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基础
——以宗教哲学为研究视角
王 萍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 俄罗斯思想家普遍认为西方理性文化危机的思想根源在于总是采用知性思维方式将具体对象进行分解、把抽象概念强行实在化，这种机械的认知模式致使现代人面临着认识与存在相割裂、哲学与生活相脱节、人性与神性相疏离、理性与信仰相对立的生存困境。以索洛维约夫、洛斯基、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家始终立足本民族宗教文化思想传统，从西方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思维特点入手，对理性哲学的抽象思辨形式进行了坚决拒斥和有力批判。并以“万物统一”的有机世界观为逻辑前提，提出具有先验思维特点的直觉活动才是摆脱现代危机并获得完整知识的有效途径，从而创立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俄罗斯直觉主义认识理论。
关键词： 知性思维；直觉主义；万物统一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认为西方理性文化尤其思辨哲学是“纯理论性抽象认识意义上的哲学”[1]3，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采用知性的思维方式或抽象的分析方法将具体对象加以分解，把抽象概念实在化。这种机械片面的认知模式也正是现代人所面临的认识与存在割裂、哲学与生活脱节、人性与神性疏离、理性与信仰对立等诸多生存困境的思想根源，因而要摆脱现代性危机就必须首先对这种理性文化的纯粹思辨形式予以坚决拒斥和有力回击。以洛斯基、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纯粹哲学”家们继承了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思想，在批判西方理性哲学的片面性、抽象性同时，以宗教文化的有机世界观为逻辑基础，建构起俄罗斯哲学独特的直觉主义认识理论。
一、知性思维是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根源
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从整个西方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与思维特点入手，分析西方哲学起源和演化的全部历程后指出,西方哲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积极成就，但也暴露出“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是片面强调知性思维的抽象形式主义。这种抽象认识就是将直接的和具体的观点机械地分解为它的感性因素和逻辑因素。而实际上，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只有通过相互结合才能构成现实世界。但知性思维恰恰割裂了它们的有机联系，对具体东西进行分析分解，使范畴或存在物的构成因素等这些抽象东西被实体化。这种片面思维形式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早期，突显于17、18世纪唯理论与经验论，后虽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深化和叔本华、哈特曼等现代哲学家的改造，但都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固有的这种思维局限性。
俄罗斯哲学家将哲学与宗教、科学、艺术相区分，认为哲学作为个人理智行为，只有在其与民族信仰或一般信仰区分时才会出现。这种知识和信仰、智力和权威之间的分裂最终形成的理性至上的信念，在经院哲学初期就已初露端倪。9世纪时的约翰·埃里金纳、11世纪时的奥特隆和阿伯拉尔都曾断言，理智绝对独裁，一切权威在它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经院哲学的唯实论和唯名论都将多样有机的世界看作僵死的总和，具有理性思维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又被近代哲学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保存下来。在俄罗斯思想家看来，西方理性主义经历了三个环节：第一阶段是康德前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代表人物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这时哲学认识的本质在于思维和现实存在的无意识同一。其假定的前提是笛卡尔所断言的，通过明显不同的概念以推理的方式可以认识一切存在着的东西，不论是其客观内容、本质，或其存在。也就是我们能用头脑中一般概念，思维现实存在的独立本质，从而获得正确的、先验的认识。但由此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我如何能认识与我这个认识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其二，我如何能认识外在于我且不以我为转移而存在的事物。索洛维约夫认为，对于前者斯宾诺莎的实体抽象同一理论和莱布尼茨的具体统一哲学早已给予回答，但后者即主体如何获得根本性认识这个至关重要问题在前康德形而上学时期被完全忽略了。