏鼐已自诩为一个“念历史的人”。在历史这个大门类下，又视读《史记》、《史记志疑》这类“古书”为“落伍”(第1卷，第86页)，倾心于近代史的倾向已经呼之欲出。
1932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夏鼐方开始办理转学学分一事。由此，他跟蒋廷黻发生了第一次的接触。3月18日上午他去向蒋廷黻询问转学学分事(第1卷，第101页)，应该是取得了初步进展，于是又于4月13日去找教务长张子高，张子高表示可以考虑，只是需要等蒋廷黻回学校之后再与之商量决定。(18)夏鼐觉得办成的希望似乎只有一半(第1卷，第105页)。5月23日，夏鼐找到蒋廷黻，蒋氏表示只要有教务处正式公文，应可办理。虽然夏鼐没有记录最终此事如何解决，但当日他认为“此事已渐接近或可得满意解答”(第1卷，第109页)，应该大致不差。由于蒋廷黻办事之高效，拖了整整一学期的转系之事终告结束。
综观夏鼐择定学习历史的整个过程，受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演讲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师从蒋廷黻 研究近代史
夏鼐不仅在时局激发和蒋廷黻影响下选择了历史专业，并且师从蒋廷黻展开了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外交史发生兴趣并进入这个领域，除了关心时局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选修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蒋廷黻对课堂教学极为重视。夏鼐记录，假期一结束，其他老师仍在假期状态之时，蒋廷黻已经一丝不苟地开始上第一堂课(第1卷，第155页)。在参考书方面，除了英文原版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外，蒋廷黻还印发自己编写的讲义《中国近代外交史(引论)》(第1卷，第140页)给学生学习。由于蒋廷黻一直抱有“根据中国书面资料，来研究中国外交史”(19)的志向，并且认为，“外交史与别种历史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国际性质。撰外交史者必须搜罗有关各国的文件。根据一方面国的文件来撰外交史，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20)然而，这一外交史研究的当然准则，西方学者却并不将之运用到中国外交史领域，是一个缺憾。(21)因而蒋廷黻既使用马士著作又编写中方史料作为教材，那既是实践自己在外交史领域内的民族复兴理念，又将这一理念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夏鼐所提到的这份讲义，其内容应该与蒋廷黻编写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22)大致相近。
至于考试，则是蒋廷黻督促学生的一大法宝。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不仅有期末考，还有月考，(23)这样一个学期下来至少要考试三次。夏鼐对每一次考试的试题都做了详细记录。考试内容绝大多数出自具有史料性质的中外文著作，方式为名词解释十题和问答一至两题。名词解释题中，甚至以一船名、商人名以及某外国人的中文译名来考察学生的用功程度。(24)而问答题则多与蒋廷黻自己的外交史研究主题相一致。(25)
蒋廷黻是一个严格要求、目标高远的导师，夏鼐则是一个嗜好读书的学生。除指定和开列参考书外，在上蒋廷黻的课程及写作相关史学论文时，夏鼐阅读过的相关中外书刊共计30余种，(26)还有并未明确写入日记的若干种。如蒋廷黻发表在夏鼐入学前的《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夏鼐显然仔细阅读过，(27)但并未记入日记。在蒋廷黻治史思路的影响下，以大量阅读中外史料为基础，夏鼐先后写作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拿皮耳争对等权的失败》、《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3篇论文及《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等4篇书评。夏鼐每有得意之作，均马上拿给蒋廷黻请求指点，蒋廷黻不仅给出修改意见，并且帮忙推荐发表。
尽管夏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十分用功，颇多心得，但他为自己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却是关于清代长江中下游的田赋问题。(28)这个选题得到了蒋廷黻的首肯。为夏鼐搜集论文资料，蒋廷黻还修书一封，请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予以协助(第1卷，第210页)。1933年12月22日，夏鼐将毕业论文大纲交给蒋廷黻审阅，蒋廷黻认为写得不错，但希望夏鼐再多读几本参考书。1934年2月5日上午夏鼐想以图书馆未编目图书来充实毕业论文，去向蒋廷黻请教。蒋氏与夏鼐“同赴书库中”，可惜“新购未编目书籍乱堆一处，无法检寻，废然而返”(第1卷，第218页)。5月31日，论文写好，夏鼐交给了蒋廷黻。6月13日，得到蒋廷黻肯定。“据云，毕业论文已阅过，做得颇不错，但希望修改后再发表。又说我的文章的弊病，一在贪多，因之屑琐散漫，不能擒住主要点去发探，所以这一篇4万多字本子，最好能删成3万字左右；二在文气不尊重，常夹杂报章杂志通俗文章的油腔，学术论著应严肃一点。又指出篇内有一处以江苏情形推论全国，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此种推论太危险”(第1卷，第244页)。夏鼐修改之后再交给蒋廷黻，蒋廷黻显然比较满意，“允为介绍《清华学报》上发表”(第1卷，第248页)。
