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退潮后的系统女性形象——兼谈对莎菲的精神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女性论文,系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的中国文坛，“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的百分九十八”，“最多的恋爱小说不是写婚姻不自由，便是写没有办法解决多角恋爱”。[1]然而，女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却突破了这种模式，用日记体的形式，真切细腻地反映了黑暗社会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追求真实爱情的心理历程，并通过“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2]及其最后失败来控诉军阀专制统治的罪恶。小说主人公莎菲的苦闷的绝叫，如同《玩偶之家》娜拉出走时的关门声响彻欧洲一样，在中国上空回荡，曾搒徨中路的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激起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对戕害莎菲的社会的憎恶。[3]这样一部震惊文坛的著作，当然引起评论家的浓厚兴趣，他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莎菲这一形象进行了或深或浅或褒或贬的分析和评价，但多数评论家只剖析了莎菲性格，只探讨了造成莎菲悲剧的社会原因，而未对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心理学、性格学、人格学的角度对莎菲性格进行深入的阐述。本文试图以系统论和精神分析为工具，说明《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只塑造了莎菲这一典型，而且生动地表现了“五四”退潮后各类女性的特征，并试图分析形成莎菲性格的根本原因、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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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和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传入中国，接触并了解这些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把评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特别是压迫人性的封建礼教，促进了人的解放和人的觉醒。这时的小说，充满狂飚突进的激情，人物形象也较单一。到2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反扑及封建军阀专制的血腥政策，“五四”运动退潮，个性解放转入低谷，知识分子阵营逐渐分化。他们有的继续追求个性解放，并深入到社会解放领域；有的为个性解放而献身；有的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不思进取；有的妥协退让，回到原来的封建家庭；也有的堕落沉沦，被黑暗社会吞噬。《莎菲女士的日记》比较全面地塑造了“五四”退潮后的各种女知识青年的形象，这些形象，形成一个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相互转化的性格系统。
莎菲是作品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形象系统中最主要的元素。其他的女性形象都是以她为中心来塑造、为她服务的。莎菲是一个大胆追求真正爱情的知识青年。在她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了个性的觉醒，“后来又为了爱的胁迫，使我害怕得离开了我的学校”[4]。虽然，这一切“给了许多无事的人以诬蔑我、凌辱我的机会”，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听从蕴姊的教导，不断寻找知音，试图扩大个性解放的战果，把它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她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她说：“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真正的爱情，也是灵与肉的统一，“为什么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她拒绝了卑琐的苇弟的爱情，也踢开了秀外絮中的凌吉士：“你以为我希望的是‘家庭’吗？我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可以说，这正是她追求真正爱情、把个人爱情与社会解放融合起来的宣言！由于社会环境和本身性格的局限，她接连碰壁，几乎绝望。关于莎菲性格，本文第四节将着重阐述。
“一篇小说，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抵因为它有特殊的人物的缘故”[5]。“这许多人物，如果都是大抵相似的思想和性格，便单调了；所以作者于创造人物时，又必须注意人物个性的相反，使在书中成为对照”[6]。丁玲注意到了这一点，围绕着莎菲，或详或略地设置了蕴姊、苇弟、凌吉士、云霖、毓芳、剑如、安徽人、同乡等等人物，其中，蕴姊、毓芳、剑如及同乡构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形象系统中的三个不同层次。
