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波[1]2008年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是全球一体化条件下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资本流动证券化趋势加强和衍生产品市场迅速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着上升,它们在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全球资本均衡配置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和传递,是发展中国家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根源。伴随着我国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各种正常和隐性渠道流入我国,对经济金融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研究国际金融资本流动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本上由叁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全文重要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分类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影响金融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制;第叁部分是全文研究的最终归宿,剖析了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背景,估算了我国跨境金融资本流动规模,分析了金融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一部分通过对金融资本历史演变的考察,全面展示了金融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并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形势,赋予金融资本新的内涵,即金融资本是资本历史形态演进的最高阶段,是专门投资于各类金融资产并追求无限增值的货币资本。主要工业化国家利用本国货币通过国际融合或其它手段发展为支配整个世界经济的全球货币资本,形成了国际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既具有货币资本的一般特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律,根据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目的其可分为交易性金融资本和投资性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演化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紧密相连,随着世界本位货币由英镑向美元继而向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演变的推进,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国家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推动和拉动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因素及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经济效应。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一、推动因素是指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外部动因,主要包括世界利率、世界产出和传染效应。其中,世界利率通过扩张或收缩全球信用供给,影响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世界产出对金融资本流动的影响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替代效用使得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数量下降,而收入效应会导致流向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数量增多,二者共同决定了金融资本的流动方向;传染效应通过信号机制和流动性机制传递到其它市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均衡价格的形成。第二、拉动因素是指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内部动因,主要包括基本经济因素、收益因素和交易成本。其中,基本经济因素是由多个宏观经济变量构成的一个指标体系,反映了一国整体投资环境的安生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具体包括国内产出增长、通货膨胀率、经常账户和外汇储备、金融深化、私有化和国家信用水平等。而收益因素则主要指国内利率和汇率两种重要的资产价格。此外,交易成本是对利润的一种抵减,国内外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成本不同对金融资本的利润影响也不同,从而会对资本流动产生相应的影响。第叁、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对经济体系具有显着的经济效应。首先,资本流入通过对本国货币供给、投资的扩张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引起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国际储备稳定增长和整体物价上涨。其次,金融资本流入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商业银行效率和稳定及业务的国际化具有积极作用;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促进证券市场规模增长、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波动性和投资理念形成;直接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外,还有利于企业证券发行“择时”,影响企业的进出口总规模和贸易结构。再次,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在对经济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导致经济体系中的矛盾不断积累,引起内部和外部经济失衡,最终可能酿成金融危机。在理解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理论的基础上,第叁部分深入探讨了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背景,并运用计量分析工具考察了决定国际金融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是一种包含宏观、微观、制度等多个层次内容的综合现象。在现行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导致全球流性过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是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根源。(2)我国金融资本流动不仅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错误与遗漏”项目,而且还包括通过其它许多隐性渠道流动的资本,运用直接法对我国跨境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估算的结果表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金融资本双向流动特征,且隐性资本流动所占比例非常高。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资本外流短期内会导致金融资本流入规模下降,从长期来看资本外流导致流入我国的金融资本规模增加。(3)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入我国都具有影响作用,但利率、汇率等“价格”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显着。因此,在制定政策措施时,我国应该逐渐从以“汇率稳定”为外部平衡的核心转向以实现内部经济平衡为货币政策目标,将汇率从宏观调控目标变成政策调控工具,增强国内利率工具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使货币政策更加重视国内经济的平衡。为了减少隐性资本的流入规模,降低隐性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应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后,由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对我国甚至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影响的差异,我国应重视美国和日本对资本供应的非对称性。
徐琤[2]2008年在《内外均衡冲突与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资本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现象,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过剩的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的较快上涨。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引起各国普遍关注。资本流动性过剩目前也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本论文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当今面临的资本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一方面是研究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输入金融资本获取高收益,导致资本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是研究中国“政府推动→对外开放→资本输入→经济增长→内外失衡→资本流动性过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生成机理。本文以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为研究背景,以资本流动性过剩突破口,沿着流动机制这条主线,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国际金融环境、国际流动趋势、中国转轨经济特征进行了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实证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资本流动过剩的制度背景、微观动因和运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管理框架。本论文首先进行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和资本流动性过剩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界定了资本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并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性过剩状况进行分析,同时也分析了中国资本流动基本态势和资本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在研究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原因时,从叁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角度分析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利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理论模型分析资本流动运作的步骤是:经济化→市场化→货币化→资本化→资产证券化→虚拟经济→资本流动性过剩。