蒋廷黻对夏鼐未来求学计划之设计与指导
夏鼐是历史学系第六级毕业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尽管平时不善交际，除蒋廷黻外，从他的日记中，甚至都看不出来与开课的其他老师如雷海宗、刘崇
、钱穆、陈寅恪在课外就读书治学有任何往来；(29)但是，蒋廷黻主持下的清华历史系，自始就把培养年轻的后继人才作为办系的首要宗旨，(30)因此，对于优秀学生向来十分注意。除了注意之外，还亲自参与设计学生将来的发展计划。(31)
1933年5月31日，夏鼐将自己的毕业论文交给蒋廷黻，因为早就思考和担忧未来的人生和学术之路，他顺便向蒋氏请教毕业后如何发展。蒋廷黻给他指了三条道路：一是进研究院。国立清华大学自1929年起开办研究院，历史学系设研究所则是在1930年夏季，(32)同年开始招生。最初没有规定学制，1933年从历史学系研究所毕业的是朱延丰和邵循正，他们也是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培养的第一届硕士。蒋廷黻认为这是夏鼐最优的选择。因为“这一班里进研究院的很少，(33)将来希望较大，如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将来可赴伦敦经济学院去研究”。虽然本校毕业生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获得资送出国的机会，但是在蒋廷黻看来，考试对夏鼐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二是参加留美公费生考试。蒋廷黻指出，这方法有其弊端，因必须依据每届指定的招考科目去应考，万一没有合适的专业，就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这一点在次年夏鼐投考时不幸应验。最后一种办法是找工作。因为在写毕业论文时，蒋廷黻曾介绍他去北平社会调查所查阅资料，因此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蒋廷黻认为，“调查所中，如努力工作，前途亦颇远大”。夏鼐听了蒋廷黻的这番话，“颇觉满意”(第1卷，第241页)。
但是最后一套方案因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而作罢，(34)蒋廷黻转而为夏鼐进研究院这套最优方案做了进一步的规划。夏鼐提出，研究院所费时间过长。朱延丰和邵循正因是第一届学生，研究院如何办理还处于摸索之中，因此花了近三年时间方才毕业。蒋廷黻告诉夏鼐，经过此一探索，研究院已初步确定将来的学制为两年。吸取第一届培养硕士的经验，蒋廷黻认为夏鼐最好于第一年就修完全部学分，而将两次考试中的初试提前至第二学年的起始就进行，这样就能留出近一年的时间来写毕业论文。(35)历史学研究部可以招收学生方向的有两个，一是中古史，一是清代史。(36)因此蒋廷黻又早早地向夏鼐提示了可以研究的论文题目：“(1)清代贵胄(一、二品)之出身(贵，富)；(2)清代督抚之分析(出身，职权等)；(3)清代御史制度(或限于对外交问题之见解及其效果)；(4)清代驾驭藩属之政策；(5)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6)清代军机处之始末(组织，职权，人员，变迁)。”(第1卷，第248页)由此可见，蒋廷黻是有意培养夏鼐为历史学系的研究人才的。蒋廷黻事后回忆在清华期间所做的此种工作时说：“我很高兴，少数优秀青年我都鼓励他们进了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37)虽然最终没有进入研究院，但作为当初被蒋廷黻极力勉励进入研究院的一员，夏鼐显然已经进入了蒋廷黻的着力培养范围。
设若与同级、同系的吴晗相比，则夏鼐的毕业去向可谓不够顺畅。首先蒋廷黻在第一次为他分析将来计划时，并未存有将夏鼐留下任教的意向。而吴晗则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笔者分析原因有三。其一是吴晗的专长能填补历史系的教研空白。吴晗受胡适关照转学入清华之初，即得到蒋廷黻特别指点专治明史，且在读期间也成绩斐然，直接填补了历史系从中古到清代之间所存在的教学和研究空档。蒋廷黻曾说，历史研究所“目前的扩充总在秦汉到明中间择一时期”，(38)也就是说，除了中古和清史的人才外，亟需的正是宋、元、明代的专门研究人才。而当时明清档案的大量发现，为培养明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胡适对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39)吴晗入学后，严格按照胡适和蒋廷黻的指示刻苦攻读，他的明史研究论文除了发表在《清华周刊》这类学生刊物上，还登载于较有分量的《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刊物上。而夏鼐从蒋廷黻治近代史，平时的习作多集中于近代外交，毕业论文又改而研究近代经济史。可谓继承了蒋氏的衣钵而又大体尚未开辟新的园地。相较而言，吴晗是更适合清华历史系建系需要的人才，夏鼐的重要性次之。
