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消费、经济增长与经常账户动态——从跨期角度对中国开放经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最优论文,账户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6～200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的发展态势，从原先 的持续高速增长状态走向缓慢增长阶段。由于中国是一个二元性结构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 济减速大大压缩了经济结构的可调整空间，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的闲置。其中， 当劳动力资源无法有效利用时，失业率的节节攀升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经济学者们纷纷著文阐述 自己的观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具代表性的有：聂丹(1999)通过修正开放条件下的蒙 代尔—弗莱明模型来解释造成中国前两年短期总需求疲软的原因，以及为实现内外均衡而采 取的政策无法发挥效力的症结所在。华民和黄列(1997)构建了一个不断开放的存在多重二元 结构的中国宏观非均衡分析框架，阐释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特征和总量宏观政策无效的 根源。王晓鲁(2000)则从要素投入、制度变革、结构变动和宏观经济环境四个层面全面解析 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变量：要素投入、生产率和制度，测算出各自贡献 程度的具体数值并预测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其动力来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大多从宏观层面来解析中国的经济运行，而未深刻地揭示出 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机理。同样对于政策的分析，也未能基于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把 握。正如张晓晶(2000)所认为的，宏观政策调控要想有效，必须考虑微观主体对政策变量的 反应。中国当前处于“双轨过渡”阶段，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市场化主体的反应方式 是 不一样的，不仅如此，老百姓的行为方式更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此决定了深刻影响着 微观主体行为的制度变革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在这方面，近来，袁志刚 和宋铮（1999和2000）作出了重要的尝试。他们利用一个两期的迭代模型深入考察了中国居民 消费行为变异和养老金保险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借鉴袁、宋两人的分析思路，并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他们的分析框架，尝试构建一个 开放条件下消费行为和经济增长的跨期均衡框架，以便从更广义的范畴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的微观机理。而对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研究的框架思路
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至今逐步形成一个所谓的代表性主体跨期最优分析框架。将此框架拓 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能够有效融合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与长期 增长两大问题的核心变量，那就是：基于代表性主体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行为。这是因为，当 我们将代表性主体效用函数设定为产品与闲暇两种消费的函数时，会产生：(1)为追求效用 跨期最大化而形成跨期消费之间的最优替代行为（对消费的一阶条件，即欧拉方程）。其背后 隐含着最优的储蓄，在储蓄可以完全转化为投资（假定）时，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促进要素。 很显然，短期内当期消费可以拉动需求，吸引投资，刺激经济扩张；长期内，由储蓄持续转 化而来的投资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2)同样的最大化过程中，当期消费与当期闲暇之 间的最优替代（对闲暇的一阶条件）决定着闲暇的对立面劳动供给的最优行为。从而，短期内 当期消费是刺激经济需求的因素；而在长期内，劳动供给则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促进 要素。
抓住消费这一核心变量，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近年来经济疲软的态势在本质上是由于实际 消 费偏离了最优消费路径的结论。因为，当消费无法真正刺激起来时，消费增加与工资增长从 而与劳动供给之间的正向关系不复存在，这是其一；其二，储蓄会过度增加，而在投资供给 与消费需求没有形成结构性对称的条件下储蓄也将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由此决定的经济扩 张和持续增长过程就会出现中断。
更深层次地，当我们思考消费为什么始终刺激不起来时，我们就需要去考察影响消费增长 率和消费水平的几个重要参数，它们是：跨期替代弹性、消费主观偏好率、消费与闲暇的份 额比率、生产力系数以及实际利率。下文中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将会表明，它们的变化将 深刻地影响消费者未来收入路径的变化及对其的预期。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即要想跳出预期收入路径陷阱和保持未来的高速增长，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来优化这些 参数的数值是极其必要的。这些制度变革包括教育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 家制度的创建等等。
三、模型分析与数值模拟
假定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存在三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在资本市场上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各方面均一的本国居民可以自由地持有本国与外国资产，结果导致两 种资产收益在扣除风险溢价后的净值相等。而劳动力市场则相对封闭，劳动力在国际间无法 自由流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以时间单位衡量）来源于本国居民，且劳动力供给的时间总量 (i)是一定的。假定不存在投资成本和资本折旧，竞争性的厂商以w的实际工资率雇用劳动力 ，进行投资决策，然后以某种生产函数形式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任一居民都能够在资本市 场上通过股票形式购买该厂商未来的利润V。与之相对的是代表性消费者在追求个人一生效 用u（·）最大化时决定了自己的消费行为，即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当前消费产品c还是消 费闲暇(i—1)。其中，消费产品c既包括本国生产的产品，也包括进口贸易产品。而劳动力 供 给1被内生于消费闲暇(i—1)和效用函数u（·）中。为简化起见，所有的经济变量除特别说明 外 都采用人均形式。根据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如下模型：
