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悲剧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根源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美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使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这样一种评估：两千多年的美学思考和鲍姆嘉通所开端的“正式美学研究”均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可用来支配美学这门学科、使其具有真实学科意义的理论成果，因此可以断言，美学是一门失败的学科，一门陷入历史悲剧的学科。在我看来，美学的悲剧主要表现在两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方面，其一是美学至今还未能解决“美是什么”这个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还未能建立起“美”这个舍之便无以支撑美学学科的基石性概念，因此一切关于美的议论都有点凭空玄谈的味道。其二是，美学至今还没有厘定属于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没有结束“抢艺术饭吃”的可悲局面。因此，任何一个对美学稍有所知的人都有资格把现在的美学称作是不科学的“科学”，一门没有坚实基础、完全建立在虚空或沙基之上的、岌岌可危的学科；每一个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也都有足够的权利指责美学是一门“自家无粮的学科”，一门把原属于艺术哲学、艺术学、艺术史学、艺术形态学、艺术批评学、艺术心理学等各门艺术科学的研究对象长期攫为己有并越俎代庖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始终不知道美是什么又没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的“美学”，不能不说是经历着深重悲剧的学科。
指出和确认美学的悲剧现实，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和极为有益的。美学已经到了必须反省的关头，就像一个危重病人已经到了必须深入检查和认真治疗的关头一样。而美学的反省应首先集中在对于美学悲剧的根源，即那些导致了美学历史失败的各种内在和外在原因的发露上面，因为只有发露这些导致美学失败的深刻而重大的原因，才能使今天的人类逐渐摆脱美学悲剧的困扰，使未来的人类不至重蹈前人的覆辙，从而为美学的再生与重建，为其在未来世纪中的持续昌明与辉煌提供切实的历史可能性。
睿智的孤独
在笔者为美学悲剧所找到的最重要的原因中，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伟大智者的历史孤独：这位智者站在美学理论思考的源头上，他的孤独就不能不成为美学走向悲剧道路的重要契机之一。
早在地球上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美的意识就已经充分地发展起来。那时的古人讴歌太阳，讴歌大地阳光赐予他们的蔬菜和水果，赞美香料、衣服、家畜、酒、美丽的女人等等与他们日常生活的福祉密切相关的一切东西。他们把这一切东西都看作是美的，并用他们那时所拥有的、能表示赞美与欢爱的词句去称谓或表述这些东西。他们的礼赞是热烈的，近乎纯然情感的。他们依据自己的生命体验，依据心灵的本能评价去讴歌美的东西，仅此而已。在他们那时的语言文字中还没有“美”和“美的”这类抽象概念。因此，他们距离抽象地考察美，距离提出美本质问题和解答这一问题还相差太远。
稍稍晚近的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其它古代文明也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公元前3～2世纪的古人除了赞美那些直接或间接有益于他们的东西外，还能进行关于美的抽象思考。
最先提出美的本质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开始认真思索的，已是公元前6～5世纪的古希腊人。其中，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论断可看作是对前述远古人审美意识的一种概括。苏格拉底从人本主义的功利论和价值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他“美即有用”（“美即适合”）的观点，用生动浅显的事例说明：事物美与不美，关键在于它对人是否有用。他说，一件东西如果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它就是善的，而善的东西一经引起了赞美，便是美的。他确信，任何东西只有发挥出自己的功能，才可能得到赞赏，因此，发挥自身的功能就是任何事物所以会美的根本原因。
