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至北伐战争前夕的教育界风潮——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伐战争论文,教育界论文,风潮论文,视角论文,马叙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1-0060-17
五四运动后，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教育部权威严重受损，控制力大为减弱。沃丘仲子曾对此评论称：“教育为第一穷部，富有势力者，类唾弃不顾……自五四运动轩然大波，学生头角崭然大露，教育总长始少少为政府所重。然内须对付学生，外须敷衍政府，大有左右做人难之慨。宜傅源叔（即傅增湘——引者）夜渡芦沟，杳无下落。其次长（指袁希涛）欲乘此一出风头，究之两面皆不讨好，嗒丧以退，从此学潮将愈演愈烈。长教部者，不特无权利可争，欲求为旧日之清闲自在，亦不可得。”①这一时期教育界风潮此起彼伏，诚如时论所称：“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发生一种极利害的流行病是什么？是‘学潮’。风起云涌，消弭乏术，真是一个急待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②
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界风潮，已有一些相关成果③。本文拟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教育界影响较大的几次风潮。五四运动后，马叙伦除在北大和浙江教育界活动外，还曾于1922、1924年两次出任教育次长（第二次以教育次长代理部务）。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加上学潮、教潮不断，1919至1926年的7年里，出任教育总、次长者前后多达数十人④。论个人仕途，两次出任教育次长并不算如何显赫。不过马叙伦是这几十位总、次长中为数不多的出身北京教育界且拥有较大影响者，因此在他执掌中央教育行政、尤其是代理部务期间，与这一时期教育界的不少风潮关系密切。这些风潮主要与当时的国立各校校长、教育总长有关。据马叙伦晚年回忆：“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⑤从他的具体经历看，一则其任职期间遇到的风潮不只这几个学校，二则这些风潮除了他所说的“政治关系”外，还与当时教育界原有的派系因素密切相关。
一、北高师、农专和美专的校长问题
五四运动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为校长问题接连发生了几次风潮。1920年11月，北高师学生要求改制为大学不果后，又加入校内“东洋派”与“西洋派”教职员间的争斗，校长陈宝泉因此提出辞职。1920年11月20日，教育部派北大教授陶孟和长校。陶之被委任为高师校长，本是时任高师校长的陈宝泉委托蒋梦麟请其出任，但为该校“东洋派”教职员和学生所反对。当时且有江苏省教育会欲并吞北高师、由蒋梦麟主持其事的传闻，派系争斗越发复杂化。蒋梦麟曾就此事发表致陈宝泉的公开信，向外界表白心迹⑥。
1922年秋，马叙伦第一次担任教育次长时，北高师再次发生风潮，因为校长李建勋的去留问题发生争执，该校师生分成驱李、拥李和中立三派。驱李和拥李两派各趋极端，久有决裂之势，后因中立派出面调停，彼此均以该校学生未到齐为名，暂行搁置。学生陆续到齐后，10月12日，在该校全体大会上两派发生冲突，致使驱李派数人受伤。“于是双方乃先后赴教部请愿，驱李派至教育部后，因欲面会汤尔和（时任教育总长——引者），而汤氏未在，交涉尚未办妥，而拥李派亦至”，由马叙伦接待。拥李派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勿撤换校长；（二）对于驱李派诬蔑李氏之言论，请勿轻信；（三）请惩办驱李派中存心捣乱之学生。”马叙伦当即答复：“（一）本部委任校长，但问其学问才力是否相当，至就任后之种种攻击，必有确实证据乃能认为撤换之原因；（二）对于双方言论，当然详加调查；（三）现在既发生冲突，双方各自认为有理，必俟调查确实后，始能定夺。”驱李派随后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请求惩办行凶学生，并保护彼等身体之安全；（二）撤换校长。”马叙伦答复称：“（一）保护学生，当即责成该校教职员妥慎办理，至于惩办一层，则尚须调查；（二）至于校长问题，当以公平态度，而谋解决。”驱李派对此答复不甚满意，坚持要在一周内撤换校长、惩办行凶者。正在交涉之际，汤尔和回到教育部，答应派代表到校调查一切，驱李派始行离去⑦。汤氏所谓的调查并无实际结果，驱李派的“校务改进会”和拥李派之间争吵不休，李建勋则连上三次辞呈。在此情形下，教育部只得于11月9日训令李建勋，筹备将该校改组为北京师范大学，并敦聘范源濂为校长，在筹备未就绪之前，暂由李维持⑧。此次风潮始告一段落。
1924年11月，马叙伦以教育次长代理部务时期，北师大又因校长问题发生风潮。校长范源濂“以政局不宁，教育经费无着，对于师大不能有所革新，因于去岁（1924年——引者）秋间，辞职赴津，一去不返。该校评议会、学生会及自治会，固曾先后赴津，作坚决之挽留”，后又组织了“挽留范源濂委员会”，设法挽留⑨。1925年1月10日，挽范委员会特派代表3人，“携带公呈赴教育部谒见马代部，因马氏昨未到部，该代表等留下公呈，当即转东四拐棒胡同马氏私第，马氏亲自延见”。代表们陈述来意后，马叙伦表示，“范校长德高望重，为当今国内惟一之教育大家，非范校长决无适当人才足以长师大，自其辞职，教部即始终挽留，热烈程度，当不亚于诸君，无论如何，今日可再派专员赴津挽劝，言时并将其亲笔书稿出示”。代表们认为校长范源濂数月来辞意甚坚，“最好请马代部亲自出马。赴津一行，易于告效”。马叙伦亦认为有此必要，并同意努力设法维持国立各校经费⑩。后北师大学生挽范委员会又举代表赴教部，提出四项要求：“一、请单独提出该校预算案通过阁议之理由；二、须于二三日内提出阁议；三、请马次长亲自赴津挽留范校长；四、下星期三由代表等再来教部，须有确实答复。”(11)到2月下旬，范源濂仍无复职之表示，马叙伦遂于该月26日赴天津，亲自表示慰留，并告以教育经费筹备情况；在他的恳劝下，范源濂才不再坚持辞职(12)。
北高师（北师大）校长问题的发生与马叙伦没有直接关系，各方对他的处理也还比较满意；而几乎同期发生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专）和北京美术学校（美专）的校长问题则和他有相当的关系，处理上也不那么顺利。
马叙伦第一次出任教育次长时，农专就因校长问题发生风潮。农专原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1914年起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时任农专校长的吴宗栻（字季青，浙江绍兴人，留日出身），1913年1月至1914年2月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学长，后任农学科教务主任、化学专任教员等职，1920年9月接任农专校长。吴任职后建树不多，加之其他原因，引起各方强烈不满，引发风潮(13)。1922年10月19日，该校学生召开大会，敦促其辞职，并要求升级为大学。在舆论压力下，吴宗栻被迫提出辞职。驱吴之后，农专师生围绕继任校长人选问题存在多种不同意见，部分学生主张由周建侯、许璇（时任该校农科主任）继任，另有部分学生则推荐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来任校长，引起尖锐的对立。为暂时缓解矛盾，教育部于11月6日任命许璇暂行代理校长职务。这一决定公布后，7日，该校学生紧急集会，表示激烈反对。11日，农专学生上呈教育总长汤尔和，要求另派校长(14)。教育部对学生的要求搁置不批，同时又有许璇谋升正式校长的传闻。15日，农专学生到教育部请愿，时值教育部职员罢工，无人接待。后会见马叙伦，马表示教育部并无委任许为校长之意。11月下旬，许璇以整顿校风为名，开除学生代表蒋文孝、葛天民的学籍，引起学生会发动全校学生开展反许运动。他们发表罢课宣言，列举许璇任职农大期间的种种“罪状”，加以驱逐(15)。这一时期，农专学生在报上发表各种意见不一的宣言，弄得满城风雨。该校因校长问题引发的风潮，从内部矛盾演化到公开打笔墨官司，成为当时教育界较为突出的风潮之一。汤尔和、马叙伦相继辞去教育总、次长职务后，许璇亦于12月结束代理职务。1922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批准吴宗栻辞职，并委任章士钊为继任校长。在此次校长风潮中，还掺杂着“改大”问题。10月16日，许璇等人代表教职员请见汤尔和、马叙伦未遇。17日访马叙伦于私邸，马表示同意，待讨论决定后即可公布。12月14日，教育部正式同意农专改大，这次风潮才告结束。
1924年11月，马叙伦代理部务后，农大又因校长发生风潮。1922年后，农大校长变动频繁。1923年，农大校长章士钊因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而与国立八校校长联袂提出辞职。1924年4月8日，沈步洲受命接任，为农大学生所拒，不得已而辞职。沈辞职后，改由廖训榘代理农大校长。10月，廖又辞职(16)。11月5日，教育部正式任命许璇为农大校长(17)。这一决定又为农大部分学生所不满，但因有马叙伦的支持，许璇得以就任。1925年3月中旬，马叙伦被免去教育次长职务后，许璇亦于3月16日提出辞职。当时有报道称，许璇“因与马叙伦有乡谊关系，前日曾宣布不与王九龄合作，其意盖别有所在，不料该校教职员及全体学生又尤而效之，亦宣布不与许合作”(18)。许氏辞职后，农大部分学生上呈教育部要求予以批准(19)，时任教育总长的王九龄亦不加慰留(20)。
许璇原籍浙江瑞安，留日出身，与农专（农大）关系颇深。1913年起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此后还曾多次出任农大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1934年11月许氏病逝后，北平大学农学院还专门为他举行了“校葬”(21)。不过许氏1922年的代理校长和1924年的被聘为校长，校内的反对声浪都较高。他这两次任职的时间与马叙伦的执掌中央教育行政几乎同步，马任教育次长他即上任，马去职他亦随之下台。马叙伦与许璇均为浙籍，且关系向来颇为密切，故外界看来他在农大校长问题上不无偏袒许璇之嫌疑。
