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从文化建构到商业收编——对“光棍节”和“网购狂欢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欢节论文,光棍节论文,商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的11月11日分外热闹，先是“光棍节”的风生水起，后又“网购狂欢节”的全民购物狂欢，使得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备受关注。2013年的11月11日，由于天猫“双十一”350.19亿元的惊人成交额，由于紧张激烈的秒杀和抢购大战，似乎让人们忘记了这一天原本是“光棍节”。惊叹这一销售奇迹的同时，笔者不免要问11月11日如何从“光棍节”转变成了如今的“网购狂欢节”？本文从亚文化的视角出发，将光棍节置于伯明翰青年亚文化和商业收编的理论中一探究竟。 一、理论前提与研究问题 伯明翰学派关注的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现象，指青年人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胡疆峰，2008:67)。伯明翰学派认为“大部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是寻求刺激、自治、认同和自由，为他们的存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符号化地表达这些自由，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有的主导意义”(Clarke & Jefferson,1973:9)。这里强调的“认同”(identity)指“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约翰·费斯克，2004:281)。这种认同的寻求则是通过亚文化“风格”的产生和“抵抗”意义的表达来实现的。 “风格”在伯明翰亚文化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符号意义上说，赫伯迪格(Dich Hebdige)亚文化研究中的“风格”(style)与霍尔(Stuart Hall)眼中的“仪式”(ritual)是同义词，都要通过“象征化或符号化的活动”来传达“社会的或文化的意味”(Hall & Jefferson,1976:177)。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等学者从理论上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了系统阐释，由于深受结构主义影响，他们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中“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来分析亚文化风格的产生(Clalke & Jefferson,1976; Willis,1977)。亚文化的“抵抗”意义正是通过“风格”得以体现，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即符号层面(Dich Hebdige,1979:17)。所以说，亚文化的抵抗往往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往往停留在闲暇领域。而这种“闲暇领域的斗争”，虽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却由于多停留在文化和符号层面，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颠覆作用。 论及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伯明翰学派发展了先前的“世代解释”模式，进一步提出了“结构解释”模式。“世代解释”(generation explanation)理论强调一代人由于年龄的因素和上一代人形成代沟，从而形成了青年亚文化。而“结构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是另一种亚文化译码模式，它认为青年亚文化的产生与青年的社会阶级、地位、结构因素相关联。青年亚文化产生源于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目的是解决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的阶层矛盾问题，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但能通过风格化的抵抗表达出青年群体的要求，表达出草根青年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不满和弱势群体的同情。 可当亚文化确立了属于自身特有的“风格”后，亚文化的异化就在所难免，伯明翰学派认为它摆脱不了被收编的命运。霍尔看到了青年亚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Hall & Whannel,1967:276)。赫伯迪格比霍尔更系统、更充分地分析了亚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Hebdige,1979:94)。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亚文化风格一旦被商业所利用，它必将抛开原初的独创性和对立性，走向与商业的融合并起到缓和意识形态矛盾的作用。亚文化在商业主义力量介入之后，将以消费者为导向，以市场为准则，以盈利为目的，从而削弱或消弭对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力量，失去亚文化最初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本文将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进行研究，借用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解读“光棍节”现象。