苏格拉底对于美本质的观点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它体现了一种健康的良知和深刻的智慧：它抓住了人与对象世界之间最广义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哲学关系和评价事物的善恶美丑须以人的生命需求和生命体验为尺度的基本原则。这是当时的古希腊人和后来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其他学者都未能达到的哲学高度。然而由于历史条件不允许他用更加科学的概念去发展完善自己的思想和更加精确透辟地阐述这一思想，他的有关美本质的学说竟成了一曲千古绝唱。虽然他的学生柏拉图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曾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但后来还是背弃了他的学说，回返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上去。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和现当代，没有一个美学家从整体上接受和支持苏格拉底的学说，倒是有许多人反反复复地用同一观点批评他的学说。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的孤独绝不说明他学术观点的讹误，而只说明他智慧的超逸和后学识见的相对浅落。后学可以宣判前辈的错误，但如果这一宣判本身也有错误或偏误的话，这一宣判就终有一天会被历史改正过来。
理解前辈思想的最终目的，不是单单搞清它的准确含义和它究竟对与不对，而是要弄清它有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因此，从思维方式上说，就不仅要坚持传统的静态思维，还应作一些动态的、灵活的拓展型思维，以期发现它对后人有无一定的启发作用。假如我们用这种思维方法去理解苏格拉底的美学论断，他的关于美本质的思想就大大增强了其内在科学性和可接受性。比如，向来的美学家和美学史家都把苏氏美学定性为“功用美学”或“功利美学”，把“美即有用”确定为他的中心论点。这是大家对苏氏美学进行静态思维、静态理解的正确结论。但如果我们由此继续前行，对他的思想再作一番动态理解的话，我们就会惊喜地得到有关这一思想的更为深广而丰富的认识。“有用”这个词的中心涵义是否可以规定为“对人有好处，可给人利益和帮助”？如果这一规定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不可以从“有用”迁想到“有益”并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近义词？“有益”即“对人有帮助，有好处”，其涵义核心与“有用”几乎相同。所不同的是，“有用”偏重于“实用价值”（亦称“实用功利价值”），“有益”则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可兼及“实用”和“非实用”两种价值。如果我们可以把“有用”和“有益”确认为一对近义词。我们就可以把“美即有用”提升为“美即有益”这一命题。这样一来，美就不再仅仅同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有关，而且也能同具有非实用价值的对象例如山水风光、艺术作品等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对于我们的美本质研究显然更有帮助。
苏格拉底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的“美即有用”的命题基本正确地指明了美本质研究的理论大方向。当后学在他的启发下把“美即有用”又提升到“美即有益”的新高度，更加精确地对准了这个理论大方向时，苏格拉底的贡献就被进一步增大了。循着“美即有益”的大方向，学者又理论必然地提出了“益我价值”或“益人价值”的新概念，正式拉开生命美学的帷幕。最后，当学者又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价值”这一术语，不无把握地提出了“价值信息”这一崭新的概念时，我们已恍然出现在美本质的近前！
而这一切成就的源头是苏格拉底。如果他的学生和后人能紧跟他的脚步，循着他所开创的理论方向去思索和探究美的本质，而不是无知地背弃他，把偏说浅见当成真理的话，美学就不至于陷入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大悲剧，美的本质问题也许早就应该解决了。
负传统对美学的禁锢
就科学而言，传统主要是指古代前辈留给后人并受到长久遵奉和承传的某些观点、学说、思维方法、观察问题的特定角度等等。这些因素中倘若有一至几个出了问题，对后人产生了误导作用，成了一项负传统，该学科的发展前景便不堪设想了。美学所以遭到历史性失败，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负传统作怪的结果。
本文所要剖析的“负传统”，限指古希腊人留下的美在客观的理论学说，其它方面的因素暂不旁及。
美学没有选择苏格拉底作为自己航进的标灯。它选择了一种在古希腊颇为流行的自然哲学学说，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万物中均存在“和谐”（“harmonia”）的学说。这一学派没有提出“美”的概念，更没有讨论过美的本质问题，它只是提出了“和谐”、“数”、“尺寸”、“比例”等重要哲学概念，并在这一基础上始创了一个特定的尺寸、比例和数的关系可造成事物声音、形态等方面的“和谐”这样一个相当有见地的哲学学说。这个学说本身并不是美学学说，但因它广泛论及了音乐、建筑、雕刻等方面的问题，故引起了诸多美学思考者的关注。
