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热点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语言学论文,走向论文,外语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对90年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主要指英语语言学）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分析，旨在指出近六年来外语语言学界的主要学术热点，勾勒出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的大致走向、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本文用来确认学术热点的几个重要指标是：（1）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和质量；（2）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3）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4）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数量和质量。
对第一类指标的确认，本文作者查阅并进行量化分析的主要资料包括：（1）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2）90年以来各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外语语言学类主要著作；（3）国内其它外语和语言类主要学术刊物。
第二类指标与第一类有关，确认的依据主要是论文和专著的作者的情况，以及国内外语专业语言学类硕士和博士点的有关情况等。
第三类指标的认证主要通过对论文和专著的选题和其中的研究方法的分析进行。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第一层次为一般层次，主要是限于对国外有关理论的简单介绍和评论；第二层次为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超越了纯粹介绍国外有关理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见解，并可以通过对具体语言现象（包括汉语）的描述和分析对国外的有关理论作出较为准确、客观的阐释、修正或补充；第三层次为高层次的研究，研究者在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和语言学功底的支持下，进行自己独立的研究，对一些重大语言学理论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在我国外语语言学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的学术研究基本停留在第一层次。达到第三境界的学者到目前为止仍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要说某些研究课题和领域已成为学术热点，其中大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水平或研究成果至少应该达到了第二层次。
第四类指标的确认比较容易。90年代以来外语界所举行过的语言学专题讨论会许多刊物都有报道。
根据以上四类指标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有：1.系统功能语法。90—95年《外国语》发表的涉及系统功能语法的论文达27篇，占语言研究类论文总数的9%；《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5篇，占语言研究稿件的4%；五年多来出版重要专著2本：胡壮麟先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重要论文集3本：胡壮麟主编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朱永生主编的《语言·语境·语篇》（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和任绍曾主编的《语言·系统·结构》（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我国外语界语言学专门研究功能语言学的博士生导师有两位；截至1995年，国内已举办了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会四次；2.语用学。90—96年《外国语》发表相关论文23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8%；《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12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9%；专门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博士生导师两人；到1995年，国内全国性语用学学术研讨会已举行了四次；国内某些学者还担任了国际有关语用学刊物的编委；3.社会语言学。90—95年《外国语》共发表有关论文19篇，占语言学类论文总数的6.3%；《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11篇，占语言研究类论文总数的8.5%；4.话语分析。90—95年，《外国语》发表有关论文13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的4.3%；《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有关论文9篇，占语言研究类稿件总数的7%；90年以来已举行了两次以上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大致走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以介绍和引进国外有关理论为主逐渐过渡到结合具体语言材料、介绍、分析、评价和补充国外的有关理论，并针对某些专题进行独立和系统的研究；从单一的、以语言学方法为主的理论研究逐渐向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过渡。
下面我们对以上结论结合四类指标作简要的说明。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引进工作最初是在80年代中后期由一批在该学派的开创者韩礼德所在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归来的学者进行的。他们后来实际上也成了国内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带头人和积极推动者。进入90年代，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功能语法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对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和启发的探讨，二是对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第一类文章的数目较多，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代表作如：金顺德的《系统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0第6期），胡壮麟的《韩礼德语言学的六个核心思想》（《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第1期）和《功能主义纵横谈》（《外国语》1991第3期）；朱永生的《主位与信息分布》（《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第4期），《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功能”辨析》（《外国语1992》第1期）和《衔接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外国语》1995第3期）；沈洁民的《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及其语言观》（《外国语》1991第3期）以及M.A.K.Halliday的SystemicGrammar and the Concept of a"Science of Language"（《外国语》1992第2期）等。
从1993年起，运用功能语言学方法进行语篇分析的研究论文明显增多，如张德禄的《语篇连贯与语篇的非结构组织形式——论语篇连贯的条件》（《外国语》1993第3期）；赵晓寰的《语篇结构及其语境意义初探》（《外国语》1993第3期）；张亚非的《语篇及其符号解释过程》（《外国语》1993第5期）；陈中竺的《语篇与意识形态：批评性语篇分析——对两条罢工新闻的分析》（《外国语》1995第3期）等。
