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璟[1]2002年在《湖南景智投资公司规范发展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私募基金的发展势头在我国势不可挡。本文首先对私募基金及其规范运作的意义作了概述，对私募基金的概念作了简要的定义，通过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影响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指出规范发展我国私募基金对国民经济和证券市场具有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湖南景智投资有限公司这样一个募集、运作私募基金的公司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同时对公司的优势特点作了详细分析，如专家理财的优势、满足投资者需求方面的优势、较强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优势、利益分配机制设计的优势等。在指出规范发展的意义后，总结出公司发展和私募基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法律地位的不确定、缺乏风险控制的组织结构设计和风险防范措施、合同契约的不规范、基金经理人素质较低、投资组合较粗放、信息披露不透明以及操作私募基金中的不规范行为等。并从我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投融资体系、法律人文环境、信用环境的特殊性方面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剖析。并对国外私募型基金管理方法如对投资者资格的限制、发行方法和广告限制、投资策略、对风险的控制机制以及报酬激励机制等方面予以借鉴。最后，论文提出了景智公司规范发展的策略。提出景智公司应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重新进行市场定位和战略调整；针对景智公司在运作私募基金中面临的不同风险，提出设置具有风险控制功能的组织结构和建立风险内控机制；针对景智公司存在的阻碍发展的不同问题，提出规范合同契约、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合理的投资组合利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
宋秋平[2]2016年在《我国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防范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货币市场基金在我国起步较晚,其正式诞生要以2003年12月14日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的发售为标志,随后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在数量与规模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已成为基金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越来越深入。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的2013年,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推出为标志,其成功助推天弘基金逆袭成为业界“老大”,之后多家互联网企业都陆续推出了类似余额宝的货币基金理财产品,这为货币市场基金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2015年互联网金融消费白皮书》统计显示,货币市场基金总量从2011年末的2948.95亿元猛增至2015年末的44822.39亿元,可见货币市场基金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市场更广阔,有力地推动了货币基金市场的全面迅猛发展。以余额宝为分界点,货币市场基金的界定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传统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传统货币基金”),二是互联网货币基金。传统货币基金简单来说就是指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1年以内)有价证券的一种投资基金。互联网货币基金则是传统货币基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延伸,本文将其界定为一种由基金公司依托第叁方支付平台并借助平台上客户的闲置资金,通过管理人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而获得投资收益的新型互联网理财工具。与传统货币基金相比,具有以下特点：销售门槛低,获利高；收益每日结转,强变现能力；全新的客户体验,依赖度高；新型的营销渠道,成本较低。不可否认,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尤其是互联网型货币基金的火热而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作为互联网与金融业融合创新产生的互联网货币基金,目前己形成自己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本文正是立足互联网金融这一热点时代背景,以互联网货币基金与传统货币基金对比分析的角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互联网货币基金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问题以及加强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不仅从微观层面上让基金投资者对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有全面的认识,提高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还从宏观层面上引起政策监管当局对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管理的重视,加大监督管理的投入力度,为促进我国互联网货币基金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带来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主要包括六个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对国内外有关互联网货币基金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其次,对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内涵、特征、发展现状及影响进行详细阐述。第叁章与第四章则是文章研究的核心部分,分别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个角度出发,比较了互联网货币基金与传统货币基金存在的风险差异。定性分析部分从两者运行机制的比较入手,指出了互联网货币基金与传统货币基金所具有的共同风险,剖析了互联网货币基金作为创新理财工具所蕴含的特有风险,从而突出加强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定量分析部分运用GARCH模型进一步比较互联网货币基金与传统货币基金的风险特点,实证结果一方面揭示两类货币基金均具有非正态性与波动集聚性的特征,这表明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不成熟,市场有效性弱,蕴含的市场风险较大,另一方面揭示我国互联网货币基金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的特征,但风险低并不代表没风险,互联网货币基金收益波动所呈现的时间趋势(即条件方差时变性)足以表明它具有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与政策性风险。