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适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社会主义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坚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度原则，是我国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此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
经济改革呼唤经济理论的改革，经济理论的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都在热衷于追求高速度的发展，而且，主要的是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虽然有人对于这种作法表示忧虑或提出批评，但是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仍旧成为许多国家刻意追求的目标。当然，不能说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全然错误的。但是，如若将高速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唯一内容、唯一途径，那么，高速经济增长便成为一种非适度的发展，从而会造成一些带有全局性的弊病。这些弊病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随着非适度发展过程的不断推进不可避免地变得愈益严重。首先，非适度的高速经济增长会造成增长成果的低度兑现。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不久的国家来说，为了实现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采用外延型的发展方式，而不是内涵型的发展方式，因为前者相对说来见效更快。外延型的发展方式加上急于求成的迫切追求，势必会使得整个增长过程带上一种粗放的色彩。看上去增长很快的成果实际难以充分兑现，即：形成了相应的有效社会财富。其次，非适度的高速经济增长会造成经济本身的不规则化。一方面，经济本身极易出现比例失调的情形，另一方面，经济起伏的程度太大。再次，对于环境的侵蚀与破坏。最后，是造成社会肌体的失衡。因此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片面性的高度增长，将会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投入等方面引起一系列潜在危害，社会的发展将迟缓下来。在我国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些方面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即急躁冒进的错误。最早的是1953年、1956年的“小冒”，财政预算入不敷出，出现了几十亿元的赤字。以后便出现了多次的大失误，如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6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三线”建设，70年代后期的“洋跃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总的形势是健康的。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在上了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膨胀的问题，被迫进行治理整顿。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次开发区热。
那么，如何克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呢？其最有效的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哲学的“适度”理论。
二
关于哲学的适度思想，古已有之。孔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是：过分与不及一样，偏离正道，都会把事情办糟。因此说话办事都要求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但对适度思想表达得最清楚、最完备、莫如管子。“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①a]就是对适度原则的概括表述。所谓“正”便是指要适度，即不要过分，也不应不及。
适度则具体运用于经济领域，如在分配领域，《管子》主张“贫富有度”（五辅），因为“贫富无度则失”。“甚富不可使，其贪不知耻”（侈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维持贫富适度则是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同时，作者反对贫富悬殊是从国家治乱的角度出发，为了使社会贫富保持适当距离，作者制定的分配政策是：（一）掌握社会各行各业的比较利益，大体相近。“终岁之利，无道相过”（治国）。在古代社会还没有平均利润率的概念，也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利润的平均化，但作者提出了行业比较利益的问题，是十分难得的。（二）对贫富悬殊的情况要实行社会调节，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其手段则是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控制。
在再分配领域，在财政方面，作者主张“取民有度”。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便是赋税，捐税乃是政府维持生存及政党运转的必要物质条件，因此完全不取于民是不可能的。问题就在于取民要有度，有一个限度，不能超出这个限度“过取于民”。
在消费领域，作者主张“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立政）。在《管子·侈靡》篇中有“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显然，这种消费方式与“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者对某些消费行为极度夸张的描述是为了“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如何才能振兴当代经济？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度消费）”。在需求疲软、市场萎缩、经济停滞的条件下，提倡过量的消费以刺激需求，活跃市场，振兴经济，在今天已是人们的常识了，但在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要掌握这些道理，却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作者有这种夸张性奢侈消费的主张，也不能改变其坚持适度合理消费观的结论。
其它方面：轻重理论是《管子》书中极重要的一项内容，轻重之策的运用，仍应有个适度的原则“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策可成，故谨毋失其度。未与？民可治”。除经济领域外，适度思想在其它方面，如军事方面，主张在军事行动中的动与静、进与退、攻与守等决策中，“贵得度”。应当静止不动时，像死人一样；应当行动时，则像神鬼一样迅速，神秘莫测。而这一切的把握要求“得度”。
由此可见，古人的适度思想值得大力发掘弘扬。回顾我国建国40多年经济建设以及反思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看哲学适度思想的作用，更有其可贵的启迪意义。哲学上的度即“质量的统一，是保持其质的规定性的数量界限”。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既要讲速度、讲规模、要有数量指标，同时更要讲效率，讲效益，要有质量要求。人们的一切活动，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吃、穿、住、行等项活动中都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的全国性会议上，就“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作过专门讲话。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建国31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①b]当客观上要求保持事物的度时，就必须把量限制在度的界限内，不能随意破坏它；当客观上需要并可能超出原有事物的度时，就要合乎规律地改革事物的性质，不能把度凝固化。
