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媒介研究的学术脉络与拓展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脉络论文,媒介论文,中国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2-0140-09
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东方弟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先生曾说道：“杂志在许多方面很像建筑物，不只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也是时代动向的最好测量器。”①林语堂先生也曾阐述类似观点：“期刊是一个国家文化进步最好的迹象”，期刊之社会功能包括“为受过教育的公众服务，监视最重要的潮流和国内外的形势，介绍或提倡新的文艺运动，不断地指导当前的思想和矫正它的错误”。②“中国期刊在从社会和智力上唤醒中国方面起着深刻的影响。期刊的那种影响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和生活的每一步。中国觉醒的历史确实与少数期刊和少数杰出作家记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③诚如斯言，期刊不仅是社会传媒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一国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发展的推进器和重要表征，既得报纸媒介之时效，又具书籍媒介之深度，它记录了一个时段之内国家、地区、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学、科技、艺术等诸领域的发展变迁，从中映衬出文化的传播、演进和交融，因之也能感触时代的体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期刊业发展欠成熟，中国的期刊研究是附属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如报纸研究等。在中国，“报刊史”、“报刊研究”通常将报纸与期刊并列阐述，实际上多以报纸研究为主，兼及期刊，而对期刊这一具有自身特性的传播媒介的发展规律研究不足。本文拟对中国期刊研究的历史与成果、现实特点以及拓展空间进行分析，④希望能引起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
一、期刊媒介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创新空间
现今国际期刊业的发展普遍存在几大态势：一是期刊业随着各国经济的跃进而腾飞；二是网络的兴起将促进期刊市场的发展，网络与期刊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三是期刊分众化发展的趋势明显；四是品牌延伸成为期刊发展的重要战略；五是内容仍是期刊的灵魂和主核，编辑制作仍然是期刊出版的第一要素；六是政治经济体制对期刊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期刊业的发展也表现出区域化、品牌化、厚刊化、多版化、产业化、网络化、集团化、国际化等特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格局下，包括期刊业在内的传媒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政府和全社会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期刊业的产业地位不断提升，这在以下多个方面得到体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1998年首次评选并公布全国100种重点社科期刊，1999年首设“国家期刊奖”，2000年岁末召开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确定了组建期刊集团、建设“中国期刊方阵”、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名牌期刊的目标；从2000年起，中国的期刊在传统媒体中成为增速最快的广告投放媒介；2000年10月，中国期刊协会以唯一代表中国的全国期刊行业组织身份加入国际期刊联盟；⑤2002年1月，中国首家期刊传媒集团——《家庭》期刊集团正式在广州挂牌成立，继图书出版业、报业、广播影视业步入集团化发展道路之后，中国期刊业也开始产业化、规模化发展；2007年5月13日—15日，以“杂志丰富你的世界”为主题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World Magazine Congress)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期刊界首次承办这一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期刊行业盛会。
尽管期刊业是中国传媒业中极具发展潜力的一环，但期刊业在中国传媒业中仍是相对薄弱的部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中国期刊业虽然出版品种众多，但总体实力偏弱，较电视和报纸而言，期刊产业发展滞后，经济规模偏小；其次，中国期刊媒介的影响力有限，市场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如《读者》、《知音》、《家庭》等，基本以大众生活叙事为主要议题，而处于主流舆论的边缘地带；第三，期刊业的整体出版质量尚待大幅提高，相当一部分期刊仍处于粗放制作的小作坊状态，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第四，中国期刊业与发达国家期刊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最根本的差距来自产业实力和经营管理层面，这两方面的差距直接导致期刊出版水平的差距。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传媒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借助各种方式介入中国期刊的广告、发行等领域，力图从中分取一杯羹（早在中国“入世”之前，中国期刊业的版权、广告等业务运作中就已不乏国际传媒资本的身影）。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入世”、新闻出版单位改制进程的深入、新闻出版业融资政策的松动以及媒介的融合与竞争加剧，使得中国期刊业所置身的媒介生态环境加速变动，如何协调期刊业“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关系”（传媒体制、媒介运作机制）的改革，如何看待“公益”与“市场”，如何处理“资本”与“产权”，如何面对“竞争”与“规制”，已经成为中国期刊在发展道路上绕不开的几条基准线。不论是就当前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纵深突破，或是就新时期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深度拓展而言，期刊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期刊个案与类群、期刊机构与产业、期刊人与期刊史等开展的多维视角的研究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二、期刊研究为时不短的历史与可观成果
