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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1-0098-12
关于唐代的“道”，唐史、制度史及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者颇有研究，一般的涉及之作且不必说，卞孝萱、田尚、程志和韩滨娜、曹尔琴、史念海、贾云、郭峰、许正文、成一农、郭声波等都做过专门的探讨①。不过对其中的很多问题，专家们却多因袭旧说，质疑者寥寥。道的起源、性质、功能等姑且不论，仅就其演化过程而言，前贤多遵从由贞观十道直接分化为开元十五道之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严耕望在《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一文中，首先驳斥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初置十五采访使的说法，继而论证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下径书年份)即有十三道的分化，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黔中道独立，则开元末年共有十六道②。严文甚有见地，近半个世纪来，尚无人超越。然而，笔者近来爬梳史料，发现一些新的情况，对这一古老问题的探讨③，或有补益。
一 永徽十三道
十道始置于贞观元年(627年)，向无异说④。据《括地志序略》等文献，其分布格局，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略有不同(见图1)⑤。
图1 贞观元年(627年)十道示意图
至于贞观十道的分化过程，传统观点一向认为，开元年间初置采访使时方分为十五道⑥。严耕望将十道分化的初始时间，从以往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或二十二年(734年)，提前到景云二年(711年)，从而破除了十道分化与初置采访使同时的陈见。但笔者发现，十三道之区划，并非始于景云二年(711年)，事实上还要早得多。
成书于高宗末年的《千金翼方》卷1第3篇名为《药出州土》，共列有133个出药之州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州都是按道排列的，而其所列道目，并非历来认为的“贞观十道”，试以表格列举之(见表1)。
由此可知，最迟在孙思邈写作《千金翼方》之时，已经存在十三道了。也就是说，不仅开元年间十道始析为十五道的观点不妥，即便严耕望主张景云二年(711年)始分十三道亦不正确。那么《千金翼方》所存的这份材料是否可靠呢？
笔者认为这份史料的真实性是很高的。第一，目前学术界公认《千金翼方》是药王孙思邈晚年积三十年之力的心血结晶，最终成书于作者去世之年，即高宗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虽不能断定此后就没有人篡改过，但大体上是保存了原貌的。第二，这份材料唐代人就引用过，玄宗时人王焘所著《外台秘要》卷31《药所出州土》就曾原文收录，只是《外台秘要》所录缺漏甚多，反不及《千金翼方》所载完备⑧。第三，通过考察该文所载州之存废，可以证明此材料非系伪造，如穀州，显庆二年(657年)废入洛州；交州，永隆二年(681年)改为安南都护府⑨；箕州，先天元年(712年)改为仪州；始州，先天二年(713年)改为剑州。同理，亦可推断此文所作的上、下年限。此文所载当州，置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恩州，置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至于柘州，据两《唐书·地理志》，更是永徽年间(650-655年)置的；又，《旧志》载松州都督府属，永徽中由陇右道改属剑南道，而《千金翼方》中松州、当州、扶州、柘州皆属剑南道。凡此种种，都说明孙思邈写作此文的上限，不早于永徽年间。而其又载有显庆二年(657年)罢废的穀州，说明下限应在657年之前。即便考虑到信息传播和处理的滞后性，该文所作，也当在高宗初年(公元650年代)。这个结论，与公认的《千金翼方》写作时间相符。既然可以确定该材料的真实性及其创作年代，亦可证明，最迟高宗初年，唐朝已有十三道的创制。
那么十三道最初形成于何时呢？史籍均载贞观十道设置于贞观元年(627年)，但贞观元年很可能只是大体划分了十个区域，名称未必尽同于后世所载，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关内道。贞观八年(634年)分遣诸使“观省风俗”，李靖是畿内道大使，《贞观政要》⑩、新旧《唐书·李靖传》(11)等所载均同，表明京师附近地带，当时是叫畿内道，而不是关内道。另外，萧瑀为河南道大使(12)，李大亮为剑南道巡省大使(13)，李袭誉为江南道巡察大使(14)，据《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这次共派遣了13人。这仅仅是巧合，还是该年已经有十三道的区划了？可能是前者。因为《初学记》所载《括地志序略》，一般认为其根据是贞观十三年(639年)大簿，从《序略》中能看出，各州府基本上是以十道排序，而在山南道、陇右道和江南道内部，顺序则颇杂乱，显然不可能是十三道的区划(15)。且在贞观十四年(640年)将西域纳入唐帝国版图之前，也不可能有河西道的分立，否则河西道只有6个州(即凉、甘、肃、瓜、沙、伊州)，岂非过小？