其二，就研究外交史而言，夏鼐在蒋廷黻的学生中并不突出。蒋氏认为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亟需周边国家国别史专家。“西洋各大学所立的外国史课程多注重其文化系统以内的国家。譬如美国的大学，其外国史课程中，英国史居首席，法德史次之，西班牙及南美各国的历史又次之，斯拉夫各国史更次之，中日史则居末席了。在中国的大学里，这个次第不能适用。所以清华去年加上日本史，今秋定加俄国史；将来还须高丽印度缅甸暹罗安南各国的历史”。(40)蒋廷黻按照这个计划先后培养了中法关系史专家邵循正、(41)日本史专家王信忠、(42)俄国史专家朱庆永。(43)
其三，吴晗有办事能力，人脉广泛。吴晗曾多次试图引起胡适的注意，终于以一部《胡应麟年谱》打动了他，因而获得胡适的力荐来到清华。(44)在清华期间，除了致力于明史的研读和写作、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任外，还约集同好发起“史学研究会”。(45)尽管受邀共同发起，但夏鼐起初犹豫不决(第1卷，第141页)。在社会活动方面，夏鼐唯有两次能与吴晗并驾齐驱。一是1933年2月22日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46)第二次是在1933年上学期开学后所举行的历史学会(47)改选会议上，与吴晗同票当选为“候补”干事(第1卷，第164页)。不可否认的是，吴晗与学术界的关系、吴晗的活动能力均远超苦守书斋的夏鼐。(48)而除了吴晗以外，蒋廷黻后来培养的留校任教的几位均是研究院毕业生。由此可见，尽管在吴晗和夏鼐之间有所区别对待，但蒋廷黻对夏鼐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前途是相当肯定的。
夏鼐放弃近代史及其与蒋廷黻的后续交往
1934年7月中旬，与夏鼐最后一次讨论过毕业去向之后，蒋廷黻即离开了学校开始学术休假。(49)夏鼐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希望落空以后，本以为进入研究院的希望也落空了。据传闻，“梅校长曾发表讲话，这次研究院招生不仅视成绩优劣，兼视校中有否导师而定”。夏鼐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而“下学期恰无此种导师”，(50)因此心中非常不安(第1卷，第252页)。但8月21日贴出的研究院新生名单上，夏鼐名列其中(第1卷，第253页)。看来传闻不确。同一天，第二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开始。此次招考没有近代史相关学科门类，而只有考古门，夏鼐应该是不得已报考的。在日记中，夏鼐只记述了自己报名和考试的经过，以及考中后艰难抉择之心境；蒋廷黻此前的分析看来是有道理的。10月2日，夏鼐从报纸上得到了自己考中的确实消息(第1卷，第264页)。从成绩来看，他的英文、中国上古史、西洋上古史和人类学得分很高，这与他平时大量阅读英文原著、燕大一年和清华半年所受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和自修是分不开的(见表1)。
尽管内心对从近代史转到考古学有很大的彷徨犹豫，但是夏鼐还是一丝不苟地开始为学习考古学做计划。大概一年以后即1935年秋，夏鼐坚定了学习考古学的信念。(52)无独有偶，当初夏鼐从成为“念历史的人”到认定“以史学为终身事业”，(53)也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至此，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的情缘可谓已尽。(54)不过他与蒋廷黻之间并未断绝联系。1941年3月12日夏鼐致信蒋廷黻(第2卷，第360页)；1942年1月17日，夏鼐在行政院拜见了7年未见的蒋廷黻。蒋廷黻“嘱以最好能多注意汉唐宋之古迹文物，其重要性实不下于先秦及史前之考古学也”(第3卷，第4页)；10月20日，夏鼐写信给蒋廷黻报告工作情形；1943年5月31日，夏鼐随梅贻琦赴蒋廷黻寓所吃便餐(第3卷，第110页)；将近4年以后，即1947年3月13日，夏鼐在拜访傅斯年时与蒋廷黻不期而遇，两人都不记得5年前及4年前的两次见面，乃至夏鼐感叹“已十余年未见面矣”(第4卷，第110页)。该年年底，蒋廷黻听说夏鼐带回不少文物，特来拜访观看(第4卷，第160页)。从《夏鼐日记》来看，这是他与蒋廷黻的最后一次碰面。
1934年夏，正当夏鼐最终完成毕业论文之时，蒋廷黻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休假。1935年蒋廷黻返校后不久即答允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此时夏鼐已赴英国伦敦大学。1936年1月8日，夏鼐“赴中国协会阅报，知12月14日中央改组之详情，蒋廷黻有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说”(第2卷，第3页)。1月16日，夏鼐碰到清华历史系同学张德昌，听他说蒋廷黻已到南京“做官去了”时，他写下了具有高度预见性的一段话：
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第2卷，第4页)
