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红军翻译研究综述
渠苏婉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我国的翻译活动自古便有，对翻译的研究亦是历史悠久，但是，翻译学在我国真正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却只有三十余年。尽管翻译学学科成立时间较短，但也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孜孜不倦致力于此，蓝红军教授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将从翻译学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史研究三个角度对蓝红军教授在翻译领域的主要观点和看法进行综述，以期帮助相关研究学者了解蓝红军教授的研究成果及翻译方面的想法。
关键词： 蓝红军；翻译学理论：翻译批评；翻译史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翻译作为各国交流的桥梁，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自古代佛经翻译起，就开始了对翻译的研究，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时期更是涌现了一大批翻译名家。进入当代，我国的翻译事业愈加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热忱研究翻译的专家，如荣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许渊冲教授、在翻译批评领域颇有建树的许钧教授、对语料库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王克非教授，以及致力于翻译研究前沿的穆雷教授等。此外，还有一批学者也为翻译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蓝红军教授便是其中代表。蓝红军教授是广外翻译学博士，曾参编《翻译研究方法概论》《中国翻译研究60年》等学术著作，先后在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许多研究成果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笔者将梳理研究蓝红军教授近十年发表的期刊论文，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并从翻译学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史研究三个方面叙述蓝红军教授在翻译领域的主要观点和看法，以期帮助相关研究学者了解蓝红军教授的研究成果及翻译方面的想法。
一、翻译学理论研究
翻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成立仅仅三十余年。但就在这三十余年间，翻译学取得的成就可圈可点，众位学者对它的研究亦是孜孜不倦。“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建设始终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翻译学的发展有赖于也表现在理论方面取得的进步。”［1］那么，究竟什么是翻译学理论呢？蓝红军［2］教授认为，翻译学理论是对社会经验事实的价值陈述，并将其分为四类：规范性翻译理论、哲学性翻译理论、分析性翻译理论和描写性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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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翻译学确立独立的学科身份仅三十多年，但是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以及翻译职业化、信息化发展，翻译学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挑战。在蓝红军［3］教授看来，翻译学学科理论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理论驱动”模式，二是“问题驱动”模式。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翻译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理论驱动”模式，其研究要么是引介、依赖西方的理论，要么是平移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但是，由于“后理论时代”到来，“翻译理论界遭遇到了理论性资源的缺乏”［4］以及“旧有理论无法解释新的翻译现象”［5］等问题，同时由于人们只是简单平移或阐释其他学科的理论，没有从实践出发，且忽视了其他学科理论与翻译学的兼容性，从而出现了生搬硬套、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既然翻译研究面临着诸多问题，那么它又将走向何方呢？蓝红军［5］教授认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在于其能否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所以，翻译研究要以发挥社会功能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翻译学中的问题包括两方面，既有实践中的问题，也有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实践中的问题又包括翻译的实践问题和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6］。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建议：一要面向问题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注重发挥翻译学的社会功能，即以社会需求为背景进行理论研究，发展出服务翻译实践的理论；二要丰富理论的来源途径，不要局限于引介西方理论或是征用其他学科理论，而要根据现实的翻译实践、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及我国的翻译史来建构理论。
二、翻译批评研究
其次，再来看翻译批评的发展，虽然其发展一直滞后于整个翻译行业，但是近二十年来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基于此，蓝红军教授分析了翻译批评的现状、问题以及发展前景［9］。在他看来，不论是翻译批评对象和方法日趋多样，还是翻译批评理论化程度提高，这都是翻译批评方面的新发展。同时，他也指出了翻译批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即由于翻译市场过于功利化而导致的批评精神缺失，以及由于对翻译理论认知两极化而导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因此，蓝红军教授呼吁建构批评精神，发挥翻译最初的精神启蒙和文化传播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发挥翻译功能的形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或影视资料，网络翻译批评受到了更多关注，“批评主体大众化、批评话语通俗化、批评价值多元化”［9］将是翻译批评发展的新模式。