在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上，期刊与报纸、书籍、广播影视等其他媒介一样，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学术进步、思想革新的重要力量。梁启超曾将报刊与演说、学堂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⑥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以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观点看来，期刊本身就在传递着传播者的倾向、受众的文化心理、传播的形式、写作的技法等很多信息。因此，期刊研究领域不仅为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等直接进行媒介研究的学科领域所关注，而且，也受到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报刊研究是一个兼及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方向，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相当青睐期刊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
早期的中文期刊先后出现于19世纪的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⑦1890年5月，美国传教士范约翰提出了一份《中文报刊目录》，其中揭示了76种中文报刊的名称、主编、出版地、创办年月、发行份数、性质（注明宗教、世俗、官方或科学）、售价、出版周期等事项，这大概是最早对中文期刊进行的简单整理与研究。⑧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期刊业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尽管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但中国期刊业仍获得一段短暂的繁荣时光，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4年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杂志年”，这一时段的中国期刊业不仅在期刊数量、规模上达到1949年之前的一个巅峰，而且在期刊市场细分、业务运作等方面开始实现“专业化”。1935年的《中国年鉴》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注册情况，将期刊统计数字记录为450家，而因为当时大部分杂志没有注册，所以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估计有900多家，⑨这些杂志涵盖各个领域，并模仿西方杂志的特色，各有千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即已出现了关于期刊（杂志）的研究和探讨。1927年，戈公振先生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部奠基之作，该书辟有专节对杂志进行分析，如该书“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之“第三节 杂志之勃兴”、“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之“第二节 杂志”均为专门介绍、分析中国杂志的内容，⑩还有个别章节论述了杂志的出版发行状况。1936年，林语堂先生用英文撰写的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林语堂将此书翻译为《中国新闻舆论史》），是较早对中国舆论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的一部专著。在该书中，林语堂用专门的一章“第十二章 当代期刊”论述期刊的特征和重要性，他除强调期刊对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外，还对中国与西方杂志的编辑、内容、发行、杂志伦理与新闻审查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林语堂在《林语堂自传》、《中国杂志的缺点——〈西风〉发刊词》（载于《宇宙风》第24期）等其他著述中也阐述了他的杂志观。戈公振先生和林语堂先生对期刊（杂志）的论述，对于后人从事期刊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少数出版研究专业杂志，如《中国出版月刊》中，也有一些关于期刊理论的研究。《中国出版月刊》曾开设“杂志论坛”栏目，努力倡导期刊研究；而且，该刊还曾推出《全国杂志刊物的总调查》，为后人研究那一时期的期刊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11)
尽管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1978年这两个时段中，中国有一些关于期刊的研究和思索，但总的来说，由于受宏观环境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和思索比较零散，未成规模。这两个时段中散见的一些相关著述文献，多为以下两部重要的大型史料丛书所收录：出版家张静庐先生辑录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丛书（包括初编、二编、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共7编8册，1953-1959年由群联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出版家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丛书（包括古代部分2册、近代部分3册、现代部分4卷8册，2001-2006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收录的代表性文献有：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载于《新潮》1919年1卷4号），陆费逵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载于《申报月刊》1932年第1期）等。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之后，随着中国期刊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期刊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朝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分量的期刊研究论著；形成了一批期刊研究的重要团队；一批信息、传播、文化、教育类专业期刊成为期刊研究的重要园地；期刊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期刊进行了研究，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为期刊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新闻出版行业主管部门、期刊行业协会的积极倡导推动了期刊研究的发展。
