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族词个案探究汉藏语系的一种构词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个案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藏语系诸语言里的“在”、“坐”、“住”这三个词多为音近义通的同族词，三者在语义上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均表示人或物止留（处）于某一空间位置。其产生的逻辑顺序当为：代表坐、住涵义的基本动词出现在先，继而涵义较为概括的存在动词“在”由前者派生而来，最后是“坐”和“住”一分为二。但在具体语言里情况又有所不同，在汉语中“在”、“坐”、“住”是三个不同的词，而在许多藏缅语族语言或方言里“在”、“坐”、“住”或为两个词，或仅为一个词。
早期藏文中“坐、住”是一个词，该词有两个形态变体：现在、过去和未来时是bsdad，命令式是sdod；在藏语夏河方言中“坐、住”有三个形态变体：现在、未来时为
，过去时为hdal，命令式为hdol。藏文中“在”作
，而该词在古藏文词典中的第一个义项是“坐”。某些藏语方言“坐、住”一词的读音与藏文“在”一脉相承，如夏河藏语的，巴塘藏语的
。拉萨藏语中的tε一词仍可兼表“坐、住、在”三义，而在现代藏文中，“坐”和“住”已然分化为两个词，早期藏文中三时的变体bsdad被用来代表“坐”，而命令式的变体sdod被用来代表“住”。通过藏文和藏语方言的比较，不难看出藏语中的“在、坐、住”原本是一个词，早期藏文中表示“在”的和表示“坐、住”的bsdad、sdod，在古藏语中其实就是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换言之，这三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原本代表的是同一个词。随着藏语形态趋于简化，一个词不再需要诸多变体形式，原本用来代表根词三时一式的三个形态变体先后被分别用来代表“在”、“坐”、“住”，于是，同一个词的三个形态变体便摇身一变成了三个不同的词。这一个案折射出汉藏语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形态变体的分化可作为构造同源派生词的一种手段。
接下来考察古汉语“在”、“坐”、“住”之间的音义关系。“在”一般用来表示人或物的止留于某个空间或时间段，例如《论语·述而》：“（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文》云：“在，存也。”“存”和“在”音近义通，所谓“存”其实就是让事物持续止留于某个时间段之内。“在”也可表示居住义，《广雅·释诂二》：“在，居也。”《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即居住于陋巷。《易·乾》：“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这里“在”和“居”系同义词对举。在某些汉语方言里，“在”和“住”是一个词，例如广西平话：“住这儿，不住那儿”表示的意思是“在这儿，不在那儿”[1]。上古汉语与藏语一样，“坐、住”原本是一个词，这两种涵义一般都用“居”字来表示。《说文》：“居，蹲也。”《广韵·魂韵》：“蹲，坐也。”《论语·阳货》：“居，吾语汝。”皇侃《论语义疏》：“居，犹復座也。”“坐”和“住”分化为两个词之后，前者或由“居”之孳乳字“踞”字来表示，《说文》：“蹲，踞也。”《庄子·外物》：“蹲乎会稽。”成玄英注：“蹲，踞也。踞，坐也。”《汉书·陆贾传》：“箕踞见贾。”颜师古注：“箕踞，谓伸其两脚而坐。”“住”这一涵义只用“居”字来表示，例如《易·系辞下》：“则居可知也。”《释文》：“居，处也。”《尚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谷梁传·僖公二十四年》：“居者，居其所也。”后世“踞”、“居”在汉语普通话及多数方言里分别被“坐”、“住”取而代之。“坐”字《说文》解释为：“止也。”古人席地而坐，坐时双膝着地。《礼记·玉藻》：“退则坐取屦。”孔颖达疏：“坐，跪也。”坐是发生在同一位置上的持续行为，而居住是更长久地固定止留于某个位置，两义相通，故“坐”字亦有“居”义，例如：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乾坤许大，只在棘针尖上坐。”“坐”字的这种用法也见于某些汉语方言，如青海西宁话：“今晚夕家里坐下”即“今晚住在家里”。“住”字出现较晚，《广韵·遇韵》：“住，止也。”晋潘岳：“清道而行，择地而住。”《字汇·人部》：“住，居也。”《世说新语·赏誉》：“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综上所述，“在”、“居”、“坐”、“住”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语义关联。
