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际贸易及其价格传导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我国论文,价格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是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省份对外开放度迅速上升，但国内贸易进展则相对滞后，地区分割日趋加剧（Young，2000）。Poncet（2003）认为，中国区际贸易占各省贸易总流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国内区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贸易和本地内部贸易所替代。研究区际贸易问题，最重要的一环是数据可得性，而国家统计部门没有区际双边贸易的直接数据。许多学者做了大量探索工作，一是使用各省投入产出表数据；二是使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张阿玲等，2005），但投入产出表仅有若干年份的数据；三是《中国交通年鉴》中1998年以来我国各省份间经由铁路输送的货物数据，但该数据是以货物的重量单位而非价值单位计量的，且仅反映通过铁路运输的区际贸易，未含其他区际贸易。
多位学者对区际贸易问题进行了研究。熊贤良（1994）研究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了当时国内贸易的现状和问题。Naughton（2000）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87～1992年我国区际商品流动情况，认为流动趋势逐渐加强并且制造业各部门的贸易在区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叶裕民（2000）利用《中国交通年鉴》数据剖析我国区际贸易总体格局，揭示了区际贸易冲突的特征和危害。张阿玲等（2005）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在区域产业链关系中产生的原因。桂琦寒等（2006）认为，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陈敏等（2007）认为，国内商品市场总体上趋向整合，但未来在一些省份市场分割有加剧的可能性。赵永亮、徐勇（2007）检验我国市场分割程度发现，省际层面平均边界效应有上升趋势，中西部区域壁垒高于东部地区。黄赜林、王敬云（2007）发现产业属性差异对区际贸易有一定阻碍作用。王志华、陈圻（2007）测算长三角地区区际贸易强度，研究了其与制造业同构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万伦来等（2009）认为，东部地区贸易壁垒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孙久文、彭薇（2010）发现多数省份区际贸易有很强的沿海指向性。刘刚（2010）认为，1988～2001年我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较快，而2001～2008年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变化不大。张应武、李小瑛（2010）认为，我国多数省份市场是整合而非分割的，东部地区市场整合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存在大量整合俱乐部。赵永亮（2011）估计体现贸易需求的多层次（国际、国内和省份）市场潜力，发现其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阶梯形递减的发展态势。王晓东、张昊（2012）从流通组织角度探讨了国内市场分割的非政府因素。
以上研究主要考察了区域市场整合与贸易壁垒问题。而我国区际贸易分布特征及动态演进如何，各省份在区际贸易中地位如何，价格波动对彼此贸易伙伴受益与受损情况有何影响，亟须研究。
二、区际贸易规模的动态演化与分布格局
1.区际贸易差额的度量及演化
一省支出法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商品和服务净流出。其中，商品和服务净流出=境外贸易净出口+境内区际贸易差额；境内区际贸易差额=商品和服务净流出-境外贸易净出口。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1997～2010年全国各省区际贸易差额有以下特征①。
（1）东、中、西部地区区际贸易差额分布具有显著差异
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区际贸易差额为正值。上海贸易差额常年为正，2005年达到极大值后开始缓慢下降，金融危机后又开始快速上升；北京、河北、山东的贸易差额近几年增长较快；天津、辽宁和江苏的贸易差额由正值逐渐缩小，在近几年转为负值；浙江、福建的贸易差额常年为负值，且逆差越来越大；广东的贸易差额为负值，金融危机之后逆差有所缩小。
中部地区各省贸易差额变动与东部地区明显不同。山西、安徽、江西、湖南的贸易差额常年为负值，且逆差持续扩大；吉林、黑龙江和河南的贸易差额则由正值逐渐变为负值，并且逆差不断扩大；只有湖北是中部地区唯一常年保持贸易差额为正值的省份。
西部地区各省份贸易差额总体来看均为负值，且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大。尤其是广西、云南、内蒙古，其贸易逆差近几年迅速扩大。从图1至图3看，西部地区贸易差额分布类似于东部地区分布图在0水平线上的垂直翻转。
（2）区际贸易规模逐渐扩大，但区际贸易顺差和逆差分布极度不均②
全国各省份贸易逆差从1997年的2626亿元迅速上升，2010年达28938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从逆差增速看，西部地区最快，东部地区最慢，中部地区居中（见下页图4）。从各地区贸易逆差占全国贸易逆差比例（见下页图6）看，东部与西部地区占绝大部分比例，但东部地区比例逐渐下降，2008年后所占比例小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比例2000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之后缓慢下降，金融危机后开始上升；中部地区所占比例较小，2005年前在10%左右，2005年后迅速上升，2010年为24%。
全国各省份贸易顺差在波动中上升（见图5）。1997年全国区际贸易顺差为1605亿元，之后迅速上升至2004年的6877亿元，到2007年下降为3903亿元，金融危机后又迅速上涨至2010年的9908亿元，年均增长15%左右。东部地区区际贸易顺差波动情况与全国近似；中部贸易顺差2006年前缓慢攀升，之后迅速下降；西部贸易顺差从1997年开始下降，2003年降为0之后一直未见起色。从图7可见，各地区贸易顺差占全国贸易顺差比例，东部地区1997～2006年保持在80%以上，之后更是进一步攀升，2009年甚至一度达到了100%；中部所占比例在1997～2006年保持在20%左右，但之后则迅速下降，2010年仅为2%；西部所占比例则非常小，最近几年均为0。
