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标准——理论基础、函数测量及其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理论基础论文,函数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作为包含一揽子要素的特殊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目前，FDI理论沿着两个方向不断深化，一是FDI的形成原因和决定因素，二是FDI的影响和作用。在后一个研究方向上，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成为政策选择和应对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也日益成为社会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收入分配理论及其相关研究也成为一种显学，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的理论进一步受到重视。在FDI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方向上，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FDI理论的深化和拓展开辟了方向，FDI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两者之间出现交叉和融合。但现有学者对FDI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探讨FDI对收入分配的正向和负向效应，揭示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FDI加剧收入不平等是一种负面效应，FDI有利于收入均衡则是一种积极效应。而这种判定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在经济学上有何理论依据，却鲜有研究。本文拟在这一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FDI收入分配效应的判定标准：从经济活动到直接投资的理论演进
从经济活动到国际资本流动，社会福利的判定标准不断拓展，福利经济学理论相应演进。FDI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资本，其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经济活动，可以建立在社会福利的标准之上，并有着合乎逻辑的社会福利理论基础。
（一）经济活动的社会福利判断
福利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其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问题，或者说社会福利问题。福利经济学建立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提出某个检验准则，并以此确认某种经济状态或某种措施的社会福利大小。起初的社会福利标准，只是从总量角度加以考虑。如果某个经济活动导致社会福利增加，那么这个活动就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活动，若某个经济活动导致社会福利减少，那么则被认为是减损福利的有害活动。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把经济活动社会福利标准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并考虑到了分配问题。他将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尺度，包括国民收入的数量及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检验社会经济福利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国民收入的大小，另一个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在分配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某项经济活动增加了生产商品的数量，或者提高了商品的市场价格，那么国民收入就会增加，社会福利也相应增加；在商品总的市场价格或总的国民收入恒定的情况下，商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得更加平均，也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前者可以看作是检验社会福利“效率”标准，后者可以看作是检验社会福利的“公平标准”。①
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帕累托提出了某种经济状态是否为最优状态的标准：假如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在无损于任何一个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既定的每个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生产资源的配置情况已达于最适度状况。或者说，任何经济变量的加入和变动，都不可能使得总体社会福利最高，同时任何一个成员的个人福利又没有受到损害。帕累托改进则是某项经济活动和政策使得至少某人福利改进，没有人因此而降低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是集体标准和个体标准的结合，是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兼顾，着重于考虑效率和个体的纵向比较，而不考虑横向比较和分配问题。②
旧福利经济学更强调集体福利，新福利经济学则更为注重个体福利。在理论工具上，新福利经济学更侧重于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等，而旧福利经济学则使用序数效用和边际方法。无论是新福利经济学还是旧福利经济学，尽管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利用福利来衡量经济活动的有效性，都考虑到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只不过在个人福利的评判标准上有所差别。③因此，福利标准在规范经济学中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并常被用于经济活动效应的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
（二）资本流动效应的福利衡量
麦克杜格尔模型侧重于国别福利的判断，其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开放经济系统里，资本的流动可以为资本充裕国带来最高收益，同时资本短缺国也因资本的流入而使总产出增加，并获得新增的收入。也就是说，资本的重新配置可以使资本流出国和资本流入国同时得到收益，两国在总收益增加的同时，各自的国民收入也得到增加。⑥如果以国别为基准，并作为福利考察的对象，那么开放经济中的资本流动从旧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效率改进，也存在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当然，国际资本的流动对两国福利的增量可能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对于增量福利的分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克杜格尔的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福利衡量很难保证庇古的公平标准。如果进一步考察两国国民福利状况，那么庇古标准和帕累托标准都涉及一国内部的分配方式和政策。
（三）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标准
FDI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特殊形式，是包含一揽子要素的组合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是涉及技术、固定资产的直接投资，FDI也常被称之为绿地投资。但FDI作为一种特殊资本流动的经济活动，完全可以参照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的福利评价方法，来分析FDI对一国所作出的绩效和贡献。从微观意义上说，FDI是生产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投入，FDI具有产出效应，并和劳动力要素组合，形成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在宏观上，FDI作为一种投资，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支出法测度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社会福利的总量标准来看，FDI对东道国的福利有着积极的作用。⑦在个人福利标准方面，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帕累托标准，FDI也有着正向的作用，但公平标准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定，对收入公平可能是正向关系，也可能是反向关系。
