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重读《干校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脉论文,干校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多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7月《干校六记》问世的时候，国内文坛的反应可以用“波澜不惊”四个字形容，影响所及仅限于同行友人的圈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均不见有关《干校六记》的评述，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年）中才被提及。（此书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人员集体撰写，他们与《干校六记》的作者同一单位，有同样的干校生活经历，相关章节的执笔者刘士杰先生又是钱钟书、杨绛夫妇的“粉丝”，这显然是《干校六记》得以“入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形同样反映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的《散文卷》中，在第一辑19篇的作品中，节选的《干校六记》排在倒数第二，最末的是本书主编袁鹰的《金色的十月》。鉴于编者自谦的惯例，《干校六记》实际上等于附尾，由此可以想见它在主编心中的位置。而在涵盖1949至1984年中国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手册》（武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不见杨绛的名字，勿论《干校六记》。
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干校六记》出版不久，就由日本汉学家中岛碧翻译成日语，1982年在日本的《水焉》杂志分期刊出，并出版单行本；英译本有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中国旅美学者章楚和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翻译的三种，法译本两种，在巴黎出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干校六记》在中国文坛也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杨绛的散文集《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的问世，也引发了对《干校六记》的再解读。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干校六记》堂堂进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种不同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国当代文学散文选本中。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保持适度距离，作平静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在对个人的见闻、感受的记述中，也能见到时代的光景。”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认为：《干校六记》是“描写‘文革’同类散文中艺术性极为显著的作品之一”。而在一本专论90年代中国散文的专著《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楼肇明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干校六记》被褒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在老生代散文中是出众的一部，而且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也可说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对人性细腻深切的体悟以及透明爽净、古典气息的文风使《干校六记》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干校六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遭遇，令人想起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在一个革故鼎新、动荡变化的时代，这是必然发生的文化现象。然而具体到《干校六记》，人们还是可以品味出一种复杂的况味。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面临民生危机的不断加深，文化亦陷入进退失据、冲突纷乱的境地，新与旧、东与西、无与资，三重矛盾错综交织，互相斗争，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而四分五裂，文化同一性从此不复存在。而从大的趋势看，是贵族士大夫的、文人的文化受到冲击，逐渐式微，草根的民间文化逐渐抬头，尔后又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浸透改造下发生变异，最后扭曲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一批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老作家边缘化，另一批学养不足的文学新人闪亮登场，表现在文风上，就是温柔敦厚、蕴藉华美的诗学精神的消失，剑拔弩张、一览无遗的“新华体”一统天下。“文革”结束，否极泰来，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文化思想冲破封闭僵化的束缚，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形成，中断多年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也得到接续，传统文脉得到修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干校六记》浮出水面。
《干校六记》在文坛的沉浮，为“文革”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添了一个极好的注脚。问世之初不受关注，正好证明了它的超前，其时“伤痕文学”余温尚炽，“反思文学”风头正健，整个中国文坛沉浸在伤感与激愤的旋涡中。而在散文领域，正是所谓“挽悼散文”方兴未艾之际，正如《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描述的那样：“散文这支回春之曲，最初也是由泪水孕育而成的。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转折时期的散文时，可能会惊异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挽悼散文大盛于当时的中国。数以百计的长歌当哭文章寄托着对饮恨而逝的志士仁人的哀思与悲怀，短短几年里涌现那么多忆怀祭悼的篇章，在我国文学上实属罕见。”这种背景下，《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不能不显得极为特殊。
《干校六记》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文体仿照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部分组成，叙述的内容，大都是个人亲历的琐碎之事，用钱钟书在“小引”中的话说，就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这种叙述方式与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大相径庭，正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没有椎心泣血地宣泄对‘文革’的切齿痛恨，没有直接出现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的场面，甚至没有明白了当地描写‘文革’当中知识分子如何遭受残酷的肉体与精神的迫害，然而，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美学冲击某种意义上却超过了那些直接描写、控诉‘文革’的残暴言行的作品，这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许多有意识凸显某种具体的、功利性的意图而忽视艺术传达的文本相比，杨绛的《干校六记》更多地注重了作品的艺术经营。”
《干校六记》的艺术经营，充分体现在对含而不露、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上。具体到写作策略，就是以平出奇，以反写正，悲剧性就在这种变反常为正常的过程中隐隐渗漏出来。比如写女婿在“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遭受迫害死于非命，仅此寥寥数语：“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这里没有控诉，没有追问，似乎有些冷漠，然而细细品味，却别有一种“大悲无言”的哀痛。再比如，作者这样描写首批下放的文学所出发时的情形：“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不无调侃的冷幽默中，揭开一幅荒诞的画面。再比如，在“凿井记劳”中，作者这样写干校开庆祝会表演节目：