尽管后来与蒋廷黻又于数年中有过4次会面，但匆匆一晤，师徒两人也再没有谈起过近代史研究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入清华后，夏鼐在日记中起初对蒋廷黻直呼其名；1932年上蒋廷黻课后，阅读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夏鼐从此改称其为“蒋廷黻师”；(55)海外留学归来后，在日记中提及时，夏鼐恭敬地称其为“蒋廷黻先生”(第2卷，第164、360页；第3卷，第4、68、98、110页；第4卷，第110、160页)。最后一次见面那天，夏鼐称其为“蒋廷黻师”(第4卷，第160页)。
由此可见，假如说夏鼐心目中有一个引领自己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业师”存在的话，那么他仅仅将这一称呼用在蒋廷黻身上。尽管研究者和记录者多强调他在清华的其他老师，亦多强调他转行之后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指导和提携，(56)但他从未在日记中称呼这些人为“某某师”。由近代史而考古学，夏鼐之所以“能够完全适应不同研究方向的转变”，与他早年所受的“广博的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大有关系。(57)夏鼐之所以终身以蒋廷黻为师，大概也是对这段学术因缘的一种感激与怀念。
《夏鼐日记》不仅提供了丰富入微的个人情志之素材，亦以一个虽木讷却心系国运之知识分子的特有角度，为我们观察和认识那一时代、那一个清华园中，诸多选择了近代史为研究志业的学子的群体心态和成才道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夏鼐与蒋廷黻的关系做一探讨，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夏鼐立志、求学、变更学术方向、最终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界领军人物的经历，与蒋廷黻从人事到制度改革历史系，深刻影响清华历史系学术风格乃至隐然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方面的“清华学派”，有莫大的关系。夏鼐在读的三年，是蒋廷黻以其个人魅力和个人风格塑造清华历史系的高潮时期，也是快速出人才的时期。夏鼐在清华所受到的现代化的学术训练，是蒋廷黻立足国际前沿、重视原始材料、倡导综合史观等史学理念运用于历史教学的自然结果，也是蒋廷黻一心追求在近代史研究上全速赶超西方研究水准之自然结果。蒋廷黻曾言：“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58)尽管夏鼐未能在近代史领域大展身手，不过他在考古学界的成就也充分表明，蒋氏的预期与自许，与事实相距并不遥远。
注释：
①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1935—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②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无一篇以此立论的学术论著。1980年7月，在日文版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夏鼐亲自撰文说明自己学习考古学的经过，简单提到“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我的兴趣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见氏著：《代序：我是怎样开始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见《夏鼐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该文写作于1980年7月22日，原文刊载在1981年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日文版上，为原文摘录，标题为编者另加。
③夏鼐在《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中提及清华求学经历时，虽然在列举“文史方面”的“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时，提到了蒋廷黻，但既未点出吴晗与蒋廷黻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没有明言自己与蒋廷黻的师生关系。见夏鼐、苏双碧编：《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夏鼐去世前，王仲殊撰写并经夏鼐亲自审定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亦未有此种说法，见氏著：《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第678页。
④陈星灿：《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原载《万象》2004年第10期，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⑤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纪念夏鼐先生诞辰90周年》，《考古》2000年第3期，第81页。