（一）消费者均衡 
这里，为了下文具体的数值求解，我们假设效用函数u（·）为常见的固定相对风险规避函数 （CRRA型）即(1)式所示。(2)式表示该代表性主体面临的跨期预算收入约束条件。y、i和g分 别为人均产出、人均投资和人均政府支出。人均总资产q既包括人均持有的本国资产又包括 人均持有的国外资产，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时，两种资产的实际均衡收益r相等。式(2)中， 人均消费贴现总和（左项）等于本期资产收益（右一项）加上各期劳动收入的加权平均值（右二 项），它体现了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的思想。σ、β和γ分别表示跨期替代弹性、消费主观偏 好率以及产品与闲暇消费之间的相对份额，这些参数的大小取值深刻地影响着该消费者效用 函数的形式和大小，从而影响消费的路径，我们之所以采用无限期时域来描述代表性主体的 “一生”，从而将年青、中年和老年等时段包含在内是因为，以当期为起点，他无法预计自 己的寿命期限。
根据标准的最优规划求解（Blanchard & Fisher,1989和Obstfeld & Rogoff,1996），上述效 用最大化求解后可以得到如下一阶最优条件：
可见，闲暇和产品的边际消费之间的替代率在跨期均衡时等于工资率，即休闲的“价格” 。将具体的效用函数（CRRA型）代入，可以得到：
这就是欧拉方程，它意味着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转换率）在均衡时等于 主观与客观消费偏好因子的乘积。在该式中引入具体的CRRA形式，并结合(3)式，可以得到 ：
将(4)式进行简单的变换，就得到了消费的增长率g[′]：
或者写成：
同时，将跨期预算约束进行迭代，并结合等式(4)，得出最优的人均消费c[*]为：
等式(7)看似比较复杂，进行简单的剖析就可发现，最优消费无非取决于两项。一项是经贴 现后的国内外总资产收益，另一项是经贴现后的各期劳动所得之和，当然贴现因子经过了工 资增长率的修正。而且，在最优消费等式(7)的背后反映的则是最优的储蓄水平。
（二）生产者均衡
这里，(8)式表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为了追求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而企业价值为产出扣除劳动成本和投资额之后的净贴现值。(9)式表示生产函数的技术约 束条件。我们不妨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CD型）模式，这表示人均资本k具有不变 规模报酬的特征。
同样，上述生产者最优规划的简单求解可以导出：
等式(10)意味着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人均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在均衡时等同于国内外的 均衡实际利率。(11)式表示均衡时人均劳动力的边际回报率与工资率必定相等，但同时也反 映出短期内生产力系数A的突然上升也会导致人均资本与人均劳动的边际回报率偏离均衡水 平。如果说在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人均资本边际回报率必定会向着国际实际利率r回 归，那么在劳动力无法实现国际间自由流动时，w将会随着A的上升而上升（也会受到r冲击的 影响）。因此，在消费增长率和消费水平的表达式(5)和(7)中，w是A与r的函数，即：
（三）产出均衡与增长
1.当人均消费与人均投资的加总等于人均产出时，我们得到了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如下：
在该式的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等和资本市场同时出清的条件。此时，整个 经济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态。
2.当我们将(6)式和(10)式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出最优的人均消费增长率g[*]。在模型中， 给定β、σ、γ、w(A，r)等参数限制，在均衡点时，人均消费具有一个正的增长率g[*]。在 消费加上储蓄必定等于产出收入的条件下，这样的一个均衡路径必须由资本存量和产出同时 以g[*]增长才能维系。也就是说，最优的产出增长率也必须为g[*]。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分析还只是以个体行为为基础的微观分析。基于我们前面的假 设，所有居民都是均一的。因此，宏观动态只是微观个体行为在数量上的放大，而不会与微 观行为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同。
（四）经常账户动态
开放经济运行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宏观上考察经常账户CA的变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 ，跨期分析框架中的经常账户和一般意义上所定义的不同，它是从两期资产收入净值B[,t+1]- B[,t]角度来进行界定［见等式(14)］。其实质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储备资产综 合的结果。当跨期的经常账户达到平衡时即CA=0，一国的外部经济达到均衡。
然而，在跨期分析中，经常账户平衡并非常态。因为各国通过国内外资产的跨期交易，即 经常账户的逆顺差转换，能够平滑收入路径，并以此来获得满足本国福利（也即个人效用u的 加总）最大化的最优消费路径。换言之，经常账户是通过满足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消费路径而 求得的必然结果。例如，当本国消费需求不足，低于最优的消费路径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就需要以出口需求来弥补，结果导致本国所持有的跨期净外国资产即经常账户CA为顺 差。反之则反是。除此之外，投资I、政府支出G、国内外资产持有总量Q和产出水平Y对由最 优消费所决定的各自均衡水平的偏离也会影响到经济账户的动态。
（五）数值模拟
由于等式(7)是一个非线性方程，我们通常无法获得最优消费的解析解。因此，我们采取数 值模拟的方法对最优消费路径的变化进行估算。
首先，我们根据所能获得的经验数据（Mankiw，1985和Hansen，1983和Hall，1988）来设定 参数的取值范围。跨期替代弹性σ：3，5，7；消费主观偏好率β：0.9，0.85，0.80；消费 产品和闲暇的相对比例γ：0.75；生产力系数
；工资变化
：随 A的变化而同比变化；资本贡献度α：0.3，0.5，0.7；人均产出f(k，l)：正规化为1。
然后，根据上文的均衡等式和这些参数的取值区间，我们得到数值模拟的结果如下：
表1和表2给出了两种生产力系数A[,1]和A[,2]条件下，最优人均消费水平c[*](OPCL)和最优人均 消费增长率g[*](OPCR)的数值模拟值。从模拟的结果来看，β与OPCL在给定σ和α下呈反向 关系，大致随着β以5%的比例下降，OPCL以0.5%—1.0%的比例下降。这是因为消费主观偏好 率 是消费者“耐心程度”的指示，越小意味着放弃当前消费而进行未来消费的机会成本越高， 因而导致OPCL的上升，同时也导致反映未来消费增长速度的OPCR呈现不断下跌之势。从表中 还可以看出，σ不断增大的取值显著地降低OPCL，理论上对此的解释是，跨期替代弹性的上 升意味着对未来消费意愿程度的加速，OPCL自然就会下降，相反OPCR则会上升。此外，在 其它情况均不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或者说生产力系数的提高(A[,1]→A[,2])将可能通过资本收 益率和实际工资率的传导机制来提高OPCL。比较表1和表2可知，提高10%的生产力至少可以 把最优人均消费水平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