理性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康德的理性批判，受休谟怀疑论启发的康德将人类智力从教条主义无意识的迷蒙状态中唤醒。他认为我们的各种认识形式，无论是直接感受到的(空间和时间)，还是领悟到的(范畴)都是先验的。它们本身具有表达必然真理的可靠性和普遍意义，是获取经验的必要条件。依靠这些形式和范畴，我们只能认识主体预先设定的现象即表象的世界，而对于意识之外的独立存在的现实本质即自在之物则是完全不可认识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在费希特的先验统觉原始综合统一学说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费希特根据康德的逻辑体系得出“我即是我”原理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是一切认识的唯一绝对本原的结论，并辩证地从中推导出认识的所有个别原则，创建了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彻底推翻了康德“自在之物”的假设。费希特认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是一切存在的绝对本原，在自我设定的行动中，必然包含非我即客观世界，但客观世界只是相对于自我而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现实性，所以，客观自然界和感觉现象完全受自我意识的决定和制约。对此索洛维约夫批判说：“费希特的纯粹自我，不可能和人类的个体自我意识同一，因为后者把客观世界视为给定的，而不是它创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是被决定了的。”[1]31如果说费希特的自我主体是片面的，只停留在自身之中，而客观自然界只是它的否定，那么在谢林哲学中主体具有更多的丰富性，这里的主体并非狭义的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而是既属于人类精神，又属于自然界的绝对主体，是二者无条件融合的主客体。这样整个世界就是主观精神或绝对本原不断自我发展的过程。当然,谢林的绝对主体或绝对本原根本不是现实的即直接存在着的,而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概念。因此，一切存在物自然都是理性概念的自我辩证发展即理性概念就是一切，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原则。这样，理性主义在最后发展阶段即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达到理论顶点。显然西方近代先验哲学依靠孤立的概念原则和纯逻辑的抽象认识形式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它不可避免地被另一种哲学即“经验主义哲学”所否定和改造，但结果却难遂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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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唯理论发展相似，经验主义认识论也经历三个环节：首先是培根、霍布斯提出的真正的存在物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实经验而被认识的思想阶段。然后是洛克、贝克莱等人确立的第二个环节：现实经验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认识的唯一源泉，认识就是经过智力活动反思外在感性材料的过程，但外在感觉给出的东西都包含在各种主观知觉意识中，意识的各种存在状态才是真正的存在物。由休谟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最后发展阶段被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哲学彻底粉碎后又在现代以唯物主义、实证主义面目示人。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近代先验理性哲学体系的片面性必然会导致一般经验主义的出现，首先将最简单、最直接的外部感性经验抬高到普遍性体系的唯物主义，它否定逻辑哲学的先验认识的同时，也反对其哲学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同彻底理性主义相反，唯物主义把自然科学的对象——物质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原子)设定为绝对始基，赋予其独立现实意义。不过唯物主义很快就被自我否定，转向了经验主义的另一变种——实证主义。正如“沃尔弗哲学的理性主义实在论或知性实在论必然引出康德的理性批判主义，唯物主义者的经验实在论必然引出奥古斯特·孔德的经验批判主义”[1]44。俄罗斯思想家认为，尽管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看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识形式的局限性：提出独立的现实或真正的存在物既不是知性客体(沃尔弗的教条主义)，也不是纯粹概念本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更不是外在经验(唯物主义)，并断言我们通过内在经验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的本质。