二是从转轨期新旧体制失衡分析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制度原因,包括新旧体制交叉期政府主导型经济与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外贸制度、汇率制度、利率制度、土地及房产制度演进及金融业的结构性矛盾与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关系。叁是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运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理论模型分析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和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同时研究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与持续。在层层分析之后对资本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影响与结果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国际资本快速流动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强者恒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危机迭起,其本质是发达国家通过更高明、更隐蔽的金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财富攫取。本文的观点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叁方面的失衡的结果: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二是新旧体制交叉期的制度失衡。叁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失衡。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从金融全球化作为战略出发点,战略思路上要先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大趋势,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基础,做好叁个均衡,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新旧体制交叉期的制度均衡,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完善金融运行机制,调整金融市场及微观主体运作方式,以适应和缓解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郑基超[3]2010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危机。我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鼓励吸收外资,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收益的文献数不胜数,关注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的文献与之相比少得多,研究也不深入,因此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方面尚未形成理论体系。本文试图设定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研究框架,并用这一研究框架分析研究实际问题,文章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历史渊源、规模和动因的回顾,结合金融稳定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冲击金融稳定的机制分析,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实践为在资本流动条件下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了有操作层面意义的制度和对策建议。文章的引言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理论空白、研究设想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进行了说明,指明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方向。第一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同时为了以史为鉴,回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四次历史高潮,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归纳。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同时对资本输出国来说也有利于提高投资报酬。在理论上国际资本流动能促进国际间资本收益率趋于一致,现实中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文章分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现实制约因素。第二章分析了当代全球及中国资本流动的规模,按照国际资本流动可能的途径,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通过经常账户进行的资本流动及外债等方式。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吸收的国际资本绝对值较高且逐年增长,但占世界的相对份额却仍较低；从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主要由国家以外汇储备这样的低收益方式持有,企业层面对外输出资本规模和结构与中国经济规模和优势产业结构很不相称,本章还应用税务成本法分析了通过各种可能途径进出中国的套利资本进出中国的成本,指出了成本较低的资本流动方式,从而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了线索。第叁章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框架。首先对金融稳定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接着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以东南亚危机期间的泰国为例说明了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导致危机爆发,结合叁代货币危机模型从理论上指出了国际资本流动引发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机制；本章第四节应用经典宏观经济模型IS-LM-BP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反转对产出、利率及汇率等关键经济金融指标的影响,结合中国拥有大量海外资产的实际引入了海外投资收益这一变量对IS-LM-BP模型进行了扩展,发现在引入海外投资收益变量后境外利率变化对国内产出、汇率的影响程度较未引入前要小。第四章是实证部分,将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定量化,金融稳定是个抽象的概念,最终应体现在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一些核心指标的稳定上,本章选取了金融稳定的一些核心指标如物价、银行体系稳定、汇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将国际资本流动对这些变量的冲击量化,尽可能地进行计量分析,以厘清影响,虽然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际资本流入,但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本章也探讨了资本流出对中国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五章结合第四章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定量分析,充分借鉴国外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对K-L-R信号法和F-R概率回归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体系,对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危机进行预测以提前防范,分为叁个层次：经济基本面信号、直接作用信号和压力信号,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发出信号的指标层次和数量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第六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在预警指标体系发出信号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本章首先分析了学术界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认识变迁,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管制措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同。本章结合巴西的资本流入税、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研究了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作用,结合东南亚危机期间的马来西亚研究了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内容和效果,并对两种类型的管制措施进行了价值比较,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要优于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第七章对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如何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和对策建议。既包括宏观上的制度构建：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国家只保持最优外汇储备,高于最优水平的外汇稳步推行藏汇于民政策,并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也包括具体微观管制措施：在借鉴第六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当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发出危机信号时,文章提出相应的管制措施,至此文章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第八章对全文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