与此同时，部分功能语言学学者逐渐开始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篇衔接和连贯的手段等进行系统分析，试图对国外相关理论有所补充和修正。如胡壮麟的《英语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解释》（《外国语1994第1期》）和《语音系统在英语语篇中的衔接功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第2期）；任绍曾的《英语时态的语篇功能》（《外国语》1995第3期）；朱永生的《主位推进模式与语篇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以及左岩的《汉英部分语篇衔接手段的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3期）等。
受功能主义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启发，有些学者尝试用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对部分语言理论和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如申小龙的《系统演变的功能主义解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1期），徐盛桓的《移动新论——从功能语言学看移动》（《外国语》1991第5期），雍和明的《系统功能语法与英语句法研究》（《外国语》1992第1期）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目前引起了国内的一些汉语研究者，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兴趣，他们正试图运用功能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对汉语的语言结构和使用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参见《功能与解释的交会》，载《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1期）。
外语语言学界的“系统功能语法现象”值得我们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在中国外语界却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出了许多成果。这里面有历史和人为的原因。我们认为，系统功能语法作为一种语言观和研究的方法的确对开阔语言研究者的思路很有启发。但是，与任何一种语言理论一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与研究者本人的经历和科学观密切相关。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不可避免会有自身的局限。对系统功能语法还应进一步作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此外，还应避免给人一种国外的功能语法就韩礼德一家、别无分店的印象，因为在欧洲还有其它颇有影响的功能语言学流派，如以Van Dijk为代表的荷兰学派等。
（二）语用学
语用学研究可以说是90年代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中最风光和最富戏剧性的一门研究学科。最风光，因为它引起了一大批青年语言研究者的兴趣，特别是许多高校外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语用学作为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原来研究传统语法和其它语言现象的人也纷纷改弦易辙，或现学现卖语用学，或用语用学理论或方法来解释有关的语言现象，或将语用学的有关概念和理论直接运用到外语教学课堂中去。语用的概念也被我国汉语界研究者引进到了汉语语法的研究中。近年来汉语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句法研究的语义、语用和语法的三个平面。当然，汉语界多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语用。最富戏剧性，因为语用学从一个为形式语言学所不屑的语言垃圾袋一下成了语言学界的新宠儿，其遭遇与灰姑娘相似（Leech 1983）。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语用学在我国外语界语言研究者中从鲜为人知一下到了人们言必称语用的地步。在我国语用学的引进和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有所谓的“两何”——广外的何自然教授和上外的何兆熊教授，两人均为博士生导师；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和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成了外语界最具影响的语用学普及读物和参考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原华南师大教授，现在河南大学工作的徐盛桓先生，他90年代以来以其对语用理论的阐释，尤其是对会话含义理论的研究系列，在外语界独树一帜。
90年代以来，我国语用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继续引进国外最新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同时，通过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对国外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修改和补充。如果说，80年代末，我国外语界在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时还主要是语用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而且引进的内容主要限于80年代初或更前的国外语用研究成果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语用学理论引进的时效性开始加强，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的直接交流的频繁，以及国外语用学和其它语言学刊物在我国部分高校的落户，国外最新的语用学研究情况和成果得以很快在国内得到介绍和评价，如钱冠连的《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外国语》1990第4期），张亚非的《关联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3期），何自然的《近年来国外语用学研究概述》（《外国语》1995第3期），曲卫国的《也评关联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第2期），等都比较迅捷地将国外语用学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了国内读者。
第二，对语用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从广义上来理解语用，除了运用已有的语用理论，如会话原则、言语行为理论等来解释有关的语言现象外，还把语用研究理解为一种结合语境和使用过程的语言研究方法对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对一些传统语法中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修辞格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如，何自然的《浅论语用模糊》（《外国语》1990第3期），王松年的《Cliche的语用学研究》（《外国语》1992第3期），张宁的《语用研究与口误》（《外国语》1990第4期），束定芳和王虹的《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与礼貌原则》（《外国语》1993第3期），王虹和束定芳的《言语平等关系与心理平衡结构——兼论社会权势关系中的礼貌扬升抑降现象与平等关系》（《外国语》1994第3期），邱述德的《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外国语》1995第4期），曲卫国的《论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外国语》1994第2期），吕公礼的《前指照应的认知语用互动分析》（《外国语》1995第2期）何刚的《论语用提问的文化功能》（《外国语》1995第2期等。
