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受到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 事国之一，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这一多边外交领域的活动日趋活跃。 中国对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研究也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但是，与中国在联合国中 的大国地位相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仍显得薄弱，还需做更多的努力。
一、联合国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过程与中国外交的拓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 程度、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认识不断加深密切相关。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等国的阻挠，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外 。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操纵这一组织为其反华反共政策服务。 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的所作所为，更使它站在了新中国的对立面上，导致新中 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已断然自绝于中国人民”，沦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扩大 侵略战争的工具”。(注：参见《外交部发言人斥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中 朝禁运案的谈话》，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 958年版，第27页。)在与联合国不发生关系，有关资料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有 多少中国学者致力于研究联合国，也很难要求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能够深入进行。尽管如 此，中国对联合国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一些机构相继 出版了若干有关联合国的文件汇编及介绍联合国的书籍，如中国人民大学1955年出版苏 联学者克雷洛夫编著的《联合国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出版拉贝里—梅纳埃姆 著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出版克雷洛夫的《联合国国际法院 》，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发言汇编》等。世界知 识出版社还于1956年出版了郭群著的《联合国》、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胡其 安著的《联合国与联合国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中国了解联 合国起到有益的作用，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尚未起步。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大批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联合国内 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再加上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这些因素为中国恢复联 合国合法席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由此，新中国登上了联合 国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中国对联合国的研究随之开始起步。最初是 有关部门组织翻译、编写和出版了一些有关联合国概况的书籍，如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 版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的《联合国与裁军》、1973年组织翻译出版的《联合国手册》 (第八版)及1974年出版的《联合国手册》(第八版增编)，1979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的《联合国概况》等，对建立联合国的目的、联合国的宗旨、组织结构、职能范围 、运作方式以及业务活动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些书籍虽均源于联合国出版物， 未对联合国组织进行评论和价值判断，但它们对这一组织的详细的客观描述，成为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的出发点，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受国内“左”的思潮影 响，加上联合国曾有过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措，中国国内对联合国仍有着不少较 为偏激的看法，如认为“联合国是资产阶级政客的讲坛，是美苏两霸的御用工具”，“ 喝咖啡、聊天、打嘴仗的官僚机构”等等(注：参见符浩、李同成主编：《经天纬地— —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外交政策也有重大的调整，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力度加大，程度 加深，对联合国这一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日益重视，这就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提出了迫切要求。1985年中国总理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 的支持一样”，“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 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注：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 对联合国的这一新认识，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有了更开阔、自由的活动空间，也 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的深入扫除了思想障碍。这一时期的中国联合国研究有了长足的进 步，由此渐入佳境，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赵理海著《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渠梁、韩德主编的《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等。
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联合国的 地位与作用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并呈加快之势，国家与国家 间的联系更趋紧密，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 章精神，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需要 更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 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中国对国际组织，特 别是联合国的认识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机制的态度由否定性的 批判转为建设性的参与，对联合国组织亦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的 参与力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因素都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奠定了更为坚 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也给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出现了硕果累累的可喜局面。
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重点问题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 继开展了联合国研究课题。仅北京地区就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先后建立了联合国研究中心或类似机构。
这一时期，国家“七·五”、“八·五”、“九·五”三期社科基金重点资助了联合 国课题的研究，使之实现了滚动式发展。国内相继召开了三次分别以《联合国与世界秩 序》、《联合国机制与改革》、《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为主题的全国性的联合国问题 研讨会，特别是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期间，国内一些学术刊物集中对联合国问题进行讨 论，使其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已出版的十多部专著、论文集和发表的数百 篇文章来看，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主要集中于下述一些问题：