《中国期刊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期刊蓝皮书”）的主编李频先生曾于1998年2002年分别发表《期刊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2)和《期刊工作研究述评》，(13)后一篇论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业界有较好反响；河南大学宋应离教授也曾发表过《艰难的探索 竭诚的奉献——新中国期刊理论研究著作评析》，(14)对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期刊研究著作进行了述评，该文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中国期刊年鉴》（创刊号）收录的《建国以来期刊研究论著目录》、《全国各主要大学期刊研究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也提供了这一领域较多的资料。此外，《中国期刊年鉴》从2002年开始，每一年度均在其“期刊研究成果”栏目中推出期刊专题研究综述、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期刊研究论文观点选摘。上述已有的研究文献在研究、了解中国期刊研究的历史、成果与进展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据中国期刊协会出版的《中国期刊年鉴》刊载的数据资料显示，(15)从2002年至2007年，每年发表于中国各类专业学刊、高校学报和其他报刊的期刊研究论文均在1000篇以上（见表1）。当前中国的期刊研究主要分布在期刊理论研究、期刊编辑工作研究、期刊经营研究、期刊管理与评价研究、期刊类群与个案研究等研究板块上。2002-2007年，上述各领域的期刊研究均有成果，但研究文献绝对数量最多的是期刊类群与个案研究、期刊编辑工作研究两个领域。可见，其一，期刊业是多种形式、多种类别的期刊族群和个体的集合，不同的期刊族群和个体之间有许多共性，但其特殊性也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对期刊进行分类研究和个案分析便成为研究期刊生态、审视期刊现象的基本程式和重要方法；其二，对期刊编辑活动进行探讨的论文中，除少部分由高校师生和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士撰写外，更多论文是出自身处实践一线的期刊编辑人员之手，这是期刊编辑群体的主体意识与专业理念的彰显，而这一点正契合了期刊编辑研究从属的编辑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发展的部分动因。(16)
三、期刊媒介研究深度拓展的进路
综观中国的期刊研究现状，仍有不少课题尚待深入探究。囿于学识与所见，笔者以自己研究中的体悟在此试析其中数项。
（一）理论参照系和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影响中国期刊研究深化的主要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学者提出“期刊学”、“杂志学”的概念，并出版了相关论著。如：《期刊学概论》（倪延年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期刊学探识》（李上文、左正洪主编，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简明期刊学词典》（于鸣镝、张怀涛主编，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年版）、《杂志学》（许清茂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其中，《期刊学概论》一书作者倪延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活跃于报刊发展史、新闻法制史等研究领域，曾出版《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2001年）、《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2006年）等专著，是一位对期刊有着较多研究的学者，他在《期刊学概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概念——“Periodicalogy”。《期刊学探识》是以研究期刊和期刊工作为主的论文专集，收录论文92篇。《简明期刊学词典》一书收录了期刊、期刊工作、期刊事业领域内的名词、专著、著者等方面的词条共2000余条以及重要文件20余篇，是中国期刊领域的第一部词典。许清茂编著的《杂志学》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策划的“传播新视野丛书”之一种，该书阐述了杂志编辑的基本原理和杂志编辑工作流程中各个环节的基本原理、技法，间亦涉及报纸、书籍编辑的原理。
在此暂且不论“期刊学”、“杂志学”是否成立，不论“期刊学”、“杂志学”是否需要引号，我们应该看到，有一些学科关于期刊的研究，的确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体系乃至科学定律。例如，在情报学(17)的学科逻辑结构中居核心地位的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对期刊的分析研究就是一例。文献计量学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科学，这是一个与科学传播关系密切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年来全世界每年发表的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约400-500篇，今天这一领域早已不再局限于对科学信息传递、交流的分析，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已发展出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等学科。文献计量学展现出的重要方法论价值，使得文献计量成为情报学的一个特殊研究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网络信息搜索效率的优化、核心期刊的确定与评价、出版趋向的预测等领域。而文献计量学中的几个核心定律，如表征文献作者分布的洛特卡定律（1926年）、表征文献中词频分布的齐普夫定律（1948年）、确定某一学科论文在期刊中分布的布拉德福定律（1934年）等，都离不开对期刊的定量分析。当然，现今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已经突破期刊信息，扩展至所有的信息资料。
又如传播学领域中，国外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对杂志进行内容分析，对传播内容的特征进行描述，揭示其重点和变化趋势，这些研究观照的课题有：杂志内容所反映的文化差异，杂志广告中儿童形象的变迁，杂志对妇女形象的刻画是否传播、强化了媒介中的妇女刻板印象，等等。其中较多地运用到了内容分析法、纵向对比研究或跨国度（地区）、跨文化的横向对比研究方法，有关研究结论被较多地引用。(18)1983年，Peter Gerlach对《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中发表的与杂志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分析。(19)1995年，美国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杂志：研究视角与前景》(The American Magazine:Research Petspective and Prospects)一书，该书由美国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学者David Abrahamson主编，它梳理了各种不同视角下对美国杂志的研究，涵盖了杂志的政治内容分析、杂志的经济学和经营管理研究、杂志的定量研究、杂志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杂志历史研究，新闻学中的杂志课程和教育，等等。该书将这些有关美国杂志的研究统统归入一个“杂志研究”的框架之中，这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杂志（期刊）研究者已经具备了对杂志研究进行学术深化与整合的自觉意识，其间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重视。在期刊研究领域，德国传媒学界开创了历史先河：不仅出现专门从事期刊研究的学术机构和相关刊物，而且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期刊学研究领域和大学中的期刊学专业。(20)