第三，从泛泛而论逐渐转向专题研究。例如，众多学者对语用推理，尤其是会话含义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研究进一步深入。在这一领域，徐盛桓先生发表在外语界多种刊物上的关于格赖斯会话含义的系列论文影响最大。其它的研究成果还有钱冠连的《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新在哪里？》（《外国语》1995第1期），张绍杰的《会话隐涵理论的新发展——新Grice会说隐涵说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1期）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会话含义研究中还存在着术语不统一、重复劳动多等问题。如对implicature的就有“含义”、“含意”、“隐涵”等等译名。其实其中只有“含义”是符合汉字规范用法的。另外一些学者对语用理论的哲学和符号学渊源，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何兆熊的《漫话功能主义和语用研究》（《外国语》1991第4期），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4期），沈家煊的《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分界》（《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第2期），王传经的《关于言语行为动词的几个问题》（《外国语》1994第6期）和《H.P.Grice的意向意义理论述评》（上、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1、2期）等。
关于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国内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最近的一篇是沈家煊发表在9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的《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作者把我国开展的语用学研究分为三个方面：1.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2.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开展的研究；3.语用学理论的研究。作者认为，今后的语用学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继续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二是避免空论和泛论，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把外语和汉语结合起来研究。笔者完全同意沈先生的意见，同时认为有必要加强国内外语用学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加强国内汉语和外语研究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避免重复劳动。国内的语言类刊物应注意加强其学术导向作用，可开辟语用学研究专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研究队伍和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五年前许国璋先生对我国外语界语言研究者语重心长的告诫和殷切期望：“目前，我们的引进已经颇有一些了。主导者问道于法坛，论道于大学，著述不息，与海外诸贤同声响，引进之功，可谓伟矣。但是，引进以后怎样？我们深盼早日看到以汉语为基础的语义学，语用学，看到一本土语言为资源的一部生成语法和一部功能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第1期《编者的话》）。
（三）社会语言学
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1.从宏观的研究方法论和基础理论转向了微观的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2.从纯粹社会学角度分析有关语言现象逐渐转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语言运作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第一方面的研究如：邹为诚的《论英语称赞语的交际模式》（《外国语》1990第1期），朱永生的《权势因素与同等关系在称呼中的表现》（《外国语》1990第2期），张正举和李淑芬的《西方语言学界关于语码选择及语码转换的静态和动态研究》（《外国语》1990第4期），袁义的《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调节理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4期），王松年的《婉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外国语》1993第2期），戴炜栋和陈夏芳的《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外国语》1995第6期），Nida,E.的Sociolinguistics in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外国语》1995第1期）等；
第二方面的研究如：王德春和孙汝建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外国语》1992第3期）和《社会心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外国语》1992第4期），王德春和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外国语》1995第5期），束定芳和徐金元的《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外国语》1995第5期）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与其相关的研究还有语言和文化关系以及对比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如戚雨村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外国语》1992第5期）和胡文仲的The Revelation of a Cross-cultural Survey（《外国语》1994第1期）等。
（四）话语分析
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外语界部分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话语分析基本概念和理论。90年代开始，话语分析研究在继续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逐渐转向英汉话语结构对比的研究。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俄语界王福祥的话语语言学系列论文和专著。王先生在引进和消化西方和俄国话语语言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文章学研究传统，为建立汉语话语语言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它如林纪诚的《论话语生成的组合限制》（《外国语》1990第6期），刘虹的《话轮、非话轮与半话轮的区别》（《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第3期）等对话语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此同时，话语分析逐渐从偏重口语研究逐渐转向书面语（即语篇）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为：话语结构、话语理解、话语与认知；最近几年话语分析与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分析和语用学中的会话结构的分析明显有交叉和重叠的趋势。对话语分析领域的成果和存在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考徐赳赳的《话语分析二十年》（《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第1期）。