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辞，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井机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传“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人忽脱口说：“啊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好像——好像——咱们都那么——那么——”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事了。
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内含批判锋芒，悟性好的人，由此不难体悟出“文革”反人性、反人道的本质。再比如，“学圃记闲”中描写作者1971年1月3日下午3点左右亲眼目睹的一幕：某连一位自杀的男子，被军宣队草草埋入菜园附近的土堆里，此男33岁，家里有妻有子。不久干校迁徙，菜园拆除，在拖拉机的来回操作下，土馒头不知去向，只剩下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稍具艺术感觉的人，读到这里不会不感到悚然。
然而《干校六记》中这一类讽喻“文革”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是记述作者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所悟，尤其是与钱钟书“菜园相会”式的伉俪情深。杨绛这样谈《干校六记》的创作经过：“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干校六记》，超过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钟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写的写了出来。”（吴学昭：《与杨绛谈往事》）这段话透露两点重要信息：第一，《干校六记》的立意，并不仅仅是批判“文革”，更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那段生活的“感慨”，这成为作者欲罢不能的写作动力；第二，《干校六记》是在《浮生六记》的影响下写成的，这个事实很值得玩味。《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一部自传体笔记，记叙作者夫妇颇具情趣的家居生活，各地浪游的见闻，乐极生悲的坎坷遭遇。在写伉俪情深上，《干校六记》似乎是受了《浮生六记》的触发。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两部《六记》其实没有多少共同处，可是仔细研读后，又发现它们之间深层的相通，那就是真挚质朴、浑然天成的表达方式。俞平伯评价《浮生六记》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妙肖不足奇，奇全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个评价用到《干校六记》上，几乎也可以成立。
《干校六记》对《浮生六记》的这种承传，彰显了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传统文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这种“无为而为”、“温柔敦厚”的叙事立场和笔法，直抵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以这样的文体书写“文革”经验，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它与巴金悲剧英雄式的自我忏悔、灵魂考问风马牛不相及，与韦君宜对“文革”悲剧刨根问底的反思也大相径庭。其超然的风度，唯美的姿态，在中国当下浮躁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注定要引起争议。青年学者倪伟认为，杨绛的文章“清浅似水，淡雅如菊，全然没有‘写手’的习气，就文字而言确实已近化境”。但平淡的境界必须有一种浩然之气作为依托，而在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等文章里“却感受不到这股浑厚无比的精神的气流，平静得近乎冷酷的笔调让你不禁感到杨绛先生离这个世界实在很遥远，她只是站在书斋的窗口，偶尔地向这个世界冷冷地瞥上一眼”①。这是以中国文化美学的至高境界为参照对杨绛所做的批评，自然无可辩驳。如果说倪伟是以中国文化圣人的标杆衡量杨绛散文的话，那么余杰就是以西方文化伟人（如雨果）的尺度丈量杨绛的作品，结果发现了中国文化不可救药的弊端，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严重缺陷，诸如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的“逍遥”，聪明反被“聪明”误，躲避崇高的“崇高”，甚至将杨绛与王朔相提并论。这种无视历史复杂性的批评，一般来说很难反驳，但其中对杨绛散文的误读，艺术感觉的迟钝，却是一望而知的，比如其中这样写道：“杨绛告诉我们，在一个颠倒的世界，要生存而且快活地生存，首先就得不把自己当人看。”②
确实，杨绛算不上圣贤，也不是英雄，但却是一位智者。智者的特点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明辨是非，恪守道德底线，骨子里多少有点犬儒主义。在历史的恶风险浪面前，智者往往采取洁身自好、冷眼静观的态度，既不抗争，亦不附合。对于这样的文坛前辈，后人其实是没有资格横加指责的，尤其在现代中国这样动荡险恶的环境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由此凝结而成的文质彬彬的文体，更是难得。对这种文体的领悟，同样需要有相应的人生阅历、学养的铺垫。文史学者吴方的回顾颇能说明问题：“七八年前，读过的杨绛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干校六记》。书很薄，也没写什么大事情，如果拿这个做理由，也可能解释掉何以印象不深。……那时读书，自己总爱念叨狄德罗的一句名言——‘请震撼我’，未免把‘载道’、‘言志’都看得过重些，也过于表面了一些。最近，趁闲时重翻了一回《干校六记》，却淡淡地起了些兴味，也许是头上又添了几根白发的缘故罢。”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杨绛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回顾其文学创作生涯，呈两头实、中间虚的态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杨绛即以出手不凡的散文和入木三分的喜剧蜚声文坛，其过人的才气和睿智令有识之士寄以厚望。然而在1949年至“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作为作家的杨绛消失了，代之以一个翻译家、学者的杨绛，这并非仅仅是时势使然，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现在看来，这二十多年的封笔，对杨绛“文革”后的复出意义不可小觑。不妨设想，假如杨绛那时继续写作，肯定不出两种结果：要么自找麻烦，碰个头破血流；要么融入主流话语，被时代精神改造。选择封笔，等于在精神上、艺术上保护了自己，杨绛的智者风范，这里尽显无遗。唯其如此，《干校六记》问世时，犹如空谷传响，学者止庵在《杨绛的散文艺术》中这样写道：“回过头去看，杨绛停止散文创作的三四十年，是散文史上成绩低落的时期，也是流弊最大的时期。虚夸、浮躁、雕饰……种种不良的影响在杨绛某些同代人以至于其后的一两代人身上都有所表现，或许今后还不能断绝；大概是长时间以不正为正，结果不知道什么是正了。杨绛此前既洁身自好不曾沾手，此后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她的纯正就不仅是在散文创作上，也是在散文美学上起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问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④这是中肯的概括。《干校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接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断层，也疏通了中断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
注释：
①王晓明等：《无声的黄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当代文坛》1995年第5期。
③《小窗一夜听秋雨——重读杨绛〈干校六记〉》，《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④《如面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