在诸多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中，FDI和国民收入总量关系的研究是FDI福利研究的一个方向，而FDI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则是FDI福利研究的另一个方向。FDI收入分配效应主要基于庇古福利标准的公平准则，这和FDI总量的效率准则有所区别。如果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FDI对不同区域之间国民收入关系的影响，那么就涉及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这是FDI社会福利标准区域层面的表现；如果从中观角度出发，研究FDI对不同产业国民收入关系的影响，那么这就涉及FDI的产业之间的社会福利问题；同样，如果基于内外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来考察FDI对内外资企业员工的收入影响，这也就涉及FDI对不同群体收入关系的影响，从而形成FDI对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问题。
总的来说，从经济活动到资本流动，再进一步拓展到FDI及其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标准从庇古标准到帕累托最优，再进一步强调社会分配和公平，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准则有其演进的清晰逻辑。FDI收入分配的福利标准和FDI促进经济发展的福利标准有所差别，FDI的收入分配效应更侧重从个体和公平的角度来分析FDI对东道国的作用，它着重回答FDI在增进东道国总体社会福利的同时，对于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的福利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各自大小如何。在总量一定的基础上，FDI如果使得个体的社会福利或者说个人收入的增加越平均，那么FDI的社会福利促进作用则越显著，反之则相反。
二、FDI收入分配效应的测量方法：社会福利函数及其衍变
FDI收入分配效应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加以判定，但这种效应的社会福利影响如何测量？在理论和逻辑上，这种大小的测量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及其衍变加以分析。由于福利概念的严格假定，尽管在函数和方程上可以判断其大小，但很难在数量上进行精确测量。因此，需要将社会福利函数进行简化，并可以通过计量方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从而找出FDI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判断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社会福利的测度
柏格森—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设想为依存于一些自变量的一种函数，并用方程表达如下⑧：
对每个消费者的商品消费变量进行微分，可得以下四个方程：
对上述四个方程进行移项整理，然后用第一个方程除以第二个方程，用第三个方程除以第四个方程，得到：
由上面的关系式可知，社会福利极大值的取得必然要满足帕累托效率。反过来说，可以通过求得帕累托有效配置，来确定社会福利的极大值。从图形来看，就是找到社会福利函数（如图1的
系列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FF）相切的点，如图2中的E点。找到社会福利极大值情况下每个人的效用后，其商品束的偏爱消费也就确定了，总量消费和分配情况也相应确定。
（二）FDI收入分配效应的测定
FDI作为改变生产函数的变量，会使得生产可能性和效用可能性边界外移。FDI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上应该由FDI进入到东道国后，其前后的社会福利的差值来测定。如果还是考虑简单的两人两商品社会，那么FDI引起的福利变化可表示为：
理论上讲，上述表达式作为FDI进入前后的社会福利差值，实际上既有总量因素，又有分配因素。而且如果进一步考虑一个人感觉到的效用不仅由自己的收入决定，也由自己和他人的收入差距决定，或者说和平均收入的差距决定，那么上式可改写为：
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社会福利的极值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过滤掉收入大小的量的因素，把FDI进入前后的社会福利与其极值的差的绝对值作为收入分配的福利，然后再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大小，从而测定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测度问题。譬如，FDI进入东道国前的福利极值为MAXW，进入东道国后的福利极值为MAXW1，那么现有收入分配引起的福利损失可以表示为：
（三）FDI收入分配效应的模型测算
尽管从社会福利函数的衍化，可以解决FDI收入分配效应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很难通过具体数据来测度FDI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我们可以在庇古的思想基础上，作出以下假定：（1）人们对收入的偏好具有一致性；（2）收入越多效用也越大；（3）在全社会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这样，社会福利就可以间接用收入的多少和收入分配情况来加以表示。如果单纯考虑FDI的收入分配效用，那么，可以用FDI与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之间的关系，来测度FDI收入分配的福利变化。
为此，考虑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Y表示生产总值，A表示技术进步推动因子，K表示投资，L表示劳动力投入。因此，在导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个因子后，上述这个模型可以进一步的细化为：
其中，I代表国内投资，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对上式进行对数化，模型可以进一步变化为：
LNY=LNA+αLNI+βLNFDI+μLNL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实际情况，这里构建如下模型来对FDI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上述方程中的国民收入可以是地区收入差异，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替代，既可以在总量基础上进行计量回归，也可以在人均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来计算。
因此，如果在一系列假设和简化的基础上，社会福利的函数衍变到计量模型，社会福利变量转变到国民收入等变量，那么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就可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加以测算，从而测定FDI的收入分配效应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
三、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基础：前提缺陷与合成谬误
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于一系列的前提假定，这些合理的约束性条件是经济学得以丰富、完善的基石。事实上，即使作为更加科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也常常通过假定来减少诸多变量带来的复杂影响。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包含有抽象和假定，并在理论演绎和拓展中放大了这些假定，从而导致可能出现的风险，使得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基础受到弱化。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效用的主观性。效用作为社会福利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效用是指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效用可分为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基数效用可用基数（1、2、3、…）来表示，可以加总并计算；序数效用则是用序数（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不能加总，但可以排序。基数效用的假定虽然有利于概念演绎和数理推导，但和效用的定义不一致，也不符合效用主观性的特点和事实，实际操作上也无法将效用进行量化。序数效用强调了效用的主观性，并给予效用完备性、非对称性、传递性、单调性和凸性等前提假定，将效用的主观性限定于一定范围内，但这和主观效用的不可测和复杂性不相一致。⑨
建立于主观性效用基础上的FDI收入分配的福利标准，在缺乏完备性、单调性和传递性的实际情况下，也使得FDI收入分配效用的福利标准建立存在诸多问题。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标准将不同收入规模基础上的等量收入视为同等效用，实际上不仅建立于基数效用基础之上，也承认了序数效用。与此同时，将所有人对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视作更有利的偏好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效用的主观性使得1元钱对穷人和富人不一样，同一人在拥有100元和10000元基础上对增加1元钱增加的效用也不相同，而且不同收入规模的人对收入分配有着不同爱好。因此，效用的主观性使得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标准很难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操作，从而有着天然的缺陷。
