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龙”的形成与变迁——兼对“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说法的学术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说法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8）01—0018—05
最近，有的研究者提出的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理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物“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它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这种看法的提出，引起了不少讨论。本文从“龙”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形成与变迁的角度，对此问题做出学术回应。
一、“龙”是什么
“龙”到底是什么，这恐怕是自古至今争议最多、最难确定的艰深问题之一。古籍关于龙的记载极为浩繁，学者们将龙的真相求索看作是中国文化史上遗留的最大疑谜之一，因而千方百计想猜出这个谜。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第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将之称为“单一物象探求法”。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追求“龙”内涵的确定性。例如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说：
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不在木中屋间。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传曰：“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传又言：“禹渡于江，黄龙负船。荆次非渡淮，两龙绕舟。东海之上，有鲁邱诉：勇而有力，出过神渊。使御者饮马。马饮因没。诉怒拔剑，入渊追马，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由是言之，蛟与龙常在渊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间明矣。在渊水之中，则鱼鳖之类，何为上天……今龙有形。有形则行；行则食，食则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体之类，能行食之物，不得为神。何以言之？龙有体也。传言：“鳞虫三百，龙为之长。”龙为鳞虫之长，安得无体？何以言之？孔子曰：“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清。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中止其龟与？”《山海经》言：“四海之外，有乘龙蛇之人。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此言之，马蛇之类也。慎子曰：“蜚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雨霁，与蚓蚁同矣。”韩子曰：“龙之为虫也，鸣可狎而骑也。”比之为蚓蚁，又言虫可狎而骑，蛇马之类明矣。
王充在探索龙的真相中，引用了许多古代说法。这些关于龙的说法各有不同，有认为是蛇，有认为是马，有认为是鱼鳖，有认为是蚓蚁，有认为是虫，但都是在追求一种确定性的回答，即认为龙是一种客观现实中存在着的东西。王充不厌其烦地引证这些材料，也是为证明他关于龙非神而是有形有体、能食能行的具体事物的理论观点。
这种“单一物象探求法”被今人继承着，不但蛇、马、鱼、虫等各种古人的说法被进一步说明和发挥，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看法。有的认为是云，有的认为是猪，有的认为是东方天空的龙星，有的认为是蜥蜴，有的认为是蚕，有的认为是蜗牛，有的认为是闪电，有的认为是海蟒，有的认为是鳄。即使在共同认为龙是鳄的学者中，又有不同：有的认为是湾鳄，有的认为是扬子鳄和海鳄，等等等等①。这种现象足见龙的真相的探求具有何等迷人的魅力！这种猜谜式的研究方法努力追寻龙到底是自然界哪一种具体的事物。然而谜底越多，等于没有谜底。由于龙的内涵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不定性，而认识主体对于意义又具有选择性，因而不仅在众多的学者那里诸说纷纭，即便在同一个学者那里，也因为认识变化而出现相互矛盾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追求确定性的研究方法已经造成了龙的研究中“治丝太繁、终成死结”的局面。今天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用这种研究方法这么说，明天我们又可以根据别一种资料用别一种研究方法那么说，而问题在于每一种资料都是古代典籍或考古材料或文字符号中存在着的，那么我们这样的研究到底怎样才算达到最终的结论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探求某些重要文化符号的真相。我们对于真相的看法持如下一种态度：一个文化符号的起源是有着最初的真相的，但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彼时彼地的实际生活对它进行重新解释，于是它就发生了变形，这是一个十分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释的历史性与语言的社会性造成了文化符号内涵的不确定性。“我们所有历史知识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自然科学的对象相比，历史科学的对象似乎更加捉摸不定、变幻莫测。一位仰观星相的天文学家总是发现这些星星处于原来的位置并有条不紊；一位分析某种物质的化学家总会发现同样的元素。但在符号的世界中，我们并未发现这种同样的恒定性或持久性。人们借以表现其观念和情感、情绪和欲念、思想和信条的那些符号，不需多时就会变得不可理喻。而这正是真正的历史工作入手之处。”[1] 一个有着丰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不只是举出它早期的具体事物的内涵就能说明它的全部真相的，它的每一个内涵既是真相，又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因此，“单一物象探求法”不可能解开“龙”之谜。