美专校长问题同样也由来已久。1917年10月30日，教育部派郑锦筹办北京美术学校，并任命他为校长(22)。1922年9月，在汤尔和担任教育次长期间，该校开始实行专门制度(23)。在此过程中美专校内暗潮涌动，校长与教职员、学生间关系日渐紧张(24)。至1923年底最终发展成为驱逐校长郑锦的风潮。开始时仅是少数学生参与，后来发生学生与教员互殴事件，风潮不断扩大，种种怪象不一而足(25)。1924年3月，教育部派部员沈彭年前往接收，风潮有所和缓(26)，但仍未恢复上课。到6月10日，教育部派佥事陈延龄暂充校长，才逐渐恢复教学秩序(27)，但美专的内部矛盾并未根本解决。马叙伦代理部务后，于12月1日调陈延龄回教育部任事，而代之以余绍宋，陈遂于次日宣布辞职(28)。余绍宋前往接任时，为学生所阻，学生们不仅没收校长印章，而且封锁了课室。美专的校长风潮遂再次爆发。从教育部秘书处收文情况看，当时美专学生给教育部的呈文对陈延龄既有表示挽留的，但也有不少猛烈抨击的，局面十分混乱。这种状况持续到1925年1月31日，马叙伦最终下令解散美专，并“派代理专门教育司司长沈彭年，主事杨维新、刘同恺、唐葱源，部员茅介寿前往办理接收事宜”(29)。关于解散美专的详细过程，据《学灯》报道：“三十日晚七时，有教育部部员数人，带同军警数十名，自称奉马叙伦命，将美专实行解散，所有教职员及学生行囊衣物，均被掷出门外。及学生中有无家可归者，皆伏地大哭，惨不忍睹。”(30)此后，美专风潮的重点从原来内部的派系之争转为向教育部争取复校。
在马叙伦看来，命令美专暂行停办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美专风潮，迁延年余，去年部派陈延龄暂充该校校长，表面虽能回复原状，实际益陷于困难。惟陈氏本系暂充校长，既将原状回复，当然以正式校长前往接办，以冀改进。乃改派正式校长后，学生遽加反对，理由甚不充足。本人（马叙伦自称，下同——引者）已一再解释，但其中颇有挑拨及利用学生者，致学生不能觉悟耳。至外传此次解散美专，反致激风潮，实属一小部分（或该校学生）之说。本人此次办理此事，事前曾征及教育界及舆论界名宿之意见，且请示于政府当局，并曾事前一再警告该校学生，可知并非草率从事也”(31)。但在美专教学秩序刚刚恢复正常之际更换校长，而继任校长余绍宋不仅与他同属浙籍，且系多年知交，往来素密，因此之故，马叙伦的这一做法不免被外界指有植党营私之嫌。在新校长接任被阻后，马叙伦采取停办解散的做法，在教育界开了一个以解散停办解决风潮的先例；对于美专学生的复校运动，又调动警察干预(32)。他的这些做法颇为时论所批评。1925年8月19日，张申府在评论女师大风潮时称：“大概是决定‘停办’女师大的前三两天，因闲谈到他，有一位马次长任内作过秘书的朋友很得意地对我说道：‘马夷初解散美专，外面并没有什么话说。’我说：‘外面说话的多的很。’他即答：‘那不过国民党里一部分共产派。凡是什么一点的人，没有不说“解散”是应该的。’呵呵！这个世界真糟透了！”(33)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两层意思。其一，当时美专校长问题，确有马叙伦所说“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的背景。限于史料，目前尚难知其详。其二，当时不少人对马叙伦解散美专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
“五四”后，在北大内部事务中，马叙伦一直游离于“法日派”和“英美派”之间，但到他代理部务时期，已经比较接近“法日派”一方，因而“英美派”控制下的《现代评论》、《晨报》等报刊这一时期经常抨击他的做法。在解散美专一事上，以“滢”（陈源）所写《北京的学潮》一文批评最为激烈。该文称：
我们对于马次长整顿学风的严厉的精神，自然十分钦佩。可是美专的学生为什么拒绝新任校长呢？他们说，为了以前的校长风潮，荒废了一年的学课，陈延龄氏长校半年，虽然没有积极的贡献，风潮居然平息，学业重新上了轨道，所以不愿意又换校长，重起争端。他们的话似乎也有一部分的理由。我们也以为陈延龄氏能够引导学生安心向学，暂时也就要算称职，似乎没有急急的轻于更换的必要。马次长必定要去一引学业上轨道的门外汉，换一结果至解散学校的“美术名家”，未免多此一举。何况我们想不起新任的校长余绍宋氏，是那一种的“美术名家”。我们以为把一个司法部的官去换一个教育部的官，不过“以羊易牛”，究竟“牛羊何择”呢？……因更换校长而引起风潮，因风潮而解散学校，我们不敢说教育部的措置得当，可是这究竟是教育部权限以内的事。至于用军警包围另一学校，阻止美专学生开会，那可不见得是教育部权限以内的事吧？我们实在不懂得马次长有什么权力可以干涉人民集会的自由与言论的自由。这种手段不见于教育界所深恶痛绝的彭允彝长部的时候，不见于贿选登场、军阀捧台的曹政府当局的时候，却见于“革命政府”底下，攻击彭允彝最激剧的教育界“名流”马先生代理部务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34)
《晨报》亦发表社论称：“现该校已奉令强制解散，眼前要务，即为改组问题。当局亟应妥筹善后，俾该校早日恢复；就中校长人选，关系甚重，必须挑选学术湛深人格高尚之人物，切实整顿，庶可挽回颓风；如部曹政客名流，皆当切戒。至将来校长，凡百设施，自应律以公平严正之态度，不容有植党营私之嫌。”(35)所谓“部曹政客名流”，显然是暗指余绍宋（余氏此前曾任司法部次长）。马叙伦解散美专的本意只是暂行停办，经过整顿后再重新组织，按他的设想，“先设一管理美专事务处，办理结束管理事宜，嗣后再相机恢复原校”，恢复的时间大致定在该年暑假(36)。但马叙伦本身旋于3月16日被免职，这一计划也就无从实现，美专风潮因此迁延了不少时日。直到该年10月，教育部才以设立艺术专门学校的名义恢复美专(37)。
二、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是马叙伦代理部务期间教育界发生的规模最大的风潮。1925年1月6日，马叙伦发布教育部新年第一号训令解除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职务，代之以胡敦复，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东大易长风潮(38)。这一风潮的内容十分复杂，各方至今对此仍有不同的表述和评价(39)。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已有学者进行过一些研究(40)。此处主要考察包括马叙伦在内的教育界各方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以及此事对民国教育界的影响。
易长风潮是东大校内外多年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马叙伦的命令只不过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线。就东大内部而言，教授队伍大致分为新、旧两派，这里所谓的新、旧派并非“五四”前夕新旧思想之分，主要是对待校务态度之别，“新派以（杨）杏佛为首，批评校务，议论朝政；而旧派则听任校长郭秉文独裁。当时东大的教授聘书，一年一换。每届暑假，新旧两派各为壮大本派阵容，竞争激烈”(41)。两派的矛盾主要又集中表现在杨杏佛和郭秉文两人身上(42)。从东大校外来看，这一风潮主要是作为反直三角同盟之一的国民党与接近直系军阀的江苏省教育会之间的矛盾所致。在此之前，国民党方面与江苏省教育会已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43)。具体到东大易长风潮，据曾亲自参与倒郭的东大学生罗时实晚年回忆：
因为卢永祥是段祺瑞一起的人，这时政治上的力量除国民军的冯玉祥自称隶属国民党外，段、奉和卢都和国民党有过来往。卢虽失败，但中枢局面却不利于齐。加上由黄炎培为首的江苏学阀在齐卢作战之时，显然有祖［袒？］齐嫌疑。这群人的政治主张平素接近研究系，这时对青年思想能够影响的，除了国民党便要数到他们。现在政局改变，正是设法打击他们的机会。从国民党看，这些年来东南大学，直是在他们势力范围。这是长江流域的最高学府，国民党一时既乏实力取得政权，先从掌握青年思想的心战入手，要求更换东大校长可能是当时一大战略。(44)
这是国民党一方积极运动倒郭的原因所在。东大易长风潮实际是国民党与江苏省教育会争夺东南教育界领导权的斗争。作为东大新派领袖的杨杏佛同时又是国民党内的活跃分子，故此次风潮既有党派因素，又掺杂有东大内部新旧两派的人事之争(45)。郭秉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要打倒郭秉文，就有必要借重时方执掌中央教育行政的马叙伦。马叙伦与蒋梦麟接近，且曾在浙江教育界活动过，对江苏省教育会把持东南教育界的情况自然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他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曾遭到与江苏省教育会联系密切的浙江省教育会的抵制(46)，故对江苏省教育会未必有何好感。况且当时马叙伦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宣传部长，此次出面罢免郭秉文主要就是由于他的国民党背景(47)。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垮台。国民党属于胜利一方，尤其是孙中山离粤北上后，党内不少要员也纷纷进京。杨杏佛抵京后，就与马叙伦、邵元冲等国民党中的活跃分子商讨处置东南大学事宜。邵元冲日记中留有不少相关记载，如：1924年12月6日，“柳翼谋（即柳诒徵——引者）、顾实来访”。21日晚，“杨杏佛来，谈江苏教育会事。十二时顷寝”。23日，“又杨杏佛来，谈庚子赔款委员改组事及东南大学进行事”。1925年1月2日，“午后马夷初来谈东南大学事”。2月15日午前，“又马夷初来谈美专风潮之原因及解散之理由，又东大之处置等”(48)。后来在倒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吴稚晖当时也在北京，且曾亲送十余人的“请斥书”到教育部(49)。从这些零散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杨杏佛提出罢斥郭秉文后，得到当时在京的不少国民党要员的赞同，并通过代理教育部务的马叙伦具体操作。临时执政段祺瑞此时与国民党尚有同盟关系，且与江苏省教育会所接近的直系军阀矛盾素深，对此事自然乐观其成(50)；这也是马叙伦被免职后，作为段祺瑞心腹谋士之一的章士钊继任教育总长后仍坚持以胡代郭的原因。
马叙伦赞成罢免郭秉文，但在取消东大董事会一层开始时则主张采取审慎态度(51)。免郭令下后次日，马叙伦就致电黄炎培，请他出面敦促胡敦复就东南大学校长职(52)。此举反映了马叙伦作为此事的实际执行者对江苏省教育会仍有所顾忌，不希望过度刺激对方。但东大是江苏省教育会多年苦心经营的重要据点，以胡代郭无异于虎口夺食，显然无法为其所接受，故该会迅速对此事作出激烈反应。随着风潮逐渐扩大，东大师生逐渐分化成拥郭和倒郭两派，前者为多数派，后者为少数派，双方冲突不断，旷日持久(53)。