（五）90年代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纵观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动向，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趋势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应用研究。应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语言理论在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中的应用，二是在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国内许多研究者已不满足仅仅介绍国外的最新的语言理论，他们似乎更注重这些理论对具体语言现象的解释能力，关心它们对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2.认知倾向。近年来，外语语言学研究明显开始重视语言理解和输出中的认知因素的作用。“认知”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语篇分析方面的论文中。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国际化的学术研究趋势。人们似乎越来越关注人脑的工作方式及其对语言运用和思维的影响，关心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本身的特点。
3.哲学角度。本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语言问题的关心和研究，即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研究本身也涉及到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其实，语义学和语用学中的许多中心话题最早就是由哲学家对语言和世界关系的讨论引起的。讨论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因此，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语用学研究者开始从哲学传统，以及认识论和本体论角度讨论一些重要的语言理论问题。这其实也是我国外语界一直所缺乏的一种学术功底和理论深度。
4.综合倾向。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逐渐克服人云亦云、无所适从的毛病，对各种不同的理论有自己的看法。不再盲目排斥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研究，开始注意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寻找共同点或结合点，走综合的路子；或者在发现某一理论某方面的不足以后，大胆吸取其它理论的长处，走互补的路子。
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多。许多国外理论的介绍各种刊物时有重复。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作者的原因，孤陋寡闻，偶尔看到了国外的一些资料，误以为别人还不知道，别人没有介绍过，或者根本就是为了凑一篇文章，管它是否有价值；二是编者的原因，编者不了解行情，也不愿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为还有点新意，用了再说，或者自知文章是重复的东西，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用。
2.作者限于自身的功底和水平，深入不下去。部分研究者外语水平有限，理解原文有偏误；许多的研究者汉语基本功差，表达能力不强。更多的研究者缺乏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研究无法深入。
3.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交流和协作。这一方面是由于缺少组织协调，另一方面是有些人有意轻视他人的研究，不愿与他人合作。这样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术语不统一，经常引起误解。
4.经费有限，资料有限。这在一般高校和边远地区尤其如此。即使在重点高校和外语院校，由于种种原因，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接触最新的学术信息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5.发表成果困难。国内外语类刊物有限，粥少僧多，无法满足众多外语教师发表研究成果的要求。有些刊物以名取稿，一般作者发表论文非常困难。
6.学术规范意识不强。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术研究训练，不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传统和研究现状，缺少起码的学术规范意识，对参考书目的编制，引文出处的说明等不甚了了，引起混乱和纠纷，同时也成为产生低层次的重复劳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展望今后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的研究，我们认为我们的研究者要在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逐渐克服上面提到的六种不足，提高我们学术研究的档次，尽快与国际语言学学术研究接轨，并把向国外同行介绍和展示我国国内学者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放在与引进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前面提到，我国外语界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种层次。这三种层次中，每上一层次的研究都以下一层次的研究为基础。作为研究者来说，研究的目标和水平可以从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迈进。但就整个外语学术界来说，我们认为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研究的共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就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来讲，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研究同时存在完全有其必要性。外语界以其独到的优势，不断将国外的新信息介绍到国内来，对促进国内语言学研究起到重大的作用。实际上，我国汉语界许多中青年研究者把国内的一些重要外语刊物作为他们了解和吸取国外语言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窗口和渠道。例如，国内汉语语言学界近年来对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兴趣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语语言学研究者对这两门学科不遗余力的介绍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外语界的语言学学术研究看作是我国整个语言学界的外贸部门。其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引进国内没有、国外有，而且有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二是把国内的语言理论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包括汉语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为世界普通语言学理论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可以说，第一项工作我们以前做得卓有成效，但第二项工作尚未有效地开展。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外语语言学界与汉语研究界交流和协作甚少；2.汉语语言学界与国际接轨的意识还不强烈，本身又限于语言障碍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3.外语语言研究者汉语功底不好，对汉语的具体研究不能代表国内的最高水平。无可讳言，国内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国外还有相当距离。因此，要做好出口工作，关键在于提高产品的质量。
附：《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90—95发表论文情况
a.《外国语》
年份 论文总数 语言研究论文数 功能语言学 语用学 社会语言学 话语分析
9080 47 334 3
9181 37 711 1
9288 63 514 1
9389 59 443 4
9482 43 383 1
95101 50 510
8 3
合计521
29927
23 19 13
b.《外语教学与研究》
年份 论文总数 语言研究论文数 功能语言学 语用学 社会语言学 话语分析
9062 18 221 1
9164 21 012 2
9255 20 122 2
9364 27 021 2
9456 23 212 2
9559 20 043 0
合计 360 129 512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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