但是它依然没有跳出知性思维的怪圈：割裂了存在形式与内容即现象与显现者的统一。如同在黑格尔的唯理论中，从一般逻辑概念不能获得个别经验现实一样，把意识的感觉状态当作第一的实证主义者(如穆勒)，也不可能超越个别经验达到真正认识所必须的普遍和不变的规律。所以，索洛维约夫总结说，经验论和唯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忽视逻辑因素和经验因素的统一性，否定了被认识物和认识者自身的存在，而把全部真理转向了认识行为本身。正是这种抽象的形式主义使西方哲学的两个流派最终都否定了一切形而上学对象本身，从而导致西方哲学危机。那么如何挽救与恢复形而上学呢？宗教哲学家们认为，必须扬弃片面的思维形式，采用真正的综合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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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从局部与整体、可知与未知关系的角度对万物统一的绝对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说明：万物统一作为“此物”与“他者”的统一，不是多样性彼此对立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原初统一，是整体与局部的有机统一，局部具有独特性正是因它是整体的一部分，其在整体中占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反之，整体不能脱离它的各个局部的多样性，而只能被理解为多样性本身的统一体。就像一个点属于一个空间整体，这种从属性并不使它失去独特地位，并不使它扩散或消融在整个空间范围中。同样，对作为万物统一的不可分割要素的对象内容的发现，也并不消除其独特性，而正是证明了这一独特性。对此独特内容的拥有，则是通过深入到万物统一之中和对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内在材料的直觉来实现的。被认识的对象并不是作为认识所关注的完全未知的存在，即纯粹的x，而是作为ax，即含有一般存在的当前面临的局部内容。这样“对知识内在材料的判定不是专制的‘纯粹思维’的自主活动，不是只依靠后来证明的臆造或任意假设，也不是对‘给定现实’的简单把握，而是对万物统一中某一个当下被强调的领域的直觉。在此基础上，就已经有可能确定所寻求的内容与万物统一体系中其他内容的关系，从而构成逻辑判定的任务”[6]329。所以，我们关于对象知识的可靠性或真理性，并不是我们抽象的逻辑建构，也不是单纯的感性认识，所有这些逻辑认识都要以对处于万物统一之中的客体对象的直觉——活知识为基础。
在给洛斯基的信中，弗兰克指出：“直觉主义的出发点是直觉事实，但这一事实的条件仍然没有得到解释；他自己的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样一些本体论的条件，即作为对不依赖于我们认识行为的实在的直接领悟的直觉是何以可能的。”[4]341他认为，要理解直觉的可能性，就不能将意识作为唯一的出发点，而必须从具有完全先验性的、独立于一切认识行为的绝对存在(弗兰克又称其为“原初的实在”)入手。这一绝对存在是容纳主客体于一身的、第一性的自明存在，是超时间的万物统一的元逻辑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存在，认识客体在被认识之前就已和我们自身的存在紧密相连，所以，我们可以在存在之中通过自己的具体存在而非意识直接拥有和把握对象，获得直觉知识亦即活知识。假如全部客观领域皆由孤立的、个别的外在于我们的事物构成，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相信，有某物确实存在，而不是只在此时此刻才呈现给我们。这样，每一个认识对象就必须放在万物统一的一般存在的整体之中才可思议，才能获得知识客观性的绝对保障。为此弗兰克以空间地点的指定来进行类比。如何才能判定空间中的某个地点呢？任何一个空间地点的判定都是相对的：指定任何一个空间中的地点，都只能通过这个地点与其他地点的关系，其他地点的判定又必须通过与另外一些地点的关系，等等。仿佛我们在此只拥有无定量的等式，如同只有未知数：x通过与y的关系来判定，y又通过与z的关系来判定。这样，似乎无法理解，我们是怎样能够确定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即把一个地点与另一个地点区分开。实际上，能够进行区分就在于在判定关系之前就已经指定了某个地点，而指定意味着拥有整个空间范围中的所有地点。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完整的空间范围的时候，我们就潜在地拥有了它的所有地点；或者相反，拥有单独的一个地点正是意味着潜在地拥有整个范围，并通过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拥有局部。空间上的定位是这样，逻辑上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对具有独特规定性内容的对象客体的直觉既不是从认识材料的内在现成本性中获得，也不是从一种规定性与其他规定性的关系中获得，而是从它与统一体即先于逻辑认识的作为万物统一的绝对存在本身的关系中获得的。所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元逻辑的统一”便是直觉可能的前提条件，而这种与常识逻辑相对的认识形式也被宗教哲学家们称为“有学问的无知”或先验思维。