（3）各省区际贸易差额占本省GDP比重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
1997～2010年，东部和西部地区区际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普遍较高，中部地区则相对较小（见表1）。该比重平均值超过20%的有贵州（-26.92%）、西藏（-31.09%）、青海（-31.90%）和宁夏（-42.67%），四个省份都位于西部地区，均是贸易逆差。在1（%～20%之间的东部省份有北京（14.94%）、上海（13.41%）、浙江（-12.37%）、福建（-10.21%），西部省份有重庆（-11.22%）、云南（-15.88%）、新疆（-16.51%），逆差省份多在西部地区。
（4）各省区际贸易差额对GDP增长贡献率差异较大
1997～2010年各省区际贸易差额对GDP增长贡献率的均值表明，贡献率为正的省份包括上海（29.43%）、北京（19.65%）、广东（10.23%）、河北（8.30%）、海南（7.80%）、山东（7.36%）、江西（1.36%）和安徽（0.62%）。其中东部占6个且贡献率较高，中部有2个但贡献率较低，西部均为负值。总体来看，贡献率为正的省份多在东部；中部贡献率多不稳定，贡献率正负交替出现；西部地区贡献率基本为负值，且绝对数值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2.区际贸易的地理分布格局
本文利用《中国交通年鉴》中“国家铁路行政区域间货物交流统计”部分的有关数据分析1997～2009年我国省际双边贸易格局（未含海南和西藏），见表2和下页表3。
综合来看，各省区际贸易主要在其相邻省份和临近省份之间展开，远距离省际贸易相对较少。西北、西南、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等区域各自内部的贸易联系都比较密切，各省货物发送和流入的主要贸易对象多为本地区其他省份。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贸易开放度较高，除了本地区内部省份间的贸易流通，同四川、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省份的贸易往来也比较密切。泛珠三角地区中，广东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多数省份均为其重要贸易伙伴。西北地区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间的贸易比重则相对较高。
三、区际贸易的价格传导效应
1.区际贸易中的产业分工
区位商是反映某一空间内不同产业在各区域分布的相对指标，计算公式为：
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产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共九种产业；第二类是利用第一类产业提供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进行生产的工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共九种产业；第三类为主要使用本地资源，进行直接加工而较少使用第一类产业的产品进行生产的行业，该类产业在各省内部都有可能完成，计算各类区位商时未含该类产业。
本文计算了1997～2009年每隔3年的各省各种产业的区位商，之后再把各省各种产业的区位商按照所属行业分类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各类产业的平均区位商，结果见表4。第一类产业区位商大于1的省份共有21个，其中区位商大于2的省份有10个，表明全国很多省份在第一类产业上处于输出地位。总体来看，第一类产业区位商较高的是西部省份最多，中部和东部地区明显次之。第二类产业区位商大于1的省份共有11个，多数在东部地区，如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中部地区有吉林和湖北，西部地区只有重庆。
第一类产业区位商较高的省份，多数其第二类产业区位商较低；第二类产业区位商较高的省份，多数其第一类产业区位商较低。这表明西部地区多是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输出省份与工业制成品的输入省份，东部地区多是原材料、燃料及动力的输入省份和工业制成品的输出省份。
以上信息汇总为图8（见下页）。各省颜色代表其产业区位商，箭头方向代表区际贸易货物流动方向。最深色代表第一类和第二类产业区位商均大于1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和上海），次深色代表仅有第二类产业区位商大于1的省份（包括吉林、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和重庆），浅色代表仅有第一类产业区位商大于1的省份（包括多数西部省份以及河北、河南、安徽、江西和海南），白色代表两类产业区位商均未大于1的省份。实箭头和虚箭头代表各省间贸易流向，实箭头代表的区际货物流向基本呈现由西部、中部地区到东南沿海地区的指向，虚箭头代表的货物流向则与实箭头相反。可见，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货物主要以原材料、燃料和能源动力为主，与此相反的货物流向代表了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制成品向中、西部地区流入的贸易流向。
2.省际价格传导效应
原材料输出省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变动会对原材料输入省份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PPIRM）产生影响。原材料输入省份工业制成品除用于本省消费，部分将输出。原材料输出省份多为第二类产业区位商较低的省份，部分工业制成品从外部流入。原材料输入省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变动会对其贸易伙伴商品零售价格（RPI）及居民消费价格（CPI）产生影响。各省相关价格指数数据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利用分布滞后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见表5和表6。
（1）原材料输出省PPI对原材料输入省PPIRM的传导