从上古音系看，“在”读
，为从母之部字，“居”读
，为见母之部字（又音见母鱼部），“踞”读*kas，为见母鱼部字，“坐”读*dzol，为从母歌部字，“住”读*do，为定母侯部字。若要说这些读音各异的词同出一源，就得对这种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先看其声母形式。“在”字的古文字形是从“才”得声的形声字，“才”字的上古音属从母，读作*dz-，但同样以“才”为声符的形声字有读作端母*d-的，如“戴”字。“在”和“戴”在上古汉语里为同音字，在古书中两者均可作为“载”之通假字。《尔雅·释诂》：“在，终也。”俞樾《评议》：“‘在’当读为‘载’。‘在’、‘载’得通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戴’又与‘载’通用，言其上曰‘戴’，言其下曰‘载’。”孙诒让《墨子间诂》：“‘戴’、‘载’古通用。”现代汉语方言中“在”读为舌尖塞音声母的也颇不乏见，如：北方方言读taε（烟台），湘方言读de（双峰），闽方言读ti（福建）等。这些材料证明：古汉语里的“在”当有*d-这种声母形式。从音理上讲，*dz-是由*d-附加前缀的形式*sd-音变来的。李方桂认为，古汉语中的一部分从母字就是由*sd-演变来的[2]。那么，如今看似不同的“在”、“坐”、“住”三词的声母原本当是相同的，同为舌尖塞音。“居”、“踞”二字的声母为舌根塞音，据《说文》：“蹲，踞也。”“蹲”和“踞”理应是义同音近的同族词。“蹲”属从母文部，读*dzun。既然“蹲”和“踞”同源，那么，舌尖塞音声母就可能与舌根塞音声母相通，古汉语中端系声母与见系声母彼此交替者不乏其例，如“祗”字音“遣礼切”，又音“都黎切”；“赣”字音“古暗切”，又音“多贡切”。古音研究表明，中古章母大部分来自上古声母*tj-，但也有一部分来自上古声母*kj-、*kwj-等。据此，“居”、“踞”二字声母当与“在”、“坐”、“住”三字声母存在某种关联。一般说来，声母是判断同源关系的关键所在，语义相近或相关的语词只要古声母相同或相关，就存在同源的可能性。
“在”、“居”、“踞”、“坐”、“住”的韵母形式也不尽相同，“在”、“居”为开口元音
；“踞”为开口元音*-a（“居”字也有此形式），“坐”、“住”二字为合口元音*-o。再来看一下它们在某些存古较多的汉语方言里的读音：
在以上三种方言里这几个词的声母辅音各不相同，其韵母元音在客家、粤方言里都是合口（y来自u），在闽南方言里则全是开口。不难看出无论在古汉语里、还是在汉语方言中，这组同族词都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语音面貌。其声母辅音一类是舌尖塞音（含塞擦音）、另一类是舌根塞音，其韵母则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基本元音。这些音位的发音部位有前后、高低之分，发音方法也各不相同，其区别性特征十分明显。从音理上讲，这些音位彼此之间大都很难相互通转。如果只是以传统小学语焉不详的“一音之转”来解释，任何音位几乎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转来转去，这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显然没有太大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转而通过汉藏语的深度历史比较，来揭示这种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某种特殊的构词规则。
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古汉语的这组词与古藏语及其他藏缅语的“在”、“坐”、“住”等词的诸多形态变体有着大致清晰的语音对应关系。由此推测：这组同族词在古汉语和方言中纷繁多样的语音形式，或许是古汉语形态的一种遗迹。也就是说，它们原本属于同一个词的不同形态变体。
二
近些年随着对古汉语文献中的异读、假借、谐声等语料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同源词的研究也逐渐由个体比较深入到对构词、构形手段的系统比较。与此同时，汉语是无形态语言这一传统看法开始受到质疑。人们注意到：与汉语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藏缅语言属形态发达的语言，譬如八、九世纪的藏语文献语料表明，古藏语就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其语言的基本范畴是以内部曲折的形式来表现的。譬如通过声母辅音、韵母元音的交替，或通过附加词缀及词缀的交替，来表现动词的现在、将来、过去时和命令式，构成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对立等等。研究表明藏语的这些形态变化并非晚生现象，因为藏语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形态手段日益减少，而分析手段日益增多。譬如在更古的藏语里，以r、l、n结尾的动词是以加后缀-d来表示过去时、命令式的，但是最晚到10世纪，这个后缀已经销声匿迹。三时同形，或三时一式同形的现象已大量出现[3]。