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主要从政府、行业与投资者叁个角度提出了加强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包括互联网货币基金在内的整个互联网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最后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同时明确了在本文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唐代中[3]2007年在《上海城市房屋拆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房屋动拆迁是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涉及多方利益,这不可避免地带来补偿、安置等一系列矛盾,围绕着城市房屋动拆迁出现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敏感的社会问题。因此,无论从推动旧城改造、促进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角度出发;从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角度出发;还是从对现有城市管理理论进行补充的理论角度出发,都迫切要求从整体上对城市拆迁的运作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从整体上对城市拆迁的运作机制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梳理历年来拆迁政策的阶段性特点、演变过程和操作办法,对适合上海的拆迁工作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索在《物权法》框架下,以政府为拆迁主体的房屋征收新模式,从而加快消化存量拆迁项目,推动上海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进程。全文共分八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城市房屋拆迁的社会经济、政策及理论背景,论文研究目的、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论文研究方法、技术路线,逻辑结构和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分析部分。本章主要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且对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介绍,为论文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第3章为比较研究部分。本章通过借鉴国内其它城市房屋拆迁政策,参考国外及台湾地区的城市拆迁制度和城市更新经验,为论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提供经验借鉴。第4章为政策梳理部分。本章分析了上海城市拆迁政策的演变,即1991年前施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城市拆迁政策,1991年-2000年施行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城市拆迁政策,2001年-2007年施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房屋拆迁政策,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框架下国有土地征收后的城市房屋拆迁政策。通过梳理上海城市房屋拆迁政策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执行效果,为论文的对策建议部分理清政策脉络。第5章为现状调研部分。本章通过分析上海存量拆迁基地情况,结合城市房屋拆迁中相关主体的调研与典型拆迁基地的案例研究,得出当前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为论文的对策建议部分奠定现实基础。第6章为模型分析部分。本章以演化博弈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在理清拆迁过程中各相关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分析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要素、博弈过程、博弈均衡,为论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提供理论支撑。第7章为建议部分。本章在前文政策梳理、现状调研、模型分析、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上海拆迁新政的建议,包括政策的目标、原则、实施手段和具体实施方案。第8章为总结与展望部分。本章总结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叁点:第一,论文引入新的演化博弈理论,以演化博弈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在理清拆迁过程中各相关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构建城市拆迁补偿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收益值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第二,论文对新的《国有土地上征收房屋与拆迁补偿安置条例》(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物权法》框架下上海城市拆迁运作新机制,包括政策体系的目标、原则、实施手段和具体实施方案。第叁,论文引入共生理念,并提出新的“区域内改建回搬”安置方案。即通过拆迁,对旧城区进行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又好又快”发展,并通过合理、充分的经济补偿及有效安置,切实提高被拆迁人的居住水平,实现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等多方面的和谐共生。
徐钰[4]2016年在《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文中认为民间借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官方借贷机构匮乏、放贷效能低下,而民间金融市场滞后的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借贷必不可少,成为民众获得资本、渡过生活、投资难关的重要渠道。天柱县地处清水江下游,清至民国时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以水稻种植与木材贸易为主要物资来源,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应付家庭生活消费之后,所剩无几。而自清代以来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日渐频发的自然灾害及地方动乱,使得民众的经济状况更为窘迫,常不免于借贷,而一旦遭遇家庭变故,则其借贷之需求更为急迫。另外,农业、商业投资等也常成为借贷的原因。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形式,既有互助性的无息借贷,又有须支付一定额度利息的质押或无质借贷,还存在着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形式。因天柱县缺少正规的典当机构,民众的典当活动都发生在个体之间,其活动程序与普通借贷基本一致,但亦有细节的差异,如赋税过割、投税认证、转典加典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并不像传统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剥削严重,高利贷盛行,阶级矛盾突出,反而因为苗侗地区强烈的族戚观念,以及汉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的传播,互助性的无息、低息借贷为数不少。