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重心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因此政治是“给国家定方向”（注：《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在现时代的辉煌成就，最集中地展现了江泽民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从政治的大局出发的高瞻远瞩和理论胆魄，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从而紧密地契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确立了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内涵，仅是经典作家对政治范畴所作的基本透视，就涉及到四大层面（注：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章。），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是进一步丰富了政治观的理论体系。因此，深入地考察政治在不同时期的集中表现，或者说它的历史重心，是我们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掌握和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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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从总体上反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政治观，即：政党建设在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成为决定社会主义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命运的历史重心。
执政党，尤其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越来越凸显。这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经验教训的必然总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重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次给国家以科学的定位，围绕着国家这一政治生活的中心环节，极为深刻和丰富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围绕着国家政权、国家统治、国家管理而展开的斗争，最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映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列宁说，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版，第25、26页。）。这种阶级斗争、利益冲突又被鲜明地反映到围绕着国家问题而展开的政治研究之中。从亚里士多德研究城邦国家而写下的开山之作《政治学》，到被马克思称为自由思想始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页。）的《政府论》，从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以国家为主线的政治理论体系。这是任何一个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斗争中的主题。
随着革命和战争时代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和推进，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的民族国家掌握了自己的政权，开始了独立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经历了艰难曲折，但仍然以它强劲的生命力在续写着新的历史篇章；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改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决不能忽略这一深刻变革所包孕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信息，即意味着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安排已经完成，人在社会的基本政治取向已经由夺取国家政权的时代风云转化成了巩固政权的长期努力，因而，政权的运作取而代之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但又由于当代政权几乎都是以政党为中轴运作的，所以政党建设问题在政治中的凸显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政党政治作为当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由政党掌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自然是政党政治。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状况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权的运作状况。20世纪末的国际风云变幻更清楚地证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好坏，直接地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江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年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党的建设问题。这一考虑和关注紧扣了时代的脉搏，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以及整个的人类政治由聚焦于国家到进一步聚焦于政党的重要演进规律。
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角度来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奠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里程。“三个代表”的思想则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政治大局的角度来阐明社会主义政治的历史重心，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时代性特征。
纵观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政党建设为重心的确立，毫无疑问是在新的世纪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当社会主义还处在一个国内外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的时期，处在政权和基本制度建设的时期时，这是不可能的；而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进程和科学地透视未来的走向，并超越长期的历史惯性，则是对社会主义历程的伟大开创。“三个代表”思想创造性地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政党建设规律融为一体，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科学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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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体现的政治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政治上的关注点和重心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如此，才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和时代高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社会的一对最基本的范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就生产力谈生产力，或者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而是将它们放在生产方式的统一体中进行分析，而生产方式又进一步地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中进行考察，这样宏大的视角就是政治的视角，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不仅要宏观地、全面地考察纳入其视野的种种范畴，而且要考察其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容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生产演变。如果不在社会发展中把握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往往容易产生一些认识的误区，从而对“三个代表”这样紧扣时代进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产生疑虑。例如，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应该强调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是如此。
毫无疑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的生产关系方面，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科学论断并不矛盾。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羁绊和阻碍，得出了生产力能否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关系改变的重要结论，由此而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重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86页。）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当然是正确的。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确立起来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的运动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再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而，政治分析的重心也应该相应地改变。正是由于科学地把握这样的历史前提，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这一重大命题。它意味着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当代重心，这样一种转变并没有违背、而恰恰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不在动态中把握这种转变，一味地狠抓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那么这种改变和发展的真实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样能够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吗？那种力图通过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来不断提升生产关系的做法，是离开我们并不遥远的深刻教训，其结果毫无疑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清楚的回答。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命题并没有忽略生产关系的问题，所谓“要求”，就是适应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前提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关系的改革。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才能调整和改革好那些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历史命题。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提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重大意义还在于：这一命题本身构成一个最根本的价值评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接受它的检验。离开了这一价值评判，我们既不能证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也不可能推进它的改革。