杨杏佛回国初期与胡适关系颇为密切，曾数次函告东大内情。1924年初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病逝，由与胡适关系极为密切的任鸿隽接任，任氏亦常向他述说东大情况。故风潮发生后，胡适及其周围的“英美派”朋友很快就得到消息(54)。从胡适收到的各方来信及“英美派”同人刊物《现代评论》上所发各文，大致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次风潮的态度。这些“英美派”学者大都不赞成教育部以胡代郭的做法。他们对郭秉文平素所为本不大满意。1923年6月，胡适在听了杨杏佛述说东大内情后，觉得郭秉文的一些做法甚为“可耻”(55)。任鸿隽因身处其中，对郭秉文的做法不满之处更多(56)。但他们不赞成教育部贸然地以胡代郭的决定，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去郭，反而将使他的地位更加稳固(57)。风潮初起时，外界不明真相，对这一事件的主动方有过一些猜测。因为杨杏佛是中国科学社成员，遂有科学社挑起风潮的传言。科学社本为留美学者所组织，传言出来后，丁文江等人对此断然否认，并设法予以澄清(58)。由于马叙伦是北大教授出身，故舆论又有北大“妨忌东大而想乘机破坏东大”的猜度。针对此点，《现代评论》上发文痛加批驳，文中称：“我不是北大人，不知道东大到底实在有没有可以为北大妨忌的地方。但有一件事情可以断定的是，北大无论有没有别的特长，他们从来总是泱泱大度的，断没有妨忌东大的意思，更没有破坏东大的愿望。”(59)任鸿隽因为身为东大副校长，风潮初起时，自不能置身事外，但他对双方的做法都不赞同，“所以两边都未曾加入，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1925年3月9日的驱胡事件发生后，他也最终被迫辞职(60)。
“英美派”学者普遍不满拥郭派采取暴力手段对付胡敦复的做法。在风潮初起时，《现代评论》不过借此事宣传“教授治校”制度的优越性，并表明北大与此事无关。驱胡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少“英美派”学者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拥郭派的做法。《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一文称：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等同于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61)。陶孟和则认为：“东大暴动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并希望它是惟一的污点；进而他感慨道：“我们处在教育衰颓的今日，在一切的教育事业，都莫不毁于兵，限于经费，限于人才的时代，这个东南文化区域最高的教育机关总应该快快的设法，继续进行他应该担负的责任。有多少仇敌、军阀、官僚、政客，环伺于现今各教育机关的左右。有多少的恶魔，似是而非的学者，似是而非的教育家，似是而非的科学家，都蟠踞或觊觎教育的机关。东大以及其他的学校，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状况之下，专心一志的发展他的教育事业，已经觉得力不暇给，岂可以再去戕贼自己的事业呢？”(62)在张奚若看来，“‘党化教育’一名词，不过是那些与郭秉文同一鼻孔出气的江苏‘教客’们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战略，一种愚惑舆论的手段”。他在文中提醒“欲明此事真象的旁观者，不可上他们的大当”。进而他认为，“党化教育的‘党’字，原不必定作政党解，政党外，还可以解作教党或朋党”，并明确指出，拥郭派所为全然是朋党行径(63)。蒋维乔代理东大校长后，仍有论者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抨击，称这种做法是在“‘狗’化（走狗之‘狗’——原注）教育”(64)。
“英美派”以外的北大教授对东大易长风潮大都持观望态度。针对拥郭派指责李石曾参与此事，吴稚晖在复郭秉文的函中为李作了辩解：
至李石曾先生，则未尝闻彼过问此事。意者有人欲诬枉“北大不惬意于东大”，则东大同学将起不平，为先生张目，故牵入李先生，以显其有迹，想系如此（殊不知此事纯然为吾苏政治上一问题，曾未有南北学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会除外——原注）——一日吾因蒋梦麟先生亦东大校董，曾丐彼转告黄任之（即黄炎培——引者）先生，若曰：“黄先生曾薄教育总长而不为，何有于不规则之东大董事委员会委员？速请永远脱离。”蒋先生深谢曰：“吾不能过问，自东大事起，吾始终未置一词，恐彼此不相谅也。”吾亦为之动容首肯。北大中人之远嫌如此，何能忽牵入风马牛之李石曾先生？(65)
从中可以看出，为了避免北大妨害东大的嫌疑，李石曾、蒋梦麟等人对于此事基本上不公开表态。限于材料，现尚未知沈尹默等人对此事持何看法，周作人则公开支持反郭一方。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后仍坚持以胡代郭，对于这一做法，周作人认为：“东大仍请胡敦复去，我以为是对的。以前的是非姑且不管，现在拥郭派联络军阀（虽然是齐‘大帅’的对头）发电反对，除了强硬对付之外，没有别法。军人干涉教育，督办挡驾大学校长，这种破天荒的办法不得不感谢东大诸公费心发明。”(66)1925年8月，周作人评论马叙伦代理部务期间的作为时称：“我觉得马叙伦君任教次时只做了一件可以称许的事，便是撤换郭秉文。”(67)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此事的态度。
东大易长风潮初期，杨杏佛、吴稚晖、马叙伦等国民党员及东大内部的“新派”属于进攻一方，而郭秉文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则处于守势。“五四”时期江苏省教育会在教育界也以新派面目出现，因此，东大易长风潮中的攻守双方基本上都属于教育界的趋新势力。正如1925年3月18日穆藕初在给蒋梦麟、胡适的信中所说：“昨函马次［长］及稚晖先生，请其向各方疏解，就此罢手，免得再起纠纷。国中能有几个好人，何必自相残杀，同归于尽耶？”(68)从这个角度看，这一风潮是政治势力渗入教育界后引发的教育界趋新势力的一次重大分裂。同年6月5日，黄炎培离京返沪前留书蒋梦麟称：“以今日之思想冲突，权利冲突，机会当前，但求胜利，不顾其他，于不知不觉中于厚道两字日离日远。人心险恶至此，而吾辈尚有三五素心，风雨不已，以为小小朋友之乐，已非打不破权利思想者所得而享有，其他一切立身处世可推想而知。兄之地位，一言一动可以致人于险，而己亦最险。弟力不及兄，然以地点关系，亦有几分类似。甚愿吾辈互以厚道两字相勉，才算不枉做一场朋友。更愿以此二字各就相知，辗转劝勉。世风能挽与否不必问，亦吾尽吾心而已。兄谓如何？”并表示：“兄倘愿以此函与（汤）尔和一观，更有以益吾辈也。”(69)8月16日至23日，在太原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陶行知发表感言称：“去年开年会的时候，中国教育界同人的精神是何等的融洽啊！过不多时，少数政客稍存私意，害得教育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于多年知交从此不好意思见面。我们深望时间可以恢复他们从前之善感。”(70)黄、陶两人所说显然都是指东大易长风潮，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对当时教育界的影响。由于政治因素的渗入，同属教育界趋新势力的双方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火药味十足的争斗，风潮平息后彼此相见，尴尬也就在所难免(71)。
三、女师大风潮
女师大风潮初起于马叙伦代理部务期间，他被免除教育次长职务后与此事还有一定关系(72)。这一事件是教育界趋新势力由于政治关系及原有派系因素而发生又一次大分裂。长期以来，北大“英美派”与“法日派”围绕内部事务明争暗斗，关系本来就甚为紧张。1925至1926年间双方更是冲突不断，女师大风潮是其中的高潮之一，至“三一八”惨案后完全决裂。围绕女师大风潮的斗争虽然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无疑是争夺教育界、思想界的领导权(73)。由于相关学者大多同时在教育界、思想界乃至政界兼具多重身份，使得这场争斗显得尤为复杂。此处主要着眼于教育界原有派系因素的视角进行考察。
1924年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议决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北大“法日派”首领李石曾为理事长。次日，鹿钟麟率国民军迫令溥仪迁出紫禁城(74)。胡适得知消息后，致信参与其事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他认为，优待清室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这封信的一部分后曾发表于11月9日的《晨报》，被溥仪称为“苏格兰老夫子”的庄士敦阅后即致函向胡表示“祝贺”，并称：“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我相信逊帝看到这封信时一定会高兴的。”但胡适的做法很快遭到其“法日派”同事的回击，周作人同日致函胡适，认为他“不免有点为外国人的谬论所惑”。周作人的言辞尚属和缓，19日李书华、李宗侗两人给胡适的信要激烈得多，他们认为，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意料。随后双方围绕这一问题还接连展开辩驳(75)。围绕此事的争辩，只是这一时期北大“英美派”与“法日派”冲突的开始。
1925年3月中旬，两派在拒绝王九龄问题上再次产生分歧。马叙伦这一时期已经逐渐偏向于“法日派”一方。在对付王九龄问题上，马叙伦得到了“法日派”的支持。1924年11月，王九龄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迟迟没有入京就职，12月初且有他因病辞职的消息(76)，教部部务一直由马叙伦以次长代理。1925年2月下旬，王九龄作为唐继尧的代表赴京出席善后会议，此时他对教育总长一职还坚辞不就(77)。3月初，王氏仍未定是否就职(78)。但数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王九龄明确表示准备就职。支持他就职的力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方是段祺瑞。由于善后会议不容纳人民团体代表正式参加，2月1日国民党发布通告表示抵制(79)。王九龄作为唐继尧的代表，段祺瑞为了笼络唐氏，对其就任教育总长表示支持。另一方是江苏省教育会。此时东大易长风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江苏省教育会支持王九龄接任，希望他上台后能够一反马叙伦代理部务时期的政策，撤消以胡代郭的命令。这样对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局，无疑可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王氏就职后各方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80)。
