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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9-0040-14
[修回日期：2010-08-05]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9月20日，乔治·W·布什在国会上发出了“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疑问。①实际上，美国人提出这样的不解和疑问已不是第一次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美国的仇视和抵抗在世界各地可谓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报刊上经常出现诸如“反美主义席卷全世界”、“为什么美国被误解”、“他们喜欢我们吗？”“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之类的文章。冷战时期，甚至美国的盟友如欧洲和韩国等也有反美倾向。拉美的反美主义历史悠久，可谓是世界上反美最激烈、最持久的地区，研究美拉关系中的反美主义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反美现象具有典型性。如何界定反美主义？拉美人为什么反美？拉美反美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一、概念界定及学术史回顾
反美主义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概念界定。究竟何谓反美主义至今没有统一确定的说法。反美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态度和姿态，还是一种倾向，学界说法不一。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使用了六个不同的词来形容反美主义：思想形式、态度、感觉、倾向、情绪、偏见。一位拉美学者的观点认为，反美主义仅仅是其他一些思想意识，如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一部分。美国学者阿尔文·鲁宾斯坦(Alvin Rubinstein)和唐纳德·史密斯(Donald Smith)将反美主义界定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不加区别加以攻击的一种敌对行动或表达”。②反美主义概念之所以难以界定，首先是因为世界上的反美现象纷繁复杂，有时它表现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和作品，著名人物的演说，有时它表现为政府政策，有时它则表现为普通民众的街头抗议、示威或是暴力事件，而它也常常表现为隐藏在民族集体记忆深处的感情或情绪。所以，反美主义经常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其次是反美主义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反美的。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最为疯狂的年代，对所谓非美国思想的调查使得反美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性极强的话题，导致学者不敢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实际上，在美国反美主义研究长久以来都存在着政治上的两极对立，具体表现为，政治和学术上的右翼人士极尽所能地通过过度使用该词以及利用该词内在的消极因素干扰对反美主义的严肃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在海外行动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左翼人士则强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肆意干涉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激起了反美主义。
受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一些美国学者试图借鉴新文化史的方法来界定和研究反美主义。美国霍华德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艾伦·麦克弗森(Alan Mcpherson)认为，应该从反美主义一词的文化意义上把它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系列变化多样的想象、比喻、思想以及实践。根据这一观点，他认为，所有对美国的批评均源自某些文化过程。为此，有必要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新文化史与国际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一种方法选择“将外交史分散化，同时将文化方法整合进外交关系研究”。根据麦克弗森的看法，文化的含义十分广泛，范围从梦想、思想主张到文化理论、感知、记忆的产生、生活方式、情感、艺术、学术研究以及象征符号等。麦克弗森还提出，反美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不应仅作为精英统治大众的一种政治工具而对其予以否定，反美主义也不只局限于拉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鸿篇大作，反美主义还是一种普通民众的共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穿越种族、阶级和其他分野转换成一种抵抗运动。③新文化史的方法将反美主义界定在一个文化范围，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这种方法强调对普通大众感情和行为以及一些文化符号和微观事件的重视，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本文认为，反美主义不应只被当做是一种纯文化现象，它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拉美学界对美国在拉美地区权力的学术研究要远远多于关于抵抗美国权力的研究。在国内，除了散见于各类拉美研究著述中的对美国干涉拉美的大量记录外，另有专门研究美国对拉美干涉的专著。例如，徐世澄的《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④一书以纪实手法分析了自1959年以来50多年古巴与美国霸权的斗争。洪国起、王晓德合著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⑤则以冲突与合作为美拉关系的主线，较为系统全面地描述和分析了美拉关系既充满冲突又不断有合作的历史。颜剑英的论文《拉美反美主义探析》⑥和《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⑦均是从全球反美主义的角度对拉美反美主义进行了分析，着重强调和论证了拉美反美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改造战略”，而且还分析了拉美反美主义的一些特点。魏红霞的论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与拉美的反美主义》⑧则重点分析了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移民等因素对拉美反美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总起来看，中国学者对拉美反美主义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拉美反美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对拉美众多反美主义表现形态的梳理以及反美主义与拉美历史上其他一些重要政治思潮的关联性的分析尚不够深入。