从表5可知，大部分具有双边贸易的省份之间，原材料输出省的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PPI）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省份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PPIRM）均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滞后回归系数
除了在安徽与上海、河南与江苏之间较为显著之外，其他双边省份间并不显著。安徽与上海、河南与江苏的回归系数为负数，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但其绝对值远小于
，表明安徽和河南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各自贸易伙伴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的滞后一期负向影响远小于当期正向影响。综合来看，处于产业链上游原材料输出省份，其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能在当期迅速传导到产业链下游原材料输入省份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
（2）工业品输出省PPI对工业品输入省RPI和CPI的传导
表6表明原材料输入省份在将原材料加工成工业制成品之后，将产品输出至其贸易伙伴省份时，对其RPI和CPI的影响。从PPI对RPI传导看，各组回归均较为显著，尤其以山东与山西、辽宁与内蒙古之间为最强；山东对山西，广东对广西、湖南、贵州、云南，价格传导效应较大；山东与山西、辽宁与内蒙古不仅存在当期传导，且存在滞后一期传导。这表明工业品输出省份PPI对工业品输入省份RPI存在较为显著的价格传导效应，且部分省份之间存在一年的时滞影响。工业品输出省PPI与工业品输入省CPI之间，基本呈现与PPI对RPI传导类似的结果，不再赘述。
可见，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西部省份PPI对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东部省份PPIRM产生较强的传导效应，东部省份PPI对西部省份的RPI和CPI传导效应相对弱些，传导效应呈现非对称特征。
四、价格传导的区域分配效应
在区际价格传导中，传导效应呈现非对称特征，哪些省份企业受益，哪些省份企业受损呢？
1.价格非对称波动
由表7（见下页）可见，1999～2010年上述省份PPI波动差异较大，按涨幅可分为：10%以下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10%～30%有浙江、重庆、四川、湖北；30%～50%有辽宁、安徽、山东；50%～60%有河南、河北；90%～100%有山西；100%以上有黑龙江。各省PPIRM则普遍上涨较快，涨幅都在47%以上，其中，60%以下有天津、辽宁、广东、四川；60%～70%有北京、上海、浙江、安徽、山东、湖北、重庆；80%以上有黑龙江、山西、河北、河南、江苏。总体而言，PPIRM上涨幅度大于PPI上涨幅度，呈现价格非对称波动状态。
2.价格波动分配效应
价格非对称上涨，会产生价格波动的分配效应。PPI上涨较慢，表明多数省份工业企业的产出价格上涨空间受到一定程度抑制；PPIRM上涨快于PPI，表明多数省份工业企业的原材料、燃料及动力等生产成本上涨较快。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呈逐渐被压缩趋势。PPI和PPIRM涨幅差额见表7。根据PPI和PPIRM相对上涨程度不同，可把价格变动所蕴含的相对利润变动情况做简要归类：黑龙江、山西两省PPI涨幅超过PPIRM涨幅，其工业企业在区际价格传导中受益；其余多数省份PPI涨幅均远远小于PPIRM涨幅，其工业企业在区际价格传导中受损，上海、江苏、北京、天津、浙江、广东、重庆等省份工业企业在价格非对称上涨中利润空间受到较大压缩。
可见，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具有重要影响，下游企业利润往往受到上游企业价格变动的影响。当原材料等上游企业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动时，其成本传导能力较强，而下游企业则处于被动接受上游价格变动的态势，而作为工业制成品的企业，其价格传导能力则相对弱些。
五、结论
区际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为贸易差额及其分布，还表现为区际价格传导效应与分配效应。1997年以来我国区际贸易规模逐渐扩大，但区际贸易差额分布不均，东部地区省份贸易顺差较大，中部地区省份贸易顺差较小且不稳定，西部地区省份则基本常年为贸易逆差，且呈逐步扩大趋势，这一分布特征对各自省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
从区际贸易的空间分布格局看，我国区际贸易主要在邻近省份之间展开，远距离省际贸易相对较少，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区等区域各自内部的贸易联系比较密切，这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对比原材料输出省PPI对原材料输入省PPIRM的传导和工业品输出省PPI对工业品输入省RPI与CPI的传导，可以发现，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西部省份PPI对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东部省份PPIRM产生较强的传导效应，东部省份PPI对西部省份的RPI和CPI传导效应相对弱些。在区际价格传导过程中，由于价格非对称上涨，价格波动分配效应在各省份间开始显现，黑龙江、山西两省PPI涨幅超过PPIRM涨幅，其工业企业在区际价格传导中受益；其余多数省份PPI涨幅均远远小于PPIRM涨幅，其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受到较大的压缩。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地区异质性较为显著。全国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不同地区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区际贸易的传导机制与效应如何，这是本文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1997年后《中国统计年鉴》才有重庆的数据，将时间起止选定为1997～2010年。
②从理论上讲，区际贸易顺差总和与逆差总和应近似。但由于统计误差及其他原因，二者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