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调控模式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化与论文,对策论文,模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03)02-0053-07
一、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化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城市化的发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城市化的动因，城市化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制表现在：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城市化也作用于产业的产出结构、产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的技术结构等三个层面上。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业比重的上升，亦即产业结构的变迁。正如著名城市经济学诸谢文蕙指出的那样：“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
一般来讲，城市化水平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将导致城市化率提高。城市化数量水平的高低不仅和三次产业的构成状况直接相关，也与各次产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非农业人口与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和的比例、农业人口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例等因素直接相关。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互动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二、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调控模式
（一）政府主导型调控模式
所谓“政府主导型”是指政府利用最适度、最优化的宏观政策，凭借其征税、垄断货币发行、垄断资源等权利，主动地改革与完善市场制度结构，以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市场体系的孕育和市场制度的培植。同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多种手段，保证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行。政府运用各种调控手段来确保市场经济中生产、交易、分配等秩序的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稳定和权威的法律环境是市场经济高效运作最基本的制度条件，这在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中就被规定为政府不可或缺的职责。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法律制度的构筑与完善就更为重要了。
政府主导的调控模式，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和城市化发展政策来控制二者的有序演变，即利用宏观调整手段，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通过制定城市发展方针、工业布局政策、工业发展重点计划，制定有关的法律条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发展战略等。政府主要在产业导向、政策导向、经营者选择三个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运用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为整个市场运作创造一个高效、公平和稳定的宏观环境。特别是产业政策（产业环境、间接干预、诱导性、产业组织等产业政策），它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实施政府干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所采取的产业政策恰当与否，对一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实行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调整产业政策等，成功地克服了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如日、美两国采取了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霍夫曼比例不断下降等产业演变政策，极大地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另外，日本对大城市圈采取“整顿和完善”，中小城市采取“振兴和开发”等政策，来加速城市化进程。
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是有限的，它必须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如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采取的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不但没有再带来高就业，而且在存在较高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现象。现代经济学认为，政府是对市场机制功能失灵的一种替代，在这一场合中政府对市场活动的适当介入可以减少社会成本。这一基本结论得到绝大多数政府问题研究者的同意，也成为政府调控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政府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致不减反增社会成本。这就是常常提到的政府失灵现象。
（二）市场主导型调控模式
以市场为主导的调控模式，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基础，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主张政府只需要扮演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经过约翰·穆勒和马歇尔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学派，并且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直到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之后，才有所改变。市场机制是推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市场机制作为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广泛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调控来影响和引导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从“市场增进论”定位了政府的角色。在他看来，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同，而不是把政府和市场仅仅看成相互排斥的替代物。这意味着政府代表了一整套的协调连惯的机制。所谓“一整套的协调连贯的机制”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经济中，政府起到市场中的中介机构作用，即各种不同的协调方式，如信息的协调、金融的中介等。
“亲善市场论”认为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只是制定法律和通过法庭来判断合同的违反或承诺的破坏。政府也可以为市场做另外一些事，比如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这些都是以市场发展为前提的，决不干预市场本身的运作。如美国目前城镇达2万多个，城镇的发展更多地靠市场的力量来配置。
当然，这一调控模式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是不能对高技术基础研究进行大规模的必要投资；二是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三是无法克服滞后于经济的障碍因素（如公害等）。一句话，它不能够实现更长期、更具体、更具雄心的目标计划。
（三）需求拉动型调控模式
需求拉动调控模式是指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进而对产品的需求又要求有相应的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优化（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消费水平、消费构成及消费量的变化，促进消费规模和消费层次提高，拉动产业结构向高层次转化；另一方面城市化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即消费规模扩大，消费层次的提高，进而拉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实际上从宏观上揭示了消费者偏好的层次以及规律。罗斯托的“欲望更替论”、恩格斯的人们生存、享受、发展三个需求层次的划分都说明了新兴产业的出现是人的需要结构和层次的变化、提升所决定的。“恩格尔定律”则从消费支出的角度揭示了人的需求层次变化的规律。人们需求层次由低级到高级的排列组合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方向，这些理论为这一模式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需求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复杂性等特点，又由于人们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尽管需求结构决定着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不同产业的劳动者人数和城市化水平。但二者如果协调不好，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供给引导型调控模式
供给引导型调控模式就是通过供给方从“生产者主权型制度”向“消费者主权型制度”演进的转变，树立“消费者至上”的观念，进行战略性调整，努力优化供给结构。特别是要通过延伸产品的加工链条来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附加价值，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细化之中寻找差异性，创新出不可替代性，形成有特殊技术和产品差别化基础上的竞争优势。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协调，进而形成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相协调的合理的产业结构。