魏海丽[4]2016年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发展迅速,俨然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逐渐崭露头角的过程中呈现出周期性扩张且与金融危机相伴而行的特征,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备波动性强、资本规模变化大、流动方向容易逆转的特性,对一国金融体系稳定可能造成显着的负面冲击,被视作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历史经验证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一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因国而异”,与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关系密切。相比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短期国际(?)引发的负面冲击,从而获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收益。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又引发我们的思考,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金融发展或许存在一个边界,达到某个临界点以后,快速深化的金融机构发展可能引发金融动荡。与此同时,内生性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资本开放进程中,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效果,其自身还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从而化解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因此,金融发展是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的关键因素,且具备动态性特质,厘清金融发展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的作用机制,结合金融发展的动态特征,准确地刻画金融发展影响短期国际资本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路径,对于一国决策短期资本项目的开放顺序、开放速度以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这一主题,基于金融发展阈值视角,致力于解答五个核心问题:金融发展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的作用机制如何?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差异化路径如何?是否存在支撑的微观基础?在动态金融发展条件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影响是否仍存在差异化路径?中国当前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具备进一步开放短期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为此,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述评,鉴于文中叁个关键概念(短期国际资本、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一直争议不断,所以专门对这叁个概念进行综述,并提出本文中叁个概念的界定。而后,依次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表现与途径、金融发展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和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其次,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的作用机制,金融发展通过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的中介变量,具体包括信贷扩张、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波动和宏观经济稳定,进而影响二者相关关系,为下文奠定了逻辑基础。通过对Broner和Ventura(2010)构建的债务危机模型进行拓展,从金融发展促进生产资本形成入手,本文建立了基于静态金融发展阈值视角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模型,得出了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当且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阈值F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影响由负转为正;更进一步,结合金融发展的“动态”特性,基于金融生产部门受家庭部门消费—储蓄决策视角,本文剖析了动态金融发展形成的微观机制,并得出在动态金融发展视角下,一国初始金融发展水平仍需达到一定水平,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影响才由负转为正,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奠定微观理论基础。数理模型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检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36个国家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基于静态金融发展阈值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突破了理论分析的局限性,得出了不同静态金融发展水平在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时呈现倒“U”型,即存在显着的双阈值;第二部分在测算中国短期国际流动规模的基础上,使用无约束的VAR模型分析了基于动态金融发展视角,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差异化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动态金融发展水平在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相关关系时也呈现倒“U”型,存在显着的双阈值。最后,本文结合规范与实证分析的结论,考虑中国当前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在短期资本账户开放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给出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应建立金融发展测度的数据库以提供准确的金融发展水平信息;第二,应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以提升其对生产资本的促进作用;第叁,考虑到不同类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面临的金融发展阈值有差异,应分步骤放开短期资本账户,具体路径为优先开放债券投资、其他投资账户,最后开放股票投资账户;第四,隐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虽未造成大幅度的负面冲击,但也应进一步加强对隐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第五,为有效管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有效配合,如应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制度建设等。
许丹青[5]2001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与对策》文中提出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对各国经济金融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资本无序流动带来的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我国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国际资本不能在我国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利用外资政策，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我国国际收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约，我国资本流动的形式存在较大差异，直接投资发展结构不平衡，证券投资发展迟缓，且国际资本流出入的质量也存在诸多问题，违规资本流动，特别是资本外逃现象层出不穷，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有效性低，这些都对我国国际收支良性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只有适度地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才能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国际收支运行态势。 本文对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呈现的新特点和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角度，实证和阐明了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效应问题，并针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的问题，深入探讨了通过加强引导和监管国际资本流动来优化国际收支结构和保持我国国际收支良性发展的对策。本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动概述。首先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供求关系；跨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经济法律体制和投资环境等外部条件：利率、汇率、税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金融霸权的作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其次，概括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包括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主体构成多元化，跨国并购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国际融资证券化趋势；私人资本比例增加，大量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无序流动；国际游资迅速膨胀等。最后，从国际资本在我国流动的规模、结构、流向、违规流动形式等方面，着重分析了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 第二部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形式下我国国际收支的运行状况和特点，阐明了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在国际收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剖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效应，正面效应包括资本净流入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弥补了经常项目逆差使国际收支保持持续顺差，促进了外汇储备的增长，国际长期产业资本的净流入还增强了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引起关注的负面效应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额净流入带来了投资收益逆差的不断扩大；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证券投资的发展不协调导致国际收支结构极不平衡；我国违规资本流动现象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发展的稳定性并将带来国际收支的风险隐患；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规模的下降，信贷资本流出增长，甚至发生了资本项目逆差，同时加剧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等。 