汉语和藏缅语既然是从同一原始母语分化来的，汉语在上古时期理应不是一种无形态或是形态贫乏的语言。《切韵》、《经典释文》及历代训诂材料里都曾记载了大量的异读材料，本文所分析的这组同族词在《广韵》中无不存有异读：“在”字有两读：“昨宰切”为上声，“昨代切”则为去声，而“在”字之声符“才”读平声；“坐”字有“但卧切”、“但果切”两读；“住”字有“持遇切”、“中句切”两读；“居”字有“居之切”、“九鱼切”两读，虽均为平声，但韵母元音完全不同，“居”字又音同“踞”字，读去声，而“居”字所从声符字“古”则读上声，这表明“居”字至少有过四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古汉语的异读词大多为动词、名词等，而极少是数词和虚词。我们知道有形态变化的词一般是动词、名词，而数词和虚词通常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异读的这种分布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上古汉语存在形态变化的信息。换言之，这种异读有可能是汉语形态变化的遗迹，其性质与藏缅语的形态变体相同。假定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那么，一个词就会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读音，它们分别用来代表该词不同的形态变体。遗憾的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不能像表音文字藏文那样，把汉语每个词的形态变体逐一记录下来，一个词不管有几个形态变体，都只是用一个字来代表。由于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在书面语中被汉字所掩盖，致使我们很难通过古汉语书面语本身去发现和了解其形态变化的庐山真面目，因此有必要借助汉语亲属语言的相关语料。
我们在把这组同族词与藏语的相关词加以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汉、藏语的这组词之间不仅有着表层的同源关系，而且存在深层的同构关系。汉、藏语中的这些词都是通过根词形态变体的分化产生的，只是这种形态分化在汉、藏语的书面语及其方言里中并不是同步进行的而已。这组同族词虽系个案，但是，它不仅支持了古汉语是有形态的语言这一假说，并且反映了汉藏语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语言现象：在早期语言里原本代表同一个词的几个形态变体，在后世语言里可以被分别用来代表该词及其派生词。这表明：形态变体的分化是汉藏语构造同源派生词的一种重要手段。
承认上古汉语存在形态变化，并了解形态变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分化来构造同源派生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大大开阔汉藏语系亲属语言同源词比较的视野，对那些前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族词、同源词之间复杂曲折的语音联系给出一种可能且合理的解释。在一种语言内部或亲属语言之间，都或多或少存有一部分语义相通而语音相隔（读音有较大差异）的同族词、同源词，不妨称之为异形同族词和异形同源词。当汉语的形态尚未完全消亡之时，这些由形态变体分化而构成的异形同族词应该是不难识别的，但随着汉语形态的彻底消亡，一词一音语言格局的最终形成，这类同族词之间原本由诸多形态变体维系的、环环相扣的语音联系便被切断了，于是在后人眼里它们就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毫不相干的词了。古汉语中这类异形同族词当不在少数，长期以来，这些词大多被视而不见，而有幸被列入同族词者，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以“转”（“旁转”、“对转”、“旁对转”、“通转”）这类术语来对其语音关系加以含糊其辞的解释。譬如：“本”和“根”是“唇喉通转”(p-k)；“晤”和“遇”是“鱼侯之转”(a-o)；“途”和“道”是“鱼幽之转”(a-u)等等。那么，当如何来合理地解释这部分异形同族词呢？我们注意到：古汉语异形同族词的语音变化形式，与藏语动词三时一式形态变体的元、辅音交替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试比较下面的几个例子②：
