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及其超稳定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稳定性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文体研究应关注三个基本理论认识：其一，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成的过程中，经由行为方式或社会活动方式向文体方式的变迁，使得中国古代散文的各种文类体制都紧密地与社会活动的相应特征胶着在一起，从而使得文体实用性特征长期存在于各类文体之中；其二，由于功能的需要，在特定的场合和文化语境中，个体的表现退居次要，集体意识占据主导，形成“集体的特定的审美趣味”①；其三，政治制度是塑造文体集体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政治功能的文体，在体制、结构、风格以及修辞上整体上趋于一致，并且很难被打破。因此，文体一旦形成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体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是永久不变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的变化会引起“破体”的冲动，个体意识的强化也会引起某些文化要素的调整和突破。而从功能的角度看，一旦制度所赋与的实用功能、学术功能减弱和消失，则文体趋于解体。
学记文就是在集体审美趣味中形成并具有超稳定性特征的一种文体，而这种审美趣味更多地源于政治制度的要求，并与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黄宗羲《明文海》分记文为十类，何乔远《皇明文征》分为十一类，属于学记文的是学校、书院、学宫三类，学宫即学校，这就构成了明代学记文的两大类型：学校记和书院记②。
唐代学校不兴，普及程度不及宋明，至宋初学校仍不广，欧阳修《吉州学记》③、李觏《袁州学记》④都指出尽管宋初诏告天下兴学置官，然“州邑犹多不能应诏”⑤，明朝建立之初即令天下兴学，故“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⑥。
明代负责教育的主要是提调官和提学官。杨一清《重修阳武县庙学记》：“今之邑令，其在学称提调官。”⑦其职责是选拔学生，督率教官，化导诸生。《明宪宗实录》卷四云：“自今各处提调学校官，务须躬亲遍历，督率教官，化导诸生，选择弟子年十五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⑧杨一清指出提调官的职责可分为两方面：“有养有教”：“时廪饩，蠲户役，其养也；课文艺，惩游惰，其教也。”修建、修复、重建学校自然是其职责所在。提学使是专司各布政司学校教育的官员，《明史》：“提学之职，专督学校。”⑨提学使又称督学。修建学校是提学使、御史、按察使职责之一，《明会典》：“凡学内殿堂斋房等屋损坏，即办料量工修理。若恃有提学宪职，将学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量加决罚惩戒。”⑩赵
《舒城县儒学记》：“今天下自王畿而下凡郡邑城郭社稷莫不有学，郡邑城郭社稷有不治不惟罪，惟学宫不治则议及有司。”(11)王宗沐《临海县重修儒学记》：“有司视学之颓圯而不以关虑者，其过为废学。”(12)胡俨《弋阳县重修儒学记》：“学宫之修复，固有司之善政。”(13)官员考课制度也督促主管官员以修建学校为己任，李时勉《江浦县学重修大成殿碑阴记》：“学校育贤之地，实有司之首务，所当尽心者也。有司不尽其心，而典教者不加之意焉，则教化陵夷，风俗颓败，而贤才萎靡不振，宜也。”(14)
凡兴建学宫必有文记其事，故明代学记文盛行。学校修建是国家根本大计，黄衷《三水县修学记》：“春秋之法常事不书，国朝以六事察守令，而学校其首者，不可谓常”(15)，故必书之。顾清《长汀县学重建明伦堂记》：“学有堂以讲肄而曰明伦，重本也。始作书，改作书，弊而新必书。”(16)对地方和地方官而言，修建学校也是一项荣耀的工作，是一项关乎长久的工作，故需以记文诏示后人，王韦《庐州府重修庙学记》：“经始于正德辛巳秋仲，明年春季告成……曰：南阳黉舍、成都学宫不有纪述，何以诏后。”(17)由于官员考核制度的规定决定了负责教育的官员必须以修建学校为己任，而为了使考核有据可依，并宣传自己的政绩，于是就在修建完成后请人写学记以便宣扬，顾清《长汀县学重建明伦堂记》：“予既以程君是役，于法当书，而监司之倡首，郡僚之协赞，士庶子之来，皆不可以无
者，乃为叙其始末而并以告汀之学者。”说得很清楚，学校记的写作是有制度依据的，这是学记文盛行于官场的主要原因。
明前期，学校一归政府，少有书院，钱德洪《修复慈湖书院记》：“明兴，议革天下山长，归学徒于县学。”(18)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是明前期书院不行的主要原因。有的虽称书院，实则属家塾。至弘治间，书院仍然不许修建，余继登《典故纪闻》曰：“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讫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19)至王学兴起，书院始兴：“明初，书院无额设。自武宗朝，王守仁倡良知之学，东南景附，书院颇盛。”(20)嘉靖三年，王艮、南大吉重葺稽山书院，次年邹守益建复初书院，此后书院讲学成为王阳明及其门人讲学的主要模式(21)。书院的大规模修建始于嘉靖四十四年徐阶任首辅举办灵济宫讲会之后，谈迁《国榷》云：“华亭讲学，为天下倡，世群而效之。学社棋置，舍官寺而语玄虚，薄事功而课名理。”(22)其间的转移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一以概之，如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所说：“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23)明人多持此说以证明书院修建的合理性，如陈九川《临汝书院记》(24)、胡直《端溪书院记》(25)、欧阳德《复儒林书院记》(26)、程文德《复古书院记》(27)诸文。
书院修建有民间行为，更多的是官方行为，但不是官方职任所规定的，而是官员个人基于各种原因，利用官方权力而作出的举措。《明史·王阳明传》有云：“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28)在这种情形之下，各级官员也纷纷增辟场所，提倡讲学。何良俊记皇甫汸之言曰：“昔日提学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29)这也就表明，嘉靖年间讲学活动的主要推动者是各省的提学官，因此，修建书院、倡导讲学在一定时期内便成为这些提学使工作的一部分。单是王守仁门人建立的书院就有阳明书院、文湖书院、天真书院、寿岩书院、混元书院、云兴书院、明经书院、嘉义书院、水西书院、复初书院、崇正书院、志学书院等十余所之多(30)。于是，书院记大量出现。东林党人多遭斥罢官，以讲学自任，故书院再兴，以“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31)。书院之修建多由这些人或受东林学说影响的在任地方官员主持。由于嘉靖、隆庆及万历三朝都发生过禁讲学、毁书院的举措，兴建书院是一项很敏感的事项，同时又并非其职责所在，故书院之兴所依靠的是重建道德的信仰。
