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妄事糅合”到“强制阐释”：20世纪以来关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三次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处理两种关系：一是与本土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是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批评领域，本土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文论都或并行或交错地左右着中国文学的风格与走向。因此学界对上述两种关系的省思也从未间断。就西方文论与中国的“百年纠葛”而言，相对集中的省思已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大致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第二次大致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算上现在的“强制阐释论”就应该是第三次反思了。 就笔者看来，以“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契机，再次省思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百年恩怨”时，有必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以往历次省思的背景是什么，重点何在，效果如何？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同时又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就当下现状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是重点，但前两个问题是基础，如果不理清前两次省思的基本状况，那么这次努力极有可能陷入“省思的循环”。因此，本文将先从梳理前两次省思的状况入手，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对于任何一种有着独立传统的文化来说，外来思想的进驻总要引起碰撞和震动。19世纪末期西方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时也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文化层转型迫切需要外来思想资源的支撑，但西方理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人的知识架构、思维方式。因此，从19世纪末中国人迫不得已睁眼看世界、接受西方的技术、思想开始，关于“传统”与“西化”等的争论就开始出现。当时争论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小说、戏剧为主流的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这一时期，关于小说、戏剧的诸种观念、技巧、手法及文学思潮迅速进入中国文学各领域，既冲击了中国文学的传作，也刺激了中国文学研究、批评的发展。“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我们把这一现象，突出地标举为近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第一项特征。”①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思想资源的关系成为学界思考的主要议题。 总体上看，当时之倾向是希望借助西方文学及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所以对于西方理论极为重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不过，受剧烈变动的社会时局影响，二三十年代活跃的学术思想中难免带有匆忙的印记，在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过程中也存在生涩之感。因此有学者针对当时简单运用西方理论框架生硬裁剪中国传统文学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②可以看到，上述批评的指向在于思考正确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的方法，明确指出面对西方理论不应揉碎自己的成果强行适应西方理论框架，更不能采取五体投地的膜拜态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学者已经深刻洞察到片面放大西方理论影响，“妄事糅合”可能引起的后果：“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③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省思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颇有洞见的警示，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之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时代大潮裹挟下还是向着偏颇的方向发展了。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又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国外理论近10年的狂轰滥炸，“影响的焦虑”日益突出。于是学界开始再次省思中国文学界在接受西方理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较于上一次省思，这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长，成果也颇为丰富。总结一下大致讨论了两个大问题： 一是关注西方文论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反思“生硬移植”所带来的问题。这一思路主要是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各种西方文论思潮“狂热”的拿来态度所做的冷静反思，认为西方理论有其诞生的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若仓促拿来则势必会导致误读或囫囵吞枣，最终水土不服，牵强附会。该类反思进而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一直生活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无所不在的精神地狱”之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批评者的主要任务是走出他人的“阴影”。可以看到，这类倾向的主要愿望，是期望在通过与西方文论保持足够距离的前提下，“企求思想和文体风格上的某种纯粹性，企求绝对中国特色的真实性和原创性”。④ 二是关注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反思西方文论对于中国创作和批评的负面影响。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强势涌入，中国文学一下子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在创作领域，西方新技巧、新策略层出不穷；在批评领域，缤纷的西方术语让人眼花缭乱，中国文论则整体陷入沉寂。面对中国文论的西化情形，国内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这里的所谓“失语”主要是指当代文论对中国文学失去了有效性。有学者认为：“‘失语’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主要表现为当代的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也就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而且这一情形由来已久，溯其源头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拥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完整而统一的传统，拥有自己的话题、术语和言说方式。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在‘五四’的反传统浪潮中断裂了，失落了，而且溺而不返，从此我们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从而丧失了中西对话上的对等地位。”⑤ 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省思，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全面的梳理。