现在 将来 过去命令
教、学slob bslabbslabs
slobs
灌满 Ngengs
dgangbkangkhong
放置 Njog gzhagbzhagzhog
偿还 gsob bsob bsabssobs
这促使我们产生了以下假想：上古汉语或许同样以韵母元音的交替、或声母前缀辅音的交替等手段来构成一个词的若干变体。当古汉语的形态趋于消亡时，一个词不再需要那些读音各异的形态变体，于是它们便被分别作为根词及其派生词的载体，这便导致了异形同族词的出现。这种形态变体的分化有点类似汉字异体字的分化，例如：“著”、“箸”、“着”三个字原本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后来分化成为三个不同的字，分别代表不同的涵义。假设某根词有甲和乙两个形态变体，甲的韵母元音是a，而乙的是o（或u）；或甲的声母辅音前缀是k，而乙的是b。那么，当甲变体和乙变体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词时，它们就会构成一对异形同族词，二者要么韵母元音不同，要么声母辅音不同。一个词的形态变化越复杂，其形态变体的数量就越多；而形态变体的数量越多，它们在语音形式上的差异也就越大。那么，由这些变体分化所构成的同族词之间的语音联系也就越疏远。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即一个根词拥有众多的、不同时期出现的派生词，那些较晚产生的派生词是通过某个已然分化的形态变体自身的音变来构形的，由此构成的同族词跟那些由其他形态变体构形的早期同族词在形式上会相去更远。不仅如此，由形态变体分化所构成的同族词还会随着语言的历史音变，在不同的语言及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再度音变。凡此种种无疑都增大了识别异形同族词的难度。当初形态变体的分化所以被作为构造同族词的一种手段，想必在于它能较好地体现同族词彼此间的家族相似性，然而，当时过境迁、语言形态不复存在之后，由此构造的同族词却变成了面目迥异者，给研究者鉴定它们的亲缘关系制造了麻烦。
长期以来我们判断同族词及同源词的准则是：音近义通，音近是不容置疑的先决条件。事实上这条准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由形态变体构成的同族词往往并不符合这一条件，起码看上去不是严格符合的。应该说：在汉藏语系诸语言里存在着“音近”和“音隔”两类不同的同族词，音近者往往是由根词的同一个形态变体音变而来的，而音隔则是由根词的不同形态变体音变而来。一个词的派生词和一个词的形态变体是处于语言系统不同层面上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一般说来，一个词的诸形态变体之间的语音差异要远大于根词与其派生词之间的语音差异。这是因为派生词的构形原则与形态变体的构形原则迥然有别，前者重在“求同”，强调派生词与根词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因而要尽可能地采用与根词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而后者重在“求异”，要求变体之间要具有足够清晰的区别度，故要尽量采用具有明显差异的语音形式。正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构形原则，经由同一形态变体音变而来的同族词之间必然音近，而通过不同形态变体音变而来的同族词之间势必音隔；前者的语音联系一目了然，而后者的语音联系模糊难辨。迄今被发现、被认定的同族词大都是由根词遗留下来的同一形态变体音变而来的。
总之，形态变体的分化是汉藏语发展史上伴随语言形态的简化、消亡而出现的一种构词手段，它曾被作为构造同源派生词的一种便捷手段。这就如同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异体字会很自然地分化为不同的字一样。当今诸多藏缅语言中的形态尚未完全消亡，遗存的形态变体又并未彻底分化，加之不同藏缅语及其方言中语言形态历史演进的不同步等情况，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汉藏语系这种形态构词手段的一个窗口。
提出形态变体的分化是同源派生词的一种构词手段这种假说，将有助于发现汉藏语系诸语言内部及亲属语言之间存在着的“音隔”同族词和同源词，并能对它们做出比传统的所谓“音转”说更实际、更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本文的拟音采用郑张尚芳构拟的上古音音系。
②此处藏文例词采自张济川《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