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叙事方式”与“哲学叙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2-0019-06
一、马克思对“哲学叙事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看，马克思既是一个成熟的文献研究者，也是一个成熟的文献写作者。
在论述方法论问题时，马克思对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抽象性进行了诸多反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应该区分“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并认为叙述方式有各种不同方式，如“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1] (P27)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还反思了“从抽象到具体”这种叙事方式的本质，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 (P1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主张一种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叙事方式，马克思写道，“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定，从个别上升到一般。”[1] (P31)在《〈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揭示了研究方法与叙事方式的关系，认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 (P111)
总结马克思对哲学叙事方式的反思，马克思对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批判与哲学新叙事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叙事对象的变革。批判观念性叙事，主张生活性叙事。马克思批判了脱离感性的生活，以知识、观念为研究、叙事对象的旧哲学。认为，新哲学的真正叙事对象是社会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 (P73)“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 (P72)真正的理论应该以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为叙事对象。以社会生活过程为叙事对象的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 (P73)“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 (P73)
第二，对叙事逻辑的变革。批判孤立性叙事，主张对象性叙事。马克思批判了脱离现实生活过程，“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2] (P140-141)的抽象叙事逻辑。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管是在叙事起点，还是在叙事过程中，“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 (P19)没有绝对独立的所谓观念史、文化史，现实生活的转换决定观念形态的转换。“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 (P73)
第三，对叙事风格的变革。批判抽象性叙事，主张具体性叙事；批判神圣性叙事，主张世俗性叙事。马克思认为，旧哲学建构起了庞大的知识、观念体系。但这个庞大观念物，却往往是抽象叙事的抽象创造物。抽象叙事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叙事、叙事方式本身的非独立性、非神圣性，或者“从天国降到人间”，从观念推演出现实对象，或者始终高悬在天国，仅仅停留在知识、观念层面“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1] (P8)马克思主张建构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具体性叙事。所谓具体性叙事，也就是从生活世界出发、反映生活、批判生活的叙事，始终意识到知识、观念非独立性、非神圣性的叙事。这种叙事也就是真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叙事。马克思认为，从“从现实生活关系”出发的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3] (P410)
第四，对叙事线索的变革。批判单一性叙事，主张多样性叙事。在叙事方式与叙事线索的关系中，叙事线索处于核心地位。叙事方式，包括叙事逻辑、叙事风格等，最终凝结为并通过叙事线索呈现出来。叙事线索是叙事方式的核心，对应于理论言说者的本体论，是理论言说者考察世界、叙事对象的根本视野，是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叙事线索是作者的“理论遗传密码”、“思想DNA”。对新叙事线索的开启，也就是对新哲学的开启。
马克思对哲学叙事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集中体现于对“单一本质主义叙事线索”的反思、批判，以及对“具体生活叙事”的开启上。
二、马克思对“单一本质叙事线索”的批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单一叙事线索的抽象性进行了深刻揭示。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有两大形态：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叙事线索的单一性、抽象性是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主导叙事线索是“抽象客体”，“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2] (P54)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主导叙事线索是“抽象主体”，“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2] (P54)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叙事线索似乎不同，一个以客体为主线，一个以主体为主线。但这两条线索在本质上又是无差别的，都是抽象的、单一的。都是用一条抽象本质线索考察、反映、描述具体、多样的生活世界，将丰富的生活世界化为抽象的概念。追求、设定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前或之后的所谓固有本质，认为丰富生活世界有一个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本质线索，是哲学传统叙事方式的本质缺陷。马克思认为，在世界观、本体论层面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 (P54)叙事线索是世界观与本体论的具体呈现。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叙事线索存在共同缺陷的根源正在于它们的世界观、本体论所具有的共同缺陷。在本体论层面，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是一元本质主义的。单一叙事线索对应于一元本质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对本质的具体性、非固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对传统一元本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5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现实的、非单一的。“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4] (P85)“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4] (P85)
从“哲学叙事学”角度看，马克思以上论断的哲学革命意义在于揭示了本质的“非抽象性”、“具体性”。第一，本质不是“单一”，本质是“总和”，并不存在流离、超越具体时间的抽象单一本质。第二，本质是“现实的”，并不存在超越具体空间的抽象单一本质。第三，本质是变化的，非“固有的”，并不存在超越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第四，本质是具体的，非“抽象的”，并不存在超越具体生活世界之外的抽象本质。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本质的总和性、变化性、具体性、现实性、非单一性、非抽象性，决定了哲学叙事线索的非单一性、非抽象性、具体性、现实性、变动性、生动的时间性。