四、关于中国的思考
当通过标准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给出了开放条件下的最优消费路径后，下面我们将要关 注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关于中国现实的思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标准模型所推导 的最优消费路径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多大？第二，现实中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否处在最优路径之 上？假若没有，究竟是那些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偏离存在？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非完全市场和非完全开放的经济特征的确决定了以下几 个参数需要进行重新评价。首先是实际工资率w。在当前中国，纯粹的实际工资率是外生给 定的，呈刚性。因此，工资率即休闲的“价格”对休闲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似乎不起作用。 但是应当注意到，在中国的企业中，职工除了纯粹固定工资之外还有一块隐性工资，即企业 的利润分成。中国的改革实践已证明，利润分成对激励职工劳动供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余 永定和李军，2000）。此外，倘若我们将标准模型中的实际工资率的界定宽化为劳动所得， 既包括纯粹刚性工资又包括利润分成的话，那么技术进步A和实际利率r将通过影响企业的利 润而影响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变动。其次是实际利率r。在中国，名义利率受政府控制，但 通货膨胀水平却时时不变，所以实际利率水平是不断在调整的。与标准模型所不同的是，中 国的实际利率并不完全受制于外生的国际市场利率，但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提高，长期内前者 向后者的趋同效应正逐步显现出来。再次是技术进步A。在中国现阶段，技术进步并非是高 度 市场内生化的，技术进步除了是某些企业为追求市场暂时的垄断利润而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 自发行为外，更主要是政府投资的各专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与教育的结果。从技术 进步的作用来看，在供给方面确实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增加企业的利润，从而提高实际工 资率，在需求方面数值模拟已经显示它会对最优消费水平和最优消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此 ，我们以为，总体说来，上述推导的最优消费函数(7)式对于中国而言基本有效，同样可以 写成下式：
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我们无法定量估算出中国具体的数值来与最优路径进行比较，但是 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观察，定性判断是可能的。特别是中国1996～2000 年消费需求严重萎缩的现实足以表明中国的实际消费大大偏离了最优路径。而探求其中的微 观原因，我们可以发现：
1.中国实际人均消费远远低于最优路径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国有效需求不 足的深层次原因是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变异。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 消费行为的变化突出的反映在主观消费偏好β值和跨期消费替代弹性σ值上，而主观消 费偏好率和跨期替代弹性与平均消费倾向呈反向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具有 很高的消费倾向（据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 上）。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居民的平均消 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根据统计数据，1997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07，比 1987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消费倾向的降低带来的是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呈较大幅度的下降。1996年和1997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为2.8%和1.3%。
转轨时期消费行为变异的背后是居民的收入路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自：(1) 由于在岗职工的津贴激励上升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而让居民承担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 ，在原来退休职工收入就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会导致职工退休相对收入的进一步下降；(2) 随 着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打破，城镇居民收入的个人风险迅速上升。同时，由于政府逐渐 放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居民所面对的系统风险（如国内需求疲软、出口增长减速和下 岗人数增加等）也在上升；(3)在未来收入水平下降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收入对消费形 成的预算约束也正在形成结构性的转换。在食品、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已经难以大幅度增加时 ，对住房、汽车、教育和医疗等的意愿需求却受到大部分普通居民有限收入的约束。三种情 况的共同作用使得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用于平滑收入路径的功能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结 果导致中国的实际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都大大偏离（低于）上文推导出的最优路径。
2.中国消费和投资（储蓄）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而呈现出同增同减的互补关系。在瓦尔拉 斯均衡体系中，消费的上升会挤出储蓄，从而挤出投资。这在短期内消费需求的上升会被投 资需求的下降完全或部分抵销掉，在长期内，投资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也 就是上文数据模拟中为什么随着β值的下降，当期最优消费水平增加，但最优的消费增长率 下降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