供给调控模式主要通过增加有效供给，调节供给结构的偏差，避免产生无效供给等手段来调节供需平衡。以拉弗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从供给方对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在80年代成为美国的官方经济学。这种调控模式是通过提高消费性服务（第三次产业）的规模、种类和质量，来适应社会消费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下降而服务产品需求比重上升的需要，避免产生供给（产业）结构偏差，使相关供给能较好地与变化的消费需求相适应，避免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产生无效供给过剩；当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性能、价格、服务以及消费方式等呈现出多样化需求时，也要提供相应的差异性供给，避免产生普遍同质性现象，如避免在同一个领域里进行多项同一品种、同一技术、甚至同一规格型号产品的重复性投资，否则，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造成产品结构性供过于求。
（五）制度调节型调控模式
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是资源从旧的产业向新的产业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是建立在两个条件基础上的，一是技术进步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制度变迁及制度创新。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保证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和谐推进。市场经济制度是由“看不见的手”管理的经济制度，由“看不见的手”决定人们生产生活的经济模式是公平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只无形的手对产业结构失衡的调节是很及时很有力的。
诺斯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变的基本核心”。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划分为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如：行为方式、习俗、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制度是“慢变量”，正式制度是“快变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美国能够使新创企业的发展百花齐放、蒸蒸日上，而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很早就专门制订各种政策支持高技术创业，结果却收效甚微，至今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举步维艰。这是因为新的技术、新的产业需要有新的制度、新的制度环境支撑。技术进步只是改变了产业调整的生产成本问题，而制度创新则是改变了产业调整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就是制度运行的费用）。但是由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滞后，经济结构调整的交易成本无法降低。因此，这些国家虽然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并没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进一步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当然制度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无形的手对产业结构失衡的调节是很及时很有力的，但它对调节财富分配失衡时，是失灵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广义上讲，包含着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科技上的辉煌，但是这些科技并没有转化为本国人民的财富，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制度，这正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六）国际分工协调型调控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的三个动向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分工协调调控模式是指通过产业升级和功能置换（功能外向化），使其纳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产业结构的提升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总是互为因果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对所在区域要素的集聚能力与辐射影响范围。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推动着区域城市群体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都必须考虑国际产业结构形势、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形势和本国产业结构安全这三个层次。重点要分析周边国家或战略盟国的对外政策、结构性调控战略、结构性实力、结构性侵略的潜在威胁、调控战略的部署与动向、与本国产业结构竞争的热点，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利害关系、利弊条件和潜在趋势，论证国内产业结构安全形势。同时，国际合作还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益和规避各种风险。
城市化的发展既要靠内力推动，也要靠外力的拉动作用。外力主要是指国外资金和技术的流入，国际分工状况和国际市场发育程度等。特别要利用好当今世界第五次产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推进本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的实质是劳动分工，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和产业的分工、交流、合作、竞争等关系日益强化。只有进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与交流。
三、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调控对策
（一）城市化合理超前
城市化滞后阻碍了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要素束缚，要素流动的城乡分割的结果。城市化滞后导致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生态环境还会在不断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得不到长足发展，直接影响到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
促进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合理演变。我国就业结构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我国就业结构差距较大，这种差距导致产业结构效益低下，突出表现为三大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水平低。2000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5.9:50.9:33.2，而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为49.0:24.0:27.0，城市化水平为36.09%，GDP为848美元。由此可见，就业结构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因而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市化步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从而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城市化水平。
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城市化的快速超前发展。各国城市化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高度化。为此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使农业成为城市人的农业，成为都市农业（城镇农业）。
（二）调整供需结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强调经济生活中观察到的结果是需求和供给均衡的结果，根据需求调整供给。由于产品结构决定产业结构，而需求结构决定了产品结构，所以最终需求结构及变动是推动产业结构演变的最重要动因。所以供需结构直接制约和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采取措施，扩大内需。城市化的高级阶级以消费需求为主，刺激消费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居民收入水平和弹性是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城乡需求结构断裂，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根据国际经济组织的测算，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国家，其内需将会高速增长。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这就为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正确选择和促进高增长主导产业及其演进。从需求方面看，主导产业的发展应与消费结构演进的方向相一致，因而具有足以拉动其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从供给方面看，主导产业应具备较大的产业规模，技术进步速度快，与上下游产业关联程度高，能有力地带动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带动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调整供给结构。纠正供需之间“结构性错位”的关键是调整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要善于从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市场需求入手，通过市场调研和市场细分来寻找目标市场，满足居民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
