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实在论的意义与局限-托尼·劳森经济学方法论评析论文

超验实在论的意义与局限-托尼·劳森经济学方法论评析论文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超验实在论的意义与局限
——托尼·劳森经济学方法论评析

田 磊,蔡万焕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主流经济学理论存在诸多矛盾,其内在缺陷导致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现实实践,同时经济学家实际的理论实践和表面上的理论观点往往也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托尼·劳森从本体论层面出发,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方法等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劳森提出了超验实在论,强调总体上的社会结构与个人的能动性之间的统一。劳森对社会本体的解读在社会关系、实践等理论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对社会结构和趋势性规律的分析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由于劳森不承认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只能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法律与惯例,其理论还存在明显局限。

关键词: 超验实在论;托尼·劳森;经济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个人的能动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自诩为科学理论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不断凸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例如,A.艾克纳等人认为,“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象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1]。而W.列昂惕夫指出,“经济学家们年复一年地不断建造着难以计数的数学模型,并极为详细地探究着其形式特性;计量经济学家们把所有可能的、各种形式代数函数应用于本质上相同的各类数据,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能够提高对真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有系统的解释力。”[2]为了解决其面临的困境,一些经济学家在肯定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有模型进行修补的方法来对传统理论进行改造;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开始审视主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试图从根源上找寻主流理论的问题之所在。在后者之中,有一种独树一帜的理论聚焦主流理论避而不谈的“实在”(reality)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托尼·劳森,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为超验实在论。

一、劳森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

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缺乏解释力,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批评。托尼·劳森将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点:首先,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的具体方法、实践、研究手段和论证模式都和他们声称的理论观点不一致,例如,计量经济学家们往往是先找到结果显著的回归模型,再以此为依据构建模型,而不是如他们所说由理论基础出发来构建模型,同时,计量经济学家反复修改参数甚至加入附加因素,这也与经济理论的要求背道而驰;其次,经济学家们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会在事实上否定他们在抽象层面上作出的假设,例如,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人具有能动性,但在具体分析中,人只是在外力影响下被动做着机械选择,根本毫无能动性可言;再次,许多经济学家反对方法论研究,认为这一问题并不重要,但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毫无论证、甚至极端武断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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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在其研究方法上的这些问题何以存在呢?劳森从哲学基础、理论假设、抽象方法、计量方法等方面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力图以此来揭示主流经济理论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

劳森指出,主流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大卫·休谟的实证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实在是由原子化事件组成的,在这种条件下,规律表现为“只要事件x,那么事件y”的形式。这种理论把科学规律解读为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即只要原因(事件x)发生,那么结果(事件y)就必然随之发生,例如,“天下雨,地面会湿”。但是,这种观点存在三大问题。其一,这种简单因果关系只有在仅对少数因素进行孤立考察的封闭系统中才能实现,实际上把社会实在理解为原子化事件的总和因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的开放系统中,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原因的出现不一定带来结果的产生。其二,就算在自然界中,“只要事件x,那么事件y”的事件规则性“也几乎不是普遍存在的,而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3]19,更遑论人类社会了。因此,这种哲学基础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人类社会的规律。其三,这种理论尽管承认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认为一切原因的出现都是时间长河中的偶然事件,原因是否出现、不同原因出现的先后顺序都是随机的,因此无法看到必然与偶然的区别,事件上否定了必然规律的存在[3]158。在这种哲学基础之上,主流经济理论在假设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经济学家们假设个体特征能够直接形成总体结果,因此注重个体而非整体;假设经济活动中最根本的是交换活动而非生产或分配;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个体行为是最优化行为而不是满足或顺从习惯;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条件而不是寡头或垄断条件;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的而不是不确定性或无知;假设经济会走向稳定的均衡、终点状态而不是时空中的过程。这些假设的自然结果是,经济理论中充斥着各种表现优良的、适当的、显著的效用、成本、偏好、利润等函数,除此以外别无他物[3]79。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改善主流经济学,但他们的改良仍然是建立在这些理论假设之上,因此虽然模型的前提更加具体,但往往更不合理,不仅没能成功解决原有理论的问题,反而将之进一步发展了[4]

此外,劳森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在理论抽象和模型推演中采取的抽象方法也存在重大问题。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分析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不考虑某些因素,或者假设这些因素是可被忽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得出结论并得到模型;此后的第二阶段,经济学家再把之前忽略的因素考虑进自己的理论之中,并说明这些因素对结果有哪些影响和改变。这种方法被称为“逐步接近的方法”(method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劳森指出,这一方法的成功应用实际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隐含条件,“这两个条件是:(1)被当作‘隔离’中的因素都是真实因果因素、真实结构和超事实运行的机制或趋势;(2)被如此当作隔离中的因素的影响力机械地相互结合或相互作用着。”[3]119但是,各因素之间的机械性结合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这种抽象方法犯了原子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错误。