但从此后的发展来看，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比如中国文学的创新问题、中国文论的建设问题仍未见有大的成绩。因此，在第二次集中省思过去10多年之后，“强制阐释论”再次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中国文论的独立建设问题摆到中国学者面前。严格地说，“强制阐释论”的正式提出应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发表对张江的访谈，以及《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发表《强制阐释论》一文、《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转载为据，但实际上，“强制阐释论”为学界广泛知晓应该始于2014年8月的开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那次几百人参加的学会年会上，作为会议材料之一的“强制阐释论”被众多与会者阅读和讨论。虽然这并非会议的勘定议题，但在很多小组会议上，关于“强制阐释论”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很显然，与前两次省思比较，“强制阐释论”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西方理论整体特征的梳理上。客观地说，虽然百年来西方理论对中国创作、批评有着持续影响，也虽然我们的理论研究中西方术语、逻辑频频出现，但若论及西方当代理论的整体特征，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整体生成方式，却并不是特别清楚。因此，“强制阐释论”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整体呈现了西方文论的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这四个特征集中呈现出西方理论对于其批评对象自身——文学——的疏离，而“强制阐释”命名中的“强制”一词，也集中呈现出命名者的意图：提醒学界注意西方文论自身的先天气质或不足——对“文学”自身的忽视或者说傲慢。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强制阐释论”的省思目标在于整体把握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特征，辨析其中的问题，从而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这也正是作者的意图：“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目的就是以此为线索，辨识历史，把握实证，寻求共识，为当代文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⑥仅就这一目的来看，这次省思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在笔者看来，“强制阐释论”所引发的思考还远不止此：首先，来自他方的理论不会完全适应中国本土文学问题，任何理论也都不可能完美，这是常识。但问题在于，在常识之下，一百年来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领域“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现象仍然存在。那么，导致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其次，回顾历次省思的状况即可发现，虽然三次省思的重心和目的各不相同，但基本倾向都在于指出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对借鉴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优秀案例少有涉及。那么这样的反思是否有失全面？况且，经历百年发展之后，西方理论资源已经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资源库，那么整理借鉴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创作、研究和批评的优秀案例是否更有助于中国文论的建设？ 一百多年来，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大行其道，原因是复杂的。 从外在因素来看，主要源于长期封闭导致思想资源、方法论资源极度匮乏。19世纪末期之前，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学术发展方式大致局限于经学一路。思想资源封闭，学术研究方式单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不仅引发了极大的民族危机，而且彻底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秩序。中国的文化领域随之产生迫切的认识论、方法论转换需求，最终导致了当时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激烈批判，代之而起的是对西方理论的热切认同，欧洲、美洲、日本、苏俄理论一齐进驻中国学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需求，欧、美、日本的理论在中国渐渐沉寂，俄苏理论成为主流。到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交恶，前苏联文论也停止输入，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彻底隔绝。这种状况再次造成中国学界思想资源的匮乏。 从心理学角度说，源于匮乏的动机，一般具有强大的动力，它能推动人们用持久的激情去获取所需，满足内在的欲求。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20世纪初和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成果辈出的原因之一。但是极度匮乏也容易导致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贪婪”，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饥不择食地“拿来”，狂热，粗疏，失去了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客观冷静。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领域对于西方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追捧，与其说源于纯学术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长期禁锢后一朝获得自由的狂欢，“姿态”的意义溢出了学术探索的本义。 但是仅仅源于学术资源或方法论匮乏，并不足以支撑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的持续霸权式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丧失和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 所谓主体意识的丧失，是指缺乏对西方理论和中国文论进行比较和判断的能力。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碰撞是难免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隐含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明晰本土文化的优势与差距，同时也要自我认同，既接纳自我的优势也要正视不足。这是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比较和判断的基础。同时，在更深层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文化认同及其冲突的当代语境里看，比较和可比性不是一个机械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本身暗含了一个主体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辩证法。……文化比较和有关可比性的思考，本身是各种文化主体对自身价值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断发展的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意识发展的内部着眼，这就是自我和他人的辩证法；从主体在现实中的历史着眼，这就是关于‘承认’(recognition)的斗争。”⑦ 很显然，要完成这一“斗争”，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是非常关键的。关注、借鉴其他文化和理论的目的，在于要完成对自我的肯定，就是要在对自我的反思、批判、超越的过程中回归主体自身，实现更高的完整性和创造力。但是，在中国学界处理西方理论的影响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显然是不够的。