三
适度思想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哪方面的过或不及都会防碍社会的发展。
在确定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建设时，我们有经验，有教训，而且教训是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应该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既不能太快，又不能太慢”。太低了满足不了每年新增1500万人口的需要，满足不了全国人民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更谈不到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太高了，超越国家财力和物力条件，越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盲目求快，后果则是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一切要坚持适度的原则，在条件一定的前提下，使发展形成最充分化的效果。其重点是效果，而不是速度。高速增长不一定是适度的发展，刻意追求“最高增长显然不是在政策上的有用指南，因为它不是最优增长”。[②b]不仅如此，如果仅仅是从速度上着眼，那么，低速度的增长也不一定是适度的发展，高低速度之间的平均速度同样不一定是适度的发展。由此看，速度则是由发展的适度性所决定的，即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定量的投入得到最大限度的产出，而且，这种产出对于社会来说具有着积极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投入与产出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的内容，还指社会性的内容。可见发展成果较高的兑现度所强调的是发展的最小代价和最大的有效性。它要避免的是发展成果的高代价和发展成果本身的无效性或较小的收益性。
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拉开距离，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莫忘“贫富有度”的原则，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当前分配领域里存在的问题，既有平均主义的弊病，更有贫富悬殊的恶果。后者尤其不能令人容忍，有的暴富者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通过自己对社会的突出贡献而获得，恰恰相反，许多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领域做出特殊贡献者，其所得奖金微不足道。在这些暴富者的行列中，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及一些靠一曲歌富起来红歌星、舞星，这些人收入之高，令普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望尘莫及。其得来之易，又令熟读《资本论》、专门研究价值理论的老教授深感困惑。
在消费领域，有一个如何引导适度消费的任务。恰恰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口号变化之快，前30年中，一贯提倡节衣缩食，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家传诵，奉行不衰。改革初期，口号一变为“能挣会花”，加之国门初开，洋货涌入，引发了超前消费之热潮。前些年开始治理整顿，实行双紧方针，提倡过几年紧日子。随之而来的市场疲软库存积压，最后才是适度消费论的出台。所谓适度消费，首先要与我们的国民收入总量相适应，不能搞“超分配”。在国民收入总量中，还应保持适当的积累率，余下的才是消费基金。对一个家庭来说，就叫量入为出，不能靠借债来摆阔。其次，国民的消费偏好与我国资源状况相适当。例如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1.4亩。在一相当的时期内，这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人均占有粮食不足400公斤，除了口粮、饲料，种子等必保项目外，能够用于酿造的粮食不可能太多，国人也就不可能放开肚皮喝啤酒，或大量喝白酒，为此，本应从宏观上控制白酒、啤酒的生产。但是许多地方出于财政税收的考虑，仍大办酒厂。这就得重视了。又如我国目前能源十紧张，尤其是电力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以致许多工厂不得不“停二开四”，据行家估算，全国约有1／4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年损失产值达4000亿元。在这样的资源状况约束下，本应控制高电耗的家电产品生产与推广，但由于这些家电产品利高的诱导作用，其产品加工制造正方兴未艾，如不加控制。势必加剧目前能源的缺口。
发展的节约化也有个适度问题。发展的节约化是指尽量减少或消除发展过程中资源、能源以及资金的不必要或收效很小甚至是负效应的投入，尤其是稀缺性资源以及十分宝贵的资金的投入，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挥霍消费的现象。发展的节约化并不是要限制、约束发展，恰恰相反，它是要使发展更顺利、更为有效地进行。
发展的节约化主要是指减少、消除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生产性投入及非生产性的投入。这是发展节约化的重点。不必要的生产性投入所造成的消费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部分产品滞销，成品大量积压。如全国机床生产企业1987年存积压上升34.3%，1987年头两个月的总产量近2万台，而库存则由年初的1.5万台增到1.7万台，增长13.3%。不必要的非生产性投入所造成的消费同样是巨大的，例如全国目前已有彩色电视生产线1500多条，利用率只用65%左右。类似的不必要的投入，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与资源。而如若将这些被浪费的资金与资源转作生产过程中别的必要投入的话，发展过程要顺利得多。要改革这种作法，就必须使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在结构、比重、步骤方面趋于合理化，使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投入非生产性的投入更加适度。
当前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是社会全面进步缺一不可的三大支点。只有正确把握“适度”思想，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的条件下，改革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展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因此一定要把握好发展建设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不能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济的老路。讲发展不仅要力争总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经济质量的提高，讲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速度要量力而定，稳妥可靠，保证效益同步提高。
注释：
[①a] 《管子》法法篇。
[①b]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
[②b] 查尔期·P·金德尔们格《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