思想家洛斯基扬弃了索洛维约夫关于真理知识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理智直观”相结合的复杂学说，创立了超越主客二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直觉主义理论。这里的“直觉”既不是索洛维约夫对绝对存在的神秘洞见和信仰，也不是柏格森非理性主义的“理智交融”，更不是潜意识里流淌的灵动思维或先知预言，而是指我们全部可靠的知识均来自“认识主体对客体的直接看见、直接观照”[2]137。以此为基础的直觉主义的核心理念便是，“认识对象，即便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也是原本地自身进入认识者的意识之中的，因此，对认识对象的认识不依赖于认识活动”[2]137，而是主体直接拥有对象本身，即对象或客体是按照其原有样子被直接认识的，进入意识之中的并非是事物的复本、象征或符号，而是该事物的真身。
二、直觉主义是获得完整知识的根本途径
知性思维方式导致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与理性两种知识成了脱离活的真实存在本身的“抽象原理”，而西方哲学自身显然无法解决这一困境。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认为拯救之途就在于超越纯粹抽象理性，将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的直觉信仰相融合，因为“西方哲学发展的这些必然的最终结果，以理性认识形式确证了以信仰和精神直观形式出现的那些真理本身，这些真理得到了东方(部分是古代特别是基督教的)伟大神学学说的证实。可见这种新哲学力图把东方精神直观的充实内容，与西方形态的完美逻辑结合起来，它一方面依据实证科学的材料，另一方面则和宗教联手。实现科学、哲学和宗教的这种全面综合，理应是智力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1]133。也就是实现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多种思维形式的有机综合，建立真正完整统一的精神哲学或自由神智学。
洛斯基考察近代以来哲学认识论思想后指出，康德以前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弊端都是在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基础上，将人的意识的全部内容都当作是个人主观的心理状态，把感觉的内容看成是对象对主体身体产生的因果作用，这样，超主体的实在本身便被排斥在意识之外，封闭的意识与消极的客体之间就永远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要破解此历史难题，就必须抛弃原有的思维定式，独辟蹊径。为此他分析了意识的构成要素，指出在所有意识活动中都有三个要素：(1)意识的主体——我；(2)被意识的对象——如白桦树、我的愿望；(3)主体和对象的关系。他还区分两类不同的意识客体即我的“外在世界”或“超主体世界”(如树皮、白色等)和我的“内在世界”或“主体世界”(如我的愿望、感觉等心理状态)。洛斯基重点阐述了意识主体及其与客体的统一关系。他借用“实体和属性”两个哲学范畴，将意识主体即自我称为“实体活动者”这一超时空的观念性存在；而“我的”感觉、愿望等则是“我的”属性，同样，外在对象也具有自己的承载者，也可以成为属性，如白色、坚硬等就是白桦树皮的属性。这样，实体活动者及其属性不仅是高级主体生活，也是低级外在世界的构成原则。只是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针对内外两类客体，作为实体活动者的自我会与对象产生两种不同的关系：自我与我的愿望、感受等内在世界之间是某种产生关系或因果关系。后者在经验中是可以被直接体验到的，是自我的活动；而自我与外在世界则是另外一种特有关系，即主体和外界对象在意识中的存在并不是从属、反映的，而是平等、直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意识关注于某个外在对象时，它在我们意识中是按其原有的真实状况存在的。洛斯基将这种既非时空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的主客体结合方式叫作“认识论的协调”。“认识论的协调”使直觉活动成为可能，但其本身并不是认识，要真正实现这种协调关系还需借助以下条件：其一，协调由超时空的实体活动者来完成。这些实体活动者既有独立性，又具有“抽象同一性”，它们以观念的、非现实的方式超越自身，在意识中彼此在场、拥有对方，并且这种统一性在前意识即意识活动之前就已经使对象在观念上内在于主体之中。洛斯基称此超越性为“世界上一切内在于一切”。这样，实体活动者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实质便是一个活动者作为自己的表现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仅对自己而存在，而且对全世界的所有其他活动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认识论的协调”根源于存在结构本身之中，这种认识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认识论”。其二，协调通过主体自我的意向活动来实现。作为与有机世界紧密相连的实体活动者的自我，其意识本身也不是封闭的心理容器；相反，意识是开放的，在本质上是认识的主体和对象性存在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在意向行为中进行的对客观世界的纯意向性。