王九龄决定就职的消息传出后，北京教育界支持马叙伦一方纷纷表示强烈反对。国立八校教职员首先致函王九龄，提出教育经费积欠问题，希望他知难而退，“乃王若未闻知，且决定十六日到部接任。北京教育会曾于前日函王，明白拒其就职。近顷各中学校及小学教员协会，先后表示拒王”。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更是连日开会讨论应付方法，并于3月14日发表公开宣言，劝王自行引退，免惹纠纷(81)。宣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对政客官僚出身之王九龄君，是始终反对的，尤其是在人格上的瑕疵，我们认为绝对不配作清洁高尚的教育最高长官，所以极盼王君自行引退，为教育界留一点余地。第二，如果王君必欲就职，我们万不得已，但望王君先将积欠十二个月经费，一次扫数发清，然后走马上任，我们只好退避三舍了。第三，如果这个条件，王君不能俯允，又必定要到部试一试，我们为维持教育界人格计，亦只得讲求适当的最善办法，以期不负段执政注重教育之好意，就使有点牺牲，也是愿意的。(82)
同日，北大评议会还专为此事开会，议决如王九龄悍然到任，北大即宣告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而八校代表联席会议则于15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最后态度，闻大多数决与北大取一致行动”。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更是亲赴王九龄住处，“据实报告京师教育界对王态度及北大评议会决定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之议案，请王注意”。在采取这些措施后，王氏仍表示准备就职，蒋梦麟遂“对人言，吾人今日与王九龄，只有以前对付彭允彝之方法对之，即一面与教部脱离关系，一面仍以正当手段追索积欠经费，北京大学已决定奋斗到底，即不幸当局竟出以武力压迫，亦不畏惧”(83)。16日，王九龄前往教育部就职，在门口为各校教职员代表所阻拦，状极狼狈，最终在武装警察保护下才得以就职。马叙伦因被认为有“怂恿八校教职员阻抗王九龄就职之嫌疑”，随即为段祺瑞下令免职(84)。在各方抵制下，王九龄在任不到一月就以请假为借口一走了之。
在此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北大内部“英美派”与“法日派”的争斗。14日北大评议会讨论“拒王”问题时，双方已产生尖锐的矛盾。据“英美派”一方事后陈述，由于事前并未声明开会事由，“所以到会的人不到半数，竟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我们事后知道此事，即向蒋代校长提出质问与抗议。蒋先生于三月十八日召集评议会与教务会议联席会议的谈话会，后当场改为正式会”。会上议决如下：“关于王九龄长教育部事，维持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评议会原案；以后进行，随时由本联席会议决行之。”(85)可见此时双方已有严重分歧，只是“拒王”一事毕竟无关“英美派”的切身利益，为了对外顾全北大面子，这一分歧暂时没有对外公开。由此可知，当时北大内部蒋梦麟和“法日派”诸人基本上支持马叙伦，而“英美派”对王九龄固然不满，但对支持马叙伦一方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3月16日“拒王”之事发生后，“英美派”学者相继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发表文章，对教职员代表们“拒王”的做法提出了猛烈的批评(86)，所针对的对象自然是马叙伦和支持他的蒋梦麟及“法日派”诸人。
继驱逐溥仪出宫、拒绝王九龄等问题之后，围绕女师大风潮“英美派”与“法日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顶点。此次风潮1924年秋就已经爆发，次年1月21日，学生自治会代表向代理教部部务的马叙伦提出撤换校长的要求。马叙伦曾两次派员前往调查(87)，表示他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素深倾重”，“绝对未有更易之意”(88)。2月25日，舆论还有马叙伦拟任命黄人望为女师大继任校长的消息(89)。2月28日，周作人受学生委托曾打电话给马叙伦，转达“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之意，马叙伦对此答复：“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90)后在周作人看来，解散美专与不撤换杨荫榆是马叙伦第二次出任教育次长期间做错的两件事(91)。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内情，顾颉刚认为，主要是出于“法日派”首领李石曾抢夺教育界地盘的需要，“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很会拨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92)。从马叙伦的回复可以看出，此时马叙伦与“法日派”间在女师大问题上的立场还不是很一致。
随着事态的逐步扩大，马叙伦与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的态度渐趋一致。8月3日，李石曾、马叙伦、易培基等人在欧美同学会宴请新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调处女师大之事。席上马叙伦主张立即罢免杨荫榆，与章士钊发生了激烈争辩(93)。8月8日，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称，女师大风潮因为前任次长马叙伦、总长王九龄，“均以办理棘手，迁延未决”，他之所以停办女师大是“查照前次长（指马叙伦——引者）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94)。马叙伦对章士钊的这一提法感到强烈不满，特于11日致函章氏申辩，首先他说明自己对女师大风潮的态度：
查弟在部时，迭据女师大学生会呈控杨荫榆校长，弟初以空具某会名义呈控事件，概无理会之必要，照例收档而已。即有以该会代表求见申诉者，亦属秘书告以风纪所关，倘有不实，理应严惩，慎毋轻率，以贻后悔。乃本年二月间，该会又复呈催。弟始亲见该会代表，剀切导诲，代表执辞不屈，乃告以如校长办理确有不合，应按公文程式，依法具名盖章呈诉，以便虚实皆可凭办，冀其或有虚构，知所敛束。乃越日，即有具名盖章公呈来部，弟犹以青年学子，既异凡民，况在闺秀，尤当善导。比召具呈各生到部，将呈控各节，除关学校行政各款，未经调查，无从判说，如谓校长任用私人，侵吞公款，及其他各款，皆委曲判说，晓斥兼至。当时各生即有声明不明手续，致生误会者，如因教员空乏，支出较省，薪修余款，乾入私囊之类，余仍执称均有实据，发言者且愿负其全责。弟乃告以部中办事，不能仅凭一面之辞，究竟虚实若何？当经调查。嗣后派科长张君邦华、秘书李君光宇，前往勘查。即经先据面报，除关经费一项，因部欠甚多，一时无从着手。此外各节，学生所呈，固有未实之处，校长办理不善，亦难曲为讳护，正令具文呈复，一面定有解决办法。事际垂决，值弟卸部，竹村（指王九龄——引者）到部，不待该员呈复，别派调查，此后关于该校风潮，仅于报高读悉一二，弟固不复尽知矣。
接着马叙伦比较了美专和女师大两校风潮的不同，他说：
美专风潮，积以经年，其初因不具论，澎湃溃决，其影响浸及于全京师之学校者，谁实致之，舆论固昭昭然矣。去秋部派陈佥事延龄，暂充美专校长，纠纷益滋，校内情形，琐屑者不暇举。如教职员几占学生人数二分之一，主任教员薪水之大者，超过国立大学教授薪俸最高级之上，每月支出超过预算二成以上。仅薪俸一项，几占预算全额，而实际则职员学生，分派对峙，教员学生上课寥落，固一一在人耳目，该校外国教员某至诧为世界所未有，而怪若无上级监督机关者然。弟代部以后，知非别任校长，不足以资整顿。所聘校长，不敢自谓上选，然固高出旧任，社会所同许也。乃部令未下，该校已知。暂充校长，并未请假，托故离京，重要职员，啸聚学生，图抗部令。新任校长到校，遂遭拒绝，职员会同学生，封匿校印，经弟一再劝诚［诫］，充若无闻，百策俱穷，乃始谋之参司，不得已而有忍痛断腕之举。然心固慊然，以为青年学子，来受教育，吾辈不能训迪裁成，转令一、二自私自利之徒，利用其易动之感情，鼓荡其未定之血气，使之冲罗决网，陷于不韪，而后以严罚随之，则亦安用教育为？
在数说章氏做法的不当之处后，马叙伦称：“今兄（指章士钊——引者）于女师大之风潮，不甚求悉其经过，而一绳之以法。法所以济情理之穷，女师大之风潮，于情理早可以了。而使之迁延，因而溃决，负其责者，不能不谓教育部也。故女师大今日之遭解散，不能不谓教育部设阱以陷之。然而且万恶加于十百青年之女子，诋之等于娼妓。于乎！不亦甚乎？!”(95)而章士钊则在回函中反唇相讥，称解散美专是马叙伦“故易一长以激动之，使得藉词，一网打尽”(96)。女师大被下令停办后，女师大师生组织了“女师大维持会”，由马叙伦担任校务行政主任(97)。马叙伦之所以在女师大问题调整自己的立场，恐怕既有与“法日派”联合对抗“英美派”的意味，又带有政治的关系。女师大风潮除了教育界的派系之争外，还有很明显的政党因素掺与其中(98)，而马叙伦与李、易及“法日派”的不少成员均为国民党员。
女师大风潮本为校内学生对抗校长的风潮，至此转而成为女师大师生与教育部对抗的局面(99)，主题也从“驱杨”变成了“逐章”。在这个过程中，“法日派”与“英美派”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前者以《京报》副刊和《语丝》为阵地，后者则以《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为营垒。此期这些刊物中发表了相当多“对骂”的文字，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据顾颉刚称，当时有许多事情，“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也莫名其妙”(100)。5月30日，陈源在《闲话》中称：“《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101)这一“闲话”出来后，双方的争斗就更加充满火药味。停办女师大后，8月17日，教育部决定设立女子大学。次日，北大评议会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9月12日《申报》所载《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之索隐》一文记述此事经过甚详：
