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1]1996年在《鼻咽癌疾病史模型，筛查过程模拟及筛查方案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在恶性肿瘤中，鼻咽癌以其独特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地理分布著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鼻咽癌是罕见的恶性肿瘤，年发病率在1／10万以下。除在中亚和北非一些国家较高外，鼻咽癌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方省份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地区鼻咽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排在当地恶性肿瘤死亡顺位的前十名。特别在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鼻咽癌死亡率在10／10万以上，是低发国家的100倍。约占当地恶性肿瘤死亡的20％，排在常见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是严重危害当地人群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故有“广东癌”之称。 目前鼻咽癌的病因仍未完全清楚，三种危险因素--即遗传、饮食与病毒被认为在鼻咽癌病因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自OLD于1966年发现Epstein Barr(EB)病毒与鼻咽癌关联后，在世界各地的未分化鼻咽癌恶性细胞中都发现EB病毒DNA的存在。这种紧密的病毒感染与癌瘤的关系，成为鼻咽癌病因学重要特征，并可能成为病毒与癌瘤发生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口。但目前EB病毒感染导致鼻咽癌发生的机制仍不清楚。EB病毒感染在世界范围相当普遍，而鼻咽癌则有非常局限的地理和人群分布，因此现在仍无足够的依据采取针对EB病毒感染的一级预防措施，也无法预测干预的效果。遗传在鼻咽癌病因学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移民流行病学和家族聚集性研究所提示，并由实验室的HLA基因特异位点和染色体损伤研究结果所支持。但至今仍无法对遗传易感性采取干预措施，预防鼻咽癌的发生。鼻咽癌的主要环境病因是饮食，特别是摄入广东产的咸鱼，尤其在婴幼儿期的摄入，已发现紧密地与鼻咽癌发生相关联。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饮食卫生知识的宣传，人群膳食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咸鱼的消费量大大下降。特别是给婴幼儿喂吃咸鱼的饮食习惯已不再存在。即该危险因素已被自然干预。综上所述，目前对鼻咽癌的防治仍无确实可行的一级预防措施，因此人们寄希望于鼻咽癌的二级预防上。 作为一个适合进行筛查(主要的二级预防手段)的疾病应具有以下条件：(1)被筛查疾病严重危害人群的健康以至生命；(2)疾病的早期诊断能提高
黄腾波, 汪慧民, 李景廉, 欧星泰, 方积乾[2]1997年在《鼻咽癌优化筛查方案—鼻咽癌的早期检出》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筛查是肿瘤二级预防的主要手段，为使鼻咽癌能得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对优化筛查的方案而进行研究。方法：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对广东省鼻咽癌高发区近１０万人前瞻性研究，通过包括对鼻咽癌疾病自然史数学模型、Ｍａｒｋｏｖ随机过程模型结合现场资料，模拟了１０万人队列的筛查过程去评价不同筛查方案。结果：提出一套适用于高发区人群筛查方案，提高了早期病人检出率和五年生存率、降低了死亡率。结论：筛查效果在于检出更多的临床早期病人，并可发现一批处于癌前状态或癌前病变人群。