然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并不会发生。因为储蓄明显过剩以及储蓄无法顺利地转换为投资情 况，使得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呈现反向关系的同时，消费和投资之间却不会呈现出这种必然的 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为应对总需求不足而去增加消费时，不会因储蓄的下降而抑制 投资，特别是在资源非充分利用如资金闲置、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启动消费需求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率的下降，即使投资率出 现了适度的下调也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吸引投资，激发 企业的创新。特别是教育消费的上升还具有增进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因素在短期内能够拉 动需求，在长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都意味着当我们改变参数设置如通过降低中国的 主观偏好率β值、跨期替代弹性σ值、提高生产力系数A时，实际人均消费水平c和实际人均 消费增长率g路径都将会抬升，而向最优的c[*]和g[*]逼近。
3.中国国内当期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当期经常账户应该处于顺差持续扩大的状态。前 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经常账户被内生化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系统之中，它决定于最优化的消 费路径。当实际消费水平偏离（大大低于）最优消费水平时，并且在产出收入基本不变和实际 国际利率外生给定、投资需求无法大大增加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当期经常帐户只能产生上述 结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应通过积极的出口和吸收外国投资来增加本国的外部需求。
然而，当扩大外部需求的方法因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干扰而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经常帐 户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时，上面的逻辑就变成为一个可逆的过程，结果是：只有刺激内需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总是无奈地一味去扩大财政支出，或刺激投资需求，或刺激消费 需求。这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消费是所有经济行为有效实现的最终环节，因此唯有 消费需求的提升才具有持久的拉动力。
五、若干建议
至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跨期分析框架。通过寻找其中相关的控制变量，我们又 很自然地可以得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信贷渠道。构建并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 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弱人们对其未来效用的不确定性预期，将居民的即期和远期消 费预期纳入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
此外，完善现有商品房及汽车按揭贷款并进一步发展全方位的消费信贷，也将是近期推动 经济增长的有力手段。因为通过这种途径可以缓解前文提及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收入 约束。当然，这仍然是以加快建立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前提条件。由此可以从根本上 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使消费者能在较好的未来收入路径预期的影响下尽快进入到信贷消 费 领域中去。
2.大力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来源于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由本 文数值模拟的结果可知，加大对于教育和R&D的投入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投资需求，而且还可 以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未来收入路径的稳定预期和提高实际工资增长率，从而增加当期的人均 实际消费水平和降低个人储蓄率，促进市场出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消费水 平向着最优水平接近。
除此之外，教育还具有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即通过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和人力资 本来改变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仍然是生产力系数A的提高），而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出递增（加 速）的态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增长理论中，教育发展水平或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被认为是 造成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
3.积极培育创造企业家市场制度。技术进步除了以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充分条件之外， 还取决于微观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也是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斯曼(Grossman & Helpman，1991)为代表的创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而在熊彼特(Schumpeter，1934)那 里 ，经济增长更是被描述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为追求潜在利润最大化而进行 不断的技术创新，同时通过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必须强调的是，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的企业家为核心而组织进行的，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只有企业家才是真正的创新家。只有真正具备了企业家的企业，才会使得不仅长期内一 国经济具有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且短期内通过为寻求市场潜在利润而不断创新，抓住 人们的消费动态乃至创造出人们的潜在需求，增加投资进行生产。因此，积极培育创造企业 家的市场制度、探索适合于中国的企业家激励约束相容机制，也就成为改善中国经济微观基 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方面。
标签：经常账户论文; 居民消费水平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