北大宣布独立，出于评议会之议决。评议会之通过此案，李石曾、顾孟余、马裕藻等主之最力，兹数人者皆女师大风潮背面之主要人物也。盖当八月中旬，章士钊决定接收女师大，驱逐留校学生，时李石曾等见所主持之女师风潮，学生方面已失败，情急智生，遂急速于十八日召集评议会，宣布北大独立。在李等原意，以为北大发难，其余国立各校，或当惟北大之马首是瞻，亦追随脱离教部。盖其时各校学生方面，如学生联合会，各校沪案后援会，皆一致宣言援助女师大，态度亦甚激昂也。乃北大宣布独立后，各校寂然无应者，即各校学生方面，亦无以学校为依据而单独表示者，李石曾等之原来计划，至是归于失败。(102)
女师大风潮及北大脱离教育部，基本都在“法日派”主导之下。围绕脱离教部独立一事，北大评议会内部矛盾激化，北大的主要教职员也公开分为两大阵营，纷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宣言，互相攻讦。列名《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的有胡适、颜任光、李四光、丁燮林、王世杰、燕树棠、高一涵、陶孟和、皮宗石、王星拱、周览、胡睿济、陈源、张歆海、陈翰笙、邓以蛰、高仁山等人，列名《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的有李石曾、王尚济、朱希祖、李书华、李麟玉、李宗侗、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徐炳昶、冯祖荀、杨震文、谭熙鸿、顾孟余等人，列名《反对章士钊的宣言》的则有王尚济、王仁辅、朱家骅、朱希祖、朱洪、李书华、李宗侗、李麟玉、李辛白、李石曾、吴文□（末字原文看不清）、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鲁迅、周作人、林损、马裕藻、马衡、徐炳昶、徐宝璜、翁之龙、陈大齐、陈君哲、陈倬、张凤举、张颐、屠孝实、冯祖荀、贺之才、叶翰、杨芳、杨震文、赵承易、刘文典、黎世蘅、钱玄同、戴夏、关应麟、谭熙鸿、顾孟余等人(103)。这些教职员中，列名第一个宣言的基本上属于“英美派”成员，而列名第二个宣言的则大致属于“法日派”成员，在第三个宣言上签名的则以“法日派”为主，包括部分因不满章士钊而在女师大风潮中表同情于“法日派”的其他教职员。这些宣言的发表，意味着北大内部“英美派”与“法日派”长期以来若隐若现的矛盾冲突至此已经完全公开化(104)。
“英美派”此时的主要主张是北大应从政潮中脱离出来，而“法日派”则以蔡元培抗议彭允彝事件证明此次北大脱离教育部的合理性(105)，且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诸人在“好人内阁”前后大谈政治的经历反唇相讥。周作人是当时“法日派”的活跃分子之一，关于此事他撰文称：
《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那是我所极端赞成的，……我个人至今还没有改变这个态度，环境却改变了，——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三年以来滚入政治旋涡，连带我们不要谈政治的人也跟着谈滚，虽然无从去怨天尤人，总使我觉得极不愉快。民国十二年（当为民国十一年——引者，下同）五月，十六名人发表政治主张，至十三年（当为民国十二年）一月，因为那罗文干事件，大学校长辞职出京。这些事我不以为然，但未曾说话，因为我本来不喜欢谈政治，况且这不是他们的“个人的”政治活动么？然而，事实上，校长既被彭允彝逼走，学校当然不能悠然置身事外，拱候为旧校长所不齿的教育长官派新校长来接任，于是以学校反抗教长的行动自然就发生了。我在这里并不想批评什么人，我只说明北大之滚进政治旋涡是这样地起头的。学校也同个人一样，有它的校格与态度，不能轻易改变，——这也正同个人一样。北大对于不职的教育长官既决定反抗的态度，遂由彭而王而章，一律反对，正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个人虽极希望学校早日与政治分离，在学校方面却断无可以自动地中途变节之理。但是这颗铃系上去了，总须解它下来，不过我们（此处不妨作单数解——原注）没有这个能力即使不是说没有这个责任，虽然我是始终反对弄政治的。幸而这回反对章士钊事件发生，给予北大以改变态度的机会，现在已经评议会通过一条规定，加以限制：以前因十六名人的宣言而滚进政治旋涡的北大于是因十七教授的抗议而又滚出政治旋涡来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因为我是最不喜欢谈政治的，如上边所说。(106)
周作人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自“好人内阁”以来的一些做法冷嘲热讽，若不明白此事的背景，则殊难理解这些文字的背后之意。1924年底马叙伦由于出任教育次长已经辞去了北大评议员的职务，此时未见他公开加入两派的论战，故在北大评议会围绕是否独立的争论中看不到他的身影。考虑到他对女师大风潮态度的转变，此时他倾向于“法日派”一方自不难想见。
作为“英美派”的代表人物，胡适这一时期成为反对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还是后来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实际上都控制在“法日派”学者手中。他们在整理故宫古物的过程中，不忘寻找胡适“私通”清室的证据，后找到他给溥仪的片子，上写“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遂特加装裱，并予以展出(107)，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1925年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养心殿的过程中，发现了金梁等人密谋复辟的文件。其中金梁在给溥仪的“奏折”中，不仅将胡适列入他所保举的“贤才”之列，而且称：“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108)这些文件公布后，京中舆论对胡适十分不利，甚至有“反清大同盟”欲逐其出京的消息。以至于章太炎在致吴承仕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还为胡“缓颊”：“为恐株连过广，则彼（指金梁——引者）所保荐，与稍有诖误者，如胡适等，皆可置之不问。歼厥魁渠，亦足以振风纪，特恐当事泄沓，不肯为此耳。”(109)在追究清室复辟责任这一大题目下，这些活动同时又掺杂着“英美派”与“法日派”的派系争斗。
8月26日，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称：“此次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心地均不坦白，而一方面又拉先生为领袖，遂致反对者集矢于先生，”他劝胡适“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110)。不过在双方已经全面交锋的情况下，胡适自然无法“独善其身”(111)。8月28日，在北大评议会、教务会议谈话会上，胡适与李石曾、顾孟余等人发生激烈争吵，从此不再出席评议会。9月，胡适离开北大，并于11月提出辞职，直到1931年才重返北大，中间六年半里只回去做过两次讲演(112)。但两派之间的争斗并未因胡适的离去而停止。1925年11月21日，陈源未经查证，便指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113)，再次挑起争端，遭到鲁迅的猛烈回击。双方的笔战最后发展到就连胡适也往往看不懂他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的地步(114)。两年多后，吴稚晖提到这一时期北大两派相争的历史时，“说那一年的事都是陈通伯（即陈源，吴稚晖的外甥——引者）挑拨出来的，其中又有陈淑女士的关系，都是他的两个亲眷闹出来的玩意”(115)。11月30日女师大复校后，又有女师大和女大争校址、华北大学和北大争夺宗人府等争斗(116)，这些争斗的背后，实际上主要还是“法日派”和“英美派”之间矛盾冲突的延续。这一时期北大内部两派的冲突中，“法日派”略占上风，故在“英美派”看来，“北大蔡校长在校的时候，北大是个极好的虚君共和‘教授制’，自蔡校长离校以后，就渐渐的变成了一个横恣跋扈少数专制的局面”(117)。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到国内后，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没有回北大。2月7日，他在北大旅沪毕业同学公宴席上发表他对于大学的看法：“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北大内部现今似有党派的趋势，”对北大内部的派系争斗婉转地提出批评。周作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他撰文回应称：“北大内部有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怎么能说包呢？”他进而说，如果“攻击”、“诟骂”“于北京教育界不无益处，即使为蔡先生所不满意，也就不能顾得了”(118)。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当局炮制了一张通缉北京教育界五十人的名单，“法日派”及北方国民党学人多数榜上有名，而“英美派”学者则无一“入选”(119)。至此，双方已经完全决裂，在“法日派”看来，“英美派”诸人不无勾结政府之嫌疑，以至于吴稚晖在北伐后大骂胡适是“反革命”，并称：“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吴稚晖所言自属过火，但胡适后来也承认：“大概（高）一涵等人在‘三一八’之后，有些议论或是过分一点，说他们‘不幸而言中’之意。稚晖是老于刀笔的，遂以为章士钊的通缉他们是东吉祥胡同的人主张的。”(120)
五四运动后，政治势力逐渐渗入教育界。1925年前后，时值北伐战争前夕，国内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种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波及教育界，并与教育界原有的各种派系因素掺杂在一起，使得当时各校发生的风潮更加复杂化。这一时期教育界的风潮，如东大易长风潮、女师大风潮等都是政党关系与教育界中原有的各种派系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引发的，结果导致五四运动后教育界趋新势力不断分化(121)。马叙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长中央教育行政。在层出不穷的教育界风潮中，他总体上是倾向于国民党、“法日派”的。这一时期他的经历，为深入考察当时的教育界风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注释：