蕴姊这一形象是通过莎菲的回忆、插叙、转述间接刻划的。全文虽只有5处涉及到她，却仍然性格鲜明。她曾是莎菲最亲密的朋友。她千依百顺地疼爱莎菲。两人一起在草地上高唱《牡丹亭》[7]，义无反顾地反抗世俗和封建礼教对个性的压抑。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并和他结婚后，她“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已遮饰不住的虚情”，最终抑郁而死。她获得了个性的解放，却在胜利之后惨死。“当没有结婚的时候，便梦想着结婚后的圆满生活”[8]，可自由恋爱之后，只赢得满怀凄楚，壮志雄心都为此消磨殆尽[9]，“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10]。蕴姊的爱情悲剧，根源在于她的爱情至上主义，获得自由爱情后，没有开拓新的人生，没有给婚姻注入新活力。这个悲剧，使莎菲警醒，使她认识到，只有寻找知音，把真正的爱情、彻底的个性解放与破除旧道德及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才能使人人都拥有个性、享受个性。
毓芳是莎菲的又一朋友，也很爱惜、关心莎菲，但她们的恋爱观却截然不同，在人物系统中属不同层次。她从家庭中走出来后，找到了男友云霖，但不追求更广泛、更深入的个性解放。她的爱情观，也是保守平庸的爱情观。她怕生小孩，竟然不敢和云霖住一起，是实质上的“禁欲主义者”。她只求两人“商商量量平平和和过日子”。她没有激进的反叛礼教的行动，也没有绝然追求个性的强有力的话语。可以预测，这种狭隘的爱情主义、个人主义美梦，在当时社会中必然破灭。“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1]，否则，“就是饿死了”[12]。
最后一层是剑如及莎菲同乡。剑如“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但性格却格格不入。剑如没有个性解放的决心和行动。同乡也“以惯做的笑靥”，虚伪庸俗地与人交往。她们都是“五四”退潮后，没有觉醒、没有理想的女青年，已经接近堕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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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类女姓形象，并不是生硬地简单地凑合在作品中，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第一，这几类人物中，莎菲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其他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其他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会引起莎菲的反应。这些人物，都是由个性解放和莎菲这根线连在一起，作品就是在这相互作用和影响中，一层一层地展示各类人物的性格。例如，莎菲搬家了，毓芳、英、江、周都来参观这又小又湿的新居；莎菲病了，她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劝说又是照顾，特别是毓芳，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她。莎菲给剑如一口气写了几封信，剑如一封也没有回，使莎菲大失所望，不愿见她，而毓芳偏偏带她见莎菲，使莎菲“气得真想哭”，但纵声地笑了。由此可见莎菲和毓芳实际上是心不相通的，莎菲的乖怪性格，由此也可略见一斑了。
第二，作者把莎菲放在其他三类形象中，在与其他三类人物的对比中塑造莎菲的性格。与获得个性解放却屈死的蕴姊相比，莎菲个性解放思想已升到寻求个体生命意识的高度[13]。她对爱情要求更高，对个人爱情与社会解放的关系认识更清楚。与只顾个人幸福小圈子、满足现状的毓芳相比，她的个性解放更彻底，行动更坚决，因而苦闷也更多更深。而那帮同乡则根本不能与莎菲同日而语。可以说，只有在这个人物系统中，才能看出莎菲的独特性格和形象的特殊价值。
第三，这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系统。“五四”退潮时期，始终存在着《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四类女性形象。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本稳定的，但这只是相对的。首先，这四类人物可能相互转化。毓芳在生活中碰壁后，既可能如莎菲同乡一样玩世不恭，也可能像蕴姊一样悲惨地死去。莎菲绝望后，有可能走同乡的老路，也有可能放弃初衷，如毓芳一样，与世无争。只要条件成熟，同乡也可能向蕴姊、莎菲转化。其次，作者并不是静止、孤立地描写，而是相互对照，甚至形成人物间的冲突和矛盾。剑如与莎菲、蕴姊的冲突自不必说，莎菲与毓芳这对好友之间也有因性格、生活态度不同造成的矛盾和纠葛。这四类人物组成的系统，在运动变化中保持相对稳定，这样读者才能较清晰地把握人物性格，分析人物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可知，莎菲、蕴姊、毓芳、剑如四人分别代表“五四”退潮后的四类女性形象，四个形象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并通过个性解放这条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个瑰丽的女性形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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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性形象系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莎菲成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艺术典型外，至少还有如下贡献。