这种意向活动是对不依赖于意识和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对象进行意识和认识的手段。其主要是指主体自我的这样一些表现，如关注、对比、视觉、听觉、触觉等活动，所有这些指向对象的意向性行为，包括理智活动、情感活动和意志活动，共同构成了直觉活动。在这些认识活动中，外部对象虽内在于意识，但并不等于内在于意识主体，即意识的内容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心理摹写或主观反映，而是对象的真正现实的存在本身。显然，认识论的协调理论力图表明外在世界、非我世界是和内在世界、自我世界一样可以直接被认识的。对此，洛斯基提出两点证明：第一，“在意识中‘我自身的’内容与‘被赋予我的’内容是根本不同的，‘非我’不会因‘自我’的介入而改变，故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如同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识一样，是直接的；第二，意向行为不是它所指向的对象的原因，它只是在‘寻找’这些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而毫不改变它们”[3]189。这样，按照直觉主义的观点，获得真理知识也就是对对象(包括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存在)的直观，此时真理与对象的符合达到了最大可能性：真理不是对象的符号表达，也不是对象的复制，而是对象本身。即真理的标准不在于逻辑规律，也不在于认识主体，而在于现实本身，认识的真理性标志就是被认识的存在的存在。当然，对象是一种存在，但真理并不是存在本身(全部存在)，而是存在的某个方面，是存在与以一定方式对他进行直观的主体的关系。洛斯基认为，在进入与认识主体的关系之后，对象的存在便成为真理知识的客观方面，但并未失去自己的本真性，这就如同庄园的围墙使庄园成为我的私有财产，但庄园的任何一粒泥土都没有因为我与庄园的这一关系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事物的知觉、表象和概念，以及关于事物的判断等观念形式，也可以是事物本身，因为这只是给事物加上了新的关系，即事物的可知性、可表象性、可理解性或可论断性，而并未改变其现实存在。可以说，真理是与存在等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为后者增加了一种知性关系。显然，这一存在论学说借鉴和吸收了中世纪哲学家尤其是普罗提诺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实在论理论。
在洛斯基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确证了认识论的本体论前提和基础，提出了“对象知识”的界限和“活知识”的认识论意义，阐述了认识的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万物统一是直觉活动可能的本体论基础
对于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洛斯基曾说：“把自己的认识论叫做直觉主义，是想表示这样一种学说：认识的客体通过认识主体的意识直接被包含于个人之中，应把这一客体理解为不依赖于认识行为而存在的客体。而这种对其他事物本来所具有的本质的直观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世界是某种有机整体，而认识主体、个体人的自我则是某种与之相连的超时空的存在，主体对世界上一切其他本质具有的这种关系就是认识论的协调，它使客体与我相联系，若要为我所知，主体还应对客体施加一系列意向性(有目的)的智力行为——认识、关注、解析等等。”[4]323所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考察自己研究认识论的方法，我确认：我没有用新的前提来取代被抛弃的先前认识论的前提，而是在这些前提的位置上，放置了某些通过分析意识结构而证明的原理——关于外部世界在意识中被给定性的学说，关于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对象之间的非因果联系的学说。”[5]151洛斯基提出并创立的以有机世界观为基础的直觉主义理论既吸收借鉴了西方哲学实在论思想的精华，也突显出俄罗斯哲学贯以强调的宗教体验与直接领悟的先验思维倾向，从而开辟了超越近代认识论传统的本体主义认识理论的先河。不过，直觉主义认识论是完全建立在对意识的分析之上，即通过认识行为的意识本身来保证对对象的真实理解，但对直觉过程的实现条件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而这一任务则是由弗兰克来完成的。