①沃丘仲子：《民国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第8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②杨中明：《民国十一年之学潮》，《新教育》，第6卷第2期，1923年1月。
③代表性成果有吕芳上著《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等。
④详见钱实甫：《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32、50-62页。
⑤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82页。
⑥蒋梦麟：《说明北京高师事件经过之事实致陈宝泉先生书》，曲士培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参见《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80页。
⑦《北高师内部发生风潮》，《民国日报》1922年10月15日，第7版。
⑧《北教部解决高师风潮》，《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5日，第3版。
⑨《北京国立三校之校长问题》，《申报》1925年1月13日，第7版。
⑩《教次允赴津挽留范源濂》，《京报》1925年1月11日，第7版。
(11)《国立师大学生代表往谒教次》，《申报》1925年2月18日，第11版。
(12)《师大生再上呈挽范》，《晨报》1925年2月28日，第6版。
(13)关于此次风潮的具体经过，详见《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编著，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的相关章节。
(14)《农专风潮尚未平息》，《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4日，第3版。
(15)《北京农专学生罢课宣言》，《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7日，第6版。该宣言意在“驱逐代理校长许璇”，称：“知道我们农校内容的，都说吴季青（即吴宗栻——引者）先生虽为校长，不过是一躯壳，许氏实为其灵魂，许氏既陷农专于绝境，不惟不自知罪过，反不量力不忖德，来垂涎校长，滥用职权，摧残同学，”认为许氏的主要罪状有“把持校务”、“排斥异己”等项。
(16)《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第185-186页。
(17)《总务厅秘书处发文目录》，《1924年10至12月份教育部公文目录及零散目录》，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57-270。
(18)《北京农美学生之请求》，《学灯·教育界》1925年4月1日。
(19)《教育部公文目录第三册》，《1925年2、3、4、6、7月份教育部公文目录》，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57-271。
(20)《北京两大学之新校长》，《学灯·教育界》1925年4月9日。
(21)《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第264、273-274页。
(22)《教育部职员任免调迁及行政事项通知粘存簿(1917-1925)》，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57-70。
(23)《美术学校决定实行专门制》，《晨报》1922年8月17日，第3版。
(24)吴俊：《评北美职教员辞职》，《学灯·艺术》1923年9月1日。
(25)参见《美专学生驱逐校长》（《晨报》1923年12月21日，第6版）、《美专学生与教员打架》（《晨报》1924年1月8日，第6版）、《北京美专风潮扩大》（《民国日报》1924年1月13日，第8版）、《北京美专风潮又一说法》（《民国日报》1924年2月13日，第6版）等报导。
(26)《教部派沈彭年接收美专》，《晨报》1924年3月6日，第6版；《美专教职员宣告复职》，《晨报》1924年3月20日，第6版。
(27)(30)《教育部解散美专》，《学灯·教育界》1925年2月7日。
(28)《教育部公文目录第十二册》，《1924年10至12月份教育部公文目录及零散目录》，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57-270。陈氏辞职书全文见《教育部解散美专》，《学灯·教育界》1925年2月7日。
(29)《教育部令》第19号，《教育部职员任免调迁及行政事项通知粘存簿》(1917-1925)，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57-70。
(31)《解散北京美专之内容》，《学灯·教育界》1925年2月10日。
(32)《国立美专解散后》，《学灯》1925年2月8日，第4版。
(33)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34)滢：《北京的学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1925年2月7日。
(35)勉：《美专风潮要根本解决》，社论，《晨报》1925年2月6日，第2版。
(36)《教部对于国立美专之处置》，《申报》1925年3月9日，第11版。
(37)《北京美专已经决定恢复》，《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4期，1925年10月。
(38)《教育部解除郭秉文校长职务的训令》，《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39)闵卓的《梅庵史话——东南大学百年》（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页）至今仍认为马叙伦免郭秉文职务是“乱免乱命”。《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3页）亦采此说。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意见，详见《劬堂学记》（柳曾符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所收《记杨诠——日记摘录》、《劬堂师从游脞记》、《回忆东大时代柳翼谋师二三事》等文。
(40)相关成果有许小青的《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高恒文的《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闵卓的《梅庵史话——东南大学百年》等论著的相关章节，其中当以许小青的论述最为深入。
(41)茅以升：《我的回忆》，杨宇清编著：《杨杏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42)《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第40-41页。
(43)据黄炎培1949年回忆：“远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那时候，它（指中华职业教育社——引者）的负责人同时是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国民党在上海欲从地下展开党的工作，借广设平民学校名义，由汪精卫向这些负责人商请出面，把这些学校都伪作江苏省教育会设立。这些负责人一想，我们的根据地都在上海租界以外，在军阀的淫威之下，怎么可以呢？就婉转拒绝了。不久，国民党在上海租界开大会，汪精卫当众骂这些人所办教育是‘乡愿教育’。对这些人满肚子不痛快。而指不出这些人的坏处，乡愿教育的名称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同时，就替它一群人起一个名词，叫‘学阀’。有等人还创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口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田正平等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11-412页。
(44)罗时实：《十四年东大学潮与我》，《传记文学》，第1卷第5期，1962年。
(45)详见《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第40、48页。
(46)详见拙文《马叙伦与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47)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79页。
(48)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5、91、92、99、117页。
(49)《吴敬恒复郭秉文函》，《京报》1925年2月24日，第3版。
(50)东大易长风潮发生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东大“亦有共产党之秘密活动，则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之”。见李清悚的《回忆东大时代柳翼谋师二三事》（《劬堂学记》，第126页）。在东大易长风潮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是同站于倒郭立场的。《江苏革命斗争纪略》（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97页）称：1925年2月28日，“南京东南大学学生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组成学生维持学校委员会，展开反对北京临时执政任命学阀胡敦复为该校校长的斗争，……终于将胡敦复驱逐出校。”此说似不确。
(51)《萧纯锦致胡刚复、柳翼谋之亲笔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7页。3月7日，教育部才下令停止东大校董会职权，并令东大即日成立评议会，详见《教育部关于东大成立评议会的训令》、《教育部关于东大校董会停止行使职权的训令》等资料，《南大百年实录》上册，第182页。
(52)《国内教育新闻汇编》，《新教育》，第10卷第2期，1925年3月。
