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势及对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城乡论文,走势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新一届政府认真履行把“三农”问题列入工作重中之重的承诺，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业效益、增强农产品竞争力的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经历非典疫情、遭受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壁垒增加等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冲击下，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基本保持了良性的发展。特别是中央明确提出统筹解决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使全社会真正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为切实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为真正落实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展示了新的发展思路。
一、2003年我国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走势
1.播种面积下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5亿亩，在连续多年减少的基础上，比上年再减少6500万亩，是近四五年来，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调减较多的一年。同1990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减少2.02亿亩；同2000年相比，减少1.27亿亩。全年粮食总产预计为43650万吨，在连续四年减产的基础上，再减产1500万吨，使我国的粮食年总产首次降至45000万吨以下。造成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持续以较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第一，1998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各地纷纷削减粮食播种面积，大上经济作物以及实施退耕还林等；第二是连续多年的粮食价格持续下滑，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丰产不丰收，谷贱伤农，农民缺乏种粮的积极性；第三是加入WTO后，国外粮、豆的涌入。2000年，我国进口粮食、大豆2397万吨；2002年进口粮食、大豆3500万吨；第四是政策导向失误。至上而下普遍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就是调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认为国家粮食储备充裕，即使粮食减产幅度再大，也不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这种决策导向及影响，给粮食主产区及农民以错误的市场信号：国家和市场不需要粮食；第五是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2000年以来，全国每年受灾面积都在7.5亿亩以上，几乎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45％～47％左右，也是粮食总产、单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粮食总产的持续下降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在2003年下半年引发了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专家测算，2003年11月份，籼米每公斤1.86元，同比增长10.7％；大豆每公斤2.81元，同比增长了31.9％；小麦产区价格每公斤1.13元，同比增长10.8％；玉米东北产区和华北产区每公斤分别为0.84元、1.10元，同别增长9.1％、14.6％。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并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凸显，成为决策层高度关注的问题。2003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7500万亩，比上年增加1200万亩，是“九五”以来，种棉面积最多的一年。预计总产量550万吨，比上年增加11.8％；由于受国际国内棉花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扬。2003年10月，全国棉花销售价为16678元/吨，比上月上涨23.80％，比2002年同期上涨60.5％。油料作物播种面积2.2亿亩，比上年增加900万亩，总产预计2850万吨。糖料作物种植面积减少200万亩左右，预计总产9400万吨左右，减产8.4％左右。由于蔬菜的比较效益高，各地发展蔬菜，特别是反季节蔬菜的积极性高涨，全国蔬菜播种面积2.7亿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5亿吨。
2.畜牧、水产业良性发展，市场稳定，主要产品价格上涨。2003年，我国畜牧、水产生产克服价格下降、出口受阻、饲料价上涨和非典疫情的冲击等影响，优化结构，加强疫病防治，提高产品质量，保证生产的稳步发展和满足市场需求，保持了良性发展的态势。预计全年肉类总产6800万吨，禽肉1300万吨，禽蛋1800万吨，液体奶1150万吨，分别比上年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水产品总产量增长。其中海水养殖品产量、淡水养殖品产量增加，海洋捕捞量略降。2003年10月，在畜产品中，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2.65元，同比增加15.3％；羊肉价格下降。与畜牧产品价格总体上涨相比，随着我国水产品产量增长，以及受市场需求的制约，价格逐步走低。其中淡水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海水产品价格下滑幅度较小。据农业部有关专家统计：2003年9月份，全国50家批发市场的20个主要水产品平均价每公斤为9.52元，比上年同期降低8.6％；其中，11个海产品综合均价每公斤16.3元，同比下降0.24％；9个淡水产品综合均价每公斤7.25元，同比下降10.93％。2003年，我国畜牧、水产品价格有升有降，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市场供需稳定。
3.乡镇企业克服各种困难，保持较快发展势头。据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交货值10362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工业增加值为25960亿元，同比增长14％，实现利润8850亿元，同比增长13.2％。全国乡镇企业发放工资6900亿元，同比增长8.1％；农民人均将获得730元，占同期农民现金收入的40％以上。
4.农垦经济实现发展速度和经营效益的双提高。2003年，全国农垦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发展与效益的双提高。预计农垦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达977亿元，同比增长10％，比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1.5个百分点；预计实现利润27亿元，同比增长30％，创历史最高水平，实现全行业全面盈利。农垦系统人均年收入3580元，增长6％左右。
5.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保四争五的预期未能实现。2003年，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提出2003年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实现保四争五的目标。一年过去，实际情况是，上半年受非典疫情冲击，流通不畅，市场需求疲软，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农民工外出就业困难等多种因素制约，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据农科院农经所专家测算，仅受非典冲击一项，农民人均减收26元左右，占农民全年纯收入的一个多百分点。上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5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5％。下半年后，特别是非典疫情解除后，国家采取的各项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与政策逐渐显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快速恢复，大中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转旺，全年吸纳了农民工近1亿人。各地也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加之受市场供需变化影响，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扬，使农民现金收入有所增加。尽管如此，由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涉及面广、难度极大，倘若没有较大的政策倾斜与财力支撑，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的。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4.3％，略低于上一年的增幅。