柏拉图是其中最严肃的关注者之一。早年，他曾受到尊师苏格拉底“美即有用”说的深刻影响，但后来还是离开了它；中年时期曾提出有名的“美即理式”说，然而经过深沉的推究，又废弃了此说，陷入新的彷徨。直到晚年，他才发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是他建立美学学说最科学、最可信赖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吸收了该学派的“尺寸”、“比例”、“和谐”三个重要概念，又自行提出了“秩序”、“整一性”两个哲学概念，认为正是这些客观属性决定着美的本质。他说，美一方面可理解为表示部分之间特定组合方式的一种属性，有序而和谐的组合即是美的；另一方面，美也可以理解为能够以数字关系表示的一种属性，尺寸合度、比例合宜的事物即是美的。这一思想，他在后期所写的《斐利布斯篇》、《智者篇》、《蒂迈欧篇》、《政治篇》、《法律篇》中都有阐述。在决定美的性质中，柏拉图最强调“尺寸”。他说，尺寸之所以决定事物的美，是因为它能赋予它们以整一性（《蒂迈欧篇》）。在有些情况下，尺寸可理解为数的涵义；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还可以被理解为“适度”与“合适”（《政治篇》）。依据他为“尺寸”所规定的第二层涵义，他不但解释了许多自然物和艺术作品的美，而且还解释了诸如法律、国家制度、社会习俗、人的思想与行为等许多社会现象的美。这样一来，原本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只具有纯数学意义的“尺寸”、“和谐”等概念，在柏拉图手里又被贯注了社会性内涵；原本是自然哲学概念，被柏拉图改造成了标准的哲学美学概念。换句话说，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说的启发下，运用自己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建立了美学史上第一个以探究美本质为目的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学说。在这个学说里，柏拉图没能正面回答“美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对决定美的那些因素的本质却作了极为明确的说明，他说：美是一种客观属性，是内在于美的事物中的一种属性。他所认定的有序、尺寸合度、比例匀称、和谐等就是决定事物之美的几个主要的客观属性：只要一种事物内含着这些客观属性中的一种或几种，这个事物就一定是美的。在自己后期所写的著作中，他不断从自然和社会各个现象领域中择取事例，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也正是这一学说使拍拉图成为了美在客观说这一美学史上源远流长的美本质学说的开山之祖。
柏拉图的学说一经问世，便受到当时希腊学者和艺术家的普遍欢迎。把人与自然视为两极对立、习惯于把自然看作是人的单方面感觉对象和反映对象的西方人，在柏拉图的学说里看到了西方的思维精神和切近常理的美学思考，因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它。
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再经长达1千年之久的中世纪， 到近代和现当代，柏拉图的美在客观说一直受到东西方大多数美学研究者和思考者的尊崇。他们变异、丰富和发展着柏氏学说的形式特征和表述形态，把柏拉图的美在客观性质说逐渐演变成为近现代的“美在形式说”、“美在形象说”、“美在特质说”等等，但却始终保持着柏氏学说美在客观的神髓，把美的客观性看作是不可动摇、不可侵犯的原则。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恰恰是这个客观性原则坏了事，把后世的美学家引上了歧途。
美不是没有客观性，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但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客观性，从何种层面、何种角度去看待这种客观性。柏拉图的明智之处在于，他坚信有序、尺寸合度、比例合宜等客观属性决定着事物的美，但他从来不说这些客观属性本身就是美，就是美本身。他只是说任何事物只要内含着上述客观属性中的一种或几种，该事物就一定是美的。“美的”和“美”仅有一字之差，两者的涵义却有天渊之别！“美的”是指美的事物、现象或它们的性质、状态、特征等等，而“美”则是指美本身。柏拉图至死也不知道美本身是什么，但他懂得将“美”和“美的”严格区别开来。而他的许多后辈则显然不如他严肃和严谨：他们经常模糊和混淆“美”和“美的”之间的界限，把明明只属于美的事物、现象或它们的性质、特征、形态等等的对象直呼为“美”，特别是把事物、现象的性质、特征等直呼为“美”。这样一来，他们就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把“美丽”当成了“美”，把不是美本身的东西当成了“美”，把不是美本身的东西当成了美本身。
笔者曾撰有《美载体论》一文，专论美载体问题。现在，为了说明近世美学家的错误，只得先借用一下“美载体”概念。