第二，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变化。福利经济学建立于完全竞争和完备信息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完全的客观存在容易导致外部性，进而产生社会成本。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⑩正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收益以及负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得个体和集体的社会福利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福利衡量时容易被忽视。
FDI的外部性是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FDI在东道国的经济活动常常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发生，但这种社会成本在评判FDI的福利变化时却没有加以考虑。譬如，FDI的生产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没有纳入到企业的成本中去，也没有测算由东道国居民和社会承担的各种成本，而这对东道国以及东道国的相关利益者来说，却是一种福利损失。当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管理示范效应也很难加以测量，有时甚至被忽视，而这种正外部效应是存在于企业边际收益产品之外的福利增加。因此，FDI收入分配效应的衡量和测定必须将理论中的假定和某些变量的约束，重新纳入到理论和方程中加以考虑。
第三，帕累托最优判断的冲突性问题。帕累托最优可能会导致集体和个体的利益冲突。帕累托最优是兼顾社会福利和个人福利的一种福利判断标准，要求集体和个体满意的一致性，集体福利不应该建立于任何一个个体福利受损的基础上。帕累托最优可以说是民主的体现，但也受困于极端民主的一些弊端。当社会福利因为某种改进而得到提高时，如果因为某个个体的感觉福利受损，那么即使其他每个人的福利改进大大超过个体的较小福利损失，在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下，这种改进也不是最优的。这就导致一个很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不采用这种改进而损失的福利作为机会成本，将远高于改进而导致的成本损失，这种牺牲绝大部分人利益而满足个别人的做法有悖于民主的大多数人法则。
帕累托最优判断还可能导致决策的时间冲突。事前决策和事后决策，由于信息拥有以及感受体验的不同，可能会改变社会福利的大小，这时依赖帕累托最优标准将出现较大的问题。从效用主观性角度出发，实际上同一个人的偏好，也会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当某种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措施推出后，部分初始阶段福利受损者在改进措施实施的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改变对该措施的主观感受，从效用降低者变为效用增加者。譬如说，如果一群人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喜欢抽烟，而其他人都不喜欢，那么禁烟显然对大部分都是帕累托改进，而对吸烟者是福利受损的。但如果禁烟施行，吸烟者改变习惯变为不吸烟者，并由此增进了身体健康，那么他的偏好改变很可能导致主观效用增加，变成福利得益者，从而使得禁烟变成集体福利的改进。
第四，社会福利的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即它是这样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11）在经济学领域中，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效用在一系列前提假定下被认为正确的判断，变成众多人累加的社会福利问题，就很难成为正确的结论。譬如说社会福利与个人偏好一样越大越好，这个判断就不一定正确，因为社会福利还需要考虑分配问题。
两人两商品模型在拓展到多人多商品社会后，社会福利的评价标准会发生变化，在民主社会中出现“投票悖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证明，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12）福利经济学中为理论演绎的便利，常假设每个个体是同质的，而这与事实相悖。在多人多商品社会中，个人偏好和社会福利的叠加，其最终结果将与两人两商品模型出现较大差异，导致萨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
总之，FDI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标准，有着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论是旧福利经济学，还是新福利经济学，经济活动的社会福利都兼顾了集体福利和个人福利，但在个人福利的判断方面，庇古和帕累托有着不同的标准。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成为资本流动的一种经济学判定指标。收入分配和FDI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将FDI的收入分配效应进一步与福利经济学产生关联。而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特殊经济活动方式，自然具备建立在社会福利理论基础之上的合理逻辑。
FDI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福利影响的测定，可以用衍变的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求解的目的。但社会福利函数一系列的推导和变化，虽然具备逻辑上的完美，但实际运用中却难以得到有效数据的支撑。因此，进一步简化假设，并直接从FDI与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关系出发，建立相应计量模型，从而间接测算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同样有着社会福利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数定律。但由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存在一些有着缺陷的假设条件，如效用的主观性、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变化、帕累托最优判断的冲突性问题以及合成谬误等，从而使得FDI收入分配效应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在运用社会福利分析和判定FDI收入分配效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和使用范围。
①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第461-46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②[美]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12页，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余仕麟：《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观差异》，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
④G.D.A.MacDougall,"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A Theoretical Approach",Economic Record,Vol.36,1960,pp.13-35.
⑤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第87-8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⑥沈桂龙：《中国FDI绩效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辩证考察》，第54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⑦P.Rome,"C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
⑧张云、闫鹏、谢田：《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配公平问题》，载《经济师》，2009（12）。
⑨[美]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44-46页。
⑩[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第38页，梁小民、黄险峰译，吴敬琏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谢作诗、穆怀中：《科斯定理、合成谬误与囚徒难题》，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12）美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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