学记文是一种实用性文体，它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广泛兴建学校的制度化行为有密切关系，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及社会现实决定了学记文的内容、结构、风格。而当王学盛行之际，各地广泛兴建书院，以传播王学，实际上突破了官方理学的束缚，突破了官方教育制度，也自然影响到学记文的写作。东林党人以重建道德为号召，重倡理学，但并没有回到学校教育的老路上去，而是以书院讲会的方式进行，学记文的写作也自为一格。
学记文始盛行于宋庆历间，王慎中《与汪直斋》全面讨论了记学文的发展历史：
自有序记文字以来，诸名家之文为记学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词，虽韩昌黎夫子庙一篇亦为劣。盖唐制立学不广，不但诸家无名文，而诸家之文为学而作者亦少。惟宋庆历诏兴天下立学制，始盛于郡县。而古文之兴亦自庆历以后，故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旴江袁州、欧阳六一吉州二记盛为一代所传。二文要为差强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丰宜黄、筠州二记，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记文词义理并胜，当为千古绝笔。而王公视曾犹为差贬焉。(32)
明人总集中收录的宋代学记文主要是以下几家：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欧阳修《吉州学记》，曾巩《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太平州新学记》、《繁昌县学记》、《慈溪县学记》，苏轼《南安军学记》，朱熹《徽州婺源县藏书阁记》。宋代学记文主要关注学校的政教、论政、传道作用，这三种类型对明代学记文影响很大，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学记文的创制、变易不仅与学术、思想的变化有关系，也与制度建设有密切的关联。宋代的学记文与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有关，即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兴学，以王安石为首的熙宁兴学，以蔡京为首的崇宁兴学。而这三次兴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诏命州县广立学校(33)。明代也有三次代表性的兴学运动，一是明初以来在政府主导下的广兴学校，二是嘉靖以来，王学盛行，书院讲学活动大盛，三是天启间，东林党人重倡理学，致力讲学，书院再兴。明代前期的学记文是在广兴学校、严守理学和国家教化主张下进行的，故推尊朱子，但理学思想却没有得到充分阐释，这是因为官学化后的理学基本上让位于国家政治，让位于国家政策的宣讲，而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因而前期学记文以记述为主，而不像宋人学记以论述为主。中期学记文则在学校衰落、王学盛行、广修书院的语境下进行，以良知的传播为中心。反倒是心学诸子在谈及教育时采用了宋人的论体，东林党人的学记文仍沿论述的路径展开。但苏轼所论学校论政功能在明代则阙焉，即使是东林书院也未有风议政治的内容。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记文分为正体、变体，以记叙为正体，以议论为变体。文中先引吴讷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篇，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为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复征按语曰：“记如丝之有纪，谓编事寔以备遗忘也。按记有序事，有兼杂议论，今列为二体。外有排体、韵文体、律体、托物寓意体，皆为别体。”(34)如果我们以正变二体来论述明代的学校记和书院记的话，正可以学校记为正体，书院记为变体。有明一代学记文，亦随着学校、书院的递盛而总体呈现为正变二体的互兴。早期学校记多以记叙为主，书院兴起以后，学记文多以议论取胜。早期学校记如崔诜《丰润县儒学射圃记》、何景明《略阳县迁建庙学记》收入《文章辨体汇选》时被分隶于叙事体下，后期的邹元标《太平府重修儒学记》、顾宪成《长治县改建学宫记》被收入何乔远《皇明文征》(35)，显然以议论为主。
本文约略按时代将明代学记文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学记文以记述为主，为正体，后期学记文以议论为主，为变体。正体指明代学记文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文体规范，这套规范是在官学化理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教育思想、儒学文治思想、教化思想为意识形态，并具有绝对权威，作为信仰的集体形态是正体保持长期稳定性的根本。同时，正体的文体规定还受到政治、教育制度的限定，从而决定了正体长期以记叙为主，进而形成公文化的趋向。相应地，从文体结构方式至修辞手法、文章风格也都较为固定，即以平实严整的方式叙述，文风平易质朴。从正体到变体，表面上是两种表述方式的变化，实质上是其制度趋于崩坏及思想文化的变革引发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导致思维方式的变化，对于事物的关注点也相应变化，即学术思想的变化，这才是引发由正而变的根本原因。由此，早期形成的文体规定性，也即以集体形态呈现的超稳定性文体规范被打破。王学思想在当时面临着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的强大压力，书院是抗拒这一压力的手段和传播方式。因此书院记作为学记文的变体便应运而生，面对官学化的理学及其影响下形成的正体，只有采取新的表述方式，于是变体出现。采用议论手法将王学思想辨析清楚，表述明白，对理学思想的反击和对心学概念、观念的分析便十分重要。在此，记叙的功能便不那么重要了，只需要简单的交待。于是，便形成了书院记辞旨醇正、议论宏大、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新文风，在修辞上往往长于铺叙，整齐之中寓有变化，却无雕凿痕迹。另外，由于心学讲求深造自得，讲求个人对道的体悟领会，前期学记文充满集体形态，少有个体意识表达的局面便被打破了。这里所谓个体意识并非指个性，它仍然附属于心学思想体系。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以学记文见长的作家，并形成独特的文章风格。当然，由记体向论体的转变，并非只体现在学校记向书院记的转变，心学流行之后，相当数量的学校记也向论体转变。
以记述为主的学校记有稳定的文体结构，是一种典型的超稳定型文体，文中绝少有个人性情的表现，而更多地表现为理学官方化后的集体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的固化，导致这类文章结构的固定，主要是记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校修建原因、过程、参与主持人员、土地及资金来源、写作缘起、学校建筑描述等。