在中国期刊研究的成果中，一些专著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这些专著主要分布在传播学、新闻学、编辑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另外，传播学、新闻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专业的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期刊作为研究主题，由于这些硕士、博士接受了较多的理论和方法训练，他们在研究中较为注意对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近年来，真正从传播学角度全面、深入地研究期刊的成果并不多见。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通过梳理近代中国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中有关公共舆论的文章（涉及时代变迁、公共领域、社会变革、中西文化冲突等内容），分析了1904年至1932年这一时段的《东方杂志》如何依靠一批固守理性、宽容、多元、渐进、调和等基本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从而构造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公共空间。刘宁、谭运长、沈崇照合著的《文学期刊编辑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将期刊纳入大众传播范畴，在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剖析期刊的编辑出版，该书“有理论性而不失于虚浮，新见迭出而又系统严谨，自成一家之言，是近年来全国期刊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对积极推动全国期刊理论研究既有方法论的启迪，也有理论建树的价值”。
从新闻学路径进行的研究有：齐爱军以其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新时期新闻周刊的生存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社会转型与新闻改革的视角对中国的新闻周刊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中国的编辑学研究领域，关于期刊（杂志）编辑学的著作较多，影响较大的有：余也鲁著《杂志编辑学》（香港海天书楼1980年版），张觉明著《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徐柏容著《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和《期刊编辑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l版，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2版，该书为国家“八五”规划教材、新闻出版总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陈仁风著《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龚维忠编著《现代期刊编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被列入“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在以期刊为观照对象的文化研究领域，较为突出的成果有：徐连明的《差异化表征：当代中国时尚杂志“书写白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以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为研究对象，借鉴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理论，通过内容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时尚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建构机制、对白领阶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本质特征，探讨了“时尚杂志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李明德的《“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运用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结合西方的一些理论资源和当下学术界对文学的重要论题来分析文学期刊的发展，其研究围绕文学与文学期刊的关系这条主线展开；刘胜枝的《当代女性杂志的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选择了《中国妇女》、《家庭》、《时尚》这三本杂志来代表不同时期的女性杂志，对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丁少彦的《意义的构成：美国杂志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文化学角度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符号研究等方法对2002年美国杂志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广告女性形象再现所呈现的多音并存现象及女性身份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上述几部专著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
比较有意味的是，尽管中国的一些研究者怀有建构“期刊学”或“杂志学”的热情，目前中国的期刊研究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理论参照系与研究方法缺失的问题，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相关的研究论文上。2002年以来中国每年公开出版的期刊研究方面的文章不少于1000篇，但不少论及期刊的文章缺乏方法意识和理论深度。
（二）期刊史研究仍是中国期刊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