笔者以为，十三道体系的形成，当始于永徽初年(650年)。理由如下：一，从唐代道的演化规律看，往往在君主禅代之时变动比较大。如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设立行台道(16)；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置贞观十道；下文将提到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恢复十道区划；景云二年(657年)，玄宗当政前夕，重划十三道；安史乱起，唐朝开始遍设方镇，道目遂泛滥，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采访使为观察使。这是否暗示在唐前期，朝廷易主之时，万象更新，一般会改革最高层政治区域，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的治国方略？
二，上述推测并非无的放矢，是可以找到佐证的。永徽年间(650-655年)，松州都督府管辖的地区，由陇右道划归剑南道，这在《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剑南道部分有多处明确的记载：
松州 据贞观初分十道：松、文、扶、当、悉、柘、静等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
文州 旧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永徽中，改属剑南道也。
扶州 旧属陇右道，隶松州都督。永徽后，改为剑南道。
龙州 旧属陇右道，永徽后，割属剑南也……(17)
笔者以为，剑南道与陇右道辖区的调整，当和十道析置为十三道同时。松州都督府属从陇右道割隶剑南道，正好反映了十道细分和辖境调整的大背景(18)。
三，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岭南道。《旧唐志》载：“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19)我们知道，节度使制度始于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与永徽年间(650-655年)相隔五六十年，故此处所言，时间跨度太大。但白纸黑字不应无据，其字里行间透露出岭南道内部格局发生变化，从而与玄宗时候的岭南五管之辖境一致了，随之变动的，或许还有岭南道的外部边界。据《括地志序略》，岭南道原是包括建州、泉州(即今福建地区)的。但前引《千金翼方》十三道州目，此二州属于江南东道。联系《旧唐志》的这一记载，笔者推测，泉、建一带从岭南道改属江南(东)道，可能也始于永徽年间。
那么为何分为十三道，而非十五道或二十道呢？这一方面是基于地理环境使然，另一方面可能是模仿汉代的十三刺史部。严耕望说：“盖按察使之始置本模拟汉代刺史之制，遂即因道域广大，乃分析为十三，以拟汉之十三部欤？”(20)就目前史料所见，永徽年间虽然还没有按察使之设，不过李唐统治者追隆盛汉的企图已很明显。
综合考量，《千金翼方》所载的十三道，当是高宗永徽初年(650年)改革贞观十道的结果，仿照贞观十道、景云十三道等，本文姑且将之命名为“永徽十三道”。并且，这种十三道的区划在整个高宗当政时期，应该都没有改变(参见图2)。史载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
诏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常为河南道大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抚，申理冤屈，赈贷乏绝。(21)
此处河北道、河南道都是一人，而江南道却是二人，这说明高宗晚期仍是十三道的规制。因为山南道、江南道虽然均分为东、西两道，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唐人仍然习惯统称为江南道或山南道，而不一定加以明确区分，这在《册府元龟》卷162《命使第二》载开元八年(720年)八月按察使、二十一年(733年)宣慰使、二十二年(734年)采访使名单中均有反映(22)
二 则天朝十道之回复
但是，正如严耕望所指出的，《旧唐志》(23)、《通鉴》(24)、《唐会要》(25)等书都表明，景云二年(711年)因“江山阔远”，山南道、陇右道均被分为两道，同时当还有江南道的析分，则景云元年(710年)显然是十个道的规模。而且此前中宗年间，确实也是十道的区划。《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有云：
唐中宗神龙二年二月，遣十使巡察风俗。下制曰：“……宜于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识理通明、立性坚白、无所詘扰、志在澄清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遂命易州刺史姜师度摄右御史，以充此使。
二十人分为十道，二周年一替，则此时分为十个道是显而易见的。稍后几年同类情况还有不少：
景龙三年八月，遣十使巡察天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庚子，平韦庶人。壬寅，降十道使赉玺书宣抚。
景云元年八月，制出十道使持节巡抚天下。
二年二月，降十道使按察。(26)
图2 总章二年(669年)十三道示意图
这不但表明神龙二年(706年)以后中央对地方监察力度的加强，也佐证了此时全国是十个道的规模。既然唐高宗时期已经是十三道，半个世纪后的睿宗时期为何还要重分呢？
