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1]2002年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作为论述对象。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所切入的视角。文章在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以社会一历史批评为主导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格局的同时，又指出其存在的潜在危机。力图以文体学为基本框架，建立一个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与传播学等理论在内的言说平台，以描述和评价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实现形式批评与价值批评的整合，显示报告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维度。并在文体学语域内，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重新诠释为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 第二章则主要对报告文学文体最为直观的呈现层面——体裁及其语言体式的流变态势、特征与基调进行考察。体裁变迁尽管常常显示出不确定性，但最终却促成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清晰与明朗。语言体式的趋态表现为由早期的外指性叙述语体走向外指性与内指性语体及其它语体形式相互兼容的过程。其特征主要指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写实、简洁与谨严基调之上，语体还出现雄浑悲壮和明朗绚丽两种间色。 第叁章从文体学与叙述学的交叉要素——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者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讨论报告文学文本构架的动态运作。它们所组构的叙述模式在百年的时域中，体现为一体到多元的总趋态、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阶段性更替以及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等特点。 第四章主要考察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构的文化语境，在报告文学这一文化存在历时态的生存与流变中的动力性推动及其影响。以报告文学内在意蕴的变迁来说明其作为“时代文体”的根性与个性。报告文学摘要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文体所呈现的对现代性的追寻，表现于启蒙与建构、救亡与图存两大主题之中。而对其的反思则表现在对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背离现代性“主体的自由”之核心的缺失的焦虑与批判。由左翼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过渡到多元或多层意识形态，是百年中国大陆报告文学文体内蕴变迁的一个明证。 第五章分别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制作与传播层面，揭示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写作主体体裁意识的消长和身份变迁给报告文学文体带来的影响，以及媒体变化对报告文学的正、负面冲击。前者集中在“写什么”即文体规范的本位坚守，“怎样写”即叙说方式的创新实验，以及作家型与记者型、大众型与军旅型写作主体对文体的影响等问题；后者则描述出报告文学文体成为印刷媒体时代的产儿与宠儿、视觉媒体冲击下报告文学的困境等侧面。
胡柏一[2]2007年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文体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包括叁大部分：上编为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演变轨迹。在这部分，笔者将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按不同时期切分开来，描述并展示报告文学文体阶段性的成果；中编为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演进的理论支点。这部分是对报告文学根系的挖掘，主要是从社会时代、文体规范和创作者主体精神等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从理论上分析阐释报告文学文体演变与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关系，这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下编是对报告文学文体未来发展的思考。这部分是承接前两部分，而进一步得出结论性的分析，从文体的角度肯定报告文学未来的走向和趋势。本论文从文体的角度研究报告文学，并从理论上探究中国报告文学的演进历程，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带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王晖[3]2002年在《身份变异与文体嬗变——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四》文中研究表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写作主体的身份特征及其变异 ,给报告文学文体的面貌及流变带来影响。文章从记者型与作家型写作主体对文体的影响、“一日式” :大众型写作的模式、军旅身份写作主体的意味等叁个方面对此作出阐述。写作主体的身份变异使报告文学这样一种以跨文体性作为自身重要规范的文体显示出较强的交叉性与兼容性。
王晖[4]2002年在《报告文学文体规范新释——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文体学语域中 ,文体“规范”是指某种从诸多历时态的具体文本中抽象出来的具某种共时态特征的艺术构成。报告文学的规范由非虚构性、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性叁元素构成 ,它们分别从客观呈现、主体诉求与艺术表现叁层面支撑着这一规范 ,并经由报告文学文体的语言体式与叙述模式传达出来
王晖[5]2002年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传播与媒体制约——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五》文中研究表明Ａ、印刷媒体时代的产儿与宠儿与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时代相区别的是 ,报告文学文体的传播属于以复制信息和批量生产为标志的印刷传播时代。近 70年前 ,两位外国学者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人川口浩认为 :“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 ,是Ｒｅｐｏｒｔａ
郭志云[6]2013年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共同限定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本质属性。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文体,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经由传统内化、近代文化转型的时代孕育以及30年代以来域外视角的关照而迅速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调整期报告文学的文体尴尬有赖于相关理论建构的有效纠正。叙事学视野之下探究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是学理性研究的有益尝试,更能彰显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殊性。论文围绕叙事距离、叙事聚焦、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节奏、叙事功能、民族叙事等方面,透析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文体特质。