迄今为止，中国期刊史的研究文献数量偏少（见表1），这一领域的专著也不多见。宋应离主编的《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周葱秀、涂明著的《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姚远著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宋应离编著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增人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1915-1949)》（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黄志雄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王燕著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赵云泽著的《中国时尚杂志的历史衍变》（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是较少的几部专论中国期刊史的代表作。(22)
除全景式的通史类著作和对期刊类群进行历史研究的著作较少外，目前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还在于，研究思路较为单一，研究涉及面较窄，大多数出版文献基本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期刊资料汇编或介绍，如《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1-6卷），《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3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期刊索引》（抗日战争时期），《二十六种影印革命期刊索引》，《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中国近代期刊50年创刊号大观》，《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1911-1949)》，此类文献为中国期刊史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史料基础；第二类是对期刊个案进行的专题研究，如《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文化传播与文学想象——〈新青年〉杂志研究》、《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读者时代—— 一本杂志和它所影响的生活》、《〈读者〉传奇：一本与时代互动的杂志》、《解读〈故事会〉—— 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传奇如歌——〈中国青年〉的故事》等，这些著作著述风格不一，有重学术研究的专著，也有着眼于展现某一期刊生命史的文学记述或纪念文集；第三类是旨在普及的出版物或记载逸闻趣事、指导收藏的文化读物，如《现代文学期刊漫话》、《漫话老杂志》等。
从上述期刊史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期刊史研究的资料储备已相当可观，但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在期刊通史类著作的撰述、期刊类群和个案的专题历史研究、期刊媒介组织和期刊品牌发展史研究等多个方面，有待取得更大突破。
（三）数字期刊等新兴期刊媒介研究需要加大力度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方式，数字期刊（包括网络、电子期刊和手机杂志等形式，还有互动杂志、数码杂志、多媒体杂志等概念，其所指是接近或相同的）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不仅使期刊在内涵和外延上发生了重要变革，而且也为期刊研究的深化、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资源。
现有的关于数字期刊的讨论主要从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信息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角度展开。从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出版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数字期刊研究有：张植禾等的《我国网络电子期刊的发展现状研究》（《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詹骞的《我国网络杂志现状探析》（《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周雨、岑清的《Metrosexual潮流在中国——对男性时尚电子杂志商业广告的内容分析》（《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严励的《我国电子新闻期刊分析》（《新闻界》2008年第5期）、彭丽的《网络杂志竞争力探析》（《东南传播》2008年第6期）、黄梦阮的《数字期刊的市场现状和发展问题》（《中国出版》2006年第9期）、向淑君的《期刊数字化与著作权方案》（《中国出版》2005年第10期）、何先刚的《3G手机媒体与期刊出版》（《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3期）、万玉云的《数字时代期刊的融合与品牌延伸》（《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3期）等研究论文；《中华新闻报》曾对数字期刊、电子杂志问题给予较多关注，该报曾发表了王立伟的《电子杂志：一个需要耐心的行业》（2006年10月11日）、樊兰的《电子杂志赢利模式仍未明》（2007年10月16日）、工崇刚的《电子杂志：突飞猛进 攻城略地》（2008年11月7日）等文章。从信息管理学的视角进行的数字期刊研究多聚焦于学术期刊和科学传播方面，如陈传夫、王云娣的《开放存取期刊的分布及获取策略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6期）、傅蓉的《开放存取期刊的经济机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年第5期）、李武、刘兹恒的《一种全新的学术出版模式：开放存取出版模式探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6期）等研究论文。而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视角对数字期刊的研究则侧重于数字期刊的系统程序设计与技术应用分析，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报刊上也有部分文献从信息与网络产业发展的角度关注数字期刊市场现状和发展前景，如郝峥嵘的《数字期刊显现长尾理论效应》（《中国计算机报》2007年12月10日）、凡晓芝的《电子杂志：逃亡还是坚守》（《计算机世界》2007年11月26日）等。
迄今为止，专门分析数字期刊的专著较少，笔者通过各种途径只搜索出两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曾志教授著的《网络电子期刊质量控制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的内容包括网络电子期刊的产生与发展、电子期刊传播模式、电子期刊质量控制、对中国电子期刊发展现状的研究及建议；赵乃瑄编著的《电子期刊管理：体系、方法与实践》（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系统分析了电子期刊管理面临的问题、电子期刊管理体系的组成环节和构架模型、电子期刊管理的方法与实践等内容。