多年以来,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认识论的单一角度来理解实践,仅仅把实践理解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误读。在这种观点成为对实践的标准解读,成为教科书上的经典规定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例如,弗兰尼茨基在评论列宁的哲学观点时,就批评后人违背了列宁的本意,把实践是真理标准的观点绝对化,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实践这一范畴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认识论的范畴,同时又在认识论内把它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真理的标准”[7]23。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真正关注的是“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和历史的人性”[7]22。在这一方面,劳森关于实践的论述很有意义。他将实践归结为能动的人类通过自身行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的开放过程。这种观点既批判了对实践的单纯认识论的界定,同时对弗兰尼茨基的看法作出了补充——弗兰尼茨基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而劳森则更加强调人类社会结构自身的历史发展。

在人的能动性之外,劳森还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大力批判社会原子论,主张社会是一个不断再生产的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强调经济研究要考察人的社会关系[5]。劳森对社会关系的论述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外在关系中双方是互不依赖的,而内在关系的双方互相依赖,例如,地主与佃户、雇主与雇员,一旦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不能继续存在。内在关系对于经济研究至关重要,它“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个体本身的,而是关于社会地位的”[3]153。由此,劳森进一步指出了主流经济理论原子主义错误的根源。原子论的实质是,认为“实在是完全由具有外在关系的实体构成的,因而,一切事物都以独立于任何它们所处其中的关系的方式而存在和行动的”[3]154。正因为忽视了重要的内在关系,主流经济理论丧失了自身的科学性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力。

二、对经济学的本体论反思与超验实在论

劳森将以上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归结为本体论批判。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反思,劳森提出了他的超验实在论,认为主流经济理论把社会本体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这为之后的诸多谬误埋下了伏笔。在他看来,社会存在或实在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领域,即“经验领域(empirical,经验和印象)、真实领域(actual,除了经验之外还有实际事件和事态)和实在领域(real,除了实际事态和事件之外,还有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3]20这三个领域在本体上是不同的,也是不可还原的,同时还是不同步的。这就是说,劳森通过对三个领域的不同和不可还原的论述,强调了微观的经验现象之上的宏观社会结构,并指出微观个体的特点并不能直接汇总为宏观结果,凸显出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地位。而各个领域之间的不同步,指的是经验层面出现的变化并不一定会直接体现在总体结构的结果上,也就是不一定能“现实化”。因此,规律表现为趋势,而不是主流经济理论所采用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劳森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假设进行了有力回应。

针对趋势这种宏观的规律表现形式,劳森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提出了“半规则性”的概念,即非完全精确决定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虽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存在,但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机制,它的特点是趋势性和概率性,所体现的是某种正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显然,半规则性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因果决定,其背后原因则在于对实在的不同把握。劳森认为,实体是复杂的系统,内部存在着主导的社会结构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抗衡因素,因此现象、经验的某些改变很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因此无法显露出来,或者要在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现实化。所以,与“因为x,所以y”的机械决定不同,真正的因果关系只能逐渐“浮现”(emergence)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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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将抽象的实践概念具象化为生产概念,指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6]520这一推进使得马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首先,马恩从生产出发,把分工和所有制的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这实际上说的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此他们真正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次,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马恩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的物质生产行动的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6]524,“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6]525。和马恩不同,劳森却始终停顿于抽象的实践概念,满足于在一般的本体论层面对实践的讨论,没有将物质生产从庞杂的实践形式中发掘出来,因此无法发现解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秘密的真正钥匙。

可见,劳森将主流经济学的谬误归结为原子论和孤立主义的哲学基础,不符合实际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抽象方法与计量方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他建立了自己的超验实在论。

综上,劳森对社会本体进行了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一方面重视个体的能动性实践,批判主流经济理论中虚假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重视社会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结构,反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原子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个体能动性与整体社会结构的统一,指出规律是通过半规则性的趋势表现出来,而经济的发展不是趋于静止、均衡,而是开放性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劳森的超验实在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超验实在论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劳森的超验实在论在诸多方面与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都将社会存在划分为不同层次,都把社会关系作为核心概念之一,都强调人的实践过程。劳森在这些方面的一些论述,事实上可以看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比较后,超验实在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会凸显出来。