索洛维约夫指出，真正综合方法的基本前提在于承认：经验认识(包括外在感性经验和内在直觉经验)和理性认识或逻辑认识都是知识的两个来源。并且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经验认识只有在逻辑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逻辑认识也只有获得经验内容才是现实的。对此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哲学做出了积极尝试，他把被我们直接认识的外在客观世界称为只是在我们感性意识中的表象，而世界不仅是表象，它还有不以我们意识为转移的独立本质，不过在直接的外在经验中是不能得出此本质的，所以，叔本华认为必须到内在经验中去寻找，这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唯一现实的意志。虽然逻辑因素和经验因素在叔本华思想体系中都有所体现，但二者并无现实关系:叔本华只承认在直接内在经验中被认识的东西即意志,是真正的存在物,而把逻辑认识的全部内容都移向主观表象。叔本华的意志是关于一般现实之始原的概念，在本质上与物质毫无区别，并且同黑格尔绝对观念一样是被实在化的抽象物。所以，必须在意志中加入逻辑因素或观念因素，才能赋予意志以实际意义。这一任务显然是由哈特曼在《无意识的哲学》完成的。哈特曼在保留叔本华的特殊本原同时，提出另一个原则——观念或表象。并力图证明二者的相互联系：一切愿望(意志)要想从已知现状转向另一状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作为出发点的现状，其二是作为愿望的目的即希望达到的某种未来状态，而后者不可能实在地处于愿望行为中，它必然以观念即表象形式包含其中。如此，现状只有进入表象才能成为愿望的出发点，所以，没有离开表象的愿望,也就是“无表象即无意志”。这种表象着的意志作为形而上学的本原超出我们经验意识范围，为此哈特曼把他的形而上学本原称为“无意识”或“超意识”，并力图通过自然科学归纳法证明此本原的现实性。显然哈特曼哲学在认识方法上的进步是他承认，逻辑和经验不仅是平等的，而且一切真正的认识都来自经验，而经验又受普遍逻辑形式制约。二者的结合又先于意识，从而为恢复形而上学提供了可能性。但索洛维约夫同时也指出，哈特曼的哲学并没有真正、有效、彻底地克服西方哲学认识的局限性：哈特曼的意志没有任何对象，观念也没有任何内容，这两种本原只是意志和表象的潜能，他把二者想象为先于世界现实存在的一种纯潜能或原始潜力，它向现实性转化，设定现实世界，而后通过世界回归自身。这里，潜力既不是思想，也非客观现实物，而是纯粹的和绝对的非存在。哈特曼正是将这种纯粹的否定抽象化、实在化为绝对始因，致使他最终难以走出抽象片面的强调知性分析的思维泥沼。
由于矩阵B的奇异值求解需要用正交三角(QR)分解来估计所有特征向量和特征值,运算量大,耗时较长.本文利用快速不动点算法来估计B的最大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估计表示为优化问题，即
既然直觉是深入绝对存在的第一性认识，是抽象逻辑知识的起点，那么直觉活动又如何实现呢？弗兰克引入了“注意”这一心理学范畴。注意首先是一种意向性状态，是意识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与我对立之物”的分化和结合：当我只是具有一些印象或体验的时候，就会构成一个意识流或体验之流，意识会完全沉入其中，或者说，意识的生命住在其中。注意活动可以把这种消极、整体的、流动的生命改造成双重性的东西，一方面，我拥有自我即意识流本身；另一方面，又拥有与我相对立的东西，即意识指向的对象。所以，正是由于注意，才第一次出现了主客体之间二重性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关系，其他的意向性行为如“愿望”“评价”等都是以第一意向性注意为基础的。其次，注意具有对象化、客体化功能。注意不是意识对体验本身的内在关注，而是对对象性内容即超时间存在内容的关注，任何一个注意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这种向对象的沉入，比如我们所体验的是“红色之物”的感觉，这是自发的、直接的体验之流；但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对“红色之物”的感觉，而是“红色之物”本身，是红色的对象，是超时间的内容。再次，注意拥有超越性特点。如要使注意实现客体化功能，即将其所指向的对象从总的体验之流分离出来，就必须把对象放入某种体验之流范围之外的超时间的绝对存在中，使对象内容既存在于现实体验中，又从属于超时间的绝对存在。这样，注意活动就不是停留在体验之流本身在场的范围内，而是超出这一范围，在与绝对存在统一体的联系中意识到或直接拥有某种客体对象。最后，注意具有现实化性质。注意深入超越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体验改造成认识对象，获得对统一存在的局部领域的直觉，而这也就是将我潜在拥有的绝对存在现实化、对象化的过程。同时，注意或直觉永远意味着被体验内容的直接扩展，意味着看到的东西远比在现实材料自身中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在对直觉的本体论基础和认识条件进行分析后，弗兰克总结说：“全部知识的第一基础是对万物统一的直觉，是直接看到局部内容与一切他者之整体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关系，局部内容作为某种独特的‘这一个’内容而第一次得到确认。知识的出发点所具有的这一属性决定了知识的全部本质，也就是既决定了知识的终极理想，也决定了知识逐步实现的途径。”[6]336例如，在通过直觉所获得的“活知识”ax中，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知识对象，它已经被独立化为“这一个”特定对象，但还没有可以说出的内容即“对象知识”(在概念和判断中表达的抽象知识)。在这个ax中，一方面给出了某种完全确定的内容(a在整体x中的特定地位)，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知识的无限任务。由于对局部内容的揭示就等于对整体本身的揭示，所以，在ax中我们已经以潜在的形式拥有了无限完满的内容，这一完满性的展开亦即现实化过程也就是对局部内容a的抽象认识与逻辑定义。而这个任务需要通过阐明a本身与万物统一中的所有其他内容如b、c、d等关系来实现。这样，一切知识就都是万物统一的知识，但其作为不完善的知识又是可能的，知识在任何阶段都只能是向万物统一知识无限趋近的局部知识。实际上，无论是对象知识还是活知识，弗兰克的知识理论最终都要与万物统一存在的本体紧密相连，可以说，弗兰克的认识论是关于存在和知识相统一的学说，是一种本体论的认识论。
