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驻西安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毅然发动“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中外，霎时成为国际国内政治舞台的热点之一，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事变的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早已为历史所鉴证，著述累累。本文拟就若干问题，提出新思考。
一、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杨与蒋政见尖锐对立的总爆发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以“兵谏”方式督促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的爱国行动。
张学良、杨虎城何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决心与勇气，敢于发动“兵谏”，众所周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日本侵华的深入，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将士对内厌战、要求抗日情绪的激昂；四是张学良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介石的冷遇与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集中一点，上述诸因素汇聚综合，作用于张学良、杨虎城，酿成其坚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强烈主张同蒋介石“剿共”内战政策尖锐对立的总爆发。正如张学良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吴家象广播说，张、杨“费尽千方百计，不能实现主张，逼得无路可走，方不得已而此”。兵谏，并非长时间的预谋，乃突发事件。突发的导火线，一是“八二九”宋黎被捕事件；二是西安学生“一二九”游行请愿的爱国行动触动了具有国仇家恨的张学良肺腑；三是12月7日蒋正在行辕召宴将领面授“剿共”机宜，张谏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怒斥。12月10日张向蒋报告一二九学生请愿后，张的表态又遭蒋斥责，蒋并提出两个方案：或者继续“剿共”，或者调离。前者违背意志，后者调虎离山。由此可见，事变的原因是诸多因素融为一体，而根本的则是张杨与蒋政见的严重分歧，逼上梁山，铤而走险。
二、日本国府“静观事态发展”，苏联对南京政府既同情又 “鸣冤”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杨的八项主张被南京扣发几天，外界不了解“兵谏”的目的，众说纷纭，顿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国际上，苏、日、英、美、法、德、意均有反响，而以日、苏为尤甚。
日本，按我国学术界传统观念，谓日本妄图乘机挑起中国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并不尽然，军方与国府都有各自的考虑，而国府则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见地。
据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给南京政府的五次密电，可窥其动态。
12月16日，首相、海、外、陆相协议：“以西安事变中之日本动向，将使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故有暂时静观形势进展的必要。出巡官宪应严戒轻举妄动”[1]。
社大党昨（15日）声明，“谓西安事变为中国之不幸，如由此惹起军阀对立之争，决非如浅见者所称之可喜现象。倘中国由此而更采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日本应清算过去对华政策，对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适当采援助的方针”[2]。
19日，外相有田约谈：国民党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3]。
23日，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对西安事变采决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4]。
由此可见，日本国府并非幸灾乐祸，企图坐收渔翁之利，而是焦心与担忧，采取慎重态度。它最担忧的是南京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妥协。社大党的声明，有田外相、广田首相的表态十足说明这一点。同时，日本国府十分关注欧美国家的动向，是考虑到日本的动向将受欧美国家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日本自退出国际联盟后，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担心轻举妄动会遭到欧美国家的谴责，故力主“静观事变的发展。”
苏联，事变后南京政府和日本国府都对苏联进行猜疑，认为此事与苏联密谋有关。苏联对南京政府对它的猜疑很不满，极力表白苏联的立场与态度，严厉斥责张学良的爱国义举，对南京政府深表同情。
14日、15日，《消息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斥责张学良叛变是对南京政府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之阻遏与反动，认为日本教唆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统一中国，不惜以反日口号，嫁祸于人，造谣挑拨，谓张已与苏缔结军事同盟。
驻苏大使给南京的密电称：16日、17日，苏李维诺夫委员长等与谈西安事变，彼辈均认为不幸，对我颇表同情，并盼事变之早日解决。问其能否发表有利于我之言论，予我以协助？李直言，“自张学良离东北以后，苏联与其毫无关系，爱莫能助”[5]。
虽然苏联报界舆论有利于南京政府，但由于南京政府对苏联猜疑，因此并未予以转载。受到委屈的苏联对此十分恼火与伤感，17日李维诺夫提出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苏报、塔斯社驳斥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与张学良有关。当驻苏大使提出希望苏联协助解决此事时，李维诺夫又表示，唯一协助办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今中国政府反而禁止登载，我无他法，并将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9日，苏联政府进一步表白其与事变毫无关系，驻华代办向张群外长声明：“苏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而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与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共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共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既遭到日本的猜疑与非难，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猜疑。本来与事变毫无关系的苏联，却蒙受不白之冤，对此特别恼火与焦虑，既斥责张杨，又不满南京政府而提出抗议。苏联何以如此焦虑忧心呢？
这同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1936年，苏联在欧洲，面临德意法西斯崛起，德国实行“声东击西”战略，英法美则竭力推行“祸水东引”策略。希特勒叫嚣：“欧洲应建立新秩序”，并狂妄地宣称：“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有全世界。”在欧洲局热日趋紧张的形势下，英法美竟采取绥靖政策，妄图以退让和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法西斯的贪欲，以便将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反对苏联。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德国进攻西班牙。不仅如此，德国还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勾结，1936年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就使苏联处于东西两边法西斯和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苏联为了本国的安全，在西方设法与德国取得妥协，在东方也不愿惹是非。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遭到日本和中国南京政府的猜疑，颇为恼火，极力表白自己的立场与态度，这是不难理解的。
三、“讨伐”决策出自国民党中央
传统说法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高层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两派主张，而以亲日派何应钦为代表则力主武力解决，不顾蒋的安危，以期取而代之。根据国民党中央及国府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确有两种主张，然而从最高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和对策看，对西安的“讨伐”，显然是最高当局会议的决策。那种认为是何应钦取而代之的个人野心决定了“讨伐”，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揣测而已，不能作为历史的评论。