翻译史的书写方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整体性宏大叙事方式为特点的整体史书写，另一类是以关注个体、局部为特点的碎片化书写。然而，整体史易陷入梳理整合史料的弊病之中，碎片化则会走向极端分散而失去整体关联性［11］。由此，蓝红军教授［11］提出第三种书写形式——会通。会通不是否定整体史或碎片化，而是使二者有效结合、互相借鉴，从而推动书写翻译史的发展。蓝红军教授认为，会通一要实现宏观和微观的会通，既要有宏观的“大而全”，又要有微观的“小而精”；二要实现史实和理论的会通，不仅要对翻译历史有研究，还要使翻译史研究对翻译学有理论贡献；三要实现史学和翻译学的会通，使史学和翻译学之间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融合，互相借鉴［11］。
“有翻译就必然有翻译批评”［7］，然而，翻译批评的发展一直落后于翻译其他方面的发展，直到1992年许钧教授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出版，我国才真正有了翻译批评理论方面的著作。此后，又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蓝红军教授也写了一些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翻译史研究
随着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史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史研究虽时间不长，却为翻译研究确立其独立地位作出了独特贡献。然而，蓝红军教授［10］也指出，当前的翻译史研究正面临一些问题，诸如对翻译史的研究只是简单梳理总结翻译历史事件，缺乏深入研究以及缺少研究翻译史的方法论等。因此，他提出几点建议：首先，翻译史研究者要有史识观，即自己对史学的立场和观点，这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其次，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和翻译理论意识，要通过提出问题并根据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史研究，以期增加对人类翻译活动的本质认识；最后，研究者要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即通过专业的历史研究方法去分析研究翻译史［10］。
首先，就翻译批评活动而言，尽管人们一直强调批评要客观，但缺乏客观性仍是翻译批评一直受到的诟病之一［8］。针对一些人按照主观意愿而随意进行翻译批评这一现象，蓝红军教授提出进行翻译批评时要遵循客观性原则，并就如何构建翻译批评的客观性作出论述。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即批评对象、方法、态度的客观性。批评对象的客观性是指不受主体影响、能独立存在的对象是客观的，批评方法的客观性是说用实证化、可量化的方法进行批评，而批评态度的客观性则是说要从普遍认可的评判标准这一方面来进行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本身就是一项主观活动，所以构建翻译批评的客观性不是规定一个确定的标准，而是通过扩大主体间的价值共识来实现其客观性，同时这种价值共识是因时而变，而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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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不论是翻译学研究要转向问题驱动，还是翻译批评要建构客观性原则，抑或是翻译史研究要有方法论意识，蓝红军教授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给出了相应的具体建议。蓝红军教授深切关心当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并为此潜心钻研，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中国译学界发展指明道路，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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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蓝红军.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87—2017）［J］.中国翻译，2018（1）：7-16.
［2］ 蓝红军.译学理论何为——对我国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思考［J］.上海翻译，2015（1）：16-20.
［3］ 蓝红军.“理论之后”的翻译理论研究：问题与挑战［J］.东方翻译，2016（4）：16-18.
［4］ 许钧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J］.中国翻译，2012（1）：5-12.
［5］ 蓝红军.“后理论时代”翻译学的知识生产［J］.中国外语，2016（5）：20-27.
［6］ 蓝红军.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J］.上海翻译，2018（3）：1-6.
［7］ 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4）：1-8.
［8］ 蓝红军 .论翻译批评客观性及其构建［J］.外语研究，2011（5）：76-80.
［9］ 蓝红军.翻译批评的现状、问题与发展［J］.中国翻译，2012（4）：15.
［10］ 蓝红军.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44-48.
［11］ 蓝红军.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J］.中国翻译，2016（1）：5-1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7-0057-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7.025
收稿日期： 2019-07-03
作者简介： 渠苏婉（1994—），女，江苏丰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笔译。
（责任编辑：梁士奇）
标签：蓝红军论文; 翻译学理论论文; 翻译批评论文; 翻译史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