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及收效
过去的一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之所以能较为平衡地发展，这是与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分不开的。为此，中央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使新一届政府关注“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承诺逐步在政策措施的落实中得以体现。
一是在2002年底，国务院决定2003年新增的科技、文化和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这是几十年来的首次。二是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范围，推行到20个省市。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屠宰税、乡镇统筹款、取消集资；用三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劳务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一年来，中央财政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转移支付达245亿元；各地政府也采取积极的措施，如浙江首先停征农业特产税，上海率先停征农业税。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市取消特产税或降低特产税税率。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共减轻农民负担137亿元。据试点的11个省市的报告，农民减负最少在30％以上，减负多的达70％～80％。四是中央关注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五保户”的基本生活问题，拨款成立专门基金予以救助，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对农村“五保户”财政支持的保障。五是实行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的办法。初步改变了财政只补贴流通而不补贴生产的传统方式，既符合WTO的相关规则，也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六是国务院召开研究落实农村教育工作的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第一次。七是随着2003年3月1日《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的实施，为了遏治“圈地”、“占地”之风，国务院决定清理开发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提出将土地开发审批权从县、市收回，并提出要保护失地农民利益，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八是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启动，主要是转变乡镇职能，合并较小的乡镇，精简机构、人员和费用等。九是以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发端，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中央八部委又联合发文，公布解决建设拖欠款问题的14条意见。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为农民工讨回血汗钱。
三、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
1.疯狂的“圈地”运动，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目前，我国的耕地已不足19亿亩了，每年还在以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据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4万亩，其中70％是征地。这仅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卫星遥感资料表明，违法占地量占一般占地总量的20％～30％；个别地区占80％。我国的非农占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据对16个省市的调查，2000～2001年共征地246.9万亩，其中耕地171.4万亩，失地农民236万人。据此推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至少有4000万以上。特别是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联手“以地生财”，以“土地农转非”来获取土地增值的收益，疯狂“圈地”。在地方政府靠土地收益创出“政绩”，利益集团靠土地获取超额收入的同时，农民却以极少的补偿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失地农民是“圈地”的最大受害者。目前，全国有各类开发区3873个，经国务院批准的仅有232个，省级批准的1019家。地方政府利用《宪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的规定，随意征用农民的土地。据对16个省市的调查，征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土地不到10％。在城郊和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征地给农民的补偿，一般计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费、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每亩1.3万～2.5万元。政府每亩投入六七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后，转让给开发商时，每亩高达30万～70万元，是给予农民补偿的几十倍！据测算，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为了实现工业化用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8000亿元！而近十多年，通过廉价圈地，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差价2万亿元！这种以继续牺牲农民利益的“圈地”运动而创建的城镇化之路是极其危险的，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一边直接损害农业、农村、农民的切身利益，使之贫困化、边缘化；另一边也必将损害城市及城镇居民的最终利益。试想，多数农民陷入贫困，无钱消费，城镇工厂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只好囤积，工人也只能下岗。多年来，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体制对工农休戚相关的利益链的损伤，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教训还少吗！
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日趋扩大。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3％；不仅低于上一年4.8％的增速，也未实现争五的目标。在农民平均纯收入的数字背后，有几亿生活在中西部、边疆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数；其生存质量、生产条件、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程度，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不仅没有缩小，且呈日益扩大的态势。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00元左右，表面上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实际上，在农民2622元收入中需扣除40％左右的实物收入，再需扣除30％左右用于简单的维持再生产的费用，农民实际可用于消费的货币极为有限。加之城镇居民除工资、劳务等现金外，还享受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可能大大超过6∶1。多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较低，除农村的耐用消费品普遍比城市晚15年外，拥有全国人口70％的9亿农民在全国商品消费中的比例不到30％；农民的储蓄存款仅占全国储蓄额15％左右。