数字期刊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目前亟待深入探索。例如，有关数字期刊盈利模式、数字期刊信息内容的开放共享、数字期刊知识产权、数字期刊信息传播政策和管理体系等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中外期刊比较研究、海外期刊研究需要增加投入
比较方法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于传播研究亦是如此。在传播学领域开展比较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发掘资源，吸收先进理念和方法，而且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也将起到推动作用。今日之中国期刊界应当抓住机遇，围绕中国期刊业如何吸引和稳固受众、如何走向世界等一系列主题做文章，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国际期刊舞台上争取更大的发展。知己更要知彼，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期刊业自身的优势，发现问题，找出差距，少走弯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帮助我们认识国际期刊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某些国家现在正经历的事情，在其他一些国家则可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这一角度来说，比较视野中的期刊研究对于加速中国期刊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的一批研究者对跨国度的期刊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殷晓蓉、方筱丽的《都市期刊生态结构的比较研究——以纽约和上海为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该文为上海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纽约与上海期刊生态与管理”研究成果之一），王积龙的《中美环境新闻杂志的编辑思想差异之比较研究》（《中国出版》2009年第1期），刘树新等的《中美期刊发行代理商服务方式之比较》（《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7期），吴赟的《中外期刊经营管理之比较》（《中国出版》2004年第1期）和《中国与发达国家期刊业的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大——中西期刊产业实力比较分析》（《今传媒》2005年第7期），黄耀红的《中外期刊广告经营比较——兼论现代期刊的广告运作模式》（《出版发行研究》2004年第4期），刘建涛、陈燕的《国内外高端杂志生存空间比较分析》（《中国编辑》2004年第2期），周蔚华、柯冬云的《中美学术期刊评审机制之比较》（《编辑学刊》2004年第4期），秦朔的《政策·资本·鸿沟——中美杂志业的比较与思考》（《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6月5日）、《中美杂志比较研究》（《大市场·广告导报》2002年第2期）、《美国杂志出版业考察》（《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7期）、《21世纪的美国杂志业》（《出版参考》2001年第21期）等。其中，《南风窗》杂志社原总编辑、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日报》现任总编辑秦朔所著的中美杂志比较研究系列论文已经成为期刊界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
然而，从近几年《中国期刊年鉴》中所附的各年“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期刊研究论文观点选摘”可以发现，中外期刊比较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见17页表1）。与这一研究主题最为接近的是对海外期刊的研究。近年的中国期刊研究领域中，对海外期刊研究的文献数量虽然较少，但研究的成果数量在持续增长，且增长幅度在各研究板块中最大。这表明随着中国加快与世界接轨，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海外期刊，希望能从中得到借鉴，为中国期刊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思路。
对海外期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期刊的新型态（如网络杂志、手机杂志等）、新模式（如开放存取、新闻定制等）及海外期刊的运行机制、生存环境和成功经验等方面。中国已出版的以海外期刊为主题的专业书籍有：徐春莲、何海林著的《英国期刊产业前沿报告》（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崔莹著的《办最赚钱的杂志：对话英国名刊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王栋著的《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叶新编著的《美国杂志的出版与经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戴利华主编的《国外科技期刊发展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主编的《国外科技社团期刊运行机制与发展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人Sammye Johnson，Patricia Prijatel著，王海主译的《杂志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英国人Peter Jackson，Nick Stevenson，Kate Brooks著，陈阳等译的《追寻男性杂志的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上述论文和书籍中，有少数对海外期刊研究的文献具有比较研究的痕迹。
总体而言，中外期刊比较研究尚未形成气候，中国研究者对海外期刊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介绍海外期刊的办刊方式或者运作理念上，多为现象描述，少见系统深入的、实质性的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期刊研究应当在高度、广度和深度上下工夫，深度阐释和理论辨析需加强。具体来说，一些比较研究论文偏重于对国外期刊个体、现象和机构的介绍、描述，缺乏深入的实质性的对比分析；一些论文则停留在材料的堆砌和“河对江、红对绿”之类的简单对比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的缺失，会使收集材料的过程和研究结论都有屈从成见的痕迹，那么，比较研究的价值有多大也就存在疑问了。(23)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余也鲁：《杂志编辑学》，香港海天书楼，1980年，第34页。
②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Greedwood Press,1968,150.
③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Greedwood Press,1968,164-165.
