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关系的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文献论文,关系论文,技术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资本的投资转化，表现为劳动者的质量或其技术知识、工作能力的资本。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广泛地揭示出，人力资本不仅仅影响一国内部经济增长，同时也与外部经济交往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等存在良性循环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驱动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两者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制约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在对技术外溢的途径和效应进行理论归纳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逐渐转向测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众多学者利用各国截面、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Blomstr
m和Persson，1983）。第二类，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假设检验很难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外来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效应存在“二律背反”现象，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未必能带来先进技术（Haddad和Harrison，1993；Aitken和Harrison，1991，1999）。
实证中出现的不一致的FDI技术外溢检验结果，追究其原因可以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两个角度考察。技术外溢不是自动产生的，技术外溢的过程和程度等是由外溢技术的拥有者（跨国公司）和外溢技术的接受者（东道国企业）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人力资本在这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跨国公司的特有因素
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实现技术转移。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同（Narula和Marin，2003）。Driffield等（2002）指出，目前有关技术外溢的相关实证分析中，之所以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就在于实证中FDI被当做是同质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投资动机会影响外资的外溢效应。Driffield等人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会影响到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利用型（technology exploiting）的外资往往拥有比东道国企业先进的技术，因此容易产生外溢效应。与之相对应，寻求技术型（technology sourcing）的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是想获取当地企业的先进技术，因此不容易产生技术溢出。Driffield等人的实证结果认为，技术利用型的外资具有正的外溢效应，而技术寻求型的外资具有负的外溢效应。
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外溢效应的实证文献比较少。Narula和Marin（2003）认为，理论上资源指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比市场指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潜力小，但其并没有用实证支持这个结论。而Driffield等人的结论太笼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然而，国外不少经济学家都已经注意到，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动机，在东道国选择的投资方式等，都不是孤立地决定的，而是与东道国的环境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供给等有密切的关系。比如，Kumar（1999）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设立相应的R&D机构，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此时，东道国可获得的工程师数量、当地本身的R&D经费支出、教育和科研基础设施情况等就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东道国具备必要的条件时，丰裕的人力资源供给会诱使跨国公司有更多的技术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比发展中国家有更明显的技术转移效应。
2.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借鉴Cohen和Levinthal（1989）的思想，许多学者试图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来解释FDI技术外溢假设检验结果的差异，并从多个角度诠释吸收能力的概念、内涵及影响作用。这些研究类似新增长理论致力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表述，从东道国经济的自身角度内生了FDI技术外溢效应（赖明勇、包群，2003）。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纳能力相联系的。现有文献分析了影响东道国企业吸收能力的因素，大致可归纳如下：
（1）技术水平差距。在国际技术外溢过程中，技术外溢效果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进程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ib和Spiegel（1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 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3）经济的开放度。Findley（1978）、Koizumi和Kopecky（1977）、Wang（1990）以及Rivera Batiz（1991）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FDI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另外，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Hermes和Lensink，2000）、知识产权保护（Smarzynska，1999）、东道国市场体制（Bhagwati，1985；Ozawa，1992）也影响吸收能力。在这些因素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把目光转向人力资本对东道国吸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能力的影响。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比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自然更容易。
二、人力资本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联系效应、示范和模仿以及人员流动。跨国公司除向东道国的分支机构转移设备、无形资产和管理专家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分支机构所雇佣的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东道国员工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积累了各种相关的技能，当这些员工“跳槽”到东道国当地企业或创办自己的公司时，其在跨国公司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技术外溢效应便会随之发生。跨国公司对设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的员工提供的培训形式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地的企业（Chen，1983；Gerschenberg，1987），受过培训的员工的“跳槽”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Narula和Marin（2003）认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可通过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1.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必然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水平，这是对东道国人力资本量上的影响。而且，跨国公司给员工提供各种形式的培训。这种培训面向各个层次，从简单的生产性操作人员到监管人员，从高级技术人员到上层经理人员，几乎都有受训的机会。培训方式也很多，既有现场指导，也有专家讨论会，甚至派往海外接受正规教育。无疑，跨国公司的培训会提高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质量。
莱斯特（Lester，1981）调查了美国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子公司，发现一般性的管理技巧已基本上转移给了当地雇员；此外，美国对菲律宾管理技术的转移也是显著的。陈（Chen，1983）在一份有关香港技术转移的研究中发现，“在香港制造业中，外国企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所谓的新技术和产品的生产，而在于对各个层次工人的培训。”
2.间接方式产生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日常运作时会与企业部门和非企业部门发生接触产生技术外溢。
从企业部门来看，跨国公司一般热衷于培训当地的供应商（Dunning，1958）。为了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投入要素，压缩生产成本，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最大化地保证自身的盈利水平，跨国公司会对当地供应商、经销商和营销组织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此时就会提高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企业部门完成的间接外溢效应还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动到当地企业。乔森伯格（Geosenberg，1987）曾就跨国公司在肯尼亚培训和传播经营能力情况做过调查。调查表明，现有当地私人或国有企业曾经受训过的经理人员中，大多数曾任职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流动，大大加速了专有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
跨国公司与非企业部门的联系也是间接溢出效应的一种方法。非企业部门指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和知识专利保护组织等，这些组织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跨国公司给予这些非企业部门财力和技术支持，当地企业也能从这些非企业部门获益。
三、人力资本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以至于在实证中很多研究将人力资本作为指代吸收能力的变量（Borenzstein et al，1998）。Blomstrm和Kokko（2003）认为，FDI的流入为当地劳动力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潜力，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邓宁（Dunning）的折衷理论认为，决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技术转移水平有两个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所处周期，二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其中就包括熟练劳动和管理人员的可获性。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素质和跨国公司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就会加大跨国公司的技术进入成本。
国外对于人力资本和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推导的简化公式，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到经济增长率，而且人力资本可通过两种机能影响经济增长：（1）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创新。（2）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向国外学习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就会限制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接收和应用。
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BGL，1995）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表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他们构造了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FDI从工业化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交叉项FDI[*]H的回归系数远远大于FDI的系数，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显示，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而是受东道国人力资本临界值的影响（threshold effect）。仅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一个最低限度（即成年男性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年限达到0.52年）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才会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起实质作用。
