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分析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汹涌的民工潮，大批民工背井离乡，奔向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打工。这场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毁誉参半。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构建一个中国乡——城人口流动的模型，阐明这次人口流动的动因、机制与特征，并此在基础上进行福利效应分析。
一、乡——城人口流动的制度背景及特征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劳动剩余经济（Labor surplus economy ）， 1979年农村改革后劳动效率的提高更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据估计，农村中现有剩余劳动力约1.5亿人。80年代初， “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解决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80年代末开始，城市又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冲击的另一大目标，以下因素促成了这次民工潮的发生：
（1）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户籍制度作为城乡流动壁垒的作用逐渐削弱了。
（2 ）国家政策上对工业生产及东部地区的倾斜使在计划经济下原已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农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农民保守乡土观念的改变， 而率先外出的农民抱财而归的示范效应也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淘金。
二、模 型
依据上节的制度背景分析，我们抽象出以下几条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假设：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收入显著高于农村，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民进城的主要原因。
（2）农村中存在大量边际产品为零的剩余劳动力， 进城民工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3）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缺乏人力资本的L1 与拥有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L2并存，在短期内，L1对L2的替代率为零。农村劳动力属于L1。
（4）城市经济中存在两部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 正式部门指政府控制部门，如大公司等。这些部门有名望，就业稳定，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有适当程序规则。非正式部门指由市场主导的中小企业，路边摊贩等城市传统部门〔1〕。
（5）政府对乡——城人口流动采取了限制措施。
由于提高收入是农民进城打工的主要动机，所以有：M＝F（NR），F'〉0。M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NR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的净收益，净收益越大，则流动人口越多。
其中：NR＝ER－CER：预期收益
C：流动成本
ER＝PV（πW－r）〔2〕W：城市实际工资率
π：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
0 ≤π≤1
r：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PV：现值
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就是城市实际工资率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减去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引入π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城市也存在失业，进城农民并不是都能立即找到工作，这种不确定性减少了他们可能获得的收入。π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π＝π（e，u，g）
其中e：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u：城市失业率
g：政府的行政控制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的行政控制极强g＝∞， 这时农民在城市就业的概率为零。通常π值在0到1之间摆动，在w与r不变时，π值越大，预期收益就越大。
流动成本C可表示为：C＝p+t+g
p：心理成本， 指农民为适应
新环境心理上的调整代价
t：交通成本 g：政府行政控制成本
NR＝ER－C＝PV[π（e，u，g）W－r]－（p+t+g）
M＝F｛PV[π（e，u，g）W－r]－（p+t+g）｝
上式表明，民工流入数目与城乡收入差距及城市新创造就业正相关，而与城市失业率及政府行政控制负相关。其中政府的行政控制作为一种反市场手段，尽管可以限制民工流入数目，但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随着市场化深入，也必将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控制M 的根本办法仍是从经济动机入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经济自我积累、发展的能力，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是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最根本的办法。
民工流入城市后，呈现出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分裂的劳动力市场。正式部门由于其名望和性质，有很强的进入限制，持有本市户口的L2通常是它们的雇佣对象。由于法律、习惯及垄断等因素，正式部门的工资维持在市场水平之上（见下页图A中的W[,F]），总有一长列的人（图A 中的E[,F]－L[,F]）等候到该部门工作的机会。相比而言，进入非正式部门是容易的，这里没有严格的户籍及人力资本的要求。由于进出自由，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均衡状态（见下页图B中E1点）。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L1性质及不具备城市户口，城市非正式部门便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但这个市场也不会为他们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由于农村中平均收入要比城市中低得多，在低于城市均衡工资W1但高于农村平均收入W0的W2处，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仍然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水平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线S2。W1与W2的差距部分是城市工人自然享有的“岗位租金”，这是由劳动力市场歧视带来的。如果我们将这两条供给曲线整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斜率更缓的供给曲线S[,I]，其与D的交点E[,I]确定了新的均衡工资水平W[,I]〈W1，就业L[,I]〉L1。 由于农民工的进入，有部分城市工人因均衡工资水平的降低而自愿失业（图B中L[*]L1部分）。
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的进入压低了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平均工资，而对城市正式部门的工资则毫无影响，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工资差异由此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L1性质同时意味着L1与L2的工资差异扩大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更高了。
三、效应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究竟对两地的经济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用国际经济学的要素流动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3〕。 见下图：
图中横轴表示劳动力的供给，纵轴表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城乡各有一条边际劳动产品价值线（VMPL），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它们也表示两地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线。注意农村的VMPL的呈拐折状，AB段与横轴平行，表明这一段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为零。发生劳动力流动前，农村劳动力总量为OA，总产量为OFB，城市劳动力总量为O[*]A，工资水平为O[*]H。总产量为O[*]JMA。现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的进入会压低城市平均工资（上节所述），H点逐渐向下移动， 直到城市平均工资水平降到T点，此时，AB 段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这时候城市的总产出为O[*]JEB，比转移前增加了ABEM （图中阴影部分），农村的产出不变，仍然是OFB。 这种劳动力转移在不减少农村产出的情况下增进了城市的产出，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它是由劳动力自由流动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带来的。考虑到民工将他们在城市的收入部分汇回，农村地区的福利无疑也是增加了。当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会到此为止，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一部分边际产品为正的农村劳动力也会向城市流动，直到两地工资差距与流动成本相等为止。但这已超出了我们的模型的假定，故在此不予考虑。
除此之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还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效应。