在国外，最早关注拉美反美主义的是美国政府和学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人就开始了对其近邻拉美反美主义的研究。⑨最早的研究结论把拉美的反美主义称为“恐美病(rankeephobia)”。研究者多是去过拉美的政府官员和学生，他们把在那里遭到的敌意和批评解释为：美国通过军事占领和投资正在推动愚昧的、不思进取的拉美取得进步，而拉美则对这种进步抱有无道理的恐惧，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必须被暴露出来并加以治疗。为美国在那个时代占领加勒比和中美洲提供合法性是这一时期反美主义研究的主要目的。20世纪50年末到60年代中期是美国反美主义研究的第二次浪潮时期，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卡斯特罗时代的反美主义。⑩由于那时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任何对美国的批评都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学者们还是把拉美反美主义比喻为一种病症，称古巴革命言论的传播为“卡斯特罗病(Castro-itis)”。这一时期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少数共产党团体和游击队的思想和行动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反美主义研究的兴趣较低，甚至出现了所谓反-反美主义(11)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反越战产生了一系列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外交政策的批评，美国政策的辩护者将这种批评视为不爱国、惧怕外国人或反民主。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国反美主义研究出现了第三次浪潮。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转向共产主义的担心有所减弱、1979年伊朗革命运动引发的反美浪潮等因素都促发了第三次研究浪潮。政治学家站在这次研究的前列，他们对拉美和其他地方的反美主义构建解释框架，进行分类个案研究，出现了许多分析性和经验性的研究成果。(12)2001年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反美主义研究第四次浪潮出现的标志。这一天打开了研究的新局面，来自加拿大、美国和拉美的更多学者参与反美主义的世界范围的对话，他们抛开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观点和材料更加多元化。(13)研究者更加重视个人叙述，更加关注反美主义的时代变迁，对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利用反美主义进行政治投机持更加现实主义的看法。一些学者关注反美主义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等。(14)
在拉美，从19世纪初独立战争领导人到当今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avez Frias)等人，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批评美国对拉美侵略和干涉的鸿篇大作，也有相当多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以及绘画等涉及反美主义题材。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拉美学者的反美主义研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15)这一时期，拉美学者侧重对历史上著名人物如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何塞·马蒂(José Mantí)、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奥古斯都·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卡斯特罗等人反美言论和作品的搜集整理，并没有更多的评论和分析。1977年，委内瑞拉学者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出版了《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爱恨关系》，(16)该书成为拉美第一部全面介绍拉美人对美国看法的著作，引起巨大反响。兰赫尔在书中公开提出拉美人对美国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这一观点，之前很少有人敢于承认这一点。受兰赫尔研究的启发，一些拉美学者不再简单地重复利用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鸿篇大作，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反美主义如何随物质和文化条件的变化带来的时代变迁，并对反美主义进行了社会历史研究，对拉美反美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制度背景以及反美主义如何在集团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同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考察，这些主题也在不断地吸引着拉美学者对之进行研究。
二、拉美人为什么反美
2002年9月，美国国会情报调查局举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反美主义讨论会，来自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20位学者就“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参加了讨论。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会后概括了当今世界反美主义的三种类型，他实际上也提出了反美主义的三种原因：一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二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三是对现代化的强烈抵制。他认为，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最发达的国家，所以，自然招致更多的反对。(17)