为了解开龙的研究问题上的死结，也为了从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有的学者根据典籍记载和神话传说中的有关材料，提出龙是综合性的虚拟生物意象的看法。宋代罗愿《尔雅翼·释鱼》“龙”目下引王符言“龙形九似”的看法，就认为龙的面貌是多种物象的综合：“九似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也有一说，认为龙是蛇接受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将之称为“综合意象研究法”。然而，这种“综合意象研究法”是一种结构分析方法，它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指出了“龙”符号的部分内涵。具体说来，这个“综合意象”中只有动物形象，却没有也不能将龙的内涵的历史发展显示出来，例如“龙”内涵中的自然现象就没有被综合进去。这一方法虽然比那种点线式的“单一物象探求法”要好，但它没有解决龙的历时性内涵问题。
以上这种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逼迫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问题。在我看来，见之于典籍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关于龙的记载正是龙在历时性的发展中所堆积起来的内涵，其中互不相容的矛盾现象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变革所造成的。在极为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不同时期的人们依据彼时彼地的人类生活不断地给予龙以重新解释，赋予新的意义，皆成为龙的内涵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典籍记载的龙的材料还原为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就龙的研究方法言，平面式的静态的研究方法还有待于发展到立体式的动态的研究方法。
二、龙的内涵的历时性发展
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关于龙的图形资料远比文献记载的要早。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用蚌壳摆塑的龙，已具有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等综合特征，时间距今约6000多年。这个时期的彩陶纹饰中亦有例证。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细颈壶（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上绘一只鸟叨着一条似鱼非鱼、似蛇非蛇的动物。从其鳞身、鱼尾、蛇躯看，可能是雏形的龙。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的彩陶壶（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亦绘有鳞身、鱼尾、蛇躯的动物，其爪亦约略似鹰，此亦为初期的龙。近年来，内蒙和辽宁红山文化中发现有猪首蛇体玉龙，距今6000多年至5000多年。又：距今约45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龙的外观是鳄头、鳞身、蛇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有龙纹陶片，亦为鳞身、蛇躯。与其他任何写实的具象的图形动物不同，龙是一种综合性的图形符号。当然，这些考古材料的年代与初民龙的观念产生的年代不能绝对等同，观念的产生要早于将其塑画下来的时代。而在这些考古材料出现以后隔了数千年，文字方将龙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的年代，甲骨文中有“龙”字。在文字记录以后又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对龙的外形作系统的描述，这种描述又恰好与考古材料相符合。
我们研究龙的历时性内涵，需要对考古发掘的表达初民观念的图形符号和古典文献所记载的材料进行还原工作。古人言“龙形九似”，“似”是一个比喻词，这是龙的形象被记载下来的时候人们所运用的语言，而在龙的观念产生的时代是没有比喻的生存空间的。在初民的思想中，“九似”即为“九是”。龙既是驼，又是鹿，还是牛，且是虎，等等。“九”为虚数，极言其多。“九似”是一种综合的结构，其中所似之物皆为动物。“鹰”为鸟类。“蛇、蜃”是虫类。“鳞身、鱼尾”是鱼类的标志。“驼、鹿、牛、虎”为兽类。关于“鬼”，《说文》言：“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在图腾崇拜时期，动物是人的祖先。后来鬼的观念产生以后，人死后就变成“鬼”，这是回到祖先那里去。由此推想，鬼可能原来是一种动物，甲骨文中的“鬼”字为猛兽头形可作旁证。假如此说无大错，那么龙就是飞鸟、走兽、游鱼、爬虫的综合，是一种水陆空“三栖动物”，因而被认为是“鳞虫之长”，亦即多种动物乃至所有动物的概括与象征。