言说者的世界观外化为叙事线索，叙事线索又往往外化为提问方式，作为提问者隐蔽的预设前提而存在。一元本质主义叙事线索往往对应、外化为“终极起源式”追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对以单一线索为基础，寻求非时间起源、非时间性真理的终极式提问方式进行过经典反思、深刻批判。当一个人不断向上追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直到提出“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指出：“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放弃你的问题”。[4] (P91-92)在马克思看来，“谁是第一个创造者”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内涵着“上帝创世”的答案。以单一线索、单一本质为深层结构的所谓研究、所谓追问，最终只能是得出已经隐含在前提中的预设结论。马克思指出，单一线索、一元本质主义的所谓研究者“以为得出了新的结论，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5] (P83)在马克思看来，一元线索论、一元本质主义理论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导向各种形式的宗教神学。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大写的理性”为单一线索的康德、黑格尔，和以“大写的人”为单一线索的费尔巴哈最终都重建宗教的根本方法论、哲学叙事学的原因。
三、马克思对“具体生活叙事”的实践开启
马克思认为，作为方法，一元本质主义、单一线索叙事并非毫无价值。这种方法“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2] (P74)但这种资料整理意义上的价值毕竟是有限的。“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 (P74)如果把这种方法的有限作用放大，认为这种方法“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 (P74)就会走向“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2] (P146)的荒诞哲学。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具体叙事、生活叙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从社会生活出发，从感性人的感性生活出发，从实践出发，是克服抽象叙事，建构具体哲学叙事的根本。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对哲学叙事的基础作用在于：(1)现实生活是哲学叙事的根本出发点，正确的哲学叙事，“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2] (P74)从现实生活出发是获得真正哲学叙事的根本前提。“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 (P73)(2)现实生活是评价、衡量哲学叙事真理性的重要尺度。理论、“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 (P74)“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 (P73-74)(3)从现实感性生活出发，是克服旧哲学抽象叙事的基础前提、根本路径。“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 (P73)(4)现实生活的样态转换，决定哲学叙事样态的转换。“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2] (P292)“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 (P291)生活史是哲学叙事的基础，离开了生活史，哲学叙事也就无历史可言。
叙事方式凝结于叙事线索。马克思对哲学具体叙事方式的开启，集中体现于马克思对“多样叙事线索”的实践运用中。从马克思的文本实践看，马克思历来注重从多线索进行历史叙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两条线索进行了生活批判。一条是自然主义线索，一条是人道主义线索。在自然主义线索中，马克思揭示了人自身的自然性及外部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在人道主义线索中，马克思揭示了人的自由、自觉“类本质”，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自然主义线索强调“物”意义上的客体尺度，人道主义强调“人”意义上的主体尺度。马克思认为，这两条线索又是对立统一、深层交汇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4] (P81)“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4] (P58)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两条线索具体统一、深层交汇于作为劳动实践的“类生活”。“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 (P57)“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4] (P58)“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 (P92)在具体的生产劳动实践中，两条线索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分别以“人”和“生产方式”为叙事线索对社会历史进行了“三形态”与“五形态”划分。两条线索的具体交汇在于，社会发展既是人的创造物质，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P3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以“抽象劳动、抽象价值”为线索，揭示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史，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劳动”为线索，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真正创造者的悲惨生活、奴隶地位的现状及其历史原因。这两条叙事线索的深层交汇在于，一方面，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价值化过程，以劳动者的无产化、劳动者的无偿劳动为基础，“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3] (P193)另一方面，劳动者的不断贫困化又以资本的产生、统治为前提，“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3] (P260)
从马克思对叙事线索的反思与使用看，马克思一方面注重对对象、现实、感性进行本质把握，注重揭示世界的本质规律、深层结构，另一方面又认为“本质”与“深层结构”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这样，马克思的叙事方法、哲学叙事学，就和以列维-斯特劳斯等为代表的“现代结构主义叙事学”具有了重要区别。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在浩如烟海的具体神话底层都隐藏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深层结构”。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人们理解文化、知识的相对独立性与历史继承性当然有意义，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所谓“深层结构”的可变性、非神圣性。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深层结构，但这种深层结构又是具体的、可变的；社会生活变迁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但有规律并不意味着世界只有一条发展线索，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普适的、永恒的抽象规律。“现代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不变深层结构的坚持，在方法论上，其本质是回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大写理性”、“无人身的神秘、抽象理性”。
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回归感性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哲学中具体哲学叙事学的根本要义。马克思哲学也就是一种具体叙事、生活叙事。