（三）加快工业化阶段的发展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产业结构演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结伴而生、结伴而长的孪生兄弟。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兴起，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使小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工业有着强烈的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效益，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高。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范围是1.4-2.5:1。
我国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原则，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这种片面依赖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没有产生各产业增长比较协调的效果，相反，使产业结构遭到严重扭曲，压抑了经济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还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城市化促进了工业化。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做大食品工业带动机械制造业、包装、运输和餐饮等行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工业体系是城市化的重要支撑体系，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如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实现第一、第二产业结构的替代，就过早的、超前的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就会出现病症。第三产业是适应于一、二产业的充分发展，随社会需求的增长而产生的。所以要调整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模式的思路，改变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改变重生产轻服务的产业方针。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要发挥“后发优势”，实行产业扶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结构转换，实施“赶超战略”。
（四）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城市化的推进，改变了经济要素的配置方式和空间分布，促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及各部门内部的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影响到微观供给结构的变化和重组，进而影响宏观产业结构状况，实现结构创新，达到产业结构高度化。劳动力是一种非常活跃、活动性很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不仅表现在产业之间，即由收益低的产业向收益高的产业流动，而且表现在区域之间，进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产业结构是由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所以产业结构随着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调整。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哪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哪个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行业内的企业情况也是如此），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流动，最终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为了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应该做到使区域与体制创新相结合，形成制度特区；区域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形成科技园区，如中关村、硅谷等；区域与人才吸引相结合，形成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区域相同产业集聚，形成专业产业区等。
（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城市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第二、第三产业的载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先进思想及科学技术的主要策源地。随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其聚集作用不断增强。聚集是城市化最明显的特征，聚集有利于商业、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的兴起，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即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落后的原因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决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消费方式、人口集聚。
促进需求扩大，推动经济增长。优化三次产业构架，调整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提高三次产业水平，改造三次产业内在素质；进而要达到生产规模化、产业技术高度化、产品营锁市场化、生产协作专业化的良好效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其不断优化。构建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化传统产业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体系，即构建地区特色鲜明、分工合理与协调发展的区域产业结构地域体系。形成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城乡地域分工和经济体系；城乡市场协调；城乡规划和建设协调；生态环境协调和体制与政策的协调等。
适时进行产业转移。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将传统的产业让位于农村工业，面向农村市场的需求而调整结构。为此要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空间。
（六）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一方面可以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另一方面它也决定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进而影响城市化水平。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体系的建立，可以协调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的确立和推行的姗姗来迟，形成我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制度约束性缺口，从而进一步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加快企业制度建设，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城市化推进需要制度创新，即要建立产业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打破农业人口转化的障碍，建立土地有偿转让制度，融资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增强国力的决定因素。所以，一方面领导要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意识，有合理的科技投入（法定并能落实的）；另一方面，要建立有自己优长的科技优势，正确选择技术跨越的发展极和建立并能运行的创新体系。为此，企业和政府要建立风险投资体系，有一套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在创新途径的选择上已走过了“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阶段，今后应该走自主创新的路子。
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随着我国加入WTO，城市发展处于日益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城市现有产业结构系统将受到严重冲击，城市产业结构将要有序重组，纳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入世”后，我国的国内市场将成为世界统一大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企业必须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处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中，这样才能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如日本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3-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