要解开这个谜团，需从武则天时期说起，其中关键在于唐代主要的监察机构——御史台的演变历程。《唐六典》卷13《御史台》云：
梁、陈、后魏、北齐、隋皆曰御史台，皇朝因之。龙朔二年更名宪台，咸亨元年复故。光宅元年改曰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司；更置右肃政台，专知按察诸州，加右台大夫一人。神龙元年，改为左、右御史台，犹置二大夫。延和元年废右台，先天二年九月复置，十月又废，而大夫随台废置。
《唐会要》卷60《御史台》所言则更详细：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御史台。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复为御史台。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左肃政台，专管在京百司及监军旅；更置右肃政台，其职员一准左台，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以中宗英王府材石营之，殿中御史石抱贞缮造焉。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御史台。景云三年二月二日，废右台。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台，停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置诸道按察使，废右台。初置两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书韦方质为条例。方质删定为四十八条，以察州县。载初以后，奉勅乃巡，每年不出使。
然而御史台并非所有官员都以监察地方为职责。大夫、中丞是台中主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分属台院、殿院、察院三个系统，而侍御史“掌纠举百寮及入阁承诏”，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仪，京畿诸州兵皆隶焉”，只有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27)。据《唐六典》等的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前，唐政府的监察御史才八人，此后虽然增置至十人，但从其职责来看，要对地方实行稳定的监察，仍力有未逮。也就是说，光宅元年(684年)之前，唐政府并没有对地方进行有效监察的机构或措施。或许，此时国家初建，人少官简，监察的需求尚不紧迫，或者监察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武则天废黜唐中宗、唐睿宗，正式当政之后，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在大用酷吏的同时，还扩大监察机构，倍增人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控力度。
前引文中犹可注意者，在于唐玄宗当政前后，诸道按察使与右御史台的交替：“景云三年二月二日，废右台。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台，停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置诸道按察使，废右台。”景云三年(712年，也就是先天元年)二月二日，之所以要撤废右御史台，是因为前一年已经设置了诸道按察使，取代了其原有的“澄郡县”的作用，此即《通典·职官典》所谓“睿宗即位，诏二台并察京师”(28)，从而使左、右台职能雷同，矛盾频发，只有罢废其中之一。第二年(713年)则置右御史台之时，停诸道按察使；复置按察使之时，右台不复存在。换言之，诸道按察使与右御史台之职能、作用，应当是接近甚至一致的。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光宅元年(684年)以后，因为右肃政御史台的设立，唐朝有了较固定的专门针对地方的监察机构(29)。而“右肃政台，其职员一准左台”，左台也就是原御史台，其监察御史为10人，则右台亦是10人。这意味着，如果台中主官与台院、殿院所属人员不亲临地方，对州县的监察由察院这10人具体负责，则十名监察御史必然会与十道发生关系，很可能即是一人分察一道；又或者台院、殿院、察院共20人(30)都掌纠察州县，则可能是二人共掌一道。因为此后一直到景云二年(711年)，甚至玄宗初年(31)，以十道之制遣使逐渐成为常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早在永徽年间就有十三道的存在，到了景云年间(710-712年)，反而要“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32)。
不过御史毕竟是京官，人数又少，要对全国300多个州府、1500多个县进行监察，谈何容易？所以“初置两台，每年春、秋发使……载初以后，奉勅乃巡，每年不出使”，故有天授二年(691年)发十道存抚使、神龙二年(706年)及以后发十道巡察使等补救措施，然而这些均非地方的常设官员，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遂有景云二年(711年)二十四都督府的议设，寻因权重难制而罢(33)。而几乎同时设置的十道按察使，则显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二十多年中虽然数度罢废，却屡屡复置，直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改设为十道采访处置使。