(一)修建原因
1.明初普遍新建学校，但当时条件有限，学校建筑比较简陋，明中期新建学校主要是边卫及偏远地区。时间既久，学校颓圯废坏，或由于自然灾害，或由于战乱冲突毁坏，不得不重新修建。这在学记文中都有详尽的交待，如梁潜《灵山县改建儒学碑记》：“时旧学宫颓圯，殿廷惟绹茒，黝垔漫漶，圯隘而恶且西向，非尊素王制。”(36)金幼孜《重修苏州府庙学记》：“永乐甲辰秋临江陈孟浩来典教是郡，顾而叹曰：学校风化之本，乃不振若此，其何以称崇仰以作兴士类，适监察御史李立按临吴中，孟浩以其事白之，乃力赞其成。”(37)
2.学校在乡会试中的录取比例是官员考核升迁的依据，清人龙文彬指出：“二十六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覈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为最。举人少者为平等。至少、全无者为殿。”(38)故学校修建、迁改往往与此有关。赵南星《赞皇县迁学记》：“夫邑之士所为必欲迁学，何也？两生曰：科第久乏人。”(39)雷思霈《归州新修文庙儒学记》：“先是人文郁勃，与夷陵参等，徙四十余年矣，无一上公车者。”(40)而修建学校确实能够起到作用，陶望龄《重修长洲县儒学碑记》：“自吾学宫之迁，而士之登于是者实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兴乎！”(41)
3.学校的修复重建与形家之言有关。冯琦《临朐县文昌阁记》：“张君来典邑庠，谓间者科目晨星，以堪舆之说建高阁于东门故址，为学宫左护，因以奉文昌之祠。”(42)任瀚《虢城新开学门记》：“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诸生进曰：‘学舍面城而宫，虽有南山、洛水雄胜障蔽不克见。议者以诸生老困场屋，连不得意于有司，咎当坐此。’”(43)形家之言的地位与儒学不可同日而语，早已边缘化为一般知识，由此我们正可以看出历代儒学思想影响下的社会文化之复杂性，即使是这些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大夫也深信不疑。
(二)土地来源
修建学校的土地，或来源于道观、佛寺，显示以官方权力剥夺佛道二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如田汝成《邵武学宫记》记叙：“而郡城有九龙观者，形胜巨丽，宜作黉宫以群俊秀，而嚣然为黄冠之居，邦人惜之。”(44)李维桢《温州府儒学记》则云：“先是学巽方山有浮图，高入云表，形家目为文笔飓风，拔之。”(45)或购民居以修，如杨守陈《宁波府修庙学记》记叙：“学门外数武即民居，道隘且嚣尘，乃购民徙居以辟道，树两坊表于东西衢。”(46)除此之外，新建学校往往通过新购置土地兴建，也有由旧书院改造而成。
(三)修建费用
梁潜《灵山县改建儒学碑记》：“初不敢以是重困其民，乃往谋之于邑文学林某，某力赞之。谋之诸父老，乐而助之赀。则又进诸生勉之，诸生咸跃然喜。于是梁柱之材出自生徒，僦工之费则损己俸。视民有余力者役之，民咸忘其劳。”(47)雷思霈《归州新修文庙儒学记》：“其费半出公镪，半出学田之租，半出诸生之捐金，凡学宫所应有者靡不庀具惟广。”(48)显示开办教育已带有一定的全民参与性质。
(四)主持和参与修建人员
杨荣《建宁府学记》记云：“洪武辛巳夏毁于火，永乐癸未冬有司上其事，诏命择胜地而新之。于时郡守宣城芮麟、教授姑苏张信锐意斯事。……凡蕃宪兵卫官僚与夫使命之臣躬临奖励而建之人士亦皆捐赀乐助，以相其成。未几，郡守刘敬继至，命检校李新专董其役。经始于乙酉春二月，讫工于丙戌冬十二月。”(49)胡俨《弋阳县重修儒学记》：“宣德丙午，会稽王尚(王扁)宰斯邑，释菜之日，顾瞻徘徊，惕然于中，固已默有经营之志矣。”(50)
(五)文章写作缘由
学校记的写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都要请名流、名家来写，或上级主管官员来写。王直《安庆府重修庙学记》：“王侯以书来京师……敢请文以刻诸石，使后之人知是役之所由成，且俾学者思自勉以称令之意。”(51)倪谦《太平芜湖县重修庙学记》：“侯兴作之勤，不可使无闻于后，乃命学子赍状来京，取文以记其成。”(52)王宗沐《临海县重修儒学记》：“学博士某某率弟子四百余人，造龙阳山中而问记于余。”(53)书院记的写作亦复如是，罗洪先《南谯书院记》记为南谯书院作记始于嘉靖己亥，戚君请记，但未几谪归。十二年后庚戍之冬，又因方病不成，第二年才追书而成(54)。表明学记文的写作十分重要。
(六)对学校建筑的描述、介绍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但有简有繁，有的只是简单的交待，有的则描写比较详尽，如陈献章《程乡县儒学记》：
凡学宫之设，有文庙，有明伦堂，前后位置，所具皆同。……庙前树杏为坛，夹以两庑，戟门之东祠乡贤，西祠后土。……堂之东西偏为两斋，为诸生号舍。道义门与儒学门相望，东庑之上神库，两斋之上神厨。庙与堂之间，会馔堂居之，北列廨宇。(55)
间亦有叙述地域文化的历史及现实。如金幼孜《祁门县庙学重修记》记曰：“徽属邑六，祁门其一也。其地为东越奥区，山水奇峭，地隘而少田，其俗质朴，其民刚劲而少争讼。唐代宗时析黟县之西，浮梁之东置以为县，以其地有祁山阊门，遂名之为祁门云。宋端拱中，始建学于县治之西。后复徙于西南……”(56)许孚远《新建长武县儒学记》亦云：“吾闻兹地寡商贩，专稼穑，犹有豳遗风。顾谓人多冥悍，士民之家鲜克由礼，至婚娶而论财，尤近薄恶。岂数千载之下，厚道遂以凋丧与？抑士未知学而礼教不明与？”(57)
论述部分比较简略，一般都是简论学校教育的功能、意义。邱浚《梧州府县学庙学记》：
学校者，文德之所从出也。于此明伦，于此讲道，于此同风俗，于此造人才。出征则于此，受成振旅则于此献馘。乡则于此饮酒，射则于此比耦。与凡岁时礼节帅民读法之类咸于此焉行之。开人心忠孝之天，立国家纪纲之地，扶世教于不坠，广材用于无穷，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58)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的学校记是学记文的正体，全文以记述为主，议论为辅。基本是一种两段式结构，一般记述在前，议论在后。记述部分行文方式与语言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内容一致。交待清楚相关事项之后，便是议论部分，只有个别文章议论部分放在开篇。思想主旨都严格保持与明廷所定学校宗旨的高度一致，相关论述下文展开，此处不具论。可以看出，前期学记文的各项写作内容都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作用下的结果，这也就造成了学校记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因而大量的学校记都比较僵硬死板，不仅缺乏行文变化，更缺少思想的深度。对理学特别是朱学的尊崇以及对官方教育思想的认同和严格遵循，使得学记文的写作不敢越雷池一步，严格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学校记的公文化。杨一清《重修阳武县庙学记》：“予往年提学陕西，僚友宪副阳武马公汝霖尝以其邑庙学重修记见属。余辞之曰：近世求记修学者，率多虚文，无实事，徒以为博士弟子取悦有司之地，吾不能为也。”(59)就已经对严重程式化的学校记表示不满，盖以其“多虚文，无事实”，徒为取悦有司之用。