这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命题所体现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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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政治观，揭示了在当代社会的进程中，文化的思想引导和智力支持已经成为现代化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这样一个重要特征，紧扣了精神文化生产的水平越来越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命题。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化或者说精神文明建设已愈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因而也成为当今政治观的核心问题。可以从思想道德文化和科学技术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思想道德文化来看，人类通过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过程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这不仅没有冲淡思想道德的社会功能，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却使人们不得不倍加关注思想道德如何发挥社会功能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恐怖主义盛行、暴力冲突不断、道德沦丧、腐败蔓延、爱滋病流行、毒品泛滥等等，强烈地警醒着人们思考思想道德对社会的指向。人们渴望现代化带来丰硕的物质成果，但又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去抵御和遏止思想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希望能用正确的思想和道德矫正扭曲的社会发展。19世纪的思想家尼采曾声震寰宇地宣布“上帝死了”！竭力地高扬意志的至高无上和万能的创造力。到了20世纪，哲人们却惊呼“人死了”！恰恰折射出他们对思想道德颓唐的痛心疾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一直是20世纪人类思考的主题。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精华。所以，尽管那些西方思想家一次次地要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送终，但这一思想指导的运动却在千回百折中一再地柳暗花明。这表明人类社会丝毫离不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对它的批判。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握这些时代的政治大命题，必须在正确的思想道德引导下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正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的精辟结论。
还有一个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解读先进文化代表的问题。如果就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予以了新的概括，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基于这样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问题，其意义更为深刻，因此，我们还必须从政治上加以解读。
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是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当然是最先进的政党。所以政党的属性来源于它所代表的生产力。江泽民同志依据当代科学技术决定着生产力属性的特点，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同先进文化联系起来，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论断，更直接地抓住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当代社会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发展轨迹都由于现代科技的巨大冲击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不懂得科学技术，就不懂得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要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关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政治分析举足轻重的要素。
因此，无论从思想道德的社会功能来看，还是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推动来看，文化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属性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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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政治观，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利益的整合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空前的政治使命，而利益整合最根本的机制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人民利益的实现水平，这无疑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对的又一历史性的政治命题。
江泽民同志所阐述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继承，它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尤其是社会群体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理论创新。
尽管无产阶级政党从来都高举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旗帜，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立足的社会背景是不一样的，决不能忽略这种差异给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有一个基本特征，即马克思所说的：“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73页。）作为大工业产物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在为自己阶级利益斗争的过程中，通常都能够直接地、清楚明晰地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形成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带领本阶级的人民群众去为之战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利益的表达和整合不是一个困难的政治使命。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一直持续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以后。
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结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要求参与主体利益界定的分明，排斥“一刀切”的“大锅饭”利益模式。这就导致多样化的、多元的利益主体在人民内部逐步形成。利益的差异乃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的矛盾——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新趋势。如果仍然懵懵懂懂地认为代表人民利益是我们的一贯工作，不是什么新课题，用不着加以重新强调，就必然成为新的历史进程中的迷失者。
在人民利益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代表人民利益的关键在于整合人民利益。简单地把一部分群体、一部分地区的利益表达作为普遍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错误的决策。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聚焦于人民利益的代表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一新的历史性的大课题。
正确整合人民利益的基础是人民利益的充分表达，这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进一步弘扬和完善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和机制，而且对促进和保护人民群众依法表达意愿的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表达的权利包括不同的利益群体。显然，这种表达应该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还必须有正确的集中。有什么样的民主水平，就有什么样的集中结果。如果说，在过去利益分化并不明显的社会环境下，某种程度的集权并不显示出对利益的集中的必然冲突的话，那么，在利益多元分化的条件下，集权就与多元利益的集中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态势。只要不是充分的民主，肯定就会影响到一部分人民利益的集中。因此，民主建设构成了最为准确地体现人民利益的晴雨表。民主对人民利益的整合，就是要求充分地表达和正确的集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意愿的法律法令和路线方针政策，即形成治国之“法”。只有这样，“法”才是人民利益最集中的和最高的表现。但代表人民利益还不仅仅要把人民利益完整、准确地表现出来，还必须把体现人民利益的“法”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也就是说必须实行依法治国，人民的利益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和保障。可见，从根本上讲，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在利益多元分化的条件下正确地整合人民利益和维护人民利益。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新的宗旨，但这一政治使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已经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尤其是要求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崭新的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否则代表人民利益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注定了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重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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