(53)这一风潮的过程详见《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第37、45-46页。
(5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04-205、254、267、273、293页。
(5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56)详见任鸿隽：《“东大风潮”的辩正》，《现代评论》，第1卷第26期，1925年5月6日。
(57)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93、310页；《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第203页。
(5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4页。
(59)《教育家呢？讼棍呢？》，《现代评论》，第1卷第7期，1925年1月24日。
(6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8页。
(61)雪：《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1925年3月14日。
(62)孟和：《东大暴动》：《现代评论》，第1卷第16期，1925年3月28日。
(63)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1925年5月9日。
(64)文：《江苏学阀与东大》，《现代评论》，第2卷第34期，1925年8月1日。
(65)《吴敬恒复郭秉文函》，《京报》1925年2月24日，第3版。
(66)《论章教长之举措》，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上册，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692页。
(67)《与友人论章杨书》，《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740页。
(6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6页。
(69)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70)陶行知：《年会感言》，《新教育》，第11卷第2期，1925年9月。马叙伦也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1923年8月参加过该社第二届年会。详见《新教育》，第7卷第2-3期（合刊），1923年10月。
(71)此事对民国教育界的影响甚为久远。在东大易长风潮中，因江苏省教育会关系，拥郭一方实际上占了优势，故反郭派多被排挤出东大，部分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教授亦因不满拥郭派暴力“驱胡”而自行辞职。1925年12月14日，吴宓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柳诒徵，曹氏认为，柳“在东南（大学）鼓动风潮，断不可聘其来此”。1927年5月3日，清华评议会在讨论聘请柳诒徵时，仍遭到与郭秉文接近的朱君毅力阻（《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335页）。北伐军占领长江流域后，江苏省教育会被撤消，中华职业教育社亦被捣毁，黄炎培等人均被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88-89页）。杨杏佛在北伐后一段时期里也极力排斥过郭秉文（《与东大同学论军阀与教育书》，《杨杏佛文存》，《民国丛书》第2编第84册，上海：上海书店据平凡书局1929年版影印，第317页；《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174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4-485页）。直到1930年，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对东大风潮中拥郭派核心分子邹秉文、孙洪芬、洪范九等人委以重任时，仍遭到部分国民党人士的极力反对（《东南学阀将重据最高学府》，《民国日报》1930年9月9日，第3张第3版）。
(72)关于这一事件已有较多相关成果，其中当以吕芳上的论述较为深入。他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一书中对女师大风潮背后的政治因素做了不少探讨，详见该书第213-246页。
(73)罗志田认为：“此段重要的持续斗争尚未见较持平而深入的研究。”他在考察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的转变时曾对这场持续的斗争有所论及，但因非其论述的重点，故未见充分展开。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0、268页。
(74)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75)《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270、276、278、281-282页。据罗尔纲称，“九一八”事变后，胡适认识到了自己在此事上的错误。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页。
(76)《王九龄电辞教长》，《学灯·教育界》1924年12月4日。
(77)《王九龄由日抵京讯》，《申报》1925年2月27日，第14日。
(78)《教长王九龄就职未定》，《申报》1925年3月9日，第11版。
(79)《中国国民党通告》，《京报》1925年2月1日，第2版。
(80)参见《教长王九龄将就职》（《学灯·教育界》1925年3月11日，第4版）、《王九龄决定就职》（《学灯·教育界》1925年3月14日，第4版）、《教长王九龄就职之窘状》（《申报》1925年3月20日，第10版）等报导，其中以《王九龄就职之背景竟如是乎》（芹芮通信，《京报》1925年3月21日，第2版）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称：“盖王氏此次就职之动机始于江苏教育会之有心利用，如东南大学问题等等。欲使一反马前次长之所为，既可替郭秉文出一口恶气，尤要者则欲使该系在教育上益见根深蒂固，把持一切而为所欲为。此最足注意之点，只须观其今后所采之手段，与逐渐发生之事实，则不难完全证实吾言。王氏到京而后，本来朋友甚少，自己亦无就职之决心，嗣教育界中反对浙江派之某省派及现方大反对国民党之某系（却不是研究系——原注，下同）中一二人物，有视为奇货可居，口口声声劝他就职，王氏做官心热，当然感激涕零，无暇推求其用意所在，却不知彼辈乃以驱逐在教育界之浙江派及排除国民党分子为其最大目的，江苏教育会系一可独占饭碗，且运用于政治上，适与马叙伦（浙人）势不两立之际，对此两种主张，亦恰好利害相同，愿共同扶挟王氏，发号施令，庶几不数月间可以各得其所。彼时王氏是否不因此而牺牲，则绝非彼辈之所预计。如此一来，计划成功，王氏到部，第一步已占胜利，于是北京方面、东南地面，皆渐将一一排演其拿手好戏。国立八校校长，风闻大半已候补有人。农大校长许君（浙人）见机而作，先行提出辞呈，该校教职员早知内幕，全体议决，一致挽留。农大之风潮经年而始得少休者，至是乃又将掀起，农大以外，则医大、北大皆将连类而及，风潮亦可以预卜。依此形势观察之，若王氏而不能自由行使职权，逃不出利用者手法之外，试问引起党争，重演彭允彝时代之恶剧，岂非意中之事？八校教职员早悉其中隐幕，所以反对其就职者，真正原因，盖全在此。”该文作者虽以中立不倚自居，但从具体行文中看，还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81)《王九龄就职前之教育界形势》，《学灯·教育界》1925年3月19日。
(82)《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反对王氏之宣言》，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83)《北大评议会反对王氏到任》、《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前往警告王氏》、《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反对王氏之宣言》，《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2-33页。
(84)《王九龄武装就职记》，《学灯·教育界》1925年3月21日。关于此事，长沙《大公报》称：“马叙伦因教次不保，反对王九龄。”（长沙《大公报》1925年3月19日，第2版，《专电》）马叙伦本人并未亲自出面拒绝王九龄，但北京教育界支持他的力量全力拒王则是事实。关于此事经过，马叙伦晚年回忆称：“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段祺瑞发表的教育总长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到京，先有人来对我说：‘他一到任，仍要回云南的。’叫我仍就做下去，王先生也来周旋一下；可是，王先生是抽大烟，早被各校晓得了的，他们议决反对他，他到任的时候，他们一群代表要当面和他为难，我自然为难了，不免进劝一番，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我正为难，而警察总监朱深伴同王先生到部（向来没有这种例子），朱深找我先谈，要我替王先生去向各校代表解释，这分明是给我一个难题；但是，假使他不是警察总监，还有商量，他拿警察总监的身份向我说这话，我自然一口回绝，不能照办，马上送出‘辞呈’，朱深大概也去报告了段祺瑞，当晚下了把我免职的命令。”（《我在六十岁以前》，第82页）
(85)《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9月21日，第1版。