具体到拉美人为什么反美这个问题，在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即拉美的反美主义是一种“恐美症”。这种观点将拉美反美主义归因于其失败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上的落后，认为反美主义是民主传播中遇到的一种反应，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冷战结束后，“恐美症”的观点依然存在，但正越来越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他们呼吁尽快消除研究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立场，客观看待拉美的反美主义。美国的拉美问题专家，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政治学教授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在《拉丁美洲之魂：文化和政治传统》一书中对拉美反美主义原因的分析值得借鉴。(18)
第一，威亚尔达提出了拉美反美主义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频繁干涉以及美国对拉美的傲慢态度。他特别强调美国对拉美的傲慢和偏见，指出了美国习惯于以傲慢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来对待拉美，美国人认为天主教的、异端裁判的、等级制的、威权的、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所产生的拉美是落后保守的，理应接受基督教新教的、政治上民主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的领导。第二，与美国相比而使拉美产生的自卑心理也常常导致拉美对美国的憎恨，从而产生反美情绪。第三，拉美反美主义还有很深的文化根源。拉美天主教文化及历史上精英的文化反美主义思想遗产都对拉美的反美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第四，威亚尔达还分析了1959年古巴革命对当代拉美反美主义的强大影响。
中国拉美学界也多强调长久以来美国对拉美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渗透和干涉以及由此引发的拉美人民对美国的仇视和抵抗。但他们没有像美国学者那样进一步看到双方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误解甚至偏见以及经济上的鸿沟造成的弱者情感上的失落、自卑乃至嫉妒。
进一步考察美拉关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拉美反美主义的起因还远不止于此。由于历史上长期遭受美国侵略和渗透，拉美民众的反美情绪已经根深蒂固，当权者往往会利用这种民族感情或情绪来加强凝聚力，团结大众，以使自己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得分，或抵御外部压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职团主义政府和民众主义政府、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军政府以及冷战结束后一些左翼政府都曾采取过程度不同的反美政策和行动。这些时期也往往是拉美反美主义最激烈的时期。此外，拉美反美主义也和世界格局及政治潮流的变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浪潮也将拉美早已有之的反美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冷战最激烈的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也引发了整个拉美大陆的反美浪潮。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双方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拉美人的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世界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是拉美反美主义的外部诱发因素；一旦政府支持反美主义，它会变得更加强大。
三、拉美反美主义的发展阶段及主要内容
从独立至今，拉美反美主义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拉美的反美主义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冷战结束至今，拉美的反美主义是和反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一)拉美独立运动时期至19世纪末
国外学界对于拉美反美主义开始的准确时间尚无统一看法，但大致说来可从19世纪早期土生白人精英，即克里奥尔精英与美国联合的希望的破灭开始。克里奥尔精英大都去过美国，他们和美国人做生意，阅读美国新闻和文学作品。他们羡慕美国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设想一个大陆范围的美洲联合来抵抗腐朽的欧洲。克里奥尔精英也赞同美国建国之父们关于结束君主制、巩固共和主义、扩大公民私有财产权、自由贸易等理念。鉴于这些原因，当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的时候，大多数拉美人是欢迎的。拉美独立运动领袖之一，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是对美国持乐观看法的早期代表。他是第一个去美国的克里奥尔人，也是唯一一个同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米兰达在他的旅美见闻中表达了对美国的繁荣、健康向上和宪法政治的崇敬。然而，建立大美洲的希望很快破灭了。1806年，米兰达组织对西班牙的突袭，但美国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没有支持他。四年后，当米兰达在加拉加斯宣布独立时，美国政府拒绝支持他。米兰达失望了。其后的事实表明，《门罗宣言》发表后，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竭力避免同欧洲列强发生冲突，拒绝同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缔结共同对敌的同盟条约。例如，1824年5月，巴西驻美国代办何塞·贝雷略向美国政府提议建立“巴美攻守同盟”；同年7月，大哥伦比亚驻美国公使何塞·马里亚·萨拉萨尔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要求订立同盟条约，共同抵御西班牙反扑；1825年8月，墨西哥外长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照会美国驻墨西哥公使波因塞特(Joel R.Poinsett)，说明法国在马提尼克岛集结大批军队的情况，要求美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法国入侵拉美，美国一概不予理睬，一口回绝，“好像门罗主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19)鉴于上述美国的表现，拉美独立运动另一位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表达了对门罗主义的怀疑，认为它是美国扩张主义的先兆，同美国结盟是很危险的。