11月11日作为一个节日何以可能？为什么说光棍节是一种青年亚文化？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是怎样被建构的？“网购狂欢节”又为何能够替代“光棍节”成为如今的“双十一”，即商业对于光棍节的收编是如何进行的？同时，文章也以“光棍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其重要特征包括哪些，青年亚文化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商业如何收编青年亚文化，商业与青年亚文化究竟是何种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一定的回答。 二、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光棍节”是一种流传于年轻人的娱乐性节日，以庆祝自己仍是单身一族为骄傲。将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源于这个日期里有4个阿拉伯数字“1”形似4根光滑的棍子，而光棍在中文中就有单身的意思，这个日子便被定为“光棍节”(Singles Day)。 光棍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广为认可的一种是说它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高校。1993年，南京大学某寝室4个大四学生每晚举行“卧谈”，他们想出了以即将到来的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来组织活动。从此，光棍节逐渐发展成为南京高校以至各地大学里一种校园趣味文化。也有报道认为光棍节的真正起源是水木清华BBS的“光棍协会”，确切证据表明1999年水木清华论坛上已经出现了“11·11光光节”的提法。那时起，这一天已经开始作为固定的节日被集体庆祝。另有报导称目前可以查证的最早光棍节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1992年由6名大学生组织的“京工光棍节”是这一民间节日的最早雏形。① 虽然光棍节的具体来历仍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光棍节产生于校园，并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开来。11月11日作为一个节日何以可能？从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的视角，我们可以窥得一斑。光棍节有着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属性，它来源于青年群体，具有亚文化的“狂欢仪式”和抵抗风格。 (一)青年群体 “光棍节”诞生于青年人聚集的校园，是年轻人的一个另类节日，以庆祝自己仍是单身一族。它以青年人为主体，虽然现代社会的单身群体年龄跨度不断增大，但青年群体永远是单身一族的主体。青年群体将“11·11”符号化，将11月11日与“光棍”相联系，创造了属于这一群体的特殊节日。由4根筷子式的阿拉伯数字“1”组成的光棍节，形象而谐趣，具有青年亚文化的新颖感和创造力，反映了这个时代别具一格的文化和观念形态，更加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特质——自我调侃和自我解嘲的同时，却也透出一股群体性自信(燕志华、宋金萍，2009)。 节日是人类为适应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特定时间共同做特定的事而形成的文化认同(黄英，2012:75)。“光棍节”作为青年群体自创的节日并受到热捧，其实质是满足了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同时制造一种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起初11月11日被青年群体建构成“光棍节”旨在扩大社会交往，摆脱单身的处境。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到如今的“陌生人社会”，弱关系在人与人的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由于一些传统的重要的满足情感的社会支持网络(如家庭、小区)日渐式微，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而光棍节正是青年群体扩大交往的一个“时机”、一个“平台”。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扩大了社会交往的可能性，网络促进了光棍节的快速传播和发展。但在网络传播和建构的过程中，光棍节越来越带有自嘲和反讽的效果，倾向于娱乐化和游戏化，随着不同时代青年群体的差异性，变成了一种多元意义的象征符号。 (二)狂欢仪式 光棍节具有亚文化的“狂欢仪式”——网络、聚会、交友、游戏等。突出了游戏、发泄特性，“玩耍”成为其一个主要特征，并通过“仪式”产生了亚文化风格。光棍节使年轻单身群体找到了释放情感压力的空间，也使单身的青年群体通过光棍节的仪式建构了群体认同。 约翰·费斯克(2004：243)把“仪式”界定为“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虽然光棍节没有典型仪式的规范性和神圣感，却有其独特的节日仪式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与文化意味”。在《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光棍节节日仪式分析》一文中，林锦凤、魏卫(2011:72－76)总结了光棍节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包括以2根油条1个鸡蛋或4根油条1个包子为组合的节日套餐(又名光棍吉祥物)；以筷子为礼品的节日赠礼；以娱乐为主，烘托节日气氛的光棍短信和创意搞笑的光棍节段子；购买光棍身份凭证、印有光棍证的烟盒等物品；参加单身聚会聚餐、互动游戏、速配、唱歌等；光棍节出游，集体乘坐11路公交车、快闪或网友齐聚出游；使用光棍独特称谓，如“光光、明明、脱光、失明、铁棍、银棍”等节日文化产物。