第一，它最早地展示出了五四退潮后（2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众生相。一般的短篇小说，往往只写一类人物，表现一种性格，而丁玲却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各种女性的性格和心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突破。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只写了无力反抗家庭、被迫嫁给司令儿子的主人公英，庐隐的《胜利之后》反映了一对青年自由结合后的苦闷愁绪，冯沅君的《卷葹》、《劫灭》、《春痕》三本小说集，集中表现的是封建礼教压迫下得不到婚姻自由的女性的苦恼和付出的巨大代价。《隔绝》和《隔绝之后》突出的是镌华争取自由恋爱的斗争。鲁迅的《伤逝》，深刻地揭示了子君、渭生的爱情悲剧，也只是写了一个女性。丁玲在2万多字的短篇中，较真切地刻划了四类人物的特征，既反映了作者眼光独到，笔力雄厚，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给读者极大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
第二，蕴姊这一悲剧形象，虽着墨不多，仍有血有肉，表现了“五四”高潮时期现代女性个性解放的坚强决心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及其爱情最终失败的教训。娜拉走了之后，如果提包里没有钱，“仍免不掉堕落回来”[14]。即使有钱，解放了个性，获得了爱情，如果不能更新、生长、创造爱情，仍会酿成悲剧。而且，个性解放运动中，居心不良的男性伪装同情，玩弄诱骗刚走出家庭、不谙世事的“娜拉”。因而婚姻悲剧时有发生[15]。然而20年代的文坛却很少有这类悲剧形象（除了庐隐《胜利之后》，鲁迅《伤逝》）。蕴姊的出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类悲剧。《胜利之后》只反映主人公陷入料理琐碎家务与婚前远大抱负的矛盾及由此而来的烦闷，悲剧性不强烈。《伤逝》中子君被迫走了回头路，在父亲的冷眼和心情的郁闷中死亡，悲剧震聋发聩。蕴姊则喊出了“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这个最热情的人，死在由自己亲手营造的自由婚姻中！悲剧触目惊心，与莎菲的悲剧互相呼应，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制度，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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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类人物形象组成的系统外，莎菲的性格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系统。这个性格系统是形象大系统中的较小系统，推动着大系统的运行和变化。这个复杂的性格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构成的，大致有如下内容：
正向性格元素|反抗社会，追求真正爱情|寻找知音，完成社会解放|自尊自强|满怀信心|憎恨卑俗，渴望“伟大”|富有人情味，热情外向|质朴纯真|富有同情心
负向性格元素|妥协退让，满足本能欲望|孤立无援，浪费生命余剩|自卑忧郁|消极失望|自甘沉沦，随波逐流|狷傲冷漠，孤僻绝望|狡黠阴郁|喜好占有、征服
这些相反相成的性格元素，有时以一种占主导地位，有时各种要素同时体现在同一言行中，有时表面是一种性格，实质上却是另一性格。正因为如此，莎菲这一形象是动态的、不易把握的；也因为此，莎菲寻找知音共同彻底完成个性解放的努力才最终失败。除了社会环境这一外因，造成莎菲悲剧的内因是其矛盾性格。那么，形成这一性格最主要的内因是什么呢？这个矛盾系统中最主要的子系统是什么呢？
对这些问题，多数人只在外在因素中找所谓内因，分析社会环境、教育状况、家庭背景、阶级特征等。其实这些因素并不是形成这种性格的真正内在原因。内因要在事物内部去找，正如莎菲所说，“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这里，不妨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探讨这个似乎已取得统一意见的老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心灵结构由无意识、前意识、意识构成，人格（人的主体本性）有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其中，无意识和本我只求一时快乐，不顾任何条件和道德观念，超我和意识只求道德的尽善尽美，而前意识和自我则协调本我需求与道德约束的对立。他还认为心灵冲突的本源在于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16]对莎菲来说，性本能即不顾一切想得到肉体快感（如拥抱、接吻、抚摸、性交）的内心冲动，它是生本能的最重要的内容。自我本能即寻找真实爱情，实现个性解放的理想。
首先，《莎菲女士的日记》最主要的内容是莎菲寻找爱情伴侣及其与凌吉士的爱情纠葛。在这场难分难解的情场风波中，自始至终贯穿着本能和自我的冲突。刚和凌吉士见面时，莎菲就“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指嘴角）。但是“在这个社会里不会准许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第一次交锋。几天未见凌吉士，她思慕日深，并说“假使他来，我是不会拒绝听听他所说的一些思慕我的话，我还将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什么”。此时自我本能则在警告：“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何况我还要别人尊敬我呢。”后来她竟为要跟他接受以利于满足本能而搬到又小又湿的房子里去。内心意识却在反对：“我还一丝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么那嘴唇……多无意识！”渐渐地本能欲望越来越膨胀，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接受了他的亲昵，本能冲突得到满足。甚至在她发现其卑劣灵魂、理智上憎厌鄙视他的时候，性本能仍在呼唤：“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紧些，多抱我一会儿吧。”可见，性本能的能量多么大，性欲的满足与理智的约束之间的对立是多么顽固！从日记的第四则直到最后，都是这种无休无止的对立和斗争。有时性本能占上风，自我本能被征服；有时则是自我本能抑制了性本能。