然而，龙的内涵不限于此，诸多古籍皆记载了龙与云、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关系。《易·系辞》载：“云从龙。”又载：“召云者龙。”《汉书·王褒传》有“龙兴而致云”语。《淮南子·天文训》亦载：“龙举而景云属。”《论衡·龙虚篇》载：“雷龙同类，感气相致。”又言：“龙者云之类……龙乘雷电。”《吕氏春秋·召类》言：“以龙致雨。”（《太平御览》卷22引《论衡》又说：“龙乘云雨而行。”《山海经·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在这些重重叠叠的例证中，“龙者云之类”“雷龙同类”的说法直接说明龙与云、雷是同类的，其余需略作分析。在初民思维中，“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形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2] 但在已经转化的“变型”和“原型”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表现为原型的躯体及其特征为变型所包容，即变型躯体有一部分是原型的；有的表现为原型成为变型的相伴相随之附属物，如坐骑之类；有的表现为原型的功能成为变型的一部分功能。“云从龙”、“龙乘云雨而行”、“龙乘雷电”、“龙举而景云属”，这些是说“云”“雨”是龙的附属之物，龙的前身是云雨。雷神“龙身而人头”，“龙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说的也是龙与雷电同类。“召云者龙”、“龙兴而致云”、“以龙致雨”则是说龙具有云雨的功能。这些重重叠叠的材料，皆说明龙的符号内涵中包含着“云雨雷电”。
从水陆空三栖动物转化为云雨雷电，龙的内涵出现了一个突变性的飞跃，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动力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对于初民的自然崇拜与动物崇拜孰先孰后的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但如果考察一下认识是如何发生的，就不难解决这种争端。人只有与外物在实践中形成对象性的关系，人才能成为主体，而这一外物方有可能成为客体。诚然，在渔猎经济中，初民无疑会碰到云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但却不是他们的实践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他们的生活秩序。初民此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渔猎活动对象上，这才是关系到他们生计的重大问题。然而，到了农耕经济阶段，云雨雷电对于农业生产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到食物能否获得，于是这些自然现象被初民实践的手电光照亮，人类才能“看见”这些自然现象。龙的内涵中的云雨雷电正是在这时产生的。
到这里，龙的内涵的历时性的发展仍然没有结束。在原始文化向文明时代的文化过渡中，由于生产实践范围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理性精神也在逐步觉醒，一个大的变革时代正在到来。初民的神话世界观便转变为文明时代人类的理性世界观，神话文化就转变为理性文化。人的地位也上升到“万物之灵”的高度。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类的精神创造可以被记载下来了，随后，以《易经》为首的一大批充满理性精神的“元典”应运而生，“轴心时代”到来。这时，“神话时代与其心灵的平静和自明的真理终结了。这是反神话斗争——它建立于理性与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开端……当神话被毁灭的同时，过去的那些神话都被改变了形式，并被赋予深刻的意义。”[3] 在这一场大规模的理性觉醒的时代中，“龙”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又进行了重新解释，“龙”的神话意义转换成为哲学意义。于是龙在原始时代形成的众多内涵变成了关于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进行自我修养、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理思考。
我们通过《易经》乾卦爻辞和《易·乾·文言》为例来看龙的内涵的理性转换。《易经》乾卦爻辞全部都是以龙为象征来说明爻象的：“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龙”由“潜”到“见”，再到“跃”，再到“飞”，最后到“亢”，这并不单是在讲龙的行状，而主要是在讲一切事物由小到大、由弱至强、最后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规律。解释乾卦的《易·乾·文言》将此说得更为明白。如它解释“初九”爻辞说：“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潜龙”原是游鱼之形象，是龙的综合意象之一种。到理性觉醒的时代，这种游鱼就用来象征“龙德而隐者”，鱼潜于水被比喻为德藏于内，动物形象被赋予了深刻的理性意义。又：“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这里也将龙说成有纯正而中庸的德行，以至比喻领导人物的德行。又：“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龙”内涵中作为水栖动物在渊内上下跃动又被作为居上位居下位的经常变化但却不能脱离群众的象征。又：“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云”亦为龙的意象之一种，但在理性觉醒以后，它被用来象征自然界物与物相互感应，又引申为圣人治理万物，使万物自然感应。这是在讲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准则。可见，龙的内涵在理性觉醒时代发生了重大转换，但龙的符号形式却被文明开端时代的中国人所继承，初民的龙便变作文明人的龙而存活下来。