但也有以议论见长的文章，张诩是陈献章门人，“尽得白沙之致”，他的学记之文影响较大，张希举《刻东所先生文集序》说：“学记《尊经阁》以学者溺意荃蹄为深忧，其言既几于道，而正大冲粹之体，又自成一家。”此记即集中《揭阳县儒学尊经阁记》(60)，文章议论宏大，行文端直，是一篇深得道体的宏文。白沙之学属于陆九渊心学一脉，非主流意识形态，故采取了不同的论述策略。
议论为主的书院记也有较为稳定的结构，但个体色彩加重，个人的学养、体悟都能充分体现在文章中，在三方面打破了学校记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一是由以记叙为主变为以论述为主，二是作者对道的体悟有了充分的表现空间，三是学术传承意识强烈，欲以学术改造人心。就文体结构而言，书院记记述功能的减退主要表现在文字比例上，其基本记述功能仍有保留。但不再是公文式的记述，而是围绕着讲学这一中心展开。
王守仁的文章在明代就大受推崇，他最著名的记文是《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引》：“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61)文章以“命”、“性”、“心”为道之所存，应感而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见之于事，则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然后论证“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的观点。这篇文章是他晚年所作，心学体系已经形成，不仅观点鲜明，而且逻辑严密。其文如：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62)
随着嘉靖间王学书院的广泛兴建，书院记的创作也很兴盛，又以王门后学所作比较突出。如欧阳德《九华山阳明书院记》对阳明极力推崇，其文曰：
公倡道南服，本良知为教，所谓是非之心不由外铄者，盖自善继而性成，诚立而神发。知者，神之所为，性命之灵，德行之则也。虽淫邪无忌之尤者，其掩恶饰善，若或见肝肺而无所神明内融，潜伏孔昭若此。精一执中，造端于兹矣。而五性感动，牿之反复，迷真丧本，沦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质往圣俟来学，然予犹惧暗郁弗张，而无以消天下之疑沮者。……凡吾党扬师训，罔有深造自得之实，则有以异于是乎？故讲学以崇德，或谓立异，尊师以广道，或谓树私。孔、孟、周、程相传之学，因拒而弗信怪也。故某以为修公堂宇，贵修其道，依公宫墙，贵依其教。阐之以言，贵先之以身，慎自欺自之几，默而成之，遯世不见知而不悔，然后德孚于人，而师训益尊。瞻堂起敬，闻风知慕，学者笃，兴者益众，岂曰小补之哉！(63)
欧阳德集中有多篇书院记，都以阐释“良知”为中心，如《九华山阳明书院记》、《维扬书院记》、《汀州府崇正书院记》，学校记也不复前期的僵化，也围绕着良知学的阐释展开，如《英山县重修儒学记》、《泰兴县重修儒学记》、《乐昌县迁复儒学记》。他的书院记除了简单纪事之外，主要围绕着良知学的一些核心观念展开论述，逻辑严密，但行文质朴，有似于论学语录。
罗洪先的学记文承王阳明六经为吾心之记籍的观点展开，一方面以阐释良知学为中心，另一方面，为了强调良知学的意义，又多了世俗批判色彩，如《雪峰书院记》：“余泛观世人，终日营营，不自休暇，垂老卒无所成者，岂其甘为苦楚哉？中无所主，不得不寓其好于物；物有可好，不得不牵己从之。从物所好而中无所主，则随时转移更迭以为主客者，固未始有穷已。至是而吾之一身，始有日亦不是足之叹；而于所当为者，亦且不及实致其力，而又不能不狥其名以相应。虽所病不齐，其大较未有出于此者矣。”(64)同时，行文上也较为讲究。陈九川《宁都县学明伦堂记》、《临汝书院记》，聂豹《重修养正书院记》、《复古书院记》都对良知学有深入阐释。阳明后学的书院记对良知学概念的阐释不遗余力，逻辑严密，但总体上缺乏文字表现力量。
王学兴起之后，书院讲学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传播方式。王学思想同样也影响到了学校记的写作，官学化的理学思想被新兴王学思想取代，成为学校记的思想支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慎中、唐顺之，二人受心学影响甚深。他们所作仍多为学校记，但不论体制还是内容都已经完全不同于前期的学校记。这种体制的打破首先源于心学的影响，其次则是学校之失政，失去培养人才的本意。自明成化以来，这种批判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正是由于这种批判的力量和心学思想的作用，学校记的僵化体制开始被打破。
王慎中最长于学记文的写作，《明伦堂记》是其代表作，《与李中溪书一》自称：“曾录寄武进唐应德兄，并与书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词章而已，其义则有宋大儒所未及发，其文则曾南丰《筠州》、《宜黄》二学记文也。”(65)自我评价甚高。其文有曰：
所以学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也。大学之道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家国天下固非蛮貃之邦鸟兽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间，非谓之君臣则谓之父子，非谓之夫妇则谓之长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内，有耳目手足之动行乎外，非之于君臣则之于父子，非之于夫妇则之于长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以善其内，又为之设其文采，备其容器，制其度数，使有以禁防开发，谨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于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于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学于事物性命者贯乎人伦，故其于家则父子亲长幼序夫妇别，其于国与天下，则君臣义朋友信，故无一命之爵，无尺土之阶，而人物之性以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毕得。诐行邪说无繇而作，民生其时无复震惊诬惑之忧，其于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虽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亲也，亲而不能明，民之所以为下也。明之而使民亲焉，士之所以为上也。(66)
文章从尧舜说，以孟子独知圣人指归，盖明人伦也，圣人之教在于“其迹可守而其妙不可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于天谓之命，出乎命谓之性，凝神于不见不闻之表，默化于无声无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为无所，日改月新而知其所以然”。可谓辞旨醇正，一以圣人为指归。文章对性命的阐释都围绕着心学思想展开，教化思想得以深入论述。文章通篇是议论，逻辑非常严密，又长于铺叙，整齐之中寓有变化，却无半点雕凿痕迹。可见，王慎中之学记以议论见长，其论皆深自有得，非套语浅见者可比。