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活动,及有质押、无质押普通借贷活动,其利息也常与同时期全国平均利率水平大致持平。总体而言,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民国高于清代,谷利高于钱利,究其原因,则既受清代至民国时期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又与谷物价格的季节波动性相关,同时,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逐利性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一概以剥削视之。民间借贷活动的违约处理,常由借贷主体之间协商解决,采用逾期生利、质物留置、改立契约、保人代偿乃至减免债务的方式,如有重大争议,则借助于地方、族戚势力,寻求解决之道,即使最终诉诸官方司法部门,其评判标准也充分考虑到地方习惯法的作用。本文以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为研究对象,以第一手研究史料、新发现整理的清水江文书为核心资料,辅之以传统文献史料,并时时与其他地区文书相比较,以期描绘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的真实面貌,从而探究该历史时段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对当下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提供借鉴。
刘辉[5]2009年在《索绪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批判》文中研究指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是西方学术史上的两位宗师,他们都将语言视为自己的研究重心。本文从语言哲学维度切入分析双方的语言观:一方面,我们在梳理语言和言语、共时与历时以及组合同聚合等思想的基础上,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进行反思——包含方法论思想的索绪尔语言观中存在着语言本体论的预设;另一方面,通过对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和生活形式等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厘清,展开相应批判——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出发,通过语言探索人和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语言观体现出明显的本体论语言哲学倾向。通过对两种语言观的对比分析和文本验证,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从索绪尔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张家林[6]2018年在《监管科技(RegTech)发展及应用研究——以智能投顾监管为例》文中指出随着金融科技(Fin Tech)的不断发展,诸多风险也随之产生。监管科技(Reg Tech)被认为是防范和应对金融科技风险的主要手段。其本质是采用技术手段,在被监管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可信、可持续与可执行的"监管协议和合规性评估、评价和评审机制",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智能投顾领域,应用监管科技可以根据监管要求对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监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针对数字顾问模式的特点和风险,应用监管科技手段对其模型算法进行监测,有效避免了可能对数字顾问的客户造成的不利影响。未来的智能投顾监管框架仍应以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并通过发展分类账户来避免量化交易和程序化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协同交易等风险。
陈德志[7]2007年在《论索绪尔对西方文论的影响》文中认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他的语言学对文艺理论学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即从《普通语言学教程》入手，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索绪尔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问题。第一章着重介绍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一些对文论发生重要影响的语言学思想，主要包括：(1)索绪尔对“语言是什么?”的回答，即关于语言单位和语言符号的思想；(2)索绪尔对“怎样研究语言?”的回答，即索绪尔所制定的“内部研究”、“共时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叁大原则；(3)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先验性和集体无意识性的思想；(4)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观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渊源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纯粹的形式系统，这为形式主义者的“形式”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文论中的新“形式”观得以成熟。第叁章论述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结构”思想在文论中的运用和发展，文章以布拉格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两个流派为主要对象，探讨了结构主义文论中“诗歌理论”、“叙事理论”、“诗学理论”、“批评程序”等主要理论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巴赫金、杰姆逊、德里达等人对索绪尔的批判，并以此来反思索绪尔的影响。指出结构主义陷入“语言牢笼”后的缺陷，但同时也认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索绪尔的错误，结构主义的缺陷是一个时代的知识范式的缺陷，它需要得到历史地纠正和补充。第五章论述了受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罗兰·巴特和尤里·洛特曼。本章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表明索绪尔语言学与社会历史联结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形式-结构”文论的缺陷。最后一章，首先从共时性的角度，把索绪尔对文论的影响概括为两个关键理论的对应转化，即：语言是形式—→文学是形式，语言是系统—→文学有结构。这两个理论分别从外部和内部界定了文学的性质，正是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才发展出了庞大而复杂的形式主义文论(广义的)系统。其次本章着重指出，索绪尔影响下的形式结构文论与社会历史批评的辩证关系。索绪尔一开始是被作为反历史主义的先锋而引入文论领域的，但60年代末以后，随着历史性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重新回归，索绪尔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多方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在努力与社会历史对接，而他的符号学思想为实现这一对接提供了契机。罗兰·巴特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研究，以及洛特曼的对艺术文本的符号学研究，显示了这种对接的可能性。