三、“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物
从以上的探索中可以看出，就龙的全部内涵言，它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不定性的特点。这种丰富性、多样性、不定性是由于在历史发展中人类思想文化变革所造成的。龙的内涵是多变的，是从渔猎文化到农耕文化，又从农耕文化到文明时代的理性文化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的凝聚和积淀。于是，龙成为中国文化纵向发展的象征物。这种资格的获得，是经过两次巨大的革命风浪冲击的。第一次是“农业革命”。龙的内涵中各种动物皆转型为自然现象，这是龙的第一次新生。第二次是文明时代的理性革命，龙又经历了这场风暴的洗礼再次获得新生。这第二次新生特别重要，它使龙最终稳固地确立了作为中国文化象征之地位。这样看来，中华民族的龙生命力极强，即使在经济变革和观念变革的年代，龙并没有消失。
不仅如此，龙获得中国文化象征物的资格，也是由于它的内涵是在传播中横向综合的结果。我们看到，对于同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龙的内涵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此时的龙，也不具体地描摹某一种事物的外形，而是综合呈现一类事物共同的特征。例如在渔猎经济时期，它综合概括了多种动物的形象；在农耕经济时期，它又综合概括了多种自然现象。这就说明，对于一个具体历史时期，龙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横断面的综合与概括。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中论及中华民族龙的图形的综合性认为这是“团族合并”的结果，这种团族合并就是横向的文化交融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4]。
从这两方面看来，龙就成为全部中国的原始文化到文明时代文化的横面上的综合和概括与纵面上的凝聚和积淀的象征物。因此，龙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物。考古学家认为：“我国在一万年以内至商代以前的史前时期早就存在着六大文化区系，经过多次撞击、融合，最终凝聚成多源、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5]，龙的内涵的多样性、丰富性、不定性，就是这种撞击、融合、凝聚的集中体现。当然，从文化意义上说，其上限不仅仅在一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还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下限也不仅仅在商代，还可以下沿到整个文明时代。
当代人类学的中心关怀，便是质疑一统天下式支配全球社会的那种社会和政治范式的既定智慧。它既是孕育于西方，也是为西方而孕育的。世界上存在着观念和社会的多样性，并且这种多样性会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如此，这是人类学的提醒。人类学的阿基米德支点，是把世界上各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制度来研究而不是将任何一种文化作为普遍性来看待。被西方学者宣布为全球理性的那种事物，它本身的渊源无论就历史或就文化方面来看仍然具有特定的性质[6]。西方文化不具有全球的普适性，这是人类学的洞察。“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一元统治，现在已经被多元中心格局所取代。特别像亚洲的一些国家，影响当地文化以及人类学思想的，已经不局限于西方人的思想。”[7] 承认地方性的价值观、主张各民族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这样一种文化态度，是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颠覆策略。各个民族文化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总之，“龙”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并不是在几千年，而是在数十万年的历史发展的凝聚与积淀中以及在中华大地各民族文化交融与概括中形成的。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必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一般法则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西方某些人的兴味去有意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的象征。我们需要的是对世界阐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尊重他人，也得到他人的尊重，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
收稿日期：2007—01—04
注释：
① 参见闻一多：《伏羲考》；《章太炎全集》第5卷《杂说三篇说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文物》1984年第6期《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詹鄞鑫、徐莉莉：《神秘：龙的国度》第一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闻一多：《古典新义》；何新：《龙：神话与真相》；王大有《龙风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王笠荃：《龙神之谜破释》，载《当代思潮》1992年第5期；杨仲键：《演化的实证与过程》，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