叙事题材选择上的及时与沉淀、叙述主体形象的外显与内隐、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与游移等距离选择关涉着报告与文学之间的平衡。零聚焦、限制聚焦与转换聚焦在线性历史流变中呈现出的单一向多元的趋向,指认了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日臻完善。认知性聚焦在填补感知性聚焦不足的同时,也合理解释了报告文学叙事的艺术想象。报告文学叙事的线型结构呈现单线、复线、环状依次壮大的成长趋态,同时又与非线型此消彼长、相互匹配。传媒视域之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采取了迥异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又在时代的磨洗中经典化了叙议结构。叙事时间掌控所带来的叙事节奏上的强度与密度的变化,方便了报告文学叙述者同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同类型的话语模式与非叙事话语的功能形态确证了报告文学文体叙事的独异性。作为一种叙事文体,报告文学在感性层面上能达成审美愉悦的功能；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文体叙事,报告文学则具备了更强大的社会公共功能。大众化的叙事普及、政治化的历史重负、互文性的文本丰富指认了中西方报告文学的同中有异。相对完备化的叙事伦理规范,则方便了对文体尴尬与认同危机的当下应对。
王晖[7]2002年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变迁——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文体系统的一个层级 ,体裁处于其呈现层面 ,是某种文体规范的综合体现。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有着突出跨文体性的文体来说 ,其体裁的变迁常显出不确定性的脉象。经由 1 9世纪末到 2 0世纪末四个时间域的变易 ,中国报告文学体裁呈现历经曲折 ,由附庸而独立 ,显示出文体规范由不确定逐步走向清晰、明朗的总体趋态。
邹理[8]2011年在《周立波与外国文学》文中研究说明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生文学活动丰富,着述颇丰。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家的地位。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70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而且大部分的研究都把他定位为“农村题材”或“乡土文学”作家。本文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探询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成就其接受面貌的各种因素,分析周立波创作中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汲取。本文将分别从周立波早期的文艺思想、周立波的翻译、周立波与外国报告文学以及周立波的创作四个方面来探讨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互动。第一章试图勾勒出周立波学习外国文学理论的过程,探讨外国文学对他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第二章将专门讨论周立波的翻译问题。周立波的翻译在周立波研究中还是一个空白,而翻译又是最能体现他身处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不断在对话的一种文学活动。本章将通过对他的代表性译作进行从原作到译本转换的文本分析,以揭示他如何通过翻译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并参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第叁章将讨论周立波与外国报告文学的关系。本章将从周立波对《秘密的中国》的翻译切入,探讨周立波为什么要翻译这部作品,以及他在翻译中是如何传递了基希的风格,后来又如何将外国报告文学的影响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第四章讨论外国文学是如何影响到周立波后期的小说创作的。本章将以他的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艺术风格的讨论,揭示出外国文学的影响在他个人风格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总结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借鉴与改造,考察外国文学对他文学观的形成和他的创作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周立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与流变和他在“报告文学”的诞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并由此进一步质疑当代文学史将他定位为一位纯粹的乡土文学或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家是否合适,进而尝试对周立波重新定位。
龚举善[9]2011年在《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文中研究表明报告文学是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报刊业的兴起而诞生的一种新兴非虚构文学样式,是一种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交叉性边缘文体。本文选取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1978-2010年)即所谓“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作为研究的整体对象,旨在通过对转进路线的宏观梳理,初步确认此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揭示其文本蕴涵,考辨其文体格调,探究其转进指向,以便补足报告文学研究的转型视域,强化报告文学理论建构的学理色彩,改善当下不均衡的文学研究格局,进而为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经验参照和必要的理论支撑。作为非虚构文学谱系中的报告文学,既具有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和文本彰显的透明性等文体趋同性,又具有反映对象的丰富性、作家主体的差异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等书写中的异质性。二者合构,生成该文体的一般特征。进入转型期后,受改革时代语境的影响和现代传播方式的推动,报告文学特别强化了拥有鲜明现代特质的问题性、显要性、广角性和网媒性。这说明,作为新兴文体,报告文学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而且应该与时俱进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才显示出现实必要性和理论紧迫性。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大体沿着叁条依次贯通的线段转进：一是1970年代末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开禁路线；二是1980-1990年代的突进与调适路线；叁是新世纪头十年的掘进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和《哥德巴赫猜想》的面世,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和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艺春天的来临。承此,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狂飙突进,充分显示了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和批判的光芒,以至于很多人习惯于把“80年代”视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蓬勃展开的象征或代名词。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受意识形态情境的规定,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锐气遇挫,除部分作家依旧坚守报告文学的既定文体职能外,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理想、激情和批判冲动有所收敛,广告文学、表扬文学、明星文学、史志文学开始膨胀。