1.“实践”和“生产”

3.“趋势”和“决定”

而在当前的经济理论中愈发重要的计量方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劳森指出,计量经济学的“活动与方法可被视为非常直接地依靠讨论中的科学规律的后休谟观念”[3]64。这种理论的基础是规则性随机论、外封闭和内封闭,实际上是原子论的和孤立主义的。“经济学中的规则性随机论被看做是以两个教条为其基础的,它们可被合理地分别称为‘原子论的谬误’和‘孤立主义的谬误’。这些假设的含义是一切行为或特征都可被赋予某种形式或简化为一个(隐蔽的)原子表征,并被当做似乎有效地从没有明确确定的所有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了一样。”[3]77

在强调总体结构、趋势的同时,劳森还重视个体的能动性,指出人的意向的能动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他批判主流理论名义上认为人是能动的,但事实上把人看作只能被动应对外界刺激的机器。正因如此,主流经济理论只能得出静态的结果,一切都归结为均衡。那么,劳森是如何为能动性这种主观因素找到可靠载体的呢?在劳森的理论中,他将能动性归结到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则是社会结构的短暂先存在,从而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直接原因。实践的总体结果则表现为某种结构或事物的发生、再生产和衰落,某种实体的形成、再生产和衰亡,劳森将之称为“过程”[3]33。由此,劳森将个体的能动性与总体的结构联系起来,指出社会结构既是实践的前提,又是实践的结果。这就解决了以往理论关于社会结构和能动性关系的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错误观点是唯意志论,结构被简单还原为个体,例如,哈耶克的主观主义;第二种是机械决定论,能动性被还原为外在的强制结构,如凡勃伦的制度学派[3]155。通过对主流理论关于能动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劳森成功地将开放性引入了经济理论中。在主流理论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无法得到解释。劳森认为,正因为人的能动性,个人的行为具有开放性,经济系统不会走向静态的均衡,而是会不断发展。

2.“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

如何使用工具对非常规油气藏水平井减摩降扭……………………………………………………………………陈 帅(2.21)

劳森通过大力强调社会关系来反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原子主义基础,这与马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殊途同归。劳森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指出不同个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不能被抽象掉的,因为内在关系的双方是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就像雇主与雇员、教师与学生,若一方消失,另一方也将无法存在。主流经济理论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把所有关系都看作外在关系,从而把全部个人都看作独立个体,最终或者抽象掉内在关系的一方,只留下另一方;或者把双方都看作是相同的对象,例如,经济模型中把企业家与工人都归结为“家庭”,从而把企业家的利润收入与工人的工资收入都等同为简单的“家庭收入”,由此完全抹煞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这种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必然是有限的。我们看到,内在关系实际上是对“矛盾”的一种新的阐释,因此这种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路径实际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但是,社会关系本身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亲缘关系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关系呢?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呢?劳森认为,并不存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究竟哪种社会关系起最重要作用,取决于研究者在研究何种问题,而在不同的语境下,研究者所关注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并不相同。

在这里,超验实在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开始体现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在众多社会关系中最关注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并认为生产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下,其他关系会受其影响而采取不同形式。即是说,生产关系是师生关系、亲属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这些社会关系会受到封建的宗法关系的制约;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这些社会关系则会受到象征资本力量的货币关系的支配。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病因不明,临床症状隐匿不发且表现多样,发病时累及机体多个系统,现临床中大多应用激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激素具有减少自身抗体、抑制免疫系统以及抗炎的作用,其治疗效果显著且见效迅速,但是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存在着诸多并发症发生和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在停药后的复发率也相对较高,对会自身的脂肪代谢产生影响,会一定程度的导致微循环障碍,严重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功能[4]。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同时给予可以有效改善微循环障碍,尽可能减少对患者身体的损伤,本次研究将探究热滋阴活血祛瘀汤联合激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效果是否显著。