田尚以为“武则天时曾析江南道置黔中道，析岭南道置安南道。中宗曾把江南道分割为东西两道”(34)，恐皆不能成立。因为“道”从北朝以来，广泛应用在各种场合，凡遣使必有“道”，这些都是广义的临时的“道”，北朝、隋代以及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所在多有，此处毋庸赘言。其与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等狭义的正式的道，是有区别的。
笔者以为，在讨论唐道的时候，必须分清楚该“道”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狭义的正式的道，贞观元年(627年)至景云二年(657年)，系指贞观十道及其演化出来的永徽十三道，其时虽然没有固定的使职与诸道相联系，但各道都有相应的较固定的区划，即作为正式政区的各州县，可分属诸道，这应该是朝野皆知，成为常识的。景云二年(657年)至天宝末年，因为按察使、采访使附着于诸道(畿)，“使”与“道”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此期狭义的正式的道，即指“按察使道”或“采访使道”。凡此之外，则均属临时性质的广义上的“道”。田尚谓武则天时曾析置黔中道、安南道，出自《旧唐书》卷50《刑法志》：
(武则天)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贞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按鞫流人。(35)
此事起因于长寿年间(692-697年)岭表等地的流人谋逆，所谓黔中、安南等道，不过是刘光业等摄监察御史“按鞫流人”的分工区域而已，其与隋代许善心为冀州道大使(36)、唐武德初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慰大使(37)等情形类似，故不能说武则天当时从十道中另分出黔中道、安南道来。至于“中宗曾把江南道分割为东西两道”，则属年代判断失误，其依据为《旧唐书·张廷珪传》所载：
景龙末，为中书舍人，再转洪州都督，仍为江南西道按察使。(38)
“景龙末”，当指公元709年或710年，其时已是中宗末年，张廷珪此时为中书舍人，以官员正常的任期、迁转，其“再转”洪州都督并兼江南西道按察使，当在睿宗时候了。而按察使之初置，在睿宗景云二年(657年)可无疑，所以张廷珪任江南西道按察使，最早也当在睿宗时。公元8世纪江南西道之分置，正如严耕望所言，当始于睿宗景云二年(657年)，而非中宗时。
三 玄宗朝之十六部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十三道的规制也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开元初年(713年)，先后有都畿、京畿按察使的设置，都畿、京畿遂亦从十道中分立出来(39)。京师、东都两畿与诸道区别监察，据上引文，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分置左、右肃政台时已然，开元时只不过是重新单列而已。但开元初都畿、京畿有此则无彼，尚未同时存在。《册府元龟·帝王部·命使第二》云开元十三年(725年)正月遣使疏决囚徒宣慰百姓，都城、京城已与十三道并列，严耕望谓“十五道之分割至迟已萌始于此时矣”(40)。但此时唐朝不设按察使(41)，宣慰使只是临时性质，尚不得谓已有十五道。十三道与两畿并列，同置按察使，并形成经制，当始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复置按察使之时。《通鉴》卷213云：
(开元十七年)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42)
也就是说，所谓“开元十五道”即便系统完整地存在，也早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初置十道采访使。二十二年的十五部，只不过是继承了既成事实而已(43)。
但盛唐开、天年间(713-756年)一直只有这两畿十三道共十五部吗？否。无论高宗年间(649-683年)，还是景云二年(657年)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三道的序列中，都有“河西道”，此点在《千金翼方》、《册府元龟》与《旧志》、《通鉴》都有明确记载，证据确凿，无需多费笔墨(44)。而历来名列“十五道”中的“黔中道”，却不见踪迹。那么开元、天宝之际究竟有无黔中道采访使之设呢？严耕望文中引《册府元龟》卷162天宝五年正月“遣使巡按天下诏”中载有黔中道(45)，或曰这是临时性质的黜陟使，且一人巡按数道，并不一定是正式的采访使道。那么《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条所载，即明示有黔中道：
(天宝)十二载二月，河南(46)道采访处置使、河东郡太守李憕，河南道采访处置使、陈留郡太守王浚等奏请依旧置两员交使，望以周载，许依元敕酬功处分。敕诸道准此，黔中道各一人宜依旧定。
另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2册《大唐故太原府祁县尉黔中道采访判官南阳樊公(泳)墓志铭并序》亦云：
天宝初，朝臣萧克济持节兼黔中采访使，希公明达吏事，咨为副车。
此墓志铭提供了黔中道采访使、采访判官的实例，说明至迟天宝初已正式存在黔中道。