光棍节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虽然零零散散，却突出了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特征——符号的再利用。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是一种社会符号式的隐喻，它不是凭空创造或想象出来的，它要借助于已有的物品体系和意义系统，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挪用和对意义的篡改来实现(Clarke,1976:178)。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认为，青年亚文化的生产是通过拼贴、同构和表意实践来完成的。 为了解释亚文化风格这种对现有物品的挪用方式，伯明翰学派借用了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的一个概念——拼贴(bricolage)。约翰·克拉克在《风格》一文中说“拼贴”即“在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里，把物体重新进行排序和语境更新，以此来产生新的意义”(Clarke,1976:177)。光棍节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恰恰体现了青年亚文化中对于符号的“拼贴”，如习以为常的油条、鸡蛋和包子等食物，在11月11日当天，2根油条1个鸡蛋或4根油条1个包子的组合搭配，就是一种对于原有物品的挪用从而赋予全新意义的行为。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风格的产生，不是在“一无所有”(nothing)中创造物体和意义，而是在现有的语境中把已有的物体进行转换和再次安置，转向新语境，并且改编它，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意义(胡疆锋，2007:57－59)。 “光棍节”所有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都附着了游戏和玩耍的性质，无论是赠筷子、购买光棍证，还是聚餐出游、乘11路公交车，娱乐化的态度贯穿始终。这也正是伯明翰学派所谓的“同构”(homology)，即“在群体价值和社会风格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相符一致”(Clarke,1976:179)，而娱乐正是同构光棍节活动与光棍文化之所在。仪式对于行为者来说是具有“意义”的，仪式是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薛艺兵，2003:39－48)。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不仅仅反映在挑选的物品上，也反映在代表那些物品并使它们有意义的“表意实践”中。光棍节当天被挑选出来的鸡蛋、油条、筷子和11路公交车等物品，在“拼贴”和“同构”的前提下，都是为了最终的“表意实践”。“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主要是指青年亚文化中一种可能出现多义甚至无穷意义的符号实践。如光棍节当天被挑选出来的物品和专有的节日活动可能传递着“我单身、我快乐”的自豪；可能呐喊着“我不想再做单身”的愿望；也可能指涉了“谁说一定要找对象”的质疑。 仪式不只具有符号象征意义，亚文化往往会通过仪式以及仪式中体现出的风格，表达出群体的集体认同。针对“仪式”的隐喻和意味，霍尔等人在《仪式抵抗》中认为：“亚文化群体开发了群体内部生活的核心关切、惯例和禁忌一系列社会仪式，依靠它们建立了群体的认同……它们采纳和适应着物质客体——商品和财富并把对其进行重新组织转化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它们的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集体性……”(Hall & Jefferson,1976:47)。社会认同是一种属于群体的集体感受，一种人们把自己确认为与群体中的其他人相似的或有共同性的共同感受(Kidd,2002:25)。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亚文化的产生就是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象征性行动(埃里克森，1998:113－119)。光棍节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提醒着光棍族单身的身份，同时也确认了“单身群体”的存在和对“单身文化”的认同。 (三)抵抗风格 光棍节具有亚文化最明显的“抵抗风格”，这种“抵抗”既包括了对于成年人文化即克拉克所说的“母体文化”的反抗，又体现了不同阶层情感资本获得的不平等。它向社会的婚姻主流文化发起了挑战，也向当下的婚姻社会矛盾表达了不满。 所以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抵抗”，既有“世代解释”模式中与父辈文化的冲突，又有“结构解释”模式中社会结构矛盾的因素。“世代解释”模式下，光棍节是对主流文化关于单身值得可怜和同情的裁定的逆反，反映了新生代青年群体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母体文化”相冲突。在消解传统、张扬个性的“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新生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青年群体更是勇于追求轻松、自我的个性生活。他们用光棍节宣示自我、展示个性，他们追求自由、寻求个体独立；用光棍节表明“宁缺毋滥”的生活态度、高质量的生活质量和自信的生活方式；他们向全社会呐喊“单身并不可怕”，“我单身、我骄傲”，“我单身、我快乐”。 “光棍节”同时也折射出新生代光棍们面对光棍身份的一种轻松、戏谑、调侃的社会文化心理(于全有、裴景瑞，2007:54－60)，这种自嘲、戏谑的群体态度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抵抗风格，在科恩(Cohen,1980:78－87)眼中是青年群体“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冲突用一种象征的方式加以解决”。科恩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两种相互矛盾的需要的产物，那就是“青年们试图创造和表达不同于父母的自主性和差异，同时又保持与母体文化的身份认同”。而在青年身上，这种危机的表达就是青年亚文化。光棍节一方面是青年群体“接纳单身，崇尚单身，单身自豪感，单身自信感”的体现，不同于父母文化中的单身焦虑和恐慌；另一方面，也是青年群体寻求伴侣，想要步入婚姻领域的表达，并没有丢弃对于母体文化的认同，只是受困于无法解决婚姻难题的社会现实。但是亚文化的这种“抵抗”只是在符号层面上，亚文化的潜在作用是用“想象的方式表达或解决母体文化中依然隐藏的或无法解决的矛盾，强调亚文化作为一种象征的结构与母体文化的联系”(Cohen,1980:84)。 “结构解释”模式强调母体文化中“依然隐藏或无法解决的矛盾”，笔者认为促使光棍节这一青年亚文化产生的矛盾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而满意的伴侣的理想和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找到合适伴侣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正如2009年《新华日报》一篇媒体报道中所言：“如今，随手就能从网络摘出几个与单身‘沾亲带故’的词语：剩女、凤凰男、隐婚族、单身贵族、白领相亲会……或调侃戏谑，或苦涩难言，每个词都饱蘸着浓浓的社会学意味，还有人生的酸甜苦辣”(燕志华、宋金萍，2009)。可以说光棍节的产生是如今单身群体择偶婚姻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的缩影，是其创造的一个自我解嘲的空间。这个节日不过是当今社会男女人口比例失调、工作压力大、交友空间有限、“房车”婚恋观、女性择偶要求提高等一系列问题的隐喻与象征。 三、从“脱光”到“疯淘”——商业对青年亚文化的全面收编 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光棍节被青年群体建构起来，可如今，刚刚有所起色的光棍节却遭到了消费文化的侵蚀。商业在第一时间用其敏锐的嗅觉感知到了这一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并在几年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收编，使11月11日变成了“双十一”，让“光棍节”变成了当下的“网购狂欢节”。 (一)电子商务“恋上”光棍节 电子商务网站为何偏偏看中“光棍节”？又为什么偏偏是电商看中了“光棍节”？青年亚文化与消费文化以及网络媒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1.节日本身的特殊性 “光棍节”在字面上吸人眼球，具有新闻效应，它符合年轻人标新立异的个性，同时也容易让媒体大众关注。关注便是参与，而注意力便是一种市场。天猫商城公关总监颜乔曾表示2009年开始，之所以选择11月11日打折，只是因为“这个日子比较好记，我们希望有个标志性的日子，让大家记住淘宝商城”(陈卓，2012:34)。11月11日正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日子”，在电商没有介入之前它已经是一个节日了，因为“光棍节”的特殊意义，因为青年亚文化的“眼球效应”，使市场和资本不得不青睐于它，消费文化自始至终都惦记着青年亚文化的“风格”。 除了标志性日子外，由于11月是消费淡季，电商选择“双十一”促销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错开线下促销的周期。国庆、圣诞、元旦都是实体店促销的时间节点，而国庆假期后至圣诞节前正是实体店促销的真空期，这给了电子商务有利时机。此外，选择11月11日是因为青年亚文化中具有消费文化追逐的巨大利益，商业从大学生自创的“光棍节”里看到了极广的商业销售空间。光棍家族是年轻的单身群体，他们购物欲极强，尤其是服装和电子产品；其次，这些单身群体中不乏高资人士，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再次，这些单身群体情感孤独，需要物质消费以解精神空虚(黄英，2012:76)；另外，从“单身经济”起航，加之从众心理、羊群效应，容易涵盖所有群体，打造全民狂欢的购物盛宴。 2.文化内核的一致性 青年亚文化与消费文化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学者认为在当下的消费社会，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消费(马中红，2010:60－67)。“光棍节”和“网购狂欢节”，其文化内核是一致的，都是游戏、娱乐、发泄和狂欢。娱乐和消费本就是肩并肩、手拉手的好朋友，从娱乐到消费是一个不需要理由的过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娱乐就是消费，消费就是娱乐。商业的力量使人们相信若“光棍节”能够满足大众获取信息、表达自我、社会交往、娱乐减压等多元化需求的话，那么“网购狂欢节”一样能够做到。光棍节想要创造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和“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在网购消费中一样能够获取。甚至在如今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活动更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正如芭芭拉·克鲁格所说的那样：我买故我在。 3.群体的相似性与媒介的共通性 青年亚文化受众与网络消费主体是相似的，光棍节流行于青年人，是年轻人创造并热捧的新兴节日，而年轻人又是网购的主力军，是最主要的网络消费群体，群体的相似性促成了光棍节与网购的“联姻”。此外，由于媒介的共通性，让电商在第一时间“恋上”光棍节。