王慎中的学校记仍大体保持前期学校记的格局与规模，如《夏津县学记》、《松溪县改建儒学记》前面一段叙述学校兴建始末就与一般学记文相同，然就全篇比例来看，论述占大部分。由于写作性质仍属于体制内之作，故其体式仍保持学校记的要求，但立论核心思想已完全超越了正统的教化说。文中指出明代教育体制弊端：“惟诵读之存耳，而使之作为文词以徇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则其所存者亦非矣。”因而主张：“盖余闻之先王之道，其立之也微，其行之也著。微者立于不可知之表，尝托于著者以行，而著者所以行其所以立，故虽烦且密，而皆有以达人之材，尽人之性。惟其微故无得而加损，而著者可以化裁而变革，隆污常因乎时之所宜，宽猛常适乎人之所安。”而其核心思想是“自得”：
先王之为此，凡以禁过御淫，去昏撤蔽使人自得其心，是以由其法者，诵说讽咏则焕然博其理义之趣，击戛拊奏，升隆俯仰，莫不油然长其庄敬欢爱之情。盖其不虑之知，无体之中，无声之和，有以自得而然也。(67)
从“著”与“微”入手来解释教育对人的改造，提出“自得”之义：“不虑之知，无体之中，无声之和。”全用心学概念作为阐释立论之依据。《龙溪县修学记》、《长汀县学记》、《松溪县改建儒学记》亦皆不同于前期学校记的程式化，而深自有得，亦多以心学思想为论述中心，如《松溪县改建儒学记》：“先王设为学校，聚天下之士教于其中，将以使之自觉，内得于心以成其性，而有以为天下国家。”“自觉”、“心”、“性”均为心学核心命题。
王、唐二人所写名文仍为学校记，但在他们笔下，学校记已不复前期的僵化和思理疏浅，而以对心学概念的阐释为中心，以逻辑严密、思理深邃著称。“其为文也，长于持论，而不尚雕绘，原本六经，采摭七略，综括九流，至下笔特创新意，罕袭陈言。追忆古昔，较若目前；逆策来兹，信如左券。事有明征，语无牵合，非博极能然哉！”其文亦颇长于铺叙排比，“云蒸霞郁，变幻百端，河决川流，一泻千里”(68)。
晚明东林党人亦承讲学之风，大力讲学。然其所讲与心学家不同，主于修持，重视道德，所论与前期学校记中的一归于教化不同，教化是自上而下的，修持则建立在个体自觉的基础上，源自个体的修为，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责任感。因此，也采用的是论述手法。如高攀龙的《兴让堂记》先提出“礼”作为讨论对象”，由“礼”之重开始，层层推进，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让乃礼之用。并进而申论：
高子曰：天下之乱，乱于相争。其治也，治于相让。上不争而下乃让，士风兴而民俗乃兴。让也者，舍我而从礼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礼则让，我所欲进而非礼则让，我所欲得而非礼则让，我所欲吝而非礼则让。何以知其非礼也？吾性之莫为而为者也。让则安，不让则不安，人思即其所安，岂有争乎？无争之极，则无欲，无欲之极则无我。至无我而学之能事毕矣。故曰克己复礼，圣人之教，莫先于礼，亦莫重于礼。让乃礼也。民兴于让而天下治矣。(69)
文章不再是对圣人之道的再述和道德律令的重复，而有着自觉的道德理性精神和承担天下的高度责任感。并将外在的“礼”上升为内在之性，由无争而无欲、无我，论述严密，行文端谨，个体的内在自觉形于文字之中，气势饱满，一片昂扬之气。
顾宪成的书院记也是如此，他所关注的是书院所承担的“斯文命脉”，将这样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家国天下的使命感树起一面生命的旗帜：“自有一段精光灼烁于人心，不容灭没”，“必有日忘食，夜忘寝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独立不惧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真操概焉，是必有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真胸次焉，是必有殀寿不二之真骨格焉，是必有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群蒙之真气魄焉。”(70)东林讲学宗旨与心学不同，为揭出本旨，顾宪成之文多两端对待，在辨难中阐释由重悟到重修的转变。如《虎林书院记》就阳明学四无四有之说论起，提出重修持之旨。《日新书院记》论朱学与王学之异，指出二者皆为救弊而起，不得不异。主张二者虽“统于同，同而异”，但可以“一者有两者，递为操纵”。
书院记多是二段式结构，先之以议论，继之以记述，或先之以记述，再进入议论。但相对全文而言，记述部分都很简略，如王阳明《万松书院记》。也有三段式结构，先之以议论，继之以记述，再续之以议论，如唐顺之《重修宜兴县学记》、胡直《果州正学书院记》论述部分是主体，且阐释深入，逻辑性强。书院记不同前期学校记，用王慎中的话来说是“明道之文”，而不是程式化的公文。欲明道于儒道迷濛之时，非论不可。前期学校记一般不对相关的儒学概念进行阐释，因为政教化的理学观念在他们看来是不需要证明的，而心学作为新兴学术，欲使人接受，则须展开论述。至此，前期学记文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结构开始被打破，论述要素占据主导，记述功能退居其次。特别是集体形态被彻底打破，而代之以对心性的体悟和个体的自觉。书院记的写作不再是行政行为，不必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而是发自内心的学术传播和改造人心的愿望。
教化思想在中国源渊流长，通过教化使士人明人伦，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礼，一直是礼治的核心内容。《明太祖实录》：“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④因此，前期学校记中最突出的就是教化思想。教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使士人由此知人伦等级之别，二是由此体悟义理。金幼孜《苏州府重修庙学记》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所以明人伦，不可一日废，学校其可一日废耶？士游于其间，其理则仁义礼智，其器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其文则易诗书春秋礼乐，若是者岂徒托之空言。盖欲明其道以充其性，密察于几微，致谨于践履，积累以至乎浃洽，扩充而极于广大，此则学之要，所以成己成物者，不外乎是矣。”(72)仁义礼智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理与器的关系，只有通过六经，明于仁义礼智之理，以充于身，积累、扩充，履践于实际，将五伦原则贯穿于社会，以礼治国，形成一个等级严密的社会。这是明初教化思想的核心，学校记都是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写成。学校是培养人才、贯彻这一思想的地方，是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士人的通道。学校之教不越乎教化原则，穷理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出于此。这种教育方式用儒学术语说就是“明体适用”，胡俨《弋阳县重修儒学记》云：“味圣贤之言，以求夫义理之奥，磨