当然,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看似蜕变的背后实际上仍然隐含着一种调适的企图,有人称之为“走向沉静”。这再次表明,报告文学确实是时代的文学,它较其他文体更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动。进入新世纪,人们以更为理性的眼光来打量报告文学,既不否认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能,也不再把过多过重的额外负担强加给报告文学,因为报告文学毕竟只是一种具有显着社会功能的“文学”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开始了“转身”与“正本”的努力,试图通过对文化转向和文学性的检讨来重建文体规范,力求使报告文学回到自身应有的位置。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虽然一度低迷,但总体上处于转进态势。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至为显要。这实际上包含了文化生成和身份位移两个方面。以社会生活为参照,报告文学无疑发轫于真实的现实场景；以意识形态为参照,报告文学生成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第叁种真实”,是一种具有突出社会性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文学背景为参照,报告文学是一种开放式复合型边缘文体。转型期报告文学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作家中心”和1990年代的“读者崇拜”之后,继而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相对而言,在文学被总体边缘化的今天,报告文学反而呈现出从文学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可能性。究其原因,既有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作家意志和现代传媒的挤兑与推动。现在要做的,一是正确看待“边缘”思维的价值,二是认真培育走向“中心”的意愿,叁是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应有的文学性。深入到此期报告文学内部,不难发现,改革始终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核心表达意愿,救赎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目标。在这一总体基调的规定之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历史反思、新闻快递、科技引领、道法审视、生态忧患等多种主题模式。适应上述主题表现的需要,逐渐汇聚了叁农话语、生态诉求、教育关怀、反腐意志等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范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和文本蕴涵决定了它的文体格调,这可以从现代品格和艺术维度两个方面得到印证。先锋性生活警示、平民化写作心态、史诗性文本时空、超越性价值取向和崇高式文体风格是此期报告文学现代文学品格的宏观体征。就微观艺术表现来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优秀文本在以下六个层面保障了该文体的文学性：形神兼备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鲜活明快的语言特色、灵动自便的叙述手法、创新自洽的结构方式、情与景会的多彩意境。由此可见,虽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屡遭诟病,但就其总体而言,报告文学的审美品质正由粗放型向精细化方向演进。那么,转型期报告文学实现现代转进的指向性理路何在呢?与报告文学的现代文体特质相适应,转型期报告文学在长时间的发展调适过程中逐步养成了四种现代意识：人文审视意识、主体在场意识、广角叙事意识和信息交换意识。由此而来,转型期报告文学创造性地达成了四种必要而显着的发展理路：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理路,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理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播理路。正是这四种理路的铺设,转型期报告文学完成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现代转进。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期报告文学没有问题。事实上,任何文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摇摆和波动,有时甚至可能越出轨道之外。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也不例外,也发生过并且可能继续出现诸如文体界限模糊、轻视调查采访、批判精神弱化、形式创新不足等弊端。但我们同样相信,新世纪将来时态的报告文学有理由发展得更好。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为报告文学的持续推进提供社会基础,接受主体为报告文学的阅读需求提供期待动力,信息通畅为报告文学的快速传播提供运行通道,市场机制为报告文学的开放式写作提供激励程序,文体自觉为报告文学的良性生长提供自律能量。
章罗生, 何云云, 胡智云[10]2009年在《综合与提升:构建理论大厦的艰难求索——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硕果累累、进步显着、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表现出构建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艰难求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这一点,可以李炳银、丁晓原、王晖、章罗生等人的研究和《报告文学论》等专着为代表。
参考文献：
[1].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D]. 王晖. 苏州大学. 2002
[2]. 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进程与文体演变[D]. 胡柏一. 吉林大学. 2007
[3]. 身份变异与文体嬗变——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四[J]. 王晖.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4]. 报告文学文体规范新释——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一[J]. 王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5].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传播与媒体制约——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之五[J]. 王晖. 文艺评论. 2002
[6].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叙事研究[D]. 郭志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体裁变迁——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J]. 王晖. 社会科学辑刊. 2002
[8].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D]. 邹理. 北京大学. 2011
[9]. 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D]. 龚举善. 武汉大学. 2011
[10]. 综合与提升:构建理论大厦的艰难求索——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述评[J]. 章罗生, 何云云, 胡智云.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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