果然如玻利瓦尔所料，《门罗宣言》发表大约20年后美国开始了对拉美的扩张。它先是非法夺取得克萨斯，然后是1846-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夺取墨西哥大片领土，接下来是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门罗主义的真实面目越来越被拉美民众认清。早在1787年，墨西哥人已经称美国人为“美国佬(gringos)”。1850-1855年，美国在巴拿马铺设铁路；1855-1860年，美国人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组织的佣兵团在尼加拉瓜疯狂的武力入侵和占领更是在拉美激起了普遍的反美情绪。城市贫民和农民起来用暴力抵抗美国扩张。发生了诸如巴拿马1856年4月“西瓜事件”、1891年美国巴尔的摩(Baltimore)船员被杀事件等群众反美暴力斗争。1856年，智利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使用鹰和蛇的形象符号来比喻美国的贪婪和对拉美的吞食。到19世纪末，拉美出现了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这位反美主义的杰出人物。
马蒂是古巴独立战争的领袖、拉美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也因在拉美历史上的反美主义而著称。马蒂不仅反对老的殖民主义，他也是19世纪拉美反对美国等新的殖民主义国家的第一人。其实，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马蒂曾不止一次表达过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还特别崇拜美国一些思想家和领导人如拉尔夫·沃尔多·爱莫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彼得·特顿(Peter Turton)在《何塞·马蒂：古巴自由的设计师》一书中写道：“19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扩展帝国权力前)马蒂曾为美国巨大的发展潜力感到欣喜。”(20)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了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马蒂特别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警觉，他相信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古巴自由的一大障碍。他急切地希望古巴早日独立，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古巴越有可能被美国兼并。因此，在《我们的美洲》这篇著名的散文中，马蒂指出：“我们需要更加彻底了解的国家就是美国……这个贪婪的邻居无疑在打我们的主意。”(21)
马蒂作为拉美反对美国扩张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于1890年发出的“现在是西班牙美洲宣布其第二次独立的时候”的告诫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反美主义也并未在拉美国家形成政府政策。但拉美对美国的敌视已超越了精英阶层，超越了一个或两个受害的国家或个别港口。1893年，一位巴西人抱怨，“没有哪个国家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不遭受痛苦的”。(22)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1933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批判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潮流。这主要是基于对19世纪后期以来实证主义泛滥时期拉美国家盲目地西化以及对功利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崇尚所导致的民族文化的缺失、缺乏理想精神和创造力以及文化素养的下降。1900年，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ó)的长篇散文《爱丽儿》(Ariel)的问世拉开了拉美文化反美主义的序幕。(23)罗多在书中将拉美和美国分别拟人化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两个角色：爱丽儿和卡利班，前者是美德和风雅的典范，继承了欧洲尊贵与性灵的最高水准；卡利班则是粗俗的物质主义者，贪婪而精神空虚。正是罗多作品中美国与拉美社会的强烈比较，使该书充满了反美基调。《爱丽儿》挑战拉美实证主义思想家对西方秩序与进步思想的迷恋，提出美国并不是这些价值观的典范，他鼓舞拉美年轻人不要因为暂时没有获得成功而妄自菲薄。《爱丽儿》一经问世，就成为“首次具有明确定义的拉丁美洲主义的象征”。(24)该书出版后曾再版13次，基本上每个拉美小孩子在学校的课本上都读过《爱丽儿》，直接受它启发的知识分子几乎在拉美各国都有，从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到阿根廷的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墨西哥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以及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等，他们被称为“爱丽儿派”。“爱丽儿派”所表达的对人类高级精神生活的崇尚和追求，特别是他们信仰的拉美文化优越论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被称为“爱丽儿主义(Arielism)”。维亚尔达评价罗多是“对20世纪拉美文化史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人物”，认为“人们不了解罗多，就无法了解拉美”。(25)实际上，罗多的创作是基于对美国的间接了解，他从未去过美国，也不会讲英语。而且罗多承认他对美国存在非常矛盾的感情。他说：“我虽然崇敬它，但我却不爱它。”(26)他说，尽管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乐观主义、使命观和自信都是值得尊敬的品质，但美国骄横的暴富阶级使人回想起罗马帝国的衰落。(27)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以草根特征为基础的反美主义。欧洲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自我毁灭使它们在拉美失去了吸引力。相反，墨西哥革命和俄国革命却使很多拉美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美国开始了对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国长达数十年的占领，并继续对墨西哥、古巴、巴拿马和其他拉美国家进行干涉，致使反美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海地、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的乡村，由盗匪和民族主义者混合而成的游击队与美国占领者交火，有的坚持斗争达数年。在城市，出现了一些旨在将美国人驱逐出去的政治组织。新闻记者、律师、知识分子、作家等抵制美货或写剧本、小说抗议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越来越拒绝“爱丽儿主义”的“精神”反美，从而使反美主义的群众基础扩大了，(28)形成了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共产主义、民众主义等反美主义思想和运动形式。