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开明其心志，而义精仁熟，则于应事接物之际皆得其宜矣。施于有政，特举此而措之耳。此明体适用之学，诸君子笃志不倦，必获其效，获其效，庶上不负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兴之美意……”(73)王直《长沙府重修儒学记》曰：“学所以明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本于心而著于书，学者读书以明道，自伦谊之大至于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于家仪于乡，推而施于天下，而治道盛矣。”(74)前期学校记中教化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这是明初以来君权和国家的绝对权威的表现。在这里，国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教育管理体系是这一思想传播的重要保证，通过这个体系个体得以塑造，从而承担起明道、传道的使命，并通过对人伦、物理的体察，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和规定性，以入仕从政担负起乡邦、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使不入仕，也可以正风俗、表伦理，从而保证社会在风俗层面的和谐。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经历都必须统一在这一体系下，个体必须服从来自统治者的安排，并以心性的自觉承担起这个使命。因此，在这个知识与权力合一的时代，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被限制了，逐渐衰落，没有合法的表达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学校记在思想上与国家哲学的高度一致，面对新时代也仍然以老路径来回应，没有思想的创见与深度，一直沉浸在教化说的老路上。学校记的文本僵硬，缺乏变化，也正是这一思想背景所决定的。
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当权力与知识合一之时，也就是知识丧失独立精神之日，而对个体而言，追逐权力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教化思想开始破灭，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科举陷于追求记诵文词，成为功名利禄之薮，明人对此有强烈的不满。李时勉《黄冈重修学记》曰：“比年以来，儒学之士多以记诵文辞为业，不务实学，盖由有司每以簿书期会为急，视学校若不干己者。至于庙舍颓毁，教化废弛，略不加意焉。虽朝廷专设宪臣以督理之，亦未能或之变也。”(75)教化是古代教育的核心理念，这也是明代教育思想的基础，学校记和书院记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通过教化齐一风俗，可以使民风向善。湛若水《溧水县重修儒学门记》曰：“夫喻民必自士始矣，古之学所以养士教民明伦以兴化基，是故饮射读法必于斯，听讼献馘必于斯。”(76)但学校记的论述一般比较肤浅，大多只是官方政策的宣读和理学教育思想的重复，书院记则论述严谨，逻辑性强，多深造自得之语，故论述更有力。同时，除论述教化思想之外，书院记多以王学思想的阐述为核心展开，重要的心学概念、思想在书院记中得到充分发挥。
唐顺之《重修泾阳县学记》指出：“王教兴则道德礼乐经术之寄在庠序，而师道为公；王教废则道德礼乐经术之寄在山泽，而师道为私。”有明一代虽然“国家建学遍宇内，蛮陬海徼，莫不有学”，但“所习者不过乎章句佔毕，所志者不过乎声利荣名，其所谓高等者亦惟鹜文词之博，而祇以为溺心灭质之资，矜廉隅之饰，而衹以成诡激矫诞之习”。于是“豪杰之士往往病之，而相与修身治心咏诗习礼考业讲德于岩居燕处之间，先王之礼乐经术亦稍稍赖以不坠。然庠序为虚器，而师弟子为特效私名，论世者亦太息于斯焉”(77)。指出了明代教育由“公”而“私”，即由学校教育向书院教育转变的重大变化。钱穆先生认为明代书院兴起乃由于“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78)。指出书院所重在学术与学校教育所重在政治，王阳明“匡夫学校所不逮”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种认识明儒就已阐明，冯从吾《郑溪书院志序》云：“或曰：今学宫遍天下，不翅足矣。又恶庸骈指为？余曰：学宫博士有专责，子弟有定员，岂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设官分职，其权孰得而侵之？书院之设，见任搢绅，固可拥比，而林下韦布亦可登坛。余向谓交与一人，不可妄讲学，无人不可容，正为此也。学宫作养有限，书院教思无穷，此正补学宫所不及者，安得骈指视之！”(79)学校是官办，其权不得侵用，书院讲学则上自缙绅，下自韦布皆可与于其中。这是明代学校教育向书院教育转变所带来的一大变局，也是屡次遭禁的根本原因。
国家控制教育权力，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建立起一套意识形态以为统治服务，是明代国家教育的本质属性。但除此而外，还有另一种力量试图改变这种状态，这就是儒学。胡居仁早就说过：“古之学校，所系甚重。……盖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士之所学者，无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无非学校所穷之理也。……至宋之时，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经义斋、治事斋以教学者。……其后关洛诸公继出，故格物穷理之学，修身治世之道，焕然如出三代之上。”(80)钱穆先生称此篇“见解极高，议论极大”，“主张政以教出，治以明道，学校与政府，期能密切联成一体，而学校职责，犹在政府之上。不仅作育人才，以供政府之任使，尤在讲明治道，以备政府之遵循”(81)。王畿提出：“良知致，则好恶公而刑罚当，学也而政在其中矣。”(82)政治包含在学术之中，正是阳明学与官学化理学的最大不同。自书院兴起以来，学术的意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术不同于官学，官学重在以国家哲学统一学术，带有强制性，学术则重在重建人心，刘宗周《重修绍兴府儒学记》曰：“世道之坏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于学术。”(83)嘉靖以降，书院之兴的根本乃由学术思想的建设入手来重建人心，尽管不同学术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国家化的理学及其相关机构无法承担起改变这种现象的重任，只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学说进行新创，于是心学诞生也就有其必然性。学记文也由以记叙为主的学校记一变而为以论述为主的书院记，学校记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被逐渐打破。但由于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特殊形态仍不离儒家入世精神，尽管强调个体的体悟，但仍不离入世学说的根本，心学也并不排斥教化，只不过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与理学化的国家哲学不同。