3.多数农民仍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上海、北京、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市在农民基本社会保障诸如低保、合作医疗、养老等方面采取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使生活在部分大城市市郊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享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全国近9亿农村人口中，仍有7亿多农村人口几乎未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合法公民应享有的失业救助、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对多数农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仅以医疗卫生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农村成功创立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大多数农村早已土崩瓦解；农村卫生院或早已关门或租给私人，成为营利性机构。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曾提出要恢复与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多数以失败告终。其主因是政府无意承担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反倒坚持“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县乡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多为空壳子，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还是要农民自理。据专家测算，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1073.6亿元。占总费用的22.5％，城镇卫生费用占77.5％。简言之，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的卫生总费用。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费用的34.9％，2000年为22.5％，七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而这个比例还在呈下降的态势。卫生费用向大城市倾斜的不平等必然表现为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农村医院设施落后，医护人员素质不高，卫生资源严重匮乏。农村医院床位总数占全国医院床位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政府的失职和一味听任市场运作，造成农村医疗费用快速攀升，已大大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幅和承受力。按当年价格测算，1989～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93％；同期诊疗费和住院费分别增长了965％和998％。缺医少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医疗水平也在突飞猛进，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如此多的人群，特别是多数的农民却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并由此而造成“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之中。
4.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未有根本性改变，矛盾依旧突出。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体制，通过以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平等“剪刀差”交易，损害农民的利益；国家财政重工轻农，重城镇轻农村的政策；国家对工业，特别是国有工业和城镇投的多，对农业、农村、农民投的少、取的多的格局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东西部差距日趋扩大的制度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权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后，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由于中央与地方分锅吃饭，这种财政危机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等种种负担，强制摊派到农民头上。加之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后，由于得不到政府有效支持，原本生产力较为低下和占据较小资源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日益处于被动的劣势，出现农产品增长、市场供给充裕，而农民收入下降或长期增长缓慢状况。一方面，国家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村的管理，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县、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但国家财政又不负担这架巨大的行政机器运作的费用。2003年温家宝总理到西部考察，感叹到：一个12万人口的农业县，年财政收入仅几千万元，却要供养五六千公务人员，仅人头费就超过1亿元。巨大的县、乡、镇行政运作费用强制性加在农民头上，农民收入低、入不敷出，只能以逃、抗甚至是集体暴力行为来对抗。为了维系自身开支，乡、镇、村违规低价强制收购农民耕地再高价卖出套取高额收益，对失地农民不闻不问，也是近年来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进而发生冲突的主因之一。我们不得不承认，束缚城乡统筹发展的二元结构即制度上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突破，我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
5.农民利益受损，引发农村社会的不稳定。一年来，农村农民为“民主权力”，为减轻负担，为村务公开，为保护自己的土地等基本权利的集体上访、暴力事件或死人事件有增多之趋势。在某些干群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农村还出现农民有组织的“减负监督组”等，且组织严密，甚至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支持和保护。近年来，农民与县、乡、镇政府的利益冲突已不再停留在行政区域内，已扩大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与市场化之间的冲突。诸如目前带有全国普遍性的农民工欠薪、歧视和限制农民工及损害农民工利益等问题。由此而引发农民工群体事件、暴力事件、以死讨薪的事件已成为城市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据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劳务费达1000亿元。由于情况极为复杂，且许多拖欠的根子在各级地方政府，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很难根除。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心实施税费改革，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维系乡镇政权的运作。但实际情况是乡镇政权的上千万人员的人头费、运作成本极高，绝非目前财政200多亿元的转移支付能维持的。不少乡、镇长年拖欠工资、电话费等等，目前，致使不少乡、镇运作几乎停顿，不仅难以为农民提供服务，连正常的农村秩序也无力维系。这也是造成在部分农村地区，黑恶势力横行，不仅侵犯农民利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造成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利用“政权”赋予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另一方面，黑恶势力又采取各种形式挑动农民对抗乡镇政权，导演更多的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的事件。在个别地区一些宗教势力、秘密组织也寻机窥视，利用农民利益受损后得不到政府切实帮助的机会，寻衅闹事。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的状况依旧如笔者几年前所描述的那样：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增加费用，强化乡、镇政权运作的力度；要增加费用必须从农民头上获取更多的税费和摊派；农民的负担加重了，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则对抗情绪强烈，群访事件、暴力事件增多，致使农村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农村工作难以开展，又必须强化乡镇政权运作的费用和力度。这样的恶性循环未能彻底打破，是当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制度性根源和隐患。