这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对于各种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范式及手段匆忙模仿中表现得很明显。其结果，也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从整个人类艺术的发展而言，则是谈不上多少创造的。更需要反思的是：……在这样一种不无偏激的对西方文学艺术的仿效中，他们找回主体了吗？实际上，陷入的不同样是一种自我迷失的境况吗？”⑧实际上，正是因为主体精神的丧失，才造成长期以来我们自己一边批判“西方中心论”一边又对西方理论唯马首是瞻的怪现状。 除主体意识丧失之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也是导致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领域轮番登场的更深层原因之一。二元对立思维的基本特征是片面，非此即彼，看待事物时极易走极端。回顾百年来学界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历程即可发现，大致经历了几次循环：20世纪初欢欣鼓舞地迎接西方理论，到五六十年代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拒斥西方资源，许多老一辈美学家、理论家不得已只好反思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又回到膜拜西方理论漠视本土文化资源的路子。当然，学术研究的转向是正常的，但一边倒地转向也极容易从一种片面走向另一种片面。就当下学术经历而言，多年在文艺学、文学研究领域中摸爬滚打的人们大致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曾经一段时间，文章中若无西方理论或西方语词，那就代表保守、封闭、水平低；新词迭出、半通不通的文章大行其道。而现在，在某些学科领域研究中，大家又在尽量避免西方语词，否则就可能会被先入为主地一票否决，不管采用的方法或路径是否可行。向来以严谨、理性为特征的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运动式”转向现象，与长期以来盘踞中国文艺学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莫大关系。 不仅如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还导致我们在探讨问题时容易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就我们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多次省思来说，侧重点主要在于总结问题。总结问题当然是省思的书要内容，但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总结不可谓不全面，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个中原因，是否与着重强调问题忽视借鉴西方理论进行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有关？是否与强调西方理论的不足忽视其内在价值有关？回到“强制阐释论”来说，诚如上述，该理论的提出，明晰了西方理论的整体特征，抓住了其疏离“文学”的本质。但总体而言，仍然如前此省思一样，重点在分析西方理论的问题。实际上，仔细辨析该理论所提出的西方理论的四大特征就可以发现，如果说后两个特征是西方理论的弊病的话，前两个特征毋宁说是西方理论的生成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文论创新困难的情况下，西方理论的“场外征用”或者“主观预设”是否可以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文论创新的路径问题？ 客观地说，西方理论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迫切地想了解当下西方有什么新理论、新观点、新动向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习惯。因此西方理论的影响不会因为我们的再次反思而终止，相反，彼此的对话可能会日益密切。一方面，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沟通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从学术或思想发展角度说，西方理论是重要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中国语言文学等相关学科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西方理论是必须学习的内容。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教育及学术发展层面上，如何恰当处理中国文化、文学问题与西方理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全面考察西方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与特征、理论指向，梳理百年来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文论的创新与建设是我们今后仍然要进行的工作。回顾我们三次省思的成果即可发现，对于西方理论我们的了解还不能说是全面和透彻，对于20世纪那些借鉴西方理论进行学术实践的优秀成果梳理还远远不够。 拿“神话—原型批评”来说，按照“强制阐释论”所归纳的西方理论基本特征，该理论属于“场外征用”类。但是这一理论的产生动机却并非源于对文学的漠视。真正梳理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就可发现，该理论的生成恰是源于弗莱对于“新批评”的不满和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对于加拿大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的热切关注。同时，梳理该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也可发现一个与我们平时的印象不太一致的事实：各种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流行时间长度、产生成果数量和质量存在巨大差异。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文学领域中与原型批评理论有关的研究论文有600多篇，而同一时期、同一范围内，有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还不足100篇。这样的接受事实说明，20世纪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界虽然轮番上演，但影响效果是不同的。西方理论在中国能产生什么影响，最终还是取决于理论本身与中国文学或文化内在契合度。原型批评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文学具有强继承性和连续性，这正与原型批评理论强调继承性相契合。而从当前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看，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方法和视角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工作还并未结束。 因此，静心梳理西方理论对中国文论及批评的影响，借以总结经验，应该是省思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梳理西方理论影响下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是省思的重要内容。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一直比较活跃。许多富有文学素养和敏锐眼光的批评家凭借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借鉴西方理论的视角和方法，写出了不少颇具见地的评论文章。这其中就包括李健吾、钱钟书、胡河清、蓝棣之等的精彩批评。 李健吾的主观批评，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式”批评与法国印象主义相结合的成果。他接纳了印象主义重视感受和瞬间印象的主张，强调批评是艺术，是批评者与写作者之间伟大心灵的对话。因此他重视阅读感受、重视感性描述，用灵动鲜活的批评话语，娴熟地驾驭着散文随笔式的批评文体，对当时很多名不见经传但具有文学潜力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准确的批评。他的《〈边城〉——沈从文先生作》《陆蠡的散文》等类似中国传统评点式批评的文章篇幅短小，语言优美，在个体阅读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作品的整体艺术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自成风格，与当时一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的主流批评话语形成对比。