加快推进征信体系建设，加强部门信息互通共享、信用披露和信用分类评级等工作，健全信用信息查询和应用制度，加快推进信用信息有序规范开放，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发起设立新型征信机构，培育发展信用服务市场；规范发展信用评级市场，建立和扶持一批企业信用评级机构；规范发展适应金融改革发展需要的会计、审计、法律、资产评估、资信评级等中介体系；加快农村金融信用市创建步伐，力争如期完成创建工作；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实现金融生态环境测评结果在全省增比进位，力争排名全省前三。
显然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尚有诸多不足，如“认识论的协调”似乎弥合了主体与存在的分离，但只能说明知识的真理性，却无力解释谬误与谎言的源起问题；“注意”活动仿佛解决了两类认识的统一问题，而实际上二者没有任何逻辑同一关系；直觉主义的哲学倾向虽然是有机的、统一的，不过就方法来说却是抽象的、思辨的，即以非直觉的形式来证明直觉主义等。但总体上，直觉主义理论对西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之处在于：第一，试图消除主客体二元论思维形式。传统认识论前提是主客体之间的隔绝，以致完全否认把握存在，否认知识的现实可能。而直觉主义认识论彻底否定主体和客体、知识和存在之间的任何界限，承认认识中有真实的存在本身、有直接感知的现实世界，并以此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哲学传统决裂。第二，重新理解意识范畴。以往哲学认识论把意识理解为植入人的大脑的，无论如何都与存在不相关联的独立的封闭领域，意识与对象之间就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反映与被反映的摹写，或纯粹的主观心理建构。直觉主义则认为，意识是完整的、开放的，它如同照明的光线一样，能够超出自己的个体性范围，不但包含主体(主观活动)，也包含客体(客观对象)。后者进入意识视野后，丝毫不会改变外部对象的存在本身，不会把客体变成我的主观化和心理化状态，它与认识主体之间也不是依赖性的因果联系。第三，提出认识论的协调理论。直觉主义反对传统认识论将认识基本规律限定为主体从属于客体(如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或客体从属于主体(如唯心主义存在即被感知)，而认为主体与客体(被给与我的外部对象)之间是平等、统一的关系，是一种潜意识的契合，这就是认识论的协调，它是关于对象的真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第四，直觉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万物统一的有机世界观。认识主体对客体对象的直接把握即直觉的实质也就是在有机统一世界中的实体活动者之间的协调。具有抽象同质性的实体活动者扬弃了传统实体的消极属性(如莱布尼茨的“没有门窗”的单子)，突出了积极的创造性质，不同程度的所有实体活动者的集合便构成了有机统一的世界存在结构，存在于前意识或先验思维中的这种万物统一决定了直觉的可能性。这样，直觉主义最终回到了存在，认识论最终找到了本体论。别尔嘉耶夫曾评价直觉主义说：“不是内在的唯心主义，而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他对知识先验性的彻底否认是与承认存在的先验性结合在一起的。存在先验于主体，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但在认识活动中，存在却内在于主体，直接存在于认识着的主体之中。”[7]89如此，从有机世界观出发的俄罗斯直觉主义认识论才以其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以及民族特有的宗教思维特点，在20世纪初的批判唯我论、怀疑论和心理主义、回归“存在本身”等诸多哲学思潮流派中别具风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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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尼·亚·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M].董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王萍(1977—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俄罗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8AZX0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5-0007-07
收稿日期： 2019-05-22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5.002
[责任编辑：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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