⑥2000年出版的《夏鼐文集》中，编者为该文下的按语说：“本文是作者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在蒋廷黻指导下，于1934年5月写成的毕业论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同年，王世民在《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中修订1987年初稿的相关内容，添加了“在蒋廷黻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内容。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第40页。
⑦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⑧转引自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下)，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1395页。
⑨《夏鼐日记》(共10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与夏鼐子女夏素琴等共同整理，全书10卷400余万字，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记起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夏鼐病逝当天，历时50余载。日记未及的1931年以前的情况，则据夏鼐遗稿摘录整理为“家世与少年时代”。全书整理情况详见王世民：《我们怎样整理〈夏鼐日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9版。
⑩参见《本科教务通则》第十六、第十七条，《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度。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9—120页。
(11)夏鼐在日记中提到：“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一系好，临时再行定夺。”《夏鼐日记》(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加注卷、页码。
(12)综观夏鼐在清华三年期间所听的演讲和老师课堂内外所发的一些感慨，只要是有关时局的，基本都作了详细记录。而比较空泛的演说，则提不起他的兴趣，在日记中对演讲者的不足之处也直言不讳。如夏鼐对胡适演讲记录就极简略。1931年5月13日《夏鼐日记》：“下午听胡适之讲演《禅宗是什么》。”1932年10月13日又记：“听胡适之讲演。”又如对冯友兰的演讲很不满意，1931年3月4日记：“下午听冯友兰讲演，题目是《中国哲学史中为什么没有近世史》，讲得声音既不大高，而且又加口吃，只听得他‘这个，这个’的乱叫，听后终于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又如记陶希圣演讲，1933年1月5日记：“今天陶希圣上课时撇开正功课不讲，对于时事发表大批的言论，足足讲了二小时的辰光。”尽管是讲时事，且夏鼐也作了要点记录，但是从字里行间来看，似乎对陶希圣占用上课时间颇为不满。然而对蒋廷黻的言论记录可谓一丝不苟，虽未曾加以点评，但相较而言，已是一种欣赏的表示。
(13)1929年12月18日，新至清华任教的蒋廷黻受邀发表演讲，题为《鸦片战争之意外影响》。“到会听众极多，打破本学期记录”。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年12月23日。由于太受欢迎，不足一月之后，蒋廷黻又再次发表名为《东三省之铁路外交》的演讲。
(14)蒋廷黻的演讲后以《东北问题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方法》为题发表在《北平晨报》1931年第189、190号上。
(15)夏鼐参加了9月24日的外出演讲，26日的请愿便不愿意去了，“我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所以不去。在图书馆藏书库中翻阅旧杂志，消磨了大半天”(第1卷，第75页)。
(16)夏鼐同时在读的书也很多样化，如《沙氏乐府本事》、《西林独幕剧》、绿漪《绿天》、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最近十年之欧洲》、冰莹《从军日记》等。
(17)夏鼐除全校共同必修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外，还选修了“秦汉战国史”、“殷墟文字研究”、“经济方策”、“人类学”等课。
(18)蒋廷黻此时应忙于国难会议。见蒋廷黻：《国难会议的回顾》，《独立评论》第一号，1932年5月22日。
(19)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00页。
(20)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见《大公报·文学副刊》(天津)第249期，1932年10月10日。
(21)Tsiang Tingfu,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VII,No.1,1933,p.1.