事实上，事变消息是通过路局最先传到南京。南京方面只接到张、杨联名领衔与西北军将领及中央被扣要人18人的通电，及所提八项主张，而对事变的经过、内情则无法获知实情。国民党中央于事变当日深夜11时半即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关于张学良背叛党国案，会上确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焦点在于是否派兵讨伐。最后作出决议：张学良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直接指挥。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宋美龄在上海闻讯急返南京后，力主“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解决”。向京中诸要人陈述：未及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处置张学良叛国案，并作出决议：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会后随即出动空军轰炸陇海路渭南、华县之线。17日，国民政府令派顾祝同、刘峙分别为讨逆军东路、西路集团军司令。18日，何应钦接到蒋鼎文由陕返回南京带来的蒋介石手书，嘱19日下午以前停止轰炸。何见到手书后并没有按原决议行事，而是与居正、孙科院长及宋子文、蒋夫人等商定：一、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各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假如何应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他可以继续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继续轰炸，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述事实可以说明：第一，何应钦向西安发动进攻系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的；第二，蒋介石在被扣情况下托人带来的手函，何还是遵照执行的，并与有关要人商议行事。
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和平解决事变乃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侵略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民族心理的共识。西安、南京是对峙的双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既支持西安方面，又是力主和平解决的调解者。显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作用而无视或否认其他两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恰如其分地分析各方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台湾某些学者及国民党的传统说法，则不顾事实，一味强调“委员长感召”的结果。实事求是公允地分析，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兵谏”发动者的初衷和目的。由于“劝谏”无效，张、杨用“兵谏”逼蒋接受八项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别无他求。这是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及蒋能接受要求的前提条件。18日，张致电南京何应钦部长，要求停止进攻：“惟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6]如果张、杨出自别有用心的目的，则事变难以和平解决，张学良更不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其次，既然事变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与其最高领导人之间双方的政治分歧导致军事冲突，能否和平解决，当然还有待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态度，且是至关重要的，一定意义上讲，乃是关键性的一票。尽管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矢口否认在西安有任何承诺，并用所谓《对张杨训词》之类表明其人格的感召。试想，假如没有蒋介石对西安方面要求的基本承诺，何以能够达到事变的和平解决？张、杨既已决心冒天下大不韪之险，岂能轻率地释放并亲自护送蒋介石回京？最后，中共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应邀派代表赴西安致力于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被扣之后，疑虑颇深，抵触情绪极大，根本不与张杨对话，只表示既然称谓委员长，应即送回南京，否则可以处决。双方处于僵持局面。加上在南京一派讨伐声中，东北军有的将领归顺南京，以表忠诚；张、杨处在国民党党政军要人的谴责与劝告的强大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十分焦虑，殷切地期待中共出面有所作为。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中共在事变前不但毫无所知，而且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共同抗日。这就有效地消除了蒋的疑虑与揣测，缓解了对立情绪。中国共产党为促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蒋介石了解发动事变的内情后曾经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同则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请看下列事实。12月14日，为阻止南京武力讨伐，中共中央电示华北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呼吁即刻召开各党派各军政救国会议，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7]。15日，由毛泽东领衔，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肯定张杨“兵谏”的正义性及八项主张，分析事变的原因是蒋错误政策逼出来的，呼吁接受八项主张，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9日，当中央接到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了解情况后的报告，正式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8]，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建议。同日，又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正确估计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和基本方针。同时，指示周恩来与张杨共同商计实现和平解决的步骤办法及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一旦条件有保证，即恢复蒋的自由。周恩来在23日同张、杨与宋子文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为得到蒋的亲自承诺，24日晚会见蒋介石。蒋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颇感意外，当即向周恩来作出六项口头承诺。至此，张学良解除千斤重担，兴奋之至，于翌日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以示忠诚。这样事变基本上得到和平解决。
五、时局转换的枢纽与蒋介石的“善后处理”
事变的结局与历史意义已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所证实。学术界除台湾某些学者及国民党传统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异口同音得到共识。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从内战到和平，从国共两党分裂对抗到合作抗日的历史转折。尽管蒋介石回南京后否认有任何承诺，此后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谈判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但国民党蒋介石毕竟是撤销了“剿总”机构，再没有发动向陕北“围剿”，且经过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放弃了“剿共”内战政策，朝着和平抗日方向转化。这是事变结局与历史意义的基本方面，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在充分肯定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背信弃义，将张学良长期扣留，实际上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使其不能驰骋疆场与日军作战，去亲手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爱国夙愿。同时，张的东北军也被调往河南、安徽等异地他乡，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杨虎城则被撤销职务，受遣出洋考察，后又遭长期囚禁，乃至最终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而永不瞑目，他的部队也被调离或拆散。蒋介石正是以此“善后处理”，达到了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是事变的结局不尽人意之处，没有完全实现事变发动者的初衷。显然，这是由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一手造成的。
注释：
[1]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1983年版，第536页。
[2]同上。
[3]同上，第537页。
[4]同上。
[5]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533页。
[6]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81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121～122页。
[8]同上，见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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