注意力的集中是指运动技能表现类的运动员在完成整套难度系数较高的动作时所需要的因素,也是进入流畅状态的运动员所应具备的特征。

可见,马恩在通过批判以往理论而得到社会关系概念后,又向前进了一步,得到了生产关系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找到社会关系的基础。那么,劳森的超验实在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劳森认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权利”与“义务”,每一个社会关系的双方都既享有着一定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雇主的权利是获得利润,义务是进行管理并给员工支付工资;而员工的权利是获得工资,义务是为雇主劳动。那么更进一步,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劳森认为,其基础是法律和惯例。如果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追问法律和惯例的基础是什么,就会发现超验实在论无力解答这一问题了。这样,超验实在论就面临着一个困境,有些社会关系——例如雇主与雇员——虽然都享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我们发现他们的关系是明显不对等的,在劳动过程中雇主对雇员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雇主是企业内部的专制统治者,而雇员则只是被动的命令承担者,只是雇主获得利润的工具,其地位甚至连机器等生产资料都不如。如果还用权利、义务、法律、惯例等说法来解释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原因,这种理论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权力源于雇佣劳动制,其基础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法律、惯例等因素也是由此决定的。劳森也看到了社会关系这一概念的局限,指出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社会地位密切相连。但是,他却无法探明不同人社会地位差别的根源。可见,马恩将社会关系概念推进到生产关系概念的高度,其理论意义何等重大。

超验实在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对“实践”概念的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实践概念解决了客体性和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同,劳森用实践概念将人的能动性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会结构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而劳森也指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是互为先决条件的”[3]31,实践活动正是两者的统一。恩格斯曾将辩证法的核心归结为过程,而劳森在讨论社会结构变化时也强调过程概念。这些例证都说明了在抽象的实践概念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与超验实在论是高度一致的。

劳森将社会存在分为三个层次:经验、真实和实在。他所说的经验领域实际上是个体对现实的主观认识,因此,把它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客观性层面是不合适的。真实领域是指个别事件,实在领域则是指社会结构,可见,这两者分别对应于社会存在的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这种看法与马恩所作的现象与本质的划分是一致的。

劳森指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表现是不一致而且不同步的,其原因在于大量的微观事件会相互作用、相互抵消,因此或者根本不能在宏观上表现出结果,或者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会有所延迟。因此,宏观规律会表现为趋势,这种趋势不同于主流经济理论所说的绝对因果规律,“不是关于假如情况不同就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而是关于一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的”[3]22。与此相似,马恩也强调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9]。这说的正是劳森所指称的两个层面的“不一致”。在笔者看来,劳森在两个方面对马恩的观点有所推进:其一,劳森从不一致和不同步两个方面来描述两个层面的区别,其中的“不同步”给马恩的观点增加了时间的维度;其二,马克思没有对现象与本质之间区别的原因作出具体解释,恩格斯虽然提出了“合力说”和“分散说”,但这两种理论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劳森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将之归结为“半规则性”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对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细节方面的补充。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史上对“决定”一词产生了诸多误解,并因此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都造成了消极影响。最典型的一种误读是将这种决定理解为机械性的决定,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同样,一种经济基础必然会产生某一种特定的上层建筑,这种决定是无一例外、绝无反复的。因而,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劳森批判了这种机械决定的思维方式,用趋势来解释宏观规律,这种观点很好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决定”,并非机械决定,恰恰是一种“趋势决定”或“在趋势中决定”。[10]

现场实验时,采用增压的方式将天然气样品的压力升高到10 MPa左右,然后采用GB/T 27895-2011规定的冷却镜面目测法直接测定不同压力下的烃露点,表5为直接测定的两个天然气样品烃露点。

积极探索有效的政策措施,创造条件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全社会办水利的建设格局。静宁县2011年“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是由中国妇女基金会百事基金投资38.07万元实施的,该项目依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安装厨卫设备以提高供水标准,新建学校水房以优化农村学校供水设施,提高了1.01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标准。

四、结 语

劳森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与主流理论的原子主义基础不同,超验实在论强调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同时,超验实在论将个人的能动性与总体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通过对能动性的关注给社会结构带来开放性的维度。因此,在超验实在论中,社会规律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在各种具体事件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现出的一种趋势。

显然,劳森的许多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其深层原因在于,当代的主流经济理论在方法论基础层面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庸俗经济学,因此作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者的马克思恩格斯与作为当代主流经济理论批判者的劳森在理论上具有某些相似性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劳森对社会结构和趋势性规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劳森一方面忽视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否认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阶级关系在诸多社会关系中的支配作用,只停留于一般的实践概念而没有深入生产概念,将社会关系归结到权利和义务,或者法律和惯例等概念,因此其理论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通过对超验实在论的意义与局限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智慧。

参考文献:

[1]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2] W.Leontief,“Letter: Academic Economics”, Science , vol. 217,1982.

[3] 劳森:《经济学与实在》,龚威译,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

[4] Tony Lawson,“The nature of heterodox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No.30,2006.

[5] Tony Lawson,“Ontolog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reality: emergence, organisation, community, power, social relations, corporations, artefacts and mone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No.36,201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7]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10] 王峰明:《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5-0106-06

作者简介: 田磊,1993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蔡万焕,1983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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