联合国历史及运作机制 联合国是当代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是国际组织发 展史上的高峰。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学术界对联合国未予以足够重 视。对联合国历史及其运作机制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要正确评价联合国，首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比较公正、客观，并符合历史和实际情况的全面了 解。为此，北京语言学院李铁城教授等一批学者从9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联合国研究，首 先从联合国历史及其运作机制入手。经过多年努力，李铁城教授等于1993年出版了《联 合国历程》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很好反响。在此基础上，李铁城教授又于1995年出版了 《联合国五十年》的学术专著，对联合国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 概括和阐述，并对联合国的是非功过、得失优劣作了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此外，近 年来，北京大学王杰教授与她指导的一批年轻博士在研究国际组织理论方面取得引人瞩 目的成果(注：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他们对国际 机制理论及联合国机制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联合国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作为 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并详细规定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应当采取的各种措 施。在宪章的指引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成立以来为促进国际争端 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际载军及军备控制的进展，动员国际舆论、伸张正义，以维护国 际和平及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联合国成立以来，宪章 所赋予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它的表现有许多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联合国的声望。冷战后的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它的声誉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如何客 观、公正地看待联合国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成为联合国研究中一个热点话题。在20世纪 90年代召开的全国性联合国问题研讨会及其他相关的讨论会上，众多中国学者都就这一 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观点可见于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里。(注：参见陈鲁直、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袁士槟、钱文 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谢启美等主编：《 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杂志也发表了多篇有份量 有见解的学术论文。随着这方面讨论的深入，对令世人瞩目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吸 引了各方的关注。在国内，刘恩照先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一书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 描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产生与发展历程。另有多篇论文对此进行多角度的探讨。2000年 ，中国与英国还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有来自外交界、军界及有关研究单位等各方人士参加 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研讨会，这无疑有助于加强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与国际同行们 的交流，有助于促进这一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入。
联合国改革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由于形势的发展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日益 突出，日益紧迫。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远不同于它成立时期的形势， 其内部力量组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联 合国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社会已就此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究竟如何改，特别是至关重 要的安理会改革如何进行，却是众说纷纭，各国意见难于取得一致。中国学者亦积极参 与了这一讨论。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联合国的改革不能改变《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联 合国的总体结构，应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应有利于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 新秩序，而且必须处理好《宪章》的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经常发生的种种矛盾。改革前 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组织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短期内将难于有突 破性进展，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斗争过程。因此对联合国的改革应当切合实际，既要怀 有信心和极其重视，又不可要求过高和太急。
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联合国发 展观念的不断演进，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活动也日益庞杂，范围不 断扩大。但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相比，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作用却与人们的希 望相距甚远。特别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途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问题由于 所需资金难以落实，更是受到冷落。如何纠正联合国“重维和，轻发展”的倾向，如何 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调整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如何使联合 国的经济社会活动收到更大实效，以及如何发挥联合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 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在研究中，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过去联合国提 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具体措施主要集中于加强政府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而90年代以来的客观形 势要求联合国应以鼓励市场机制为基础来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还有人认为，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必须进行改革，为使其能指导和协调国际经济的发展，应赋予其与安理会 类似的权力来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也有人指出，联合国应该加强对人权、人口、难民、 禁毒、环境等问题的注意，但同时还必须强调坚持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免某 些拥有实力的国家，打着联合国援助的旗号，行利己之实，给联合国组织带来不可弥补 的损害。(注：参见郑启荣：“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 会综述”，《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22页。)
联合国与国际法 早期的中国联合国研究较多地是从国际法的角度去探讨有关问题的 。至今联合国在国际法发展中的作用仍是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梁西教授的 《国际组织法》、饶戈平教授的《国际组织法》、江国青博士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 研究》等一批专著反映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研究成果。此外，历年《中国国际法年刊》 上的不少论文也丰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外交部条法司前司长许光 建大使主编，主要由外交部条法司官员撰写的《联合国宪章诠释》，全面、系统、深入 地对宪章进行解读，并以宪章为依据对联合国的作用进行评价，有助于人们对联合国的 了解。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作为旧金山制宪会议的4个发起国之一，对联合国的筹 建和成立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在国外出版的联合国史书中，中国的这一贡献往往被忽视 ，甚至被扭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阻挠，中国又被非法排斥在联合 国之外达22年之久。如何评价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是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者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李铁城教授发表的“中国的大国地位与 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王 杏芳教授主编的《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曲星教授撰写的“半个 世纪的历程—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回顾”等著作和文章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深 入的阐述。90年代初以来，台湾当局在少数外来势力的支持下，提出所谓“联大2758号 决议已经过时”的论调，企图“重返”或“加入”联合国。对此，中国学者从历史和法 理角度进行了严厉批驳，以维护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此外，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崛起，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 ，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相应 增加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与以往相比，90年代以来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领域和视野不断扩大，角度多样化。从最初侧重于历史与国际法的研究，逐步 扩展到政治、安全、裁军、经济、社会领域，以及联合国内部机制及改革的方方面面。