又由于特定的写作对象，学记文是集体意识和思想的反映，个体的情感和意识可以忽略不计，因而我们说学记文是社会文化集体形态的反映。由于社会形态的稳固，作为集体形态思想、意识反映的文体便具有了超稳定性，很难突破。书院记开始注重个体的体悟，个体的因素增加了，然重体悟，是体悟心性的畅达与超然，不是一般的个体情感，而是以儒家学术思想的传播为主。前期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被打破，然个体在这样的文体中仍然是没有位置的。我们之所以说学记文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特征的文体，是由于尽管书院记的论述模式、结构与学校记有较大差异，但主要是通过表述方式的不同实现的，一以记述为主，一以论述为主；一为正体，一为变体。总体而言，学记文的两种基本文体结构方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前者是政府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儒学教化思想和理学思想官学化控制和影响的结果，代表着官方思想；后者则是阳明心学传播的产物和以朱学思想为核心的东林讲学活动的产物。两种不同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体表现的巨大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体因素在写作中的运用，而没有根本性变化。
但这种集体形态和稳定性最终还是被打破了。黄道周的《大涤书院记》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冬。作者回忆壬申秋八月，罢职南归途中经大涤山，山中有他的朋友何羲兆所修建的书院。戊寅冬，他再次被谪南归，已是边警日急之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完全打破了学记文的固定结构，甚至对基本的文体要素记述和议论也去之不顾。他也不再坚持集体意识的表现方式，而是以一个政治失意者的无奈和面对现实的悲哀之感去写作，纯粹出之以个体的感受。感慨于其身遭逢之无奈，发出了这样的悲音：
夫勋名之著身，犹膏腻之著于茗叶；道谊之著心，犹宝屑之著于瞳子。将为涤其盛大，进以玄虚，则瞿昙、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却膏粱而尊枯腊，谅无济于诞登，未皦于成始也。……今日之所为当为不遇，莳花课竹，汲谷烹泉，即为格致之源，不累诚明之动，便可大涤玄氛，廓清宙务，役使黄面、聃耳之伦，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其可矣。表现了一个儒者的清醒和坚守，但却无法掩盖弥漫于中的伤感与无奈。还有一大段学记文中前所未有的写景：
左数百武即大涤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鐻承尘，傍为涌浪盘，翠欲漾出。洞左得小径，不数折去屐，前凿，得两龙潭。螺旋而上，逾岭不十丈，丹黄交映。折小径而左，历顶西瞰，可掇两天目。见苍石蕴草间，叩之若磬。(84)
此文意有未尽处，作者又作《大涤书院后记》、《大涤书院三记》二文，此亦学记文中所未有。通篇文字恰如游记，也绝非学记文所应有。黄道周被谪南归，与诸友讲学于大涤山中，时值明王朝江河日下之际，深知讲学无裨实用，无以救世，亦遭贬谪，不复有官僚体制拘限，亦不复有讲学致用的热情和坚信，故其为文打破常规，破坏文体。三篇文章皆以个体的感受表达为主，大量笔墨描写山中景致，士大夫的集体意识在此淡漠以至于无，文中亦不见了个体对道的体悟，甚至以学术挽救人心努力也化为泡影。学记文的超稳定性和集体意识的表现形态也只有在末世的无奈中才有可能被打破，足见其顽强与坚固。
注释：
①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②明人学记文中也称学校为庙学，庙学即学校，又由于地方官学一般具有教学、祭祀、收藏、住宿四大要素，学记文也包括祀庙记、藏经阁记、明伦堂记、斋舍记。为维持学校的运行，皆为学校置田，故学田记亦为记学之文。
③陈亮编选：《欧阳文粹》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李觏：《旴江集》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王樵：《金坛县重修学记》，《方麓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6页。
⑦《阳武县志》卷七，清康熙刻本，《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4册，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
⑧《明宪宗实录》卷四，佚名编纂：《钞本明实录》，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⑨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第1688页。王云凤《陕西提学题名记》：“正统初又设提学之官，官学之政皆统焉。”(《博趣斋稿》卷十四，明刻本)
⑩申以行等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七十八《礼部·学校·儒学·风宪官提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4页。
(11)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738页。
(12)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
(13)胡俨：《颐庵文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张时彻辑：《皇明文范》卷三十四，万历刻本。
(16)顾清：《东江家藏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张时彻辑：《皇明文范》卷三十五。
(18)钱明编校整理：《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阳明后学丛书·徐爱钱德洪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19)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1页。
(20)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六“学校下·书院”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6页。
(21)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22)谈迁：《国榷》卷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128页。
(23)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2-253页。
(24)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二，清钞本。