沈兴蓉[3]2016年在《评估与模型导向的肿瘤筛查促进规程形成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课题试图研究产出能够有效提高肿瘤筛查执行率的干预规范及与之配套的辅助软件。主要计划实现的具体目标包括:1)一个肿瘤风险评估模型;2)一个肿瘤筛查意愿影响因素模型;3)一套肿瘤筛查促进咨询规程;4)与这些模型和规程相配套的网络化或在线辅助系统。方法1)肿瘤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采用两段组合策略:首先以合肥市参与肿瘤筛查的居民为对象,通过“快速”和“详细”两种结构化问卷收集肿瘤发病风险因素相关数据;再尝试应用多元回归、通径分析等构建单肿瘤风险预测模型;再应用经逻辑斯蒂方程(logistic-equations)模拟得出的常见肿瘤年龄别发病率作为权重乘以上一步骤中得出的各常见肿瘤的单肿瘤风险预测值,从而求得各肿瘤的相对风险得分;最后将纳入研究的全部常见肿瘤的相对风险得分累加起来获得特定个体的总体肿瘤风险(或者说多肿瘤风险)得分。2)肿瘤筛查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采用“分类指数”和多元回归分析法:首先以健康信念模型为框架设计结构化问卷;再通过整群随机抽样选取合肥市社区居民开展面对面访谈调查;再通过专家咨询及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计算出筛查需求指数及5个维度的与筛查需求相关的认知-情感指数;最后以筛查意愿指数为因变量,以5个认知指数,以及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常见单项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因素回归模型。3)肿瘤筛查促进咨询规程的设计采用理论模型和试点修订法:首先选择以健康信念模型作为指导框架;再以通过专家咨询针对框架内各主要领域设计初步的咨询规程;再通过反复的试点应用收集反馈意见和修订初步规程。4)与这些模型和规程相配套的在线辅助系统以微软Visual Studio2008为开发平台;以SQL及Server 2008作为数据管理工具,以C#为编程语言,运用快速原型法(rapid prototyping)设计和优化整个辅助系统。结果1)肿瘤风险评估模型构建:应用3参数逻辑斯蒂方程对全部和常见肿瘤年龄别发病率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登记的年龄别发病率具有很高的拟合优度(R>96%);从肿瘤风险评估问卷所包含的全部变量(共194项)随机抽取约1/4的变量(共51项)做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以1780名参加肿瘤筛查的居民中有阳性发现的为病例,无阳性发现者为对照),共发现11个变量与乳腺癌存在显著性联系(0.604<OR<0.614或1.440<OR<5.022),10个变量与上消化道上皮内瘤变存在显著性联系(OR=0.650或1.018<OR<1.502),2个变量与大肠癌或癌前病变存在显著性联系(3.116<OR<3.286)。2)肿瘤筛查意愿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共1186名居民完成调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文化程度与纳入分析的4类肿瘤(乳腺癌、宫颈癌、肺癌、消化道癌)的筛查意愿均呈正相关(0.109<β<0.154,P<0.05);而年龄与乳腺癌的筛查意愿则呈负相关(-0.108<β<-0.080,P<0.05)与消化道癌的筛查意愿呈正相关(β=0.033,P<0.05)。5项有关肿瘤筛查的情感-认知指数(肿瘤风险认知、肿瘤危害性认知、筛查有效性认知、筛查收益认知和筛查障碍认知)几乎均与4类肿瘤的筛查意愿存在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关联关系(0.044<β<0.245);大多数认知-情感指数对筛查意愿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年龄及文化程度对筛查意愿的偏回归系数;5项情感-认知指数对筛查意愿的偏回归系数的合计值高达0.65-0.72,是年龄对筛查意愿的偏回归系数的8-12倍,是文化程度对筛查意愿的偏回归系数的5-8倍。3)肿瘤筛查促进咨询规程设计:课题产出了近200条目的肿瘤筛查促进咨询规程;由这些规程组合成初始化和强化咨询;初始化咨询步骤包括警示风险危害、分析效果收益、发现困难障碍、提供技术资源和安排转诊随访五个步骤;强化咨询包括回顾既往行动、鼓励已获进步、寻找现有不足、解决重点问题、安排转诊随访。4)在线辅助系统开发:课题产出了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在线辅助软件。结论课题试图研究产出的“模型”与“规程”有望较大幅度地提高肿瘤筛查执行率。两阶段肿瘤风险评估模型中的部分算法已经实现、部分参数已经获得;筛查意愿模型已经初步建立;筛查促进咨询规程也有了邹形且经多因素分析证明基本有效;课题设计的在线辅助系统原型经过初步试用基本能够为医生和咨询对象接受。但两阶段风险评估模型的主要构建工作尚在进行中,尤其是规程的实际应用效果尚待通过现场评价验证。