土著主义(indigenism):英国学者莱斯利·贝瑟尔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对土著主义做了简要概括，称其主要存在于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和秘鲁，又叫“印第安主义”。(29)土著主义通过强调拉美混合种族的独特性来反美。它以美国文化作为比照，旨在为拉美寻找一种积极的身份，同“爱丽儿主义”相似，土著主义强调与美国相比拉美在道德和文化上的优势。然而土著主义又不同于“爱丽儿主义”，它比“爱丽儿主义”包含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内容，成分包括教育家、画家、艺术家、土著领导人以及诗人和小说家等，他们联合起来弘扬拉美的混合文化遗产。土著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是墨西哥思想家和政治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他在1922-1924年担任墨西哥教育部长期间，土著主义为他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灵感和指导。巴斯孔塞洛斯为墨西哥国立大学设计的座右铭“以种族来表达我的精神(The Spirit shall speak through my race)”也体现了他的土著主义思想。巴斯孔塞洛斯的土著主义思想尤其体现在其代表作《宇宙种族》中。(30)他也因这本书的思想在拉美的巨大影响力而被称为“美洲导师”。巴斯孔塞洛斯在书中提出：“西班牙殖民地造就了混血民族；混血为拉丁美洲染上了基调，带来了责任，规定了未来。”因为未来的种族将是融合各种血液的集世界所有优秀素质之大成的“宇宙种族”，伊比利亚美洲的混血人民日益拥有这个“宇宙种族”所必备的素质。(31)
桑地诺主义(sandinism)：1898-1933年美国军队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达30次的入侵催生了桑地诺主义。桑地诺作为尼加拉瓜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和思想家，他也是激进和彻底的反美主义者。结合亲身经历和对拉美其他国家的考察，桑地诺明确提出：“扬基帝国主义是威胁我们的最残酷的敌人，是唯一想通过征服的办法来摧毁我们种族的尊严和人民自由的敌人。”(32)为了同美国侵略干涉政策作斗争，桑地诺提出了以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外交独立为核心内容的“自由祖国”的概念，并结合敌强我弱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武装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军事方面使反美主义发生了一场革命。在后来的多米尼加、海地和古巴等国也出现了同样形式的反美斗争。桑地诺的反美主义将尼加拉瓜广大的农业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鼓舞了士气，提高了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尼加拉瓜的反美斗争也赢得了包括一些激进的美国人在内的整个西半球知识分子的同情。
共产主义(communism)：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历史起点定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建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话，共产主义不仅通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左派政党对拉美产生影响，它还通过社会党、民众主义政党和政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军政府、激进的天主教徒以及各种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等渠道对拉美产生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影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和作为政治动员和行动的一种刺激因素而被感知的”。(33)虽然拉美比较发达的国家加入工会的劳工自19世纪后期就受到各种各样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鼓吹自由社会主义者等欧洲思潮的影响，激进的意识形态对拉美工人并非新鲜事，但“共产主义的新鲜之处是其从俄国获得的声望、其富于战斗精神的人们的纪律、作为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意义以及作为宏伟无比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参与者的意义”。(34)共产主义理论在墨西哥革命和俄国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为农民和工人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共产主义为拉美提供了激励民众和组织民众的一种方式。反美者将美国跨国公司作为罪犯，并设计出一些新的符号，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史密斯称做“文化和词语符号”。秃鹫、蛇、鳄鱼、穿皮外套戴高帽子的人，这些贪婪的形象对过去关于美国无所不能的旧观点是一个挑战。(35)新的形象表明，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其贪婪本性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也在拉美产生了学术影响，20世纪20年代，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明确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拉美的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分析中，并公开宣布罗多对美国的“精神抵抗”“站不住脚”。(36)二战后拉美出现的发展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也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共产主义对拉美反美主义的影响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将再次迎来一个高潮。
民众主义(populism)：是拉美第四个以民众为基础的反美潮流。民众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兴起于拉美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民众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秘鲁思想家和政治家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他在1934年创建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即阿普拉党，该党所坚持和宣传的思想主张被称为阿普拉主义或阿亚主义，连同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统称为民众主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正义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均被称为民众主义政党。