第叁部分：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保持国际收支良性发展。针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面临的问题，围绕着积极引导国际资本良性流入，优化国际收支结构；有效监管国际资本流动，防范化解国际收支风险，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先从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保持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鼓励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发展中长期证券融资、开拓对外证券投资业务等角度入手，提出忧化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政策建议。再从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出入我国实施有效监管的角度出发，提出明确国际资本流动监管重心、完善监管体制、提高监管水平。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力求可行的对策建议，以打击违规资本流动，抵御国际游资冲击和防范化解国际收支风险隐患，保持我国国际收支良性发展。
于冬[6]2006年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及效应的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分别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深入探讨和研究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目前比较前沿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度量模型和检验方法,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数据特征,采用叁种检验方法对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通过考察和对比中、美、日叁国的消费模式来度量和检验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程度和非流动性原因;其次,基于对我国进行市场体制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考虑,利用具有Markov区制转移的储蓄—投资相关性模型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测度进行研究;最后,基于微观消费主体的跨期消费平滑模型来检验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资本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上述这种关系都存在阀值效应。通过对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检验发现我国并不存在完全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且流动性水平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存在进入限制,即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非完全整合;另一方面从微观的消费主体考虑由于目前我国居民仍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当期消费低于终生平均消费水平,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为此,我国必须通过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逐步实现资本市场开放等有力措施来增强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性,进而保持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我国还应尽早建立在较高资本流动性下的预警机制,并采取渐进的方式并且有次序地开放资本账户;最后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的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组合,来保证我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仍能够持续、稳定、和谐的增长。
顾丹[7]200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力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资本流动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脚步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程度有了极大的飞跃,具体表现在:相当高的外贸依存度、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居世界前列的外汇储备规模、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和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以及金融市场开放进程的加快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国际资本流动作为世界经济的“血管”连接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它的研究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当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外部均衡问题进一步凸现,并且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原先的内部均衡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实施有效的宏观政策是目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以下四个: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当一国经济开放程度不高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注重的是内部均衡,当一国经济逐步地由封闭走向开放,随着经济开放广度与深度的提升,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追求内部均衡逐渐转变为追求内外双重均衡。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为了追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内外均衡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货币政策的定位主要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入等因素,造成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和相应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使稳健的货币政策趋于失效,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重挑战。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资本的流动性增强、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力不从心。而发达国家通用的叁大政策工具,却因我国市场
汪洪[8]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依据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线,二是国际收支理论线。这两种理论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上世纪中叶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兴起,80 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规模向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流动,FDI 的流入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把国际投资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结合起来,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流动路径”和“资本流动路径”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和国际收支的结构。本文重点对我国进行经验研究,深入的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贸易流动路径”和“资本流动路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产生了正向效应,并影响了我国国际收支的结构,这就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理论分析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的政策目标,应用上述理论框架提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调节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对策与建议。论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明确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主要内容、所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对国内外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形成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以现有的研究为基础,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分析框架进行解释;第四部分对中国进行经验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收支平衡和贸易收支结构的影响,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益项目收支平衡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收支平衡的影响,最后得出经验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论证上述理论分析框架;第五部分应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国际直接投资变化的趋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的政策目标,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调节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具体对策与建议;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并对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韩云丽[9]2001年在《国际产业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产业资本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出于获取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国际产业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佳区位，这大大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对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79年到1999年，累计流入我国并被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金额约2966.65亿美元。