高伟[4]2013年在《喉鳞癌中Hsa-miR-145-5p及靶基因FSCN1调控紊乱的新机制及临床意义》文中认为【研究目的】1.获得喉鳞癌中差异性microRNA表达谱，从中挑选预研究的靶标分子；2.结合喉鳞癌临床病理参数评价Hsa-miR-145-5p及其靶基因FSCN1的临床意义，探讨它们与喉鳞癌预后的关系；3.验证Hsa-miR-145-5p及其靶基因FSCN1的调控关系，并明确他们在喉鳞癌细胞系Hep-2及TU-177中的体外、体内生物学功能；4.初步明确两者在喉鳞癌中调控紊乱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方法】1.利用基因芯片技术获得喉鳞癌中差异性microRNA的表达谱；2.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并结合文献，定位与喉鳞癌侵袭转移相关的microRNA及其靶基因；3.利用qRT-PCR、Western blot及免疫组化技术回顾性研究它们与喉鳞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的关系；4.利用双荧光报告载体验证他们之前的靶向调控关系；5.利用基因转染技术，通过loss-of-function及gain-of-function体外观察他们对喉鳞癌细胞恶性表型的影响，通过裸鼠移植瘤模型观察抑制肿瘤效果；6.通过荧光共聚焦技术、电镜技术观察他们对喉鳞癌细胞骨架形成及细胞生物学结构的影响；7.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Hsa-miR-145-5p甲基化位点，结合甲基化测序进行定量验证；8.体外校正Hsa-miR-145-5p-FSCN1轴后，检测EMT关键分子的变化水平；数据全部录入SPSS21.0。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或方差检验，强度用秩和检验，生存分析用KM法及Cox模型。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基因芯片筛查发现Hsa-miR-145-5p是喉鳞癌中显著下调的差异性microRNA之一；2.经生物信息学预测，同时利用双荧光报告载体验证了FSCN1是Hsa-miR-145-5p的直接靶基因；Hsa-miR-145-5p发挥对FSCN1转录后的调控作用；3. miR-145-5p（抑癌基因）在喉鳞癌组织中存在显著异常低表达，而其靶基因FSCN1（癌基因）则存在显著异常高表达；miR-145-5p与喉鳞癌患者T分期、颈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分化程度呈负相关，而FSCN1与喉鳞癌患者T分期、颈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分化程度呈正相关（P<0.05）；4. miR-145-5p低表达及FSCN1蛋白高表达提示喉鳞癌患者预后不良。其中FSCN1是喉鳞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单独影响因素；特别是同时伴有miR-145-5p低表达且FSCN1蛋白高表达这一分子特征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风险因子。5.体外实验证实恢复miR-145-5p的表达或敲减FSCN1的表达，则可抑制喉鳞癌细胞增殖、平板克隆、迁移及侵袭的恶性表型，同时可将喉鳞癌细胞阻滞在G0/G1期，并促进其凋亡；化学修饰的miR-145-5p及si-FSCN1药物具有体内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6. miR-145-5p启动子高甲基化引发其转录障碍，导致靶基因FSCN1调控紊乱，并在肿瘤细胞恶性间质转化（EMT）中发挥重要生物学效应。【研究结论】1.喉鳞癌中存在显著差异性microRNA表达谱。miR-145-5p在喉鳞癌中显著下调，扮演抑癌基因角色，而其靶基因FSCN1扮演癌基因角色。同时伴有miR-145-5p低表达且FSCN1高表达的个体预后不良，且这一分子特征是喉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2. miR-145-5p启动子高甲基化导致其功能失调，促进喉鳞癌细胞增殖、侵袭转移、间质转化等恶性表型，这一生物学效应是通过其靶基因FSCN1异常上调所介导。3.本研究以microRNA这一新视角，明确了miR-145-5p及靶基因FSCN1调控紊乱是喉癌中的重要分子事件。也为以microRNA为靶点对喉鳞癌行分子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及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鼻咽癌疾病史模型，筛查过程模拟及筛查方案优化研究[D]. 柳青. 中山医科大学. 1996
[2]. 鼻咽癌优化筛查方案—鼻咽癌的早期检出[J]. 黄腾波, 汪慧民, 李景廉, 欧星泰, 方积乾. 癌症. 1997
[3]. 评估与模型导向的肿瘤筛查促进规程形成性研究[D]. 沈兴蓉. 安徽医科大学. 2016
[4]. 喉鳞癌中Hsa-miR-145-5p及靶基因FSCN1调控紊乱的新机制及临床意义[D]. 高伟. 山西医科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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