至于黔中道初置的时间，当在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初年之间。严耕望云：“至于十五道之名称，《六典》为开元二十六年所奏上者，时代远较前列《通典》、两《志》、《通鉴》为早，而《册府》所载尤为原始材料。《六典》、《册府》皆有‘河西’无‘黔中’，自当从之。”严耕望并说：“考《元和志》三○黔州条，‘开元二十六年又于黔中置采访处置使，以(黔中)都督浑瑊为使’。则黔中为道置采访使，乃二十六年《唐六典》完成以后之事。两《志》、《通鉴》以为二十二年始置，误矣。然则二十六年置黔中道后，并前为十六道，非十五道矣。”(47)
严耕望揭示出始置黔中道晚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并指出开元末年有十六道，均有开创意义。但是以《元和志》此条之孤证，似乎尚不足以确定黔中道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的。按：《太平寰宇记》卷120“黔州”条所记与此相同，当因袭《元和志》旧文，不能算佐证(48)。
然而查考新、旧《唐书》等史籍，浑瑊乃皋兰州人，本出于铁勒九姓之浑部，祖上世为皋兰刺史或都督，其本人也一直生活在北方，从未到过黔中。更重要的是，其时代完全不合。浑瑊威名始著于安史之乱期间，德宗时曾位极人臣。而其父浑释之广德中战死沙场时年方49岁，则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时浑释之才23岁或24岁，此时浑瑊怎可能身为黔州都督兼黔中道采访处置使？
既然材料本身可存疑，“黔中道置于开元二十六年说”也就颇有问题了(49)。但史籍中有关黔中道的可靠材料委实不多，《元和志》至少提供了一条线索，或许只是长官名讳有误而已。《新唐书·方镇表》“黔州”条载：
开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诸州经略使。(50)
可与《元和志》所谓“又隶五溪诸川入黔中道，仍加置经略使”(51)相印证，若该年黔中未设“采访使道”，则原本与黔州无关的五溪地区(时为辰州都督府所辖，辰府与黔州都督府为并列关系)，何来“黔州”置经略使之说？
另，《旧唐书·地理志》“辰州”条云：
景云二年，置都督府，督巫、业、锦三州。开元二十七年，罢都督府。(52)
当是黔中地区既置经略使，遂罢辖内辰州都督府，适可证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黔中置经略使之实。
因此，在找不到更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黔中道采访使”，可能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一种说法。
又，据《册府元龟·命使第二》“开元十三年正月制”、“天宝五年正月命”两条，加之碛西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其时颇为盛行，似乎其时曾存在过碛西道，严耕望即认为“十六道外，碛西亦正式成为一道”，卞孝萱、郭声波等亦作是说。但一则此二处之“碛西”道是否为狭义的正式的“道”，亦即“按察使道”或“采访使道”？前者定非，不必赘述。后者为黜陟使巡按区，而黜陟使的派遣具有随机性，从唐前后期史料均可知。黔中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前时常与岭南等并列，然则其时亦为“道”耶？安南、闽中、姚嶲、广府等亦时常与碛西并举，其亦皆为“道”耶？二则史籍中尚未发现有“碛西道”三字连称，以及有关其置废或存在按察使、采访使的任何记载。严耕望亦言：“至于碛西道，似未置专使，故不见治所”。三则郭声波以为“碛西正式成为一道，乃自开元十二年(724年)并安西、伊西北庭两节度使为碛西节度使起”(53)，而碛西、伊西等节度使终玄宗之世分合无定、名目多变，焉得谓自此“正式成为一道”？因此，若非有更有力的新材料出现，“碛西道”之说不能成立，最多只能存疑。
图3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六部示意图
总之，唐代开元末年及天宝年间(742-756年)，实有十六部采访使，即京畿、都畿两个特殊单位(54)，以及14个名实相符的“道”(参见图3)，而非一直以来众口一词的“十五道”。这十六部的建置，迄天宝十四载(755年)不变。
至于天宝十四载(755年)以后，藩镇林立，虽亦称为“道”，并有采访使或观察使等的设置，但那与贞观十道或开元十六部等已截然不同，故本文从略。
四 十道与十五道辨析
岑仲勉在《唐史余沈·置十道采访使》(55)和《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置十五道采访使》中，指出置十道采访使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并说：“前引张敕二首及陈记，均称十道，《曲江集》二复有《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诗》，是十五道之分，并非初制。”(56)在此，岑仲勉怀疑最初设置采访使时是十道，后来才分为十五道。据前文所述，可知十五道(概言之，姑且不考虑畿与道之别)之分，早已有之；而《册府元龟》具载十五采访使之名讳、职衔，亦可知置使时为十五部。故岑仲勉之疑，其实是为何称“十道”而非“十五道”之惑。