④在本研究中，“期刊”和“杂志”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此类出版物的周期出版特性，而后者则强调此类出版物的内容特点。
⑤国际期刊联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ess Periodique，简称FIPP）为世界期刊业界于1925年成立的NGO。
⑥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9年。该文曾作为《饮冰室自由书》之一发表于1899年9月《清议报》26册，收入《合集》时改为现名。
⑦目前，大多数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认为，英国传教士马礼(Morrison)、米怜(Milne)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为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期刊，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s)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Chinese Foreign Magazine)为中国本土最早出现的期刊。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本土的期刊媒介早在此前已经产生，中国最早的期刊出现于18世纪末，即在江苏连续定期出版的专门医学刊物《吴医汇讲》。持后一类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先后有：金寿山：《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吴医汇讲》，《中医杂志》，1958年第1期；杨斌：《中国最早的期刊——〈吴医汇讲〉》，《编辑学刊》，1992年第1期；于鸣镝：《历史地看：〈吴医汇讲〉是期刊》，《图书情报论坛》，2000年第2期；赵启民：《我国最早的专业性期刊——〈吴医汇讲〉》，《文史杂志》，2000年第4期；钱荣贵：《〈吴医汇讲〉堪称“中华第一刊”》，《编辑学刊》，2004年第3期；王伊洛：《“报”的传承与期刊的出现》，《中国出版》，2006年第3期。
⑧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⑨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业：1927-1936》，张静庐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335-352页。
⑩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23-139页，第185-192页。
(11)姬建敏：《30年代的出版研究专业杂志——〈中国出版月刊〉简论》，《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2期；李频：《〈中国出版月刊〉：开拓期刊理论研究的先锋》，《编辑之友》，2002年第2期。
(12)李频：《期刊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出版广角》，1998年第1期。
(13)李频：《期刊工作研究述评》，《出版科学：出版科学年评（第1卷）(1978-2000)》，2002年1月。
(14)宋应离：《艰难的探索 竭诚的奉献——新中国期刊理论研究著作评析》，《现代期刊编辑论丛》(9)，《女友》杂志社，2001年，第66-80页。
(15)2003年至2007年出版的《中国期刊年鉴》在时间断限上采用跨年式，以相接两个年份的各自6月为起讫点，标示作2002/2003，即从2002年6月至2003年6月。国际期刊联盟(FIPP)每年出版的介绍全球及各国期刊出版情况的World Magazine Trends，采取的便是跨年度反映期刊信息的方式。《中国期刊年鉴》借鉴这种断限方式，是因为“跨年度反映期刊信息往往比单年度反映更具有连续性、走向性与灵活性”。引自：《中国期刊年鉴(2002/2003)》卷首语。但可能由于数据采集、统计或其他方面的缘故，《中国期刊年鉴》从2008年卷开始，由以往的跨年编写改为按年度修撰。
(16)大规模、有组织的“编辑学”学术研究及相关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学术史上积淀已久的丰富的相关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各类编辑活动的蓬勃发展，使得编辑人的专业理念与主体意识被重新唤醒。20世纪70年代末日8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研究、教育得到了学界、业界和领导层的有力推动。这一情况在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资深领导人胡乔木就编辑学高等教育事宜致教育部的信中得到具体体现，南开大学赵航教授的《读两本教材兼论国内出版学研究》一文（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曾全文披露此信。
(17)其对应的英文学科概念为Informarion Science/Informatics，这一学科兴起于欧美，或称“信息（科）学”。
(18)情报学，国外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Black and White:Dis parity in Coverage by Life Magazine from 1937 to 1972" (Mary Alice Sentman.Journalism Quarterly,1983,Vol.60,Iss,3),"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Advertising Expression:A Compara 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Japanese and U.S.Magazine Advertising" (Jae W.Hong,Aydin Muderrisoglu,George M.Zinkhan.Journal of Advertising,1987,Vol.16,Iss.1),"A Comparison of Role Portrayal of Men and Women in Magazine Advertising in the USA and Sweden"(Charles R.Wiles,Anders Tjernlu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1991,Vol.10,Iss.3).
(19)Peter Gerlach,"Research about Magazine Appearing in Journalism Quarterly",Journalism Quarterly,1987,Vol.64,Iss.1.
(20)赵振勇：《德国期刊研究的历史发展与学科尝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1)李频：《期刊工作研究述评》，《出版科学：出版科学年评（第1卷）(1980-2000)》，2002年1月。
(22)此处所列书籍仅限专论中国期刊史的著作，除此之外，国内外已出版的综论报刊史的著作较多，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23)吴赟：《在比较分析中深化出版学研究——关于比较出版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