Keller（1996）指出，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转型相匹配时，东道国的增长效应才能产生。相对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对获取新技术有利，而且当一个经济体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时，由于这是新技术的可获性增加，相应就要求人力资本水平也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较高增长。论文中还列举了朝鲜（1965年～1967年）和巴西（1965年～1973年）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同时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但是结果大相径庭。朝鲜在实行贸易自由化4年后，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12.3％增长到22.3％，而且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但从巴西来看，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3.83％增长到10.3％，很快又降到年均5％以下。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朝鲜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且加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两国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不同。
Caselli和Coleman（2001）用计算机设备的进口作为衡量国际技术转移的指标，衡量了1970年～1990年OECD国家之间的计算机技术转移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强相关。文章细化了人力资本指标，按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教育三个比例指标，其结果表明仅有劳动力达到中级教育的人力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Bin Xu（2000）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男性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年限指代人力资本。论文研究了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FDI吸收情况。实证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于以人力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的“临界值”，Bin Xu提出，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1.9年时，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才能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起促进作用。许多欠发达的国家符合BGL的条件，但不符合后一个条件。以上实证研究都突出了人力资本存量对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重要作用：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术，必须要培养或培训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人力资本。
国内文献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对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如杜兰英和周静（2002）分析了发展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市场环境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制约因素。张诚等（2001）也较全面地归纳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受到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发展中东道国自身吸纳能力、教育水平、体制因素的制约。这些研究都从定性分析出发，并对强化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内相关的定量研究主要包括：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考察了1993年～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发现FDI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制约，单纯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负面影响。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
沈坤荣、耿强（2001）选取了我国1987年～1998年分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nG）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以各地区每年的高校人数比例（H）代表人力资本存量，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比与高校人数比的乘积和LnG呈正相关的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经济有增长效应的、能够带来技术扩散的FDI一般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对于FDI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还进行东、西、中部的分析，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FDI技术扩散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赖明勇、包群和阳小晓（2002）运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结果显示，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回归效果看，中学生入学率的检验要优于大学生入学率，这说明我国吸引的FDI更多的是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但总的来说，FDI的确更多地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即流入我国的FDI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少地反映在资本积累效益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FDI[*]H）上，影响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
赵江林（2004）从人力资源出发探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对外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1995年期间，受小学教育人口的变动与外资增长是同向变化的，但是1995年～2000年期间，外资增长与受小学教育人口的关系呈负向变化。在吸引高附加值的外资的过程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作用开始突出。论文的基本观点是：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收外资的规模、质量、结构以及效果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四、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评价
综合国内外研究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关系的相关文献，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外溢过程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资存在技术外溢的可能性，这主要和外资特有因素（包括跨国公司的资产特征和投资动机）相关。另一个条件是东道国必须具备吸纳外溢效应的能力。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水平差距、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市场效率、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的市场体制、经济开放等等。
2.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注重研究人力资本对吸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实现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同时，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比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自然更容易。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当前有关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效应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有关研究不够深入。就目前国内文献看，从我国角度出发，对于人力资本在决定我国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能力的专门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研究一般是将其作为附带的研究内容。
2.计量模型存在缺陷。检验方程中变量的选择和准确定义对研究人力资本和技术溢出关系非常重要。依据Blomstrm、Globermam和Kokko所归纳的结果，为了确定FDI技术转移的效果，国外实证研究中用了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1）直接方法，即劳动率或多要素生产率衡量方法。通过考察外资的存在是否提高东道国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来确定FDI技术转移的效果。（2）间接方法，考察的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日益融合的不同方面，包括技术许可证、垂直联系效应、模仿效应、FDI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对竞争的影响）、员工培训以及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R&D行为等6个方面。人力资本的价值已经被广泛认识。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贡献研究，还是人力资本与技术外溢关系的研究，都要涉及到人力资本的测度问题。但是人力资本的度量不仅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困难，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去准确计算一个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在现有文献中，国内外学者针对人力资本的度量，主要有三种方法：未来收益法、累计成本法和教育存量法。在估算人力资本水平时，由于教育存量法直观、易于操作，在实证当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运用。人力资本通常用教育变量替代，如入学率、教育经费、受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等。
目前国内相关文献无法形成专门化的研究，关键原因就是对技术外溢效果的衡量和人力资本变量的选取缺少统一的认识。国内现有的文献一般都以外商投资的多少代替技术外溢，对于人力资本变量也不够细化，所以实证中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
3.比较方法较少。为了发现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一般规律，开展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很有必要，同时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应尽可能长，国内文献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国内的文献一部分采用横截面数据，一部分采用面板数据，很少对比两种方法产生的结果差异。最后，相关的案例研究较少。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且人力资本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目前应该提高劳动力素质，以突破吸收国际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因此后续的研究应该采用新的检验方法，细化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变量指标，更准确地衡量人力资本和技术外溢之间的关系，并开展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结合案例分析，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关系进行专门研究，以丰富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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