1.外部经济。乡——城人口流动带来的外部经济首先是学习效应（leaming by dong）。农民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也是一个增长见识， 提高技能的培训过程，这是一笔比打工收入更宝贵的无形资产。经过学习后，民工如果能作为技术工人在城市找到工作，社会亦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鉴于农民“移而不迁”的特点，则更大的外部经济是这些民工返乡后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些人在城市濡染了新观念、新作风，眼界开阔了，素质提高了，回乡后大胆创新，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领头雁”，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
其次，这种乡城人口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乡统一劳动市场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工业化历史表明：在进入钱纳里时区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劳动力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第一产业人口高达80%，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土地，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民工是市场化的劳动力，民工潮冲击着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层层藩蓠，推动着城市人口福利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外部不经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加重了城市的负荷，增加了社会成本。农民进城后的食宿是自己承担的，然而还有一部分成本是外部的，不可避免地由社会来承担，包括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等，这是让城市政府颇为头痛的问题。
然而对民工更严厉的批评是来自其对城市失业所负的责任。由于民工进入压低了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造成了部分自愿失业者（见上节分析），一些城市工人宁愿在家领失业救济金也不愿去从事工资微薄的工作。尽管这一部分失业与农民有关，但若将城市失业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们则是极不公平的。城市目前的失业主要有以下几种：（1）自愿失业。（2）摩擦性失业。（3）结构性失业。（4）隐性失业显性化。在计划体制下十分严重的隐性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显性化了。其中下岗工人是失业的主体，他们属于结构性失业和隐性化部分，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是与农民工毫不相关的。
如上节所述，农民工的就业集中在城市非正式部门，他们对正式部门的就业不构成威胁，即使在非正式部门，他们也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与城市工人平等竞争，因此，农民工对城市失业的影响是不大的。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乡——城人口流动是一种市场行为，它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城市和农村地区收入，并产生了显著的外部经济，因此是完全合理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鉴于乡——城人口流动将是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长期现象，政府的责任应是对这种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疏导，尽量减少其产生的外部不经济，使之净福利效应最大化。禁止民工进城或设置重重障碍等违反市场规律的“堵截”措施是不可取的。
对策一：外部成本内部化。城市交通，治安、环保等公共产品都是靠政府税收来供给的，而流入城市的民工无需付费就可以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实为搭便车（freeride）行为，从而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因此可以考虑对流入民工征收某种城市扩容费，由雇佣民工的单位代为收缴。此举既可弥补外部化的社会成本，又可通过降低民工的收入减少民工流入数目
对策二：加速城市化进程。这是一种更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化水平极低，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必将要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因此，城市化将是中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归宿。
目前，在对待城市化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在现有大中城市基础上进行扩张，形成如北美东海岸的城市带，发挥规模效应；一种主张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建设小城镇。笔者以为，大中城市向周围地区辐射能力强，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强，容量大，且城市化成本低廉，但为数不多，分布又不平衡，因此对城市化贡献有限；而小城镇分布面广，数量多，与农村经济联系密切，但其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远不如大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而且城市化成本相对高昂，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城市化方向都是欠妥当的，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应是将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进一步挖掘大中城市潜力，扩大城市规模〔4〕， 并带动周围地区城市化，形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小城镇，但其建设切忌遍地开花，规模过小，形不成城市功能，应在统一规划下以现有的县城、部分条件较好的镇为基础发展，并与乡镇企业集中、规模经营结合起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力。但无论是何种城市化的方式，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满足的，即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策三：加强农业纵深开发。城市化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城市对农村剩作劳动力的吸收总是有限的。“农业深化”，即农业向纵深发展，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发展问题，而且能够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的吸纳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一直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生产部门，产前、产后环节与生产环节严重脱离，造成农业利益流失严重，实行农业深化，将良种培育、包装、运销等产前环节与生产环节和农副产品深度加工，运销等产后环节联结起来，调整农村工业结构，使其主要围绕农业产前产后服务，可以有效提高农业比较利益，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创办成本低，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农业产前、产后环节转移。实践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农村就地吸收剩余劳力，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康庄大道。
对策四：以资本流动代替人口流动。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资本流动要比人口流动更容易，成本更低，因此资本流动最终取代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长期来看，也将是我国解决乡——城人口流动的最终方向。民工多来自自然资源丰富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但生产力水平低，处于贫困恶性循环状态。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是注入资金。为此，国家政策上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鼓励资本流向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花大力气改进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将招商引资工作落到实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薄弱是中西部地区吸引资金的主要制约因素，只有加快这一瓶颈产业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本流入才能得以实现，从而提高当地的资本形成水平，提高生产率及产出水平，进而形成一种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这种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乃至消失，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现象也必将随之逐渐消失。
注释：
〔1〕D.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出版社 1989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3〕陈彪如《国际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4〕有人主张控制大城市规模，谨防城市病， 笔者以为中国的大城市规模并不过大，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扩张的负面效应也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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