并且从1992年起，中国已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外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本文主要针对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际产业资本，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汇率变动分析国际产业资本流动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影响。最后，分析了FDI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高引资质量、增强引资效果，提出了一些建议。
苏多永[10]2010年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世界经济、金融逐渐向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正是这一趋势下的重要经济现象。随着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资本流动越来越呈现出短期化趋势,短期资本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短期资本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资本市场上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对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市场稳定和金融安全均能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稳步推进,资本管制逐渐放松,短期资本在华流动障碍逐渐清除,为短期资本在华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各种“套汇”、“套价”、“套利”和“套税”资本蜂拥而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资产价格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均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一旦资本流动逆转,很可能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我国正面临着如何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和可能逆转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因此,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本文全文内容由以下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全文起点和重要的理论基础,全面深入地研究短期国际资本兴起的背景,短期国际资本的内涵、分类与特点,并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历史考察；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理论框架,重点研究短期国际资本驱动因素,深入探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效应,全面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第叁部分是全文最终归宿,结合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渠道来估算其流动规模,构建“四重套利”模型实证研究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的主要动机,全面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对我国的影响和冲击,并上升到政策层面提出应对之策。第一部分通过对国际金融市场最新动态及特点的分析,指出短期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中一股最为活跃的力量,能够危及一国金融安全,强调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本文根据投资者动机和流动性对短期国际资本进行重新界定,在华的短期资本还包括长期投机资本,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另外,本文结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历史考察,展示了短期资本在不同时期内涵、流动机制和影响冲击,重点分析了牙买加体系下短期资本流动格局与特点,尤其是全球化和去杠杆化阶段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从而为后文分析资本流动逆转的货币危机理论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本文重点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影响效应和监控管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利率、汇率、利率汇率联动和避险(或避税),因此利率驱动说、汇率驱动说、利率汇率联动说和规避风险说就成为解释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主要理论。本文将杠杆化和去杠杆化纳入了利率驱动说,给出了杠杆条件下麦克杜格尔国际资本流动模型；结合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动机,将资产溢价、中外税差纳入了利率汇率联动说,给出了资产平价和考虑税收的利率平价、资产平价,为后文的“四重套利”模型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弱化该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使得政策“失灵”,甚至危及一国金融安全,引发货币金融危机。本文重点探讨了因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流动逆转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构建了基于资本流动逆转的货币危机分析框架,探讨了杠杆化和去杠杆化在危机中的作用机制,为当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短期国际资本投机性较强,影响巨大,必须加强对其监管。第叁部分深入探讨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渠道,估算其流动规模；构建“四重套利”模型实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的主要动机；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对我国的影响和冲击；结合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特点、趋势、规模和影响等提出应对之策。“半开放、半管制”BOP结构和“宽进严出、放长限短”的资本管制特点决定了短期国际资本在华流动的隐蔽性,因此必须结合“贸易伪报”、“资本夹杂”和“地下钱庄”等对其进行重新估算,从而揭开了“热钱流出之谜”。基于“四重套利”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套汇”和“套价”是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的主要动机,人民币升值预期及股价和房价的不断上涨是其流入中国的主要驱动因素；“套利”和“套税”也是其持续流入的影响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是在“套汇”和“套价”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投机动机。短期资本的持续流入已经造成了我国经济过热增长,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资产价格不断膨胀,资产泡沫不断积累,而且也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因此,“严防死守”堵塞短期资本在华流动的漏洞是防范其投机冲击的前提；积极探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是防范“套汇”资本进入的治本之策；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使隐性资本显性化是弱化其投机冲击的重要举措；优化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和需求结构是我国应对资本流动逆转的根本举措,同时我们要谨慎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并对资本流动实行分层管理,防止资本流动逆转货币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机制研究[D]. 罗海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2]. 内外均衡冲突与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D]. 徐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3].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D]. 郑基超. 安徽大学. 2010
[4].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D]. 魏海丽.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5].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与对策[D]. 许丹青. 厦门大学. 2001
[6].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及效应的经验研究[D]. 于冬. 吉林大学. 2006
[7]. 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力分析[D]. 顾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8].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研究[D]. 汪洪. 重庆大学. 2005
[9]. 国际产业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D]. 韩云丽. 浙江工业大学. 2001
[10].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研究[D]. 苏多永.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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