虽然这种主观性的批评也有主观性强、理论性欠缺的问题，在当时也遭到了批评和指摘，但是时间证明，这种随笔式或者印象主义批评，因为以维护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性为前提，所以比起直接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忽视文学自身审美性和趣味性的批评具有更久的生命力。 蓝棣之的症候式批评则直接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他在长期教学中发现，一些经典作品，比如钱钟书的《围城》突然中断了唐晓芙的故事、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鲁迅《离婚》中男方日渐憔悴而女方则越战越勇……如此种种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式的疑团，用传统的理论、观点或方法是很难解释的，用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恰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又鉴于“心理批评”难以把握，于是就“思考如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克服文学批评的某些随意性和主观性”，发现“症候”比较具体，在精神现象中也是“相对客观”和易于把握的，于是就提出了“症候式批评”方法⑨。我们看到，用“症候式批评”方法来解读现代文学经典，的确可以有效地解释清楚作品中的悖逆和含混，这几乎可以算是在西方理论基础上创新出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了。 钱钟书、胡河清的批评则未集中运用某一理论，他们是在批评过程中视批评需要适当借鉴和运用某一西方理论或方法，从而使批评或获得新意或开阔了视界，属于“杂取种种理论为我所用”的一派。就钱钟书的评论来说，顺手连缀“东海西海”相似观点，随意拈取“南学北学”有关论述，已经成为众所皆知的特征。正是因为不同视阈内观点的相互辉映才扩大了每一论题的视野，取得了他自己所说的“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效果。胡河清则善于在评论过程中适当运用西方理论，比如，他在评论史铁生关于“残疾”的话题时，用到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自卑与补偿”的理论，指出“残疾”是一种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是“一种激发人性中生命潜力的原动力”。他进而论道：“在东方古老的历史循环论与人生宿命论传统中，是可以把‘命运的局限’比作广义残疾的。《庄子》中的那些‘畸人’，便承担着这种象征义，这使得东方的古歌有一种特别苍凉的情调。”⑩这样，在将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作品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部作品的特定主题一下子具有了连缀中西的功能并获得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在纵横交织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坚实又丰厚的意蕴。胡河清曾经提出建立“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构想。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全息主义为哲学基础，在更高层次上整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形成兼具理性主义和先知式神秘性的新的文学流派。他指出：“中国文学中的全息现实主义流派并不是一个抗拒外来信息的自封闭系统。……相反，他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上的耗散结构。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将不断激活这个‘耗散结构’的进化。”“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文学神殿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将形成一个真正超越《红楼梦》的新巨制时代。”(11)可惜这样的构想由于胡河清的仓促离世而搁置。 综合以上富有特色的研究范例，我们会发现以下特点：一是批评者熟悉所用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二是批评者熟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精神或者中国文化，具有明确的中国文学问题意识。李健吾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并且自从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时就与同学一起组织文学团体，创办文学刊物并开始发表小说、剧本。在清华大学先学中文后学西洋文学后，于1931年赴法国留学研究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蓝棣之则是在长期研究和教学中国文学的过程中而发现问题并且提出“症候式”批评方法的，同样也是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的观点或方法相结合的产物。钱钟书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功底自不待言，就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逝于90年代的年轻学者胡河清也是长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化和古典诗词的。在深厚的中国文化、文学基础以及明确的中国文学问题指引下，这些批评专注于各自研究对象的纯学术研究，在选题和语体风格上，不追风，不从众，不追求流行的喧哗与时尚；在立论和观点倾向上，持论相对客观，见解独到。这些都显示出一种独立判断的学术立场和自我意识。 当然，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生活世界和学术背景，但是在面对西方理论时(包括任何外来理论、文化)，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问题意识是必要的。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来说，西方文化、西方理论既是重要的参照系也是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以之为参照，可以丰富体系和内容，拓展视野丰富方法。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具有独立传统的文学、文化来说，他山之石的异质性又是客观存在的，外来思想和理论资源与本土文化、艺术传统的不兼容性也是客观的事实。在不同语境下即便是同一概念也可能会有不同内涵和感情色彩。因此，在传播和接受西方理论资源的过程中，明确立场和态度，明确为何接受以及如何接受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以上所谓结论，知之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到位。如果真能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恰当处理与外来理论的关系，那么我们便可以避免理论的时髦，平心静气地梳理、阐释和运用相关理论资源，创造性地进行中国文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工作，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世界文论的多元格局中彰显出中国文论的特色。 注释： 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I)》，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导言第18页。 ②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④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页。 ⑤南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⑥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⑦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⑧杨守森：《文学境界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⑨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⑩(11)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