其次，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冲突，影响性格矛盾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性格中的其他矛盾的因素，主要是由这个冲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把这种冲突与莎菲的言行举止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性冲动满足后，获得肉体快乐后，表面上是幸福，实际上因为自我意识的抵抗、惩罚，使负向性格占主导地位。反之则取性格中的正向元素。性本能与自我的冲突越强烈，其正向性格与负向性格的矛盾就越尖锐，这种矛盾在日记中始终没有解决。满足性冲动，自我意识就会自责，产生罪恶感；服从理智，性冲动则向外、向上推，千方百计要获取满足。因而从根本上讲，只有莎菲获得真正理想爱情，才能达到灵与肉的统一，才能缓和性本能和自我的冲突。可事实上，莎菲并未找到合适的恋人，因而莎菲性格总是处在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旦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冲突解决，莎菲就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矛盾性格就会被单向性格代替。
最后，死本能在她身上也有明显体现，这是内在性本能的一种歪曲的外化形式，表现为对外人的攻击、控制、占有、虐待等欲望。如看到苇弟在她面前痛哭流涕就很高兴、痛快；想得到的东西“务必想方设计地让他自己送来”。“要占有他，让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让凌吉士吻了她之后把他一脚踢开的计谋得手后便觉得“自己胜利了”，等等。实际上想满足性欲，却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便造成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冲突，它同样是形成性格矛盾的内在根源。
那么，承认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冲突是形成其矛盾性格最深层的原因，是否会削弱莎菲形象的社会意义呢？不会。因为不能满足性欲，正是封建礼教和存天理的禁欲主义的结果。追求个性解放，目的是找到并实现个性，“承认人本身的价值，承认人有自由、幸福以及发挥和表现自己才能的权力”[17]，“把人作为万事的权衡，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利益作为课题”[18]。故满足性本能是个性解放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反抗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莎菲的理智促使她战胜了本能冲动，她追求真正爱情、实现社会解放的理想阻止色的诱惑和进一步的“堕落”，表明她的实现真正个性解放的决心和勇气。可见，她并未沉迷于性满足中，而是经过痛苦斗争，继续寻找灵与肉的统一，寻找真正的爱情。
所以，茅盾早在30年代就评论说：“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9]也正因为真正尖锐的性爱冲突，才使文坛震惊，也难怪保守派要大骂其“淫”了。
这种“性爱上的矛盾”，具体体现为双重性格的对立。大致说来，性本能的满足和生本能的欲望相当于负向性格元素，自我本能则反映正向性格元素，这两种元素互有攻守，构成莎菲女士丰富复杂的性格世界。
总之，丁玲塑造了“五四”退潮时期，各具特征的女性系列形象，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在莎菲形象上，作者深刻、真实、细腻地表现了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动态性格，以此弘扬个性解放，控诉专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人格的摧毁。
注释：
[1]茅盾《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2]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生》。
[3]王中忱、尚侠《丁玲的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吉林人民出版社。
[4]本文中凡末注明出处的，均见《莎菲女士的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沈雁冰《小说研究ABC》，中华书局。
[6]沈雁冰《小说研究ABC》，中华书局。
[7]《特丹亭》是反映青年女子杜丽娘为反抗个性压抑、追求自由爱情所作的艰苦复杂斗争的杂剧。她为了爱而死，又因为情而复活，最后获得胜利，与柳梦梅成婚。
[8]庐隐《胜利之后》。
[9]庐隐《胜利之后》。
[10]庐隐《胜利之后》。
[1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山东文艺出版社。
[1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山东文艺出版社。
[13]李达轩《丁玲及莎菲系列形象》。
[1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山东文艺出版社。
[15]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16]魏中军、孙安迹《心灵的冲突》，辽宁教育出版社。
[17]《苏联大百科全书》，1972年版。
[18]爱德华主编《哲学百科全书》，1972美国版。
[19]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第二期，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