在文学理论中，索绪尔与历史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使得文论中的历史性因素在相当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遮蔽，但这同时也使历史以一种更加醒目的面貌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既实现了文论中历史的断裂，又在新的视角上使得历史被重新接续。在形式与历史的张力结构中，索绪尔作为对话的一极将长期保持其重要性，因此与索绪尔的对话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何谐[8]2017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象征,展示出持有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类型与规格。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发展,知识学习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往熟练操作的基层职业岗位需要更强的知识行动者,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知识、技能和素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映射到高等教育及其学位上表现为:高等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高等化并存,出现多种面向职业的学位制度,逐步形成以“应用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为主体架构的学位格局。我国虽然已实施面向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但以职业岗位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却没有实施学位制度。2014年始,为搭建应用型人才接续培养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国家相继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等文件,皆提出要探索与建立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特别是专科层次学位。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而且一些高职院校早已自发性地掀起了践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热潮。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尝试授予的“工士学位”,还有上海、北京、珠海、厦门等地以联合办学的方式授予境外和中国香港的“副学士学位”。基于此,本研究以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为主要研究目标,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实施后,应该从法律完善、组织建设和文化—认知形成叁方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化、合法化进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是专科层次的应用型学位,它具有实践知识评价属性、实践文化属性和职业权力属性。这一点可以从学位的一般属性、职业教育文凭功能的历史演变和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推理和得到印证。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不同,它是系统化、有计划、有目标的应用技术人才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其本质属性为理论指导,以明确的角色定位为前提,通过访谈调查、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获得各结构要素设计的支撑性依据,进而构建出基于理论样态的、完整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体而言,这一学位制度分为“学位点设置、授予标准、管理机制以及衔接机制”四个要素,得出以下结论:设置服务于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高职学位点。众所周知,普通高等教育学位在学科目录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申报和授权,学位点设置受到严格的学科规训。然而高职学位点区别于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它面向更加灵活和动态的市场需求,因此学位点建设与评估需要机制创新。高职学位点建设要突破传统学科目录的规训,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范围内遴选达标建设的专业设立学位点,组建非政府部门的专业咨询与指导委员会,实施以产业和行业区域性需求为导向的学位点设置与评估机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将更快速地变革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因而高职学位点设置要在稳定和变革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发挥制度规约的优势,但同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设计高职学位国家层面的统一授予标准。高职学位授予的国家标准起到最低质量保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由省级政府(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与审批各专业的区域标准。从标准体系的宏观层面将高职学位授予标准分为目标、过程、结果叁个维度。第一,高职学位授予的目标标准实质是高职学位教育目标,其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目标,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期待。高职学位的目标标准不同于科学研究专家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类岗位的人才规格指向具体的执业知识、职业技能与技术伦理,并有能力升入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第二是过程标准维度,即高职学位教育的培养过程,应注重“目标—情境—对策”的岗位模拟实践教学法的运用,设计出以传授实践知识、培养执业核心技能、塑造具有职业道德规范和技术伦理的学位课程体系。第叁是结果标准维度,即学位考核项目及其标准,主要涉及学制、学业成绩、实习结果、毕业设计及其他的标准,关键是通过职场模拟考核学生技能形成、使用及其熟练度是否达标。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参与授权审核和授予决策的学位管理机制。当前存在两种学位管理的典型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第叁方机构专业审核与认证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与评估模式。我国实行国家学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管理宜采用英国模式。从授权审核的主体及其运行上,高职学位的最高授权主体是代表国家意识和权力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但其作为委托人并不直接行使该权力,仅发挥着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高职学位授权与审批的权力执行主体是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由各行业、企业、专业协会和高职院校的专家代表组成的“审核与评估委员会”是审核与评定提出高职学位授予权申请的高职院校是否具备资格的专门机构。