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依靠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进行的商业模式，它离不开互联网这个平台，光棍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网络发展壮大的，是一个网络化的节日，网络媒介成为了青年亚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的桥梁。同时，光棍节还与网购背后的宅文化相符合，网购人群中很多人都偏爱“宅”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许多光棍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宅，所以光棍；因为光棍，所以网购。形形色色的单身人群，因“光棍节”界定和确认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又因“网购狂欢节”唤醒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隐性社会群体。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的收编理论 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1998：12)所言：“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青年亚文化由于其新颖和创造力而备受关注，正如伯明翰学派认为的那样，青年始终是支配文化收编的一个重点，而市场或资本只是支配文化的一种。 从“光棍节”到“网购狂欢节”，从“脱光”到“疯淘”，它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收编”的过程。对亚文化的收编过程，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克拉克、赫伯迪格等人很早就开始了系统的研究。收编(incorporation)是支配文化对体制内外的文化进行再次界定和控制的过程，换言之就是支配阶级主动放弃武力和暴力镇压的方式，而对亚文化进行柔性遏制、招安、整合、消毒和缓解的过程。“收编”不同于镇压，它的策略主要是“诱导和说服”而不是“强制和武力”，这是“收编”最根本的特点(Craham Murdock & Robin McCorn,1976:192)。 从总体上看，伯明翰学派把支配文化的收编归纳为“意识形态收编”和“商品收编”两种方式。就光棍节而言，“意识形态收编”体现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光棍节产生近20年，从网络走进现实社会，从小众传播走入大众媒介，渐渐成为一个热捧的节日，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的包容。虽然母体文化对于光棍节这一亚文化具有消解倾向，但并未出现伯明翰学派所谓的“道德恐慌”②，人们对独身、不婚、晚婚等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传统婚姻传宗接代观念的接受度大大提高。但“意识形态收编”上的宽容，并未使光棍节逃脱被收编的命运，“商业收编”的全面爆发，市场和资本对于光棍节的青睐，让这一青年亚文化逐渐被消解。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光棍节这一青年亚文化的收编有别于伯明翰学派的“商品收编”，并不是把光棍节消解为一件件商品，而是把商品赋予光棍节的含义后，又制造了另一个节日来消解光棍节的原本意义，“商业收编”更能准确地表述这一现象。 概括起来，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商品收编过程可以简化如下：亚文化风格出现—商品收编开始—风格的传播，风格的缓和—亚文化风格成为消费风格和市场风格—亚文化风格失去抵抗意义或改弦更张(胡疆锋，2007:110)。根据伯明翰学派的“商品收编”理论对应来看，商业对于“光棍节”的收编过程可以概括如下：光棍节的出现—网络商业开始收编—光棍节全面传播，赋予更多意义—光棍节成为消费风格—11·11网购狂欢节取代光棍节，光棍节失去原有意义。 “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出现，并逐渐形成特有的节日活动和仪式行为，属于亚文化风格的出现阶段。“风格”的出现预示着异化的开始，当把“光棍节那天购买光棍身份凭证和印有光棍证的烟盒等物品”作为节日活动时，商业其实已经开始注意光棍节了，只是没有来势汹汹。一般说来，在商业的发展中，市场永远追求新奇性和时尚，因此，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的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福克斯·杰诺韦塞这样描述市场对抵抗风格的兴趣：“社会抗争转向成为流行的范畴……流行一再收集的便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这种事本来就充满新奇，所有它必须不断地更新，并且用震撼人心的东西当作交易的工具”(Genovese,1987:9)。在伯明翰学派看来，这种市场的“收集”和“交易”，就是商业对亚文化风格进行收编的开始。通过淘宝网站2009年至2013年“双十一”当天的活动，笔者将进一步实证分析商业对于光棍节这一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过程。 (三)实证分析：2009－2013年淘宝“双十一”对光棍节的收编过程 事实证明，电商选中光棍节，绝对是明智之举，青年亚文化与商业消费文化相结合能够制造出惊人的利润。以淘宝为例，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举办5年以来，参与的商铺数从2009年的27家发展至2013年的30000多家(详见表1)。其成交额，历年来成几何级增长，由第一年的近1个亿，发展到5年后的350.19亿元，从2011年的52亿元增至2012年的191亿元，当年成交额同比增加了260％，2012年正是“网购狂欢节”吞噬“光棍节”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