笔者所谓“美载体”，意指内含着发生美的外部条件但本身并不是美的一切对象。美载体可分为“存在型美载体”和“性质型美载体”两大类：一切存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之外，作为审美客体出现的各类存在物，其中包括一切物质性、精神性和抽象性存在物，可称为“存在型美载体”；各种“存在型美载体”因审美主体的感觉和心智功能而产生的、可充当审美对象的种种“属性”、“特征”、“品质”、“特质”等等，可称为“性质型美载体”。柏拉图所说的“美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美载体，其中既包括存在型美载体，如希庇阿斯所说“美的汤罐”、“美的竖琴”、“漂亮的小姐”等，也包括性质型美载体，如柏拉图所说的“有序”、“和谐”、“尺寸合度”、“比例合宜”等等。近世美学家分不清“美”和“美的”，经常把“美的”误认为“美”，把美载体（主要是性质型美载体）误认为是美本身，这就是他们所犯的最为可怕、最应该尽快警醒并加以纠正的方向性错误。正是这个错误使他们可悲地陷在那里，自觉并没有发现美，却又不知美系何物，美在何方。于是，现代美学就只能面对僵局而望美兴叹。
虽则柏拉图没有犯把“美的”误认为“美”的错误，但他所创立的美在客观性质说仍旧对后世人犯这一错误负有责任。他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也并非十全十美，对美在客观的道理并没有说清说透，有时给人的感觉似乎美就是那些客观属性本身。所以后世美学家走上了将美载体误认为美本身的歧途就是不奇怪的了。加之美载体，特别是性质型美载体，同美本身的关系密不可分，有时可“密”到无法分辨二者的程度。也许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将美载体误认为美的弥天大错。而且由于性质型美载体和美本身极难分辨，误认发生后又极难被当事人自觉，致使许多古今学人身陷迷途而不知归返，头脑受到难以逆转的禁锢。
对于近世美学家所犯的错误，西塞罗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柏氏学说的继承者和发挥者，他把美在客观说引上了感性化和进一步窄限化的道路。他的美定义为“物体各部分的一种有序的安排加上悦目的颜色就叫做美”，向人们灌输着美只存在于事物外在表面形式中的哲学观念，对后世美学家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此外，“物体各部分的有序安排”和“悦目的颜色”均属于“美的”即“美载体”（“存在型美载体”）范畴，西塞罗把它们直呼为美正是犯了混淆“美的”和美本身的错误，为近世美学家犯这同一错误提供了榜样和“传统依据”。因此可以说，西塞罗对于美学发展的负影响可能还甚于柏拉图。
崇前心理的自我封闭
美学负传统所以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给美本质研究造成如此可悲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性质型美载体对于美本身的酷似性和两者的难以区分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的崇拜心理对谬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看到并引起严重警惕的一层从人类的主观心理上桎梏科学的原因。
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师长、崇拜权威等等，这种对能力和德性优越者的崇拜心，本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自然态和健康态。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与延绵是确保人类精神文化和精神文明得以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这种人类心理状态只有在一定的发展内才是积极的，有益于文化发展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它就会产生阻碍甚至严重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作用。
在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后来者崇拜前人、迷信前人的情况甚为多见。在同一历史时期甚至同一国家中，后学崇拜师长、崇拜权威的情况比比皆是。在美学研究史上，这种前人崇拜和权威崇拜就发展到很高的程度。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近代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现代中国的朱光潜和李泽厚——这些都曾是倍受尊崇的美学人物。他们依靠自身的天分和巨大的劳动，都曾对美学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为此，人们应该世世代代的记得他们，敬重他们和学习他们。然而崇拜他们，特别是在美本质研究方面崇拜他们，却只能起到消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3人。柏拉图是美学负传统的开创者， 他的美在客观说直接或间接地殃及了两千余年的美本质研究，使他身后一代代的思考都误入了歧途；亚里士多德是把艺术纳入美学对象范围这一谬误传统的开山祖，对美学框架的设立起了误导作用；康德则是审美超功利超欲念学说的实际完成者和大力推行者，这一学说是他加于美学的最危险、最富有迷惑性的理论禁锢。因此，崇拜他们，把他们的学说视为不易之理，无疑会损害美学自身。