(86)详见松：《又是教育风潮！》，《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1925年3月21日。该文称：“近日京中教育界的人反对新教长王九龄氏，而王氏悍然‘武装’就职，好象因此又要引起甚么教育风潮来了。反对王氏的理由，说是因为他在数年前曾私运烟土，坐过上海西牢。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教育界对于王氏的人格，究竟不能相信；而段政府任命这样的人来长教育，在人选上确是太无责任心。历来北京教育当局总不外是以官僚、政客来充选，有几个真是人格清高配说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呢？现在也许是愈趋愈下的了。不过教育界既然对于王氏，认为有反对之必要，那末，进行的步骤就要得当，他们的言动要得体。就步骤上说，正当的方法应当首先对执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换人，不要直接对王氏自身施其恐吓。就态度上说，教育界既然是为着王氏人格而反对他，那就要率性主张贯彻到底，不要同时又提出甚么筹发全部积欠之条件。难道发完积欠经费就可以抵消王氏人格的缺点吗？我们以为上次所谓八校教职员代表对于这事的宣言实在太不成话。至于环集教部门前，对于来就职之王氏直接施其拦阻叫骂之行为，更是不成体统。不过我们相信那决不是真正教职员所为之事。我们诚恳的希望反对王氏的教育界的人，要以沉重的责任心，严定他们进行的步骤和态度，不要任令一部分人的妄动，损伤了教育界的尊严。最后我们要对于他方面说一句话。我们认为教育界的事还是要真正从事教育的人们自己负责任。现今京中各学校，不能说他们都办得使人满意，但是若说要请现政府来整顿学风那真是引狼入室，真是侮辱教育界。我们以为用教育界一部分的名义来提出这种请求的，不是有意阿附新教育当局，便是不识大体。”另见陈源（西滢）：《北京的清洁高尚的教育界》（《晨报》1925年3月23日，第2版），陈文对教职员拒绝王九龄的做法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在现在的政制之下，教育总长是由执政任命的，那么大家既然公认王氏‘绝对不配’任此职，自然早就应向执政府誓死力争，不应当让王氏污辱此名，（马先生如不甘与王氏为伍，似乎也不值得代他这许久！）八校教职员代表不据理争之于执政府，却对于王氏个人用威吓的手段拒其就职，这种手段似乎不大‘高尚’。就是拒绝王氏到任，‘清洁高尚’的教育界也尽有‘清洁高尚’的办法，何必效法流氓暴民，‘环聚门首’‘一拥而上’，‘满面满衣唾液淋漓’呢？这种手段似乎非但不大‘高尚’，而且不大‘清洁’。我们觉得，这些‘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非但没有‘维持教育界的人格’，简直把教育界的面目丢得扫地殆尽。根本的原因，说来说去，就是教育界的一部分不自甘于‘清洁高尚’；他们不以气节自励，不以正直自勉，不采合理的手段，不用书生的本色，他们也学了卑污之政客官僚，玩花样，弄手段，结果同样的可唾弃嗤，……还说什么‘清洁高尚’。譬如索薪一事，完全成为一种攻击教育总次长的工具。他们所反对的总次长在任，积欠不过二三月而他们聚众索薪，几无虚日。一旦换了他们不反对的人，便欠薪就十月，他们也不作一声。他们的赞成与反对，究竟是不是以人格的高下为标准？在我们看来，又无非‘一丘之貉’，实在牛羊何择。幸而这个名为‘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的‘代表’实在不足以‘代表’八校。北京大学的教职员早就开过大会限定他们的职权，除索薪外，一概行动不能负责。师大、女师大也已经宣言不预闻了。究竟他们代表的是谁，我们也不欲深究。我们只希望‘清洁高尚的教育界’以后用‘清洁高尚’的态度和手段，以求达‘清洁高尚’的目的。”
(87)关于女师大风潮的经过详见《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一书的相关章节。
(88)《女师大校长不易人》，《晨报》1925年1月21日，第6版。《专电》，《申报》1925年2月7日，第12版。
(89)《北京女师大校长问题》，《学灯·教育界》1925年2月25日，第4版。
(9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03页。
(91)《与友人论章杨书》，《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740页。
(92)《顾颉刚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8页。1973年7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补记：“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攘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观女师大案，杨荫榆虽改职务入教部。而继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659页。张申府亦指易培基借机抢占女师大校长位置，详见《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69页。
(93)《教章表示对女师大已有办法》，《申报》1925年8月8日，第9版。
(94)《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章士钊全集》第5卷，北京：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04-106页。
(95)《马叙伦致章士钊函》，《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58-160页。
(96)《女师大——答马叙伦》，《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57页。
(97)《京女师大与教部对抗》，《申报》1925年8月11日，第7版。
(98)(99)《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34-236，228页。
(100)《顾颉刚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28页。另参见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247页。
(101)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
(102)《北京大学脱离教部之索隐》，《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7页。
(103)《评议会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8月29日，第1-2版。
(104)详见《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38-239页。
(105)《致评议会》、《李四光教授致陶孟和教授等书》，《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8月22日，第1版；《评议会布告》、《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故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为反对章士钊事件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8月29日，第1版；《蒋梦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9月3日，第1版。
(106)《我最》，《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762-763页。
(10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255页。
(108)《故宫盗宝案真相》，第50-68页。
(109)1925年8月9日《与吴承仕》，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0页。
(1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1页。
(111)罗志田认为，胡适虽然自称无党派，但他的倾向性确实颇为明显。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52页。
(112)蒋梦麟只准胡适以请假名义离校，但他旋即出国。《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55、102-103页。《胡适辞教授职》，《学灯·教育界》1925年11月25日，第3版。
(113)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详见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6-217页。
(114)1926年5月24日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8-379页。
(115)《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153页。
(116)《华北大学紧要启事》，《晨报》1925年12月11日，第2版。
(117)召：《政府与北京大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40期，1925年9月12日。
(118)《我们的闲话》，《周作人集外文》下册，第98页。
(119)《“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120)《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157-158页。据石原皋称，1926年3月19日，他曾听见王世杰在胡适家客厅里，“大放厥词，大骂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诬蔑爱国运动的领袖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并信口雌黄地说，青年学生是盲动的，受了欺骗，白白地送死了。胡适静听他说话，一声不吭”（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页）。这一说法略有不确之处，“三一八”惨案前后胡适并不在北京。不过，当时不少“英美派”学人对此确实作如是观。一直不承认自己属于“英美派”的顾颉刚在1926年3月19日日记中称：“报载府中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顾孟余等。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闹得太厉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728页。
(121)罗志田认为，1925-1926年间北京学界发生的持续斗争，是新文化人分裂的一个转折点。详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