四、从叙事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
从对马克思哲学叙事线索的理解、研究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较自觉地从哲学叙事学、哲学谱系学的角度反思马克思哲学，但往往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叙事线索具有单一性、抽象性。比如，哈贝马斯认为，唯物史观也就是经济决定论，缺少生活意识、没有真正的生活叙事线索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不足；“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归根结底在于那种辩证的概括体系分析和生活世界的分析，”“马克思缺乏他借以能够区别传统的生活形式的摧毁与传统后生活世界物化的标准”；唯物史观的“根本弱点”在于忽视了“生活世界”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整合意义，把“生活世界从属于体系命令的一种特殊情况的过分普遍化。”[6] (P438)再比如，福科认为，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历史分析”造成了一种“偏移”，造成了对全面历史的单一线索叙事，“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归结于单一的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某种文明的一致的类型。”[7] (P15)
国内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叙事学研究，但对马克思哲学叙事学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虽然有学者开始运用“线索思维”来反思马克思哲学，但无论如何，叙事方式、叙事线索等哲学叙事学范畴并未实质性地进入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话语系统。以自发的“线索思维”反思马克思哲学往往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叙事方式的抽象理解。
俞吾金教授指出，在马克思著作中，“生产”有广、狭两种含义。一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狭义生产，一是哲学意义上的广义生产。“生产”的深层意蕴是广义的、哲学层面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是全面生产理论”。[8] 可以看到，俞吾金教授在实质上是研究了马克思哲学的叙事线索，认为马克思哲学只有一条叙事线索：生产。但问题是，仅仅以“生产”这条单一线索能否呈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在马克思“原点语境”、“原初叙事”中，是否还有其它叙事线索？以“生产”这一单一线索来“发展”、“理解”马克思哲学，可能在不自觉中印证了哈贝马斯、福科等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叙事方式抽象性、叙事线索单一性的指责。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集中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名篇章。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这部名篇中，至少有两条非常清晰的叙事线索，一条是生产，一条是生活，这两条线索又深层交汇于、具体统一为作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这条现实线索中。
一方面，马克思以“生产”为线索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基础作用、动力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现实展开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基础，它决定着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基本面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 (P32)可以看到，生产线索是一条规律性线索、本质性线索。马克思以生产为线索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属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宰，社会历史是人自身的创造物，是人的“全面生产”过程及结果，即人生产了自身、“人化”了自然、也生产了社会关系、生产了精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是一种“全面生产理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以“生活”为线索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生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条件性、现实性、目的性。(1)生活具有基础性。所谓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物质性关系，离开了生活，生产关系也就走向抽象；“人类精神”和上层建筑等“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 (P32)(2)生活具有全面性。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 (P32)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是全面的，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发展也就是“全部生活”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3)生活具有层次性。在全面的生活中，物质生活处于核心位置，没有物质生活的变迁，也就没有全面生活的变迁，“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1] (P33)解释时代变革的原因。(4)生活具有现实性、目的性。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中，生产是生活的“本质论”、“动力论”原因，没有生产也就没有生活，没有全面的生产也就没有全面的生活。同时，生活是生产的“基础论”条件与“现实论”目的，每一代人的生产、创造都只能在既有的生活条件下进行，生产也只有以生活为目的，才能实现其价值，成为真正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是“全面生活理论”。
在同生产线索的比较中，生活线索是一条现实性线索、目的论线索。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线索与生活线索这两条线索在本质上又是深层交汇、实践贯通的，“全面生产理论”与“全面生活理论”具体统一为“社会存在理论”。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本质论”层面，社会存在也就是生产方式；在“现实论”层面，社会存在也就是人的物质生活过程；在“本质论”与“现实论”的统一中，社会存在也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矛盾”，也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1] (P33)也就是生产方式。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 (P72)也就是说，生产线索与生活线索深层交汇于、具体整合为“本质与现实相统一”、作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这条“实践论”线索中。
总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P32)这个伟大论断，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结论，也是马克思哲学叙事学、甚至是全部哲学叙事学的高峰。生产线索与生活线索，本质线索与现实线索，在这个伟大论断中，既分别清晰存在，又有机融为一体。作为“社会存在论”的马克思哲学既是“全面生产理论”，也是“全面生活理论”；既是生产叙事，也是生活叙事。马克思哲学是“具体的社会存在叙事”、“具体的生产—生活叙事”。明确这一点，对推进哲学叙事学的发展，对回应哈贝马斯、福科等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抽象性”的所谓批判，对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对促进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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