对于前人的思想过分地尊崇，这从理论上说是一种天真的无知，从实践上看是学术上的一种自贱和自戕行为。再往大里说，这是对人类科学事业的一种破坏。
说崇拜前人是一种天真的无知，我们有两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其一是，面对着宇宙人生的无穷奥秘，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认识者通常总是从历史的、地域的、氏族的、阶级阶层的、个人经历和知识范围的、个人所接受和信赖的知识源泉和思想文化传统等等这样一些局限的视角出发去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因此，他们认识成果的普遍正确性和深刻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而言，前人的理论可能只是在一定意义上，从一定的角度、一定的层面、一定的适用范围来看才具有某种相对的真理性，才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学习；有些理论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表面看上去好象是真理，实际上则违反常识，违反良知，完全是一种谬误。其二是，后人崇拜前人，认定自己不如前人甚至远逊于前人，这是一种恰好颠倒的认识。实际上，一个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在科学上锲而不舍并富有首创精神的后人是会在一些方面高出于自己的前人。这是因为，后人不但可以收到科学发展的各种新的信息，不断观察和搜集新的事实，获取新的视角和新的观念，而且还可以向任何一位前人学习，掌握和消化他们的理论成果，并在一定时候追上他们，超过他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任何一位前人，即使他曾经是一位巨人，一位天之骄子，他毕竟已成为历史人物，已被凝固在那个时空点上，永远不会再增高，再从历史手中得到什么了。因此同前人相比，后人在学术上便处于无可争议的历史优越地位，具有发展科学、发现真理的更大的潜能，更大的历史可能性。所以我们说，崇拜前人，迷信前人就是很不合情理的事。
迷信前人，迷信权威，把他们的学说当作自己的圭臬和出发点，这样做会封闭自己的视线和头脑，使自己的科研思维陷入窠臼。中国有句深刻的成语：“作茧自缚”，以蚕吐丝作茧自我包裹的行为比喻某些人制定法则、法规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倒将自己捆住。那些迷信前人、迷信权威的科学家就是一些作茧自缚者，或许更确切地说，是一些“借茧自缚”者。前人和权威的那些学说也许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就已经是“茧”，即一些并不合理却又死死禁锢着他们头脑的理论观念，而迷信他们的后人和后学又把这些理论观念搬过来缠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在这借来的茧壳中死活动弹不得。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崇拜者、迷信者封闭了自己的科学思维，使自己的科学研究绝难取得突破性的成绩。假如某一学科领域出现了过多崇前者，而所崇拜的传统又多是谬误的或偏误的，这门学科的发展就将遭到巨大阻滞。
因此，为了避免因为崇前心理而出现的贻误自身、贻误科学的教训，我们必须强调逆向思维。科研工作者应该牢固树立一种意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类现行的逻辑思维方式和用来表述思维的语言系统具有相当严重的、乃至于根本性的弊端，所以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就注定要不断地犯错误。任何天才，任何只具有常规大智慧的人物，都不能例外。因此，后人对任何一位前辈的理论学说都应该提出“它究竟对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每吃一样新东西之前，都必须弄清“它究竟可不可以吃”一样。只有当我们依靠现有的知识和经验，依靠人类生活所积累的有关事实对其作了初步审核之后，我们才可以暂时接受这一理论和学说，将它纳入我们个人的知识体系。一旦我们通过审慎的检核，发现前人或某个权威的理论是偏误乃至于根本谬误的，我们就应对其展开认真的批判，偏误的就要批判其偏，根本谬误的就要完全推倒，不让它贻害别人，贻害科学。假如我们的批判是正确的，自然会有人跟上来，继续这种有益的批判；假如我们批判错了，也会有人出来提出质疑。真理终究是不会吃亏的。
逆向思维和顺向思维同为科学所需要，但逆向思维通常是诞生伟大学说的母体。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的伟大学说都是逆向思维的产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逆向思维能够驱除后人、后学对前人、权威的崇拜，使他们能够自由地思维和判断正误，自由地寻找和趋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