民众主义政党和政权的群众基础是中下层工农大众，但中上层资产阶级在其中居领导地位，它们大多数声称要走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它们并不绝对地反对资本主义，很多情况下，它们仍把美国作为标准的模范社会。“我恨美国吗？不”，智利著名诗人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说：“应该恨的是，在美国的铁齿钢牙、强力意志和物质繁荣面前我们脆弱的内心。”(37)民众主义政权大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反对美国对拉美国家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政治上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政权都实行过不同程度的国有化政策，有的甚至与美国还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对抗。当更多的富裕阶层人士加入民众主义政党，一些民众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经济形势恶化的局面以及美国于20世纪20-30年代从加勒比地区撤军以后，民众主义的反美倾向有所下降。
(三)1959年古巴革命-20世纪90年代初
1934-1958年是美拉关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主要原因有：一是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减少了对拉美的公开武装干涉；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西半球国家团结在一起。
1959年古巴革命将拉美的反美主义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加勒比地区成为当时世界反美主义的焦点。
美国学者将1961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建设社会主义说成是拉美“反美主义新理论的标志”(38)。实际上，如前所述，1959年以后社会主义在拉美已不是新生事物。所不同的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国家接受了社会主义，这极大地增强了拉美反美主义的力量。
冷战期间的民调显示，与苏联结盟并非拉美国家的最佳选择。但当社会主义被更温和地界定为重新分配财富和保护拉美不受美国资本侵害，却证明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些美国观察家因此将社会主义等同为反美主义。反美主义的经济原理在拉美依附理论那里体现得最明显。依附理论认为，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拉美置于依附的地位，迫使其出卖原材料，提供廉价劳动力。只有通过国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才可以打破这一动态体系。通过依附理论、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拉美地区一体化，社会主义获取了新的力量，它也重塑了大学课程。那个时期，在拉美有关社会科学的课程几乎无一例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也影响了拉美游击队的思想。切·格瓦拉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旨在以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拉美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游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了那时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游击队组织。
(四)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这次拉美反美主义浪潮是与反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本的改革方案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十点。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后果，激起了中下层人民的普遍声讨和反对。进入世纪之交，拉美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许多人将此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改革。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民调不断显示对美国支持率的下降，2005年11月，“皮尤全球态度”得出结论，“如今反美主义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深、更广”。(39)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拉美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左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府和左翼社会运动三股力量成为新时期拉美反美主义的主力。美拉关系正进入又一次调整时期。
四、结论
通过梳理拉美反美主义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一些特点：第一，拉美反美主义并非一个直线式历史演进现象，而是随美国政策的变化呈波浪式起伏。反美情绪最广泛、最激烈的时期也正是美国对拉美政策最具进攻性和侵略性的时期。所以，尽管拉美反美主义的产生有一些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下的心理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第二，拉美反美主义表现形式多样。它既包括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反美思想，还包括政府的反美政策和行为，也包括群众的反美情绪及暴力斗争。这几股反美力量经常相互影响和呼应。第三，拉美反美主义具有矛盾性，这不仅表现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在反美思想和行动上经常的不一致，也表现在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反美主义思想的两面性，还表现在一些政党和政权对美国态度的前后不一致等。拉美反美主义的这种矛盾性及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论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George W.Bush,"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 Documents,Vol.37,2001,pp.1347-1351.
②Alvin Rubinstein and Donald Smith,"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97,1998,p.35，转引自 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76.
③A1an Mcpherson,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New York:Berghahn Book,2006.pp.1-2.