2.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与中国的外交进展紧密相连，注重中国外交的实践需要，注重对 策性研讨，这就形成了中国联合国研究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大 多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探讨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 利弊得失。
3.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发展较为迅速，在研究过程中，已形成一 支学术队伍和一批重点课题。而且，联合国研究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据中 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以来，全国各地各类刊物发表有关联合国的 文章已达400篇左右。
三、关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思考
回顾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历程，可以说90年代是中国联合国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的10年 ，其成果值得肯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沾沾自喜，感到满足。我们更应该看到，与 其他学科，甚至与国际问题其他领域研究相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只 有清楚地认识到不足，这一学科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日益开放和对国际事务更多 的关注，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外交对联合国能否发挥更大作用有着 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联合国系统的各项活动。 而且，多边外交是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特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联合国 研究将重点放在关注中国外交的实践需要和对策性探讨，这当然有助于丰富中国的外交 研究，有助于指导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很有必要。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全面融入国际 社会、对世界发展方向有着越来越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仅把研究视野局限于本国的需求 、自身的利益，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运用传统的“叙述—归纳”法和“分析—展望”模 式多，创新的理论构建少；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政策分析多，学术探讨少；大而 化之的论述多，具体问题的分析少。如在中国与联合国关系问题上，中国与联合国的合 作项目众多，不乏经验教训可进行总结，但至今大多是对双方关系的泛泛而谈，鲜见就 一具体项目进行以小见大、以木及林、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述。又比如，在联合国维和 行动领域，国外不少学者的研究除了规范维和行动的基本方针、原则外，还深入到很多 具体的操作层面，对维和行动如何开展，如何部署，如何保障，以及维和人员的构成与 培训等都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联合国有关维和行动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联合 国秘书长有关维和行动的报告多源于西方，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而我们国内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讨论原则性问题的层面，难以提出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这固然与中国的多数研究人员难于获得第一手资料或缺乏实际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同时 也不能不说与研究思路不够开阔有一定关联。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虽有自己重点的研究方向，但迄今为止尚未能形成较成熟的学科体 系，缺乏对联合国全面性的研究，学术队伍较为单薄。目前国内从事联合国研究的学者 仍屈指可数，也鲜见学理性争论，更别说出现一个各派学说争鸣斗妍的局面了。即便在 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时常可见。因此，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成果较少 ，在现已出版的有关联合国问题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中，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更少。联合国 改革、维和行动等热门话题谈论的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但真知灼见不多。
此外，目前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还不能符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还不能充分利用第 一手资料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当今对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研究在国外已是一门显学，国外学者有关的研究已经相当 深入，各类学术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联合国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学科， 再加上国内联合国研究队伍较弱，外语能力及资金等方面的欠缺，因此，对国外的研究 了解不够，缺少对国外联合国研究的介绍，有关论著的引进、翻译、评介尚不多见。这 一状况影响了中国联合国研究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全面、深入和及时的交流，也影响了中 国联合国研究的深化。
王逸舟博士在谈到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缺失时指出：“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 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注：王逸 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 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这一点亦可用于说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 缺憾。确实，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的联合国研究时，我们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 来，面对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欧美一些学者对联合国研究已经不仅就联合国谈论联合国 ，他们逐步深入到联合国与人类发展及人类未来的关系领域，探讨联合国与全球治理和 人类共同利益及安全的维护，联合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联合国改革过程中加 强人民的参与等等。这不能不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理念与思考。反观我们的联合国研究 仍停留在传统的领域及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上，有关联合国与全球治理及未来的研究尚 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与我们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背景所限不无关系，也与我 们的联合国研究科学性与学术性还不够有关。
联合国研究无疑是一项重大课题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如果从90年代算起，中国联合国 研究的发展不过1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10年显然过于短暂了 些。而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由于时间短，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涉及的范围有一定限度 ，在联合国研究中尚有许多待开发的空白领域。随着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联合国，国际社会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 国的联合国外交。因此，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