(22)《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主要编选中国外交档案，蒋廷黻本计划出上、中、下三卷，但最终只出了上卷(1931年)和中卷(1934年)，下卷未编成。参见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自序》，收入《蒋廷黻选集》第3册，台北：文星出版社，1965年，第493页。虽然是资料集，但是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外交历程及问题的思考与见解，通过结构安排、章节设置及每节导语全面展示了出来。
(23)不似绝大多数老师那样，仅仅举行一次期末考。有的考试甚至是“开放型”的，如“西洋通史”考试：“晚间考试西洋通史；教务处职员监考，大家都翻书抄录。”(第1卷，第97页)。又如“中国社会史”和“西洋19世纪史”：“上午考试西洋19世纪史。刘崇虽不像昨天陶希圣那样自己跑开去，但在讲台上静坐阅书，大家都翻开讲义来抄，满室都是翻书的声音。”(第1卷，第189页)
(24)如1932年10月24日，上课仅一个月后即开始考试。名词解释考题(括号中的批注为《夏鼐日记》整理者所加)为：1.Hoppo(西人对粤海关监督的称谓)，2.佛郎机，3.苏瑞妈末，4.林高，5.李锦，6.Weddell(Captain John Weddell，威得尔上校)，7.船钞，8.Terranovia(在美国船Emily上服务的意大利水手)，9.洪任辉，10.大班(第1卷，第131页)。
(25)如“十三行之沿革及其在通商史上之地位”、“有人谓中法战争，中国固未失败，试讨论之”。
(26)如：Ouchterlong,The Chinese War; Chinese Repository Aug-Oct 1840; Jiang Tingfu,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1870-1895; Hunter,The "Fan Kwae" at Canton; Rothenstein,The Russians on the Amour;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 J.J.Gapanovich,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Manchuria(1892-1906); J.J.Duyvendak,The Diary of His Excellency Ching-Sh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
(27)这一点，从夏鼐所写的《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可明白看出。该文列举了若干种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和观点并加以评价，其中就包括蒋廷黻的研究。
(28)夏鼐选定此题，颇为偶然。1933年9月27日，夏鼐去找蒋廷黻“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作最后的商酌”，没有料到有一位“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第1卷，第193页)“郭女士”既是夏鼐认识之人，想来应为历史学系或教务处某职员，亦可能为学生(与夏鼐同级有一位女学生名郭秀莹)。具体姓名待考。当然，夏鼐对经济史感兴趣，由来有自。他曾与王栻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也与史学研究会中诸位以经济史为志业的青年同仁来往密切。
(29)与之恰成对比的是何炳棣。这位清华第十级历史系学生不仅开课前去向老师请教如何选课，课中常请教问题，还多方了解如何更好的力争上游。这样积极主动的学生想来更容易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何炳棣也确实从蒋廷黻、雷海宗等名师处得到了很多指点。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相关论述。
(30)参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
(31)这一点，过去何炳棣谈之甚详，见氏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3—64页。现在则有了夏鼐提供的新证。
(32)《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页。
(33)与夏鼐同级的有吴春晗、许亚芬、郭秀莹、陈箴、颜承周。蒋廷黻此话显然未明言吴晗将来的去向。
(34)夏鼐此时要进社会调查所可谓时机不好，蒋廷黻告诉他：“(北平社会调查所)今年与中央研究院合并，现方谋裁减，不添收人员。”(第1卷，第284页)1929年，陶孟和成立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
(35)研究院招生的对象是大学毕业生，考入研究院后，研究期限至少二年，二年中须修完二十四学分的课程，并在导师指导下，写出研究论文，经过毕业初试(口试)和毕业论文口试及格(以七十分为及格)后，才准予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14页。
(36)参见蒋廷黻：《历史学系》，《清华暑期周刊》1931年第3、4期合刊，第14页。
(37)《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
(38)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第954页。
(39)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992页。
(40)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第953—954页。