事实上，“十道”与“十五道”的关系，确实微妙。质其实，虽然北宋时“十五道”已渐成通称，史不绝书，但唐人却极少有言“十五道”者。据笔者检索，现存唐代史籍言“十五道”的不过两例：《通典》“开元二十一年，分为十五道”；《元和志》“二十一年，分天下州郡为十五道”(57)。其实杜佑于《州郡典》等处极力避免使用“十五道”一词，后文概称“十五部”，此处不知是出于疏忽抑或后人篡改。而《元和志》所云，“二十一年”已不确，“十五道”自也颇可怀疑。
那么，一般情况下，唐人又是如何称呼十五采访使辖区的呢？各种资料表明，其时朝野上下依旧通称“十道”(见表二)。
当我们返回去审视按察使诸道的称呼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景云二年(711年)至开元中期，全国共有十三道或十四部，经严耕望的揭示，揆诸《册府元龟·命使第二》，证据确凿，可无疑问，但其时仍一概称“十道”，如表三所载。
上表所列史料较单一，但千篇一律言“十道按察使”，却证实了：在设置按察使的十三道或十四部、十五部时代，通行的称呼仍是“十道”。事实上，遍检史籍，此期恒言“十道”，无一例外。
此外，唐代地志、图经等往往以“十道”为名(58)，开元中及以后尚有：《开元三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梁载言《十道四蕃志》(59)，贾耽《贞元十道录》或称《十道志(述)》，李吉甫《十道州郡图》(《元和十道图》)等。成书于“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之后不久的《六典》，其《尚书户部》所举州府也是以十道为“经”，东、西道等“下注”而已(60)。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残卷也是分十道列举的(61)；而《元和志》亦以“十道”为纲；五代时撰述的《旧志》也是举述“十道郡国”(62)；更往后的《会要》卷七十“州县”部分、《太平御览·州郡部》等也分十道而录之，更说明了“十道”观念的深远影响(63)。
而唐人在开元二十二年(731年)后所以仍言“十道”，除十道的概念行之百余年已深入人心，十五道乃自十道分置这两个原因(64)外，还有其他因素：一是十道乃概称，非实指。十可虚指，况十几本属“十”之范畴？二则因为初置之十五采访使中，两畿既与畿外诸“道”有别，严谨而言非十五道；待数年后黔中道再分置，则“十五”之数亦不可得，何谓“十五道”？
明乎此，则亦可知并非是开元二十年(731年)或二十一年(732年)置十道采访使，次年再将十道分为十五道了。此际唐人心目中的“十道”，与后世习称的“十五道”，二者之间不存在实质的差别，仅为称呼之不同。
然则为何历代多言“十五道”呢？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一，年代渐远，旧义不彰。开、天时(713-756年)人固然明白其时之“十道”与“贞观十道”实质有别，但后人要突出开元之制与贞观之制的不同，非“明示之”不可。大历年间(766-779)的陈秦尚言“分十道置廉察”，而贞元时期(785-805年)的杜佑已称之“十五部”，更往后的李吉甫等人则径谓之“十五道”矣。在此过程中，历史逐渐失真。二，两畿与诸道之别也渐趋模糊。宋代“京畿路”时而复置，是“畿”其时已混同于诸路矣。三，初置之十五部，道有十三，畿仅得二，“少数服从多数”，言十五道不仅更简洁，且宜与十道对比。四，《通典》伊始，河西道已湮没于史籍。十六部之概念既无，十五道之说遂不复有数目上之障碍矣。
五 小结
综合全文，十三道在唐高宗永徽初已分置，比传统观点要早数十年；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恢复十道成制，并正式成为监察道；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又变成十三道，其后至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十三道为常态。若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析置黔中道不误，则此后十几年间，唐朝当为十六部。即便不考虑畿、道之别，整个唐代，十五道也最多不过存在了十年时间。事实上，唐朝人恒言“十道”，“十五道”之说宋以后才逐渐流行。
注释：
①卞孝萱：《关于北朝、隋、唐的“道”》，《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和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程志、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曹尔琴：《隋唐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贾云：《唐贞观诸道的产生及其使职的作用》，《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郭峰：《唐代道置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许正文：《汉州唐道的设置与分裂割据王朝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和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郭声波：《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初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六本《纪念董作宾董同龢两先生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64年。