四、今年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的预测与建议
（一）2004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势。
2004年年初，农业部提出今年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5亿亩，粮食单产增加11公斤，力争粮食总产4550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增长5％的目标任务。由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增加对粮食直补的投入力度等支农政策的落实，以及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回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恢复。据农业部农情调查显示：2003年全国秋冬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37亿亩，尽管比上年仍减少120万亩，但粮食和冬小麦播种面积是五年来减得最少的一年。加之各地政府也纷纷采取得力措施，直接间接地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支持鼓励农民生产粮食。笔者认为，倘若不发生特大灾害和意外事件，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目标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对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的目标任务，尚存较大的难度。从多方面分析，2004年增加农民人均收入的“硬货”依旧是极为有限的，但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较多。从国际贸易等外部环境分析，一是依据加入WTO的承诺，2004年我国对进口农产品的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农产品进口关税下降至9％～20％，对某些国家进口农产品有零关税的承诺。2003年我国粮食歉收，库存下降，2004年粮食等进口必将增加。大量农产品的进入，必将冲击、影响成本高、质量较差的我国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二是从2004年1月1日起，欧盟将正式禁止我国数十种使用中国农药的农产品在欧盟销售。日本、美国也将出台更多专门对付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绿色壁垒。从国内市场需求及政策面分析，我国大中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6％左右，大中城市有效消费层对以粮食为原料的初级农产品，特别是我国农民生产的质量、标准不确定的中、低档粮食及农产品的需求仍处在下降通道。从2003年起，全国城镇特别是消费需求较旺的大城市，相继出台对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这促使我国有效消费层基于对自身安全、营养的需要更愿选择质优价高的国外农产品。尽管近年来国内注意调整结构，引导农民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但其质量标准、价格比等综合比较，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尚有较大差距。基于国际国内农产品贸易的一般规律，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扬，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预计在2004年夏粮收获前后将逐步回归。所以，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是有限的。
从国内政策面而分析，尽管中央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正确的宏观发展战略，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上予以支持，也相应出台了禁止任意圈占农民耕地、减少对农业项目的收费、保护农民工利益、追付拖欠农民工工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对农村公共事业诸如农村医疗、教育、基建方面的投入等政策。但是，制约“三农”问题彻底解决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至今未有制度上的根本性的改革与突破；制约“三农”问题的资源障碍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呈现向良性发展转变的态势，耕地在减少，环境仍在恶化，几亿富余农村劳动力仍未能找到出路等。加之存在自然灾害等种种不确定因素。笔者认为，2004年农民的收入不大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几点建议。
1.停止“圈占”耕地，给予失地农民合理补偿。建议在三年内停止以经营性为目的“圈占”农民耕地。即使因“公共利益”而必须征用耕地的，必须按市场价格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或由政府安置其就业，或全额纳入当地的低保范围，以根本解决失地农民的住房、子女入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
2.各级政府要成为保护农民工利益的第一责任人。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由来已久，且拖欠的数额巨大，不仅损害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各级政府要成为保护农民工利益的第一责任人。除了政府保护农民工利益本来就是它应尽的责任外，据建设部公布的数字，在2003年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1000多亿元中，政府拖欠占26.7％，个别省市占40％以上。所以，在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上，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3.建议中央调整财政支出格局，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根据目前的国力和WTO相关的“黄箱”、“绿箱”政策，我国财政有能力且政策也允许向“三农”做必要的倾斜。建议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的格局，对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补、建立农村社保体系、农村基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业科研与推广、农村环境治理等农村公共事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支持的力度。依靠国家财政支出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切实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环境。
4.建议尽快筹划创立涵盖全体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是个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又是世界上公共开支最大，浪费最多，供养着世界最庞大的几千万吃财政饭人员的国家。据测算，仅每年全国公车的直接、间接费用就达3000亿元，公费吃喝每年也要1000亿元。加上政府热衷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赶超工程和学费工程，动辄耗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北京修个剧院要花费50亿元，为北京城内几条小河能行船，又耗资几十亿元。而建立较为低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需投入几何呢？据有关专家测算：重新恢复和建立旨在给予农民基本医疗保障、改善农村公共卫生条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财政每年注入几十亿元即可启动。建立低水平的农村低保和养老，国家每年分别注入几百亿元亦可运作。湖北省长阳县创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财政每年补贴农民20元，农民自付10元，就使80％的农民享受上“大病统筹、小病补偿”的合作医疗。2003年，我国的GDP已达11万亿元，居世界第六，我国的税收也突破2万亿元，国家应该也有能力为广大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