(41)邵循正(1909—1973)，字心恒，福建省福州市人。早年曾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后就读于福州协和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改学历史。从蒋廷黻治中法关系史。1934年赴法留学，1936年回国后任教清华，讲授蒙古史。
(42)王信忠(1908—)，江苏南通人。192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21届师范本科，1927年7月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后入研究生院，师从蒋廷黻，专攻日本史、中日外交史。1934年毕业后，由清华大学公费派遣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193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43)朱庆永(1909—1978)，又名君实，安徽泗县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36年，参加清华第四届留美公费考试，考取“东欧史”门，留学苏联，日后成为东欧史、中俄关系史专家。
(44)参见陈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晗史学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45)从《夏鼐日记》来看，夏鼐与吴晗之相识，并不是因同级同系而于上课时自然结识，而是起自夏鼐主动找吴晗“接洽”所谓“现代史学社”事。时间在1932年11月24日。但12月27日的日记又变成吴晗来“劝”夏鼐“加入”现代史学社(第1卷，第141页)。见于《夏鼐日记》的初次商量组织“史学社”，是在1934年4月29日。史学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是该年5月20日(第1卷，第240页)。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夏鼐在回忆吴晗时，却提出两人首次相识于1932年10月的说法，看来是记忆不确，应据日记加以修正。参见氏著：《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见夏鼐、苏双碧编：《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46)夏鼐此次担任文史栏主任，为期半年左右，参见王世民：《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0页。据《夏鼐日记》显示，夏鼐实际仅承担了《清华周刊》1933年第8—9期的文史专号的审稿工作(第1卷，第158—174页)。
(47)清华历史学会成立时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成立于1926年，负责人为刘崇。见《国立清华大学现存各会社概况》，《清华周刊》1928年第30卷第5期，第61页。另一种是成立于1927年6月，第一次常会举行于同年10月。总务陆懋德，文书刘崇，组务张荫麟，出版张贵永，会计姚名达。见《历史学会》，《清华周刊》第418期，1927年10月28日，第332页。第一种也许是误记，也许只是一个提议或雏形。
(48)做如此比较，并非暗示两者之间存在现今所谓之“恶性竞争”，只是为夏鼐后来由近代史转入考古学做一更广泛的背景考察。在清华期间，吴晗虽然善于奔走联络，为人处事却可谓待人以诚。正在蒋廷黻离校休假、留美考试尚未开始之时，吴晗即为夏鼐介绍工作，但夏鼐一心继续求学，因而没有接受(第1卷，第250页)。
(49)蒋廷黻行前应蒋介石之邀到牯岭面谈，蒋介石希望他借苏联之行多了解苏联的实情、“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随后蒋廷黻出发去苏联。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58页。
(50)当时在历史系能任近代史导师的只有蒋廷黻。清华大学规定教师任职满五年可申请学术休假一年。蒋廷黻已经预定于次年休假，因此不在系中，系主任一职由刘崇代行。故夏鼐有此一虑。
(51)从《夏鼐日记》来看，参加考古门考试的人还有杨鸿烈，但夏鼐没有记录杨鸿烈的成绩。
(52)参见宋广波：《从〈日记〉看夏鼐的学问人生》，http://jds.cass.cn/1tem/21847.aspx，阅读时间：2011年11月2日。
(53)1931年12月25日，夏鼐称自己为“念历史的人”；1932年12月27日，便在日记中表示要终身以历史为业了(第1卷，第86、141页)。
(54)但夏鼐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并未忘情。1935年底到英国伦敦留学后，他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很多近代史资料，“自己现在已改行，不值得去抄，但仍恋恋不忍舍，只好说是旧情未断了”(第1卷，第394页)。但终于还是忍不住抄了三天太平天国的史料，“作札记”并“拟作一文记之”。为作该文，又翻阅了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关于太平天国一段的史实(第1卷，第397—398页)。但是此文可能最终没有动笔。1936年1月10日，夏鼐又“赴博物馆图书馆，翻阅鸦片战争时英人由中国携去之沿海地图”(第2卷，第8页)。
(55)前文已经提及，期间唯有一次，夏鼐发现蒋廷黻也未能注意到一个文件的时间有误时，称其为“蒋某”。
(56)参见王世民：《傅斯年与夏鼐》，见布占详、马亮宽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57)徐苹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见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下)，第1395页。
(5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