③本文只涉及道目等十道演化问题，其余起源、性质、功能、影响等俟另文探讨。
④只是[宋]高承《事务纪原》卷7云：“唐贞观十二年，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始分为十道；一云在元年并省郡县，始因关河近便分置也。”另有持贞观八年(634年)说者，然亦无证据，且无影响，故此处不论。
⑤主要区别在于今福建地区的归属，《括地志序略》将泉、建二州列在岭南道部分，“南选”的范围初时也包括此二州(参见《唐会要》卷75《南选》大足元年敕文)。因此，不但唐太宗时岭南道包括泉州、建州，后来武则天恢复十道，岭南道的地域也应该包含福建地区。
⑥此观点直接来源于《通典·州郡典》、《旧唐志》、《新唐志》、《资治通鉴》等经典史籍，古从者如云，此处不赘列。
⑦[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1《药出州土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5—6页；[唐]孙思邈撰，朱邦贤、陈文国等校注：《千金翼方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7页。按：作者文中言133州，实仅列128州，比勘各道州数与舆地形势，窃以为当是河北道缺载或脱漏了5州。
⑧[唐]王焘：《外台秘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诸志皆作调露元年(679年)改，但《旧唐书·高宗纪》明确记载为永隆二年(681年)，《近事会元》亦作永隆二年(681年)，《元和志》为永徽二年(651年)，“徽”当为“隆”之讹。
⑩[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64页。
(11)《旧唐书》卷67《李靖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2480页；《新唐书》卷93《李靖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3814页。
(12)《旧唐书》卷63《萧瑀传》，第2401页。
(13)《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第2389页。
(14)《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附李袭誉传》，第2332页。
(15)[唐]徐坚：《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166页。
(16)隋唐的行台(或行台尚书省)命名相当规范，无一例外均冠以某某道之称，显然皆具有明确的辖区，笔者将这种行台的辖区称之为行台道。
(17)《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699—1702页。
(18)《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松州”条谓：“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可能也与松府的改隶有关，但生羌忽叛导致的羁縻州废置，只是松州都督府内部的变化，与整个松府的变迁，关系可能不是很大。因此，松府改隶剑南道，当与泉、建割属江南东道一样，反映的是全国性的区划大调整。
(19)《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12页。
(20)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170页。
(21)[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61《帝王部·命使》，(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797页。按：此处时间，《册府》作仪凤二年(677年)，《旧唐书·高宗纪下》作仪凤元年(676年)，当以旧纪为准；而旧纪所述过简，江南道作“左丞崔知悌等”，则宜以《册府》为正。
(22)《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第1801、1803页。
(23)《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39页。
(24)《资治通鉴》卷210《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6666页。
(25)[宋]王溥：《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59页。
(26)《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第1799页。
(27)《新唐书》卷48《百官三》“御史台”，第1237—1239页。
(28)《通典》卷24《职官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660页。
(29)不少前辈学者以天授二年(691年)“发十道存抚使”，为诸道成为监察区之标志。笔者以为欠妥，此存抚使与贞观八年(634年)等前期的遣使类似，还是临时性质，具有偶然性。
(30)《通典》卷24《职官六》“凡置左、右肃政二台，别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监察各二十人”，第660页。笔者以为“各”当作“共”，则其与《会要》所言正合；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左、右台的三院御史分别共有20人。