从授权标准上,应从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和培育职业人两个方面制定授权的具体标准。从学位授予工作上,在高职院校建立由相关行业的专家、一线教师(教授或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者)、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设高职学位与学士学位、职业资格的衔接融通机制。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位衔接是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学分认证与转换机制,在高职院校与应用型高校形成合作联盟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学分评估与认定办法,并着力发展与完善专业学士学位制度。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衔接是不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机制,由大学组织试题命题和考试活动等,以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和潜力的、对不同学科具有有一定认识的学生。而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应该明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关系,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维度制定各资历等级标准,以此为常模参照,实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等级的衔接。从制度创建的实质意义上讲,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本体设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该制度投入运行后能够扩散、持久、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制度内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内化实质是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合法化、社会化的过程。本研究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叁条合法化途径:第一,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处理好高职学位授予权中行政属性和行业属性的关系,在现有的《学位条例》和《职业教育法》中补充制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内容。第二,在组织层面上,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各高职院校加大力度制定与完善学校章程,选拔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第叁,在文化—认知层面上,培育以学生和教师为制度核心主体“精益求精”的价值认同,完善互补性制度以诱致技术文化实践,打破学科文化,建构高职学位制度的技术文化,最终升华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文化。
潘艺林[9]2001年在《论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文中提出根据批判的本意，本论文研究了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久远历史与独特作用，批判功能被遮敝的表现、原因与危害，以及批判功能的教育哲学基础。进而指出，恢复和强化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事关人类前途与命运、也事关中华民族之未米与当务之急，让高等教育在释放批判功能的过程中提高教育质量，可谓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根本策略。“批判”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它指以“高深知识”为基础，对事物作出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与评论。它是一种不因权威与流行而认同、也不必然站在其对立面的文化活动。社会的发展需要批判，精神动力的激发与行动方向的启示都离不开批判的作用。因为，人是一种不够完善又追求完善的存在，通过批判，人与社会才有向前的动力，才能不断地取得进步。否则，人的弱点就不能明确，人的错误就难丁纠正，人类求善的欲望也无法得到强化和满足。也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社会行动易丁陷入盲目。通过批判，人们才能透过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找到人与社会“应该怎样”的行动方向，才知道该如何“扬弃”，才能推动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离开了批判，社会的发展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批判包括社会组织的自我批判、相互批判，但种种批判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社会组织还需要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批判功能的存在和作用：高深知识的自由探究，使高等教育的批判具有独特的权威；最为集中的知识分子群体，能确保高等教育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气质，则使高等教育的批判方式因其“保守”与稳健而独具魅力。所有这些，同时也就是高等学校发挥批判功能的有利条件。知识经济的逼近，人们会更加重视和关注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这就更有利丁批判功能的发挥。然而，高等教育批判功能被销蚀的历史与它被呼唤的历史几乎同样地久远。一些人欢迎它，另一些人则排斥它。这与国家主义教育哲学、片面的教育需求观等复杂的社会因素相关，但关键在于批判功能自身的特点：它是社会所需要的，却不是社会所欢迎的。社会既需要又阻抗批判，既呼唤批判，又销蚀批判。这就使有的人不仅失去了个性，而且正在失去人性。从批判功能被遮蔽的现状、原因与危害来看，遮敝批判功能虽然有难以避免或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并不是合理的，高等教育必须从应然状态的缺失中，去寻求对实然状态的批判与变革。深入高等教育组织内部，才能为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找到更充分的存在理由。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存在理由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是关于价值的事情，凡有价值的地方就有探究的因素，有探究的因素就有批判的参与，因此，教育离不开批判，教育过程、教育改革、教育模式诸方面都与批判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教育的最高级形态高等教育也离不开批判。离开了批判，就没有教育，更没有高等教育。第二，批判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是高等教育的亲本功能(parent function)。“亲本”表明了批判功能的基础地位和衍生作用，是批判功能最深层次的生存依据。这种依据，是由批判、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必然联系决定的。一方面，批判是高深知识得以增长的动力与理论源泉，高深知识离不开批判。离开批判，知识更新缺乏动力，学问就难于发展。另一方面，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独特的工作内容与对象，高等教育离不开对高深知识的探究和追求。因此，离开了批判，高等教育就会因迷失自己独特的工作对象而迷失自身。对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而言，高等教育批判功能的释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而创新的基础是批判。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应以“探索和应用高深学问”为行动核心，以培养知识分子为己任，让知识分子致力于承担应该与可能的社会批判责任。