④徐世澄：《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⑤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⑥颜剑英：《拉美反美主义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13-18页。
⑦颜剑英：《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33-38页。
⑧魏红霞：《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与拉美的反美主义》，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31-49页。
⑨Edward Perry,"Anti-American Propaganda in Hispanic Americ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No.1,1920,pp.17-40; Anna Powell,"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icaragua,1898-1916,"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No.1,1928,pp.43-46; J.Fred Rippy,"Literary Yankee-Phobia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1921-1922,pp.350-371; William.E.Dunn,"The Post-war Attitude of Hispanic America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No.3,1920,pp.177-183.
⑩John J.Johns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Wings," The Yale Review,Vol.56,No.3,1967; Roberts West,"Why Latin Americans Say 'Go Home,Yanqui,'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29,1966.
(11)此意为一部分美国政策的辩护者反对美国国内一些学者对美国政策提出批评。
(12)例如，Alvin Rubinstein and Donald Smith，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Praeger，1985，这本书对反美主义提供了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反美主义的分析模式，但仍然存在为美国政策提供辩护的倾向。
(13)例如，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本书作者艾伦·麦克弗森称这部著作是“泛美努力的结果”，书中采用了包括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政府文件和私人收藏资料，还对上述国家150多人进行了专题采访。
(14)如艾伦·麦克弗森主编的另一部著作《拉美和加勒比的反美主义》，该书采用了新文化史与国际关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用素材包括小说、卡通漫画、杂志以及大量的群众街头抗议示威事件。参见Alan Mcpherson,ed.,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2006.
(15)例如，墨西哥学者卡洛斯·拉玛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从西蒙·玻利瓦尔到阿连德》、古巴学者胡安·G.戈麦斯等人合著的《古巴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马里亚诺·阿吉列与安娜·蒙特斯主编的《从玻利瓦尔到桑地诺解放阵线：拉美反帝思想文集》、尼加拉瓜桑地诺研究所编辑的《尼加拉瓜反帝思想文集》、古巴学者奥尔佳·加布莱拉主编的《古巴历史上的反帝主义》。上述文献均为西班牙文，分别是：Carlos Rama，La imagen de los Estados Unidos en la America Latina,de Simon Bolívar a Allende,Mexico City:Secretaria de Educacion Publica,1975; Juan Gualberto Gómez,et al.,La lucha antimperriasta en Cuba,Havana:Instituto Cubano del Libra,1976; Mariano Aguirre and Ana Montes,eds.,De Boliva al Frente Sandinista:Antologla del pensamiento anti-imperialista latinoamericano,Madrid:Ediciones de la Torre,1979; Instituto de Estudio del Sandinismo,Pensamiento antimperiarista en Nicaragua:Annologtía,Managua:Nuera Nicaragua,1982; Olga Cbrera,ed.,El antimperiarismo en la historia de Cuba,Havana: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is,1985.
(16)Carlos Rangel,The Latin Americans:Thei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
(17)转引自 Greg Grandin,"The Narcissism of Violent Differences," in Anndrew Ross and Kristin Ross,eds.,Anti-American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18)Howard J.Wiarda,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3-207.
(19)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0)Peter Turton,José Martí:Architect of Cuba's Freedom,London:Zed Books,1986,p.120.
(21)英文版见Jose Marti,Our Americ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7,p.244。
(22)Alan Mcpherson,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13.
(23)1988年，《爱丽儿》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参见José Enrique Rodó,Ariel,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
(24)[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涂光楠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25)Howard J.Wiarda,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p.192.
(26)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p.13.
(27)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28)Alan Mcpherson,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16.
(29)[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443页。
(30)该书西班牙文版出版于1925年，英译版见José Vasconcelos，The Cosmic Race，trans.Didier Jaen，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
(31)转引自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第208页。
(32)转引自曾昭耀：《论桑地诺的思想》，载《拉丁美洲丛刊》，1984年第1期，第47页。
(33)[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下)，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34)[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下)，第177-178页。
(35)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 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p.18.
(36)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 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p.18.
(37)转引自 Alan Mcpherson,Yankee No! An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p.19.
(38)B.Rubin and J.C.Rubin,Hating America:A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转引自Alan Mcpherson,ed.,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20.
(39)Alan Mcpherson,Anti-Americ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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