(31)此时虽然按察使已是十三道的规制，但其他使节的派遣，如宣劳使、宣抚使等，仍为十个道的区划，可参见《册府元龟》卷162《命使第二》。
(32)《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39页。
(33)《旧唐书》卷7《睿宗纪》，第157页；《唐会要》卷68“都督府”条，第1411—1416页。
(34)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和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147—148页。
(35)《旧唐书》卷50《刑法志》，第2143页。
(36)《隋书》卷58《许善心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427页。
(37)《旧唐书》卷60《河间王孝恭传》，第2347页。
(38)《旧唐书》卷101《张廷珪传》，第3152页。
(39)郭声波：《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及拙文《盛唐京畿都畿考论》，《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0)《册府元龟》卷162，第1802页。
(41)此点可参见下文表三，以及拙文《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辑。
(42)《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七年”，第6784页。
(43)开元十七年(729年)后不见罢废按察使的记载，笔者认为采访使系由按察使改置，详见拙文《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
(44)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以及[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中的相关部分。
(4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第1802页；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171页。
(46)当是“河东”之讹。
(47)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169页。
(48)[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4、2403页。关于黔中道采访使的确切设置时间，文献所载，似乎仅《元和志》、《寰宇记》此二例。
(49)严耕望等仅据《元和志》所载，即言“二十六年置黔中道”，似欠周妥。
(50)《新唐书》卷69《方镇表六》，第1932页。
(51)《元和郡县志》卷30《江南道六》，第736页。
(52)《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21页。
(53)郭声波：《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
(54)关于两畿并非“两畿道”，从而十五道之习称亦有未当，可参见拙文《盛唐京畿都畿考论》。
(55)岑仲勉：《唐史余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2页。
(56)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90页。
(57)分别见《通典》卷172，第4479页；《元和郡县图志》卷13，第361页。
(58)如《长安四年十道图》，《太平寰宇记》所引韦述《十道录》(按：据引文，在元和十三年后，非韦述所著)、《十道记》(著者不明，疑为北宋初时人)等。关于此点，卞孝萱《关于北朝、隋、唐的“道”》已指出。
(59)一般称《十道志》。梁载言，《旧唐书·文苑传》谓博州聊城人，历凤阁舍人，中宗时为怀州刺史，撰《十道志》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亦谓“梁载言《十道志》十六卷”。据清人王谟(仁甫)所辑之诸道序略推测，是书当成于开元初年(713年)。然《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所引《十道志》，大半多称某州某郡，或当从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所云，“其书多称咸通中沿革，载言盖唐末人也”？又，晁氏云该书十三卷。或该书晚唐已散佚大半，唐未有人补著乎？
(60)郑樵《通志·地理略》将之直呼为《开元十道图》。
(61)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廨本钱簿〉校注并跋》，《文史》第13、14期。
(62)虽然其在十道之下，分江南道、山南道为东西道，还列有河西道，但无京畿、都畿、黔中道。
(63)真正明确以十五道提领全书的，只有最晚出的《新唐志》。《通典·州郡》以古九州为目，仅在每一州的篇首注列“十五部”的辖区而已。
(64)这两点郭声波已言之，参见其《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