(25)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卷八，《阳明后学丛书·欧阳德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27)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卷十，万历十二年程光裕刻本。
(28)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三一《王阳明传》，第6053页。
(2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5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亦云：“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讬吾道，凡抚台蒞镇，心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08页)
(30)李洵：《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下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
(31)叶向高：《首善书院记》，《苍霞余草》卷二，明刊本。
(32)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4页。
(34)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六〇《记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何乔远：《皇明文征》卷五十二，崇祯四年自刻本。
(36)梁潜：《泊庵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五《学校上·府州县学》，第410页。
(39)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五，第3762页。
(40)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五，第3760-3761页。
(41)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六，天启七年陶履中刻本。
(42)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五九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四，第3737页。
(44)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五，第3751页。
(45)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五，第3757页。
(46)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十四，明弘治十二年杨茂仁刻本。
(47)梁潜：《泊庵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五十三，第3760-3761页。
(49)杨荣：《文敏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胡俨：《颐庵文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王直：《抑庵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倪谦：《倪文僖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罗洪先撰，徐儒宗校：《罗洪先集》卷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55)陈宪章撰，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页。
(56)金幼孜：《金和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许孚远：《敬和堂集》八卷存四卷，卷数不明，明万历刻本。
(58)邱浚：《重编琼台稿》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阳武县志》卷七，清康熙刻本。
(60)张诩：《东所先生文集》卷四，明嘉靖三十年张希举刻本。
(61)《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页。
(63)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卷八，第253-254页。
(64)罗洪先撰，徐儒宗校：《罗洪先集》卷四，第119-120页。
(65)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王慎中：《遵岩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王慎中：《遵岩集》卷八《夏津县儒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皇甫汸：《遵岩先生文集后序》，《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虞山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佚名编纂：《钞本明实录》，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72)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胡俨：《颐庵文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王直：《抑庵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张时彻辑：《皇明文范》卷三十四，明万历刻本。
(77)《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
(78)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58页。
(79)冯从吾：《少墟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胡文敬集》卷一《奉夏宪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钱穆：《明初朱子学流衍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页。
(82)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八《政学合一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83)刘宗周：《刘蕺山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六六，第3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