李秦晋[10]2015年在《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安全性的影响》文中提出近年来,转Bt基因粮食作物对害虫的控虫作用受到广泛的应用,它可以减少广谱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水稻作为亚洲国家主要的粮食作物,正面对严重的虫害问题和杀虫剂污染问题。因此,转Bt基因水稻逐渐被用来缓解这种局势。转Bt基因水稻给环境与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潜在的危险同样受到关注。Bt蛋白在稻田生态系统复杂的食物网中的传递,以及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是人们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本研究就试图利用转录组高通量测序技术鉴定Bt水稻对稻田蜘蛛优势种拟环纹豹蛛(Pardosa pseudoannulata)安全性的影响。内容具体如下：1.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捕食功能及搜寻行为的影响为了探究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捕食功能的影响及其机理。用富集Bt蛋白的褐飞虱饲养拟环纹豹蛛,比较富集过Bt蛋白的拟环纹豹蛛与正常蜘蛛捕食功能以及搜寻行为差异,并解剖拟环纹豹蛛的神经节做转录组分析,观察Bt蛋白作用下神经节基因的表达情况。同时,随机选择了4个DEGs基因进行了qPCR验证。结果表明,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的捕食功能没有影响,但会显着增强拟环纹豹蛛的搜寻行为。结合转录组分析,神经细胞内氧化磷酸化反应显着增强可能是拟环纹豹蛛变得兴奋的关键因素,而其体内一些次级代谢产物代谢途径的富集可能与蜘蛛体内对Bt蛋白的防御机制相关,其转录组结果与qPCR验证结果一致。2.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毒腺基因表达的影响Bt蛋白是一种杀虫晶体蛋白,能与昆虫肠道上皮细胞上的特异性蛋白结合,导致膜上孔洞的形成,造成昆虫的死亡。本研究利用转录组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富集了Bt蛋白的拟环纹豹蛛毒腺与正常拟环纹豹蛛毒腺进行了深度测序,得到113358条unigene。通过比对COG, GO, KEGG等数据库,对拟环纹豹蛛毒腺基因进行功能注释,并且探究了在两样本中差异表达的基因。其中上调基因3765条,下调基因3157条,主要参与的代谢途径为氧化磷酸化途径、核糖体等相关途径。本研究初步证明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毒腺基因表达有一定影响。同时也为全方面了解蜘蛛毒腺基因组以及基因进化提供了帮助。3.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生长发育的影响为了探究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通过ELISA检测来探究Bt蛋白在拟环纹豹蛛成蛛和3龄,5龄幼蛛体内各组织中的富集规律；分别记录实验组和对照组幼蛛的发育历期,体长、背甲宽、体重变化,取食量,存活率等参数；比较两组成蛛和幼蛛体内叁大组织(肌肉组织,消化组织,神经节)及其亚细胞结构中5种解毒酶(POD, CAT, SOD, GSH-Px, AChE)酶活的活性。取5龄幼蛛做转录组测序分析,通过差异表达分析和功能注释了解Bt蛋白作用下实验组蜘蛛差异表达基因的生物学功能,探究Bt蛋白影响幼蛛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同时,随机选择了4个DEGs基因进行了qPCR验证。结果表明,Bt蛋白可以在拟环纹豹蛛的各组织结构和亚细胞结构中富集,并会影响到拟环纹豹蛛的生长发育和两种关键的的酶,AChE和POD。转录组分析结果表明,幼蛛体内一些直接调控生长发育的生物学功能的改变,如生长激素受体信号途径,幼体发育,幼体龄期的发育,中肠的发育,体肌的发育等是造成发育显着延迟,体重降低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供能物质代谢途径的改变,如糖酵解糖异生,叁羧酸循环,氧化磷酸化,淀粉蔗糖的代谢,脂肪酸代谢等可能间接影响到幼蛛体内解毒酶的活性,进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幼蛛的生长发育。其转录组结果与qPCR验证结果一致。4.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繁殖的影响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繁殖能力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以分别取食Bt水稻或正常水稻15天的褐飞虱喂食拟环纹豹蛛,比较两组蜘蛛的繁殖能力(产卵前期、产卵量、卵袋数、孵化率)是否有差异,在宏观层面上探究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繁殖能力的影响；取蜘蛛性腺做转录组分析,研究性腺中繁殖相关基因的表达是否受到影响,从分子层面上解释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的作用机制。同时,我们对8个卵黄蛋白基因进行了qPCR验证。结果表明,Bt蛋白可以沿着食物链传递,从水稻通过褐飞虱在拟环纹豹蛛体内富集,其最大富集量为0.396ng/g,而拟环纹豹蛛的繁殖能力不受Bt蛋白的影响。基因差异表达分析显示,性腺中直接调控繁殖的有806个unigene,这些unigene参与到23种不同的生物学功能和4条代谢途径,且都没有差异表达；而以FDR<0.01, log2fold change>2筛选得到的49个显着差异表达基因参与到的生物学功能和代谢途径都不与蜘蛛的繁殖直接相关。在Cry1Ab蛋白胁迫下,8个与卵黄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均未发生表达差异,其转录组结果与qPCR验证结果一致。因此,Bt蛋白不影响拟环纹豹蛛的繁殖能力,其主要原因是性腺中繁殖相关基因的表达并没有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 湖南景智投资公司规范发展策略研究[D]. 欧璟. 湖南大学. 2002
[2]. 我国互联网货币基金风险防范的实证研究[D]. 宋秋平. 安徽大学. 2016
[3]. 上海城市房屋拆迁研究[D]. 唐代中. 同济大学. 2007
[4].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D]. 徐钰. 贵州大学. 2016
[5]. 索绪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批判[D]. 刘辉. 黑龙江大学. 2009
[6]. 监管科技(RegTech)发展及应用研究——以智能投顾监管为例[J]. 张家林. 金融监管研究. 2018
[7]. 论索绪尔对西方文论的影响[D]. 陈德志. 安徽大学. 2007
[8].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D]. 何谐. 西南大学. 2017
[9]. 论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D]. 潘艺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10]. 用RNA-seq技术